前言
《中国当代美学文选2022》属于“恒源祥美学文选书系”第一辑。
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是文化兴企、有着近百年历史积淀的著名民族品牌。第三代掌门人陈忠伟先生在繁忙的经营活动之余不懈读书充电。因为读过我的《中国美学全史》有所触动，并了解到我们是盐城同乡，便安排助手与我取得联系。2021年2月24日我们第一次见面，相谈甚惬。几次交流后，确立了恒源祥与上海市美学学会的战略合作关系，并将这种合作落实为“恒源祥美学文选书系”。一年一辑，一辑一题，不定期出版，试图办成向国内外介绍当代中国美学最新成果的一扇窗口。
说起“恒源祥”与本人及美学会的联系，似乎有某种宿命。首先，“恒源祥”和“祁志祥”的名字有一个字相同。一个“祥”字，将“恒源祥”与本人联系到了一起。其次，“祥”字的构造包含“羊”。“羊”与“美”有着天然联系。《说文解字》说：“羊大为美。”“恒源祥”是以羊毛、羊绒为主原料的服装家纺行业，曾经流行的广告语即“羊羊羊”。在“羊”身上大做文章，爱美求美，引领潮流，是“恒源祥”的经营之道。上海市美学学会姓“美”。我和上海市美学学会都以研究“美学”为业。追求“美”的企业需要得到研究“美”的学人的理论指导，研究“美”的学者和学会也需要理论联系实践。于是，我们双方便走到了一起。
上海市美学学会成立于1981年，首任会长是复旦大学蒋孔阳教授。第二任会长是上海社会科学院蒋冰海研究员。第三任会长是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本人是第四任会长，也是现任会长。本届副会长有复旦大学陆扬、张宝贵教授，华东政法大学范玉吉教授，上海戏剧学院王云教授，东华大学王梅芳教授，华东师大王峰教授，秘书长为上海大学张永禄教授。学会目前有三百多位会员，覆盖上海各大高校。设五个专业委员会，分别是中小学美育专委会、书画艺术专委会、审美时尚专委会、设计美学专委会、舞台艺术专委会。学会在致力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开展美育实践，学术影响日益扩展，社会美誉度不断提升。学会所依托的上海交通大学在最近的世界权威机构排名中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三，人文学科位居全国第八。目前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拥有一级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作为会长任职单位，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和人文艺术研究院可为学会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恒源祥”于1927年创立于上海。第一代掌门人叫沈莱舟。他在任上完成了两次壮举。一是1935年之后完成了从毛纺零售到生产制造的转型，成为享誉遐迩的“毛线大王”。二是1956年完成了从私营向国营的转型，表现了一个老字号业主的拳拳爱国之心。第二代掌门人叫刘瑞旗。1987年他接手恒源祥零售店之后，恰逢中国开启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进程。任内二十四年，他完成了三次转型。一是1991年从老字号商业零售到商标品牌产销一体的转型。二是1998年从毛线单品向家纺多品的转型。三是2001年恒源祥改制独立后从有限策略经营向长远战略经营的转型。2011年，刘瑞旗将恒源祥总经理的位置交给陈忠伟，自己到北京创建擘雅集团有限公司，致力于企业文化和品牌美学研究和经营。2020年，陈忠伟从刘瑞旗手中接过恒源祥董事长的嘱托，成为恒源祥的第三代掌门人。陈忠伟任内完成的又一次企业重大转型，是传统线下零售转向现代线上电商销售。如今，恒源祥在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共有线上线下六千多家生产与销售网点，年销售额八十多亿，品牌评估值二百多亿。2008年以来连续八次成为世界纺织行业唯一的奥运赞助商。委托上海市美学学会主编的“恒源祥美学文选书系”是其品牌战略的神来之笔。它以争创第一的品牌经营战略选择与本人及上海市美学学会合作，是对我和学会的莫大肯定。作为主编，本人也将努力将本丛书打造成中国美学文选的标志性品牌。
本书以选载上海和全国美学工作者近期发表的优秀论文为主。获选文章压缩在万字以内，以保证本书具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主编对选文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分章排序，设立章、节、小标题三级目，部分论文题目及小标题适当加以调整或增补，力图体现选文之间的有机联系。每章前加“主编插白”作简要导读，也适当生发，希望形成一种对话的张力，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
本书共分十章。
第一章是美学本体论的探讨。本体论是探究对象本原或基质的哲学理论。美学本体论是关于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美和艺术的本原、特质的理论。相对于形形色色的审美现象，它是关于现象背后被称作“美”和“艺术”的统一规定性的思考。这种形而上的追问纷纭复杂的审美现象背后统一性义界的思考，传统意义上叫作“本质论”。最近几十年来，人们谈“本质”色变，用“本体论”替代之，其实内涵大同小异。道不可言，但又不离言。传统的本质论有缺陷，但完全取消本质思考也行不通。在美学领域，完全取消美和艺术的本质规定性，也就取消了美和艺术的边界，势必导致对美丑界限、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的混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肯定的“美的规律”的否定，带来有害的后果。因此，美的本质论或美学本体论的形上追问，是美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理论原点。在中国当代关于美的本质论或美学本体论的形上追问中，笔者是其中的一员，曾提出“美是有价值的乐感对象”[1]“文艺是审美的精神形态”[2]等命题，坚持认为艺术是人造的有价值的乐感载体。与此同时，本人也十分关注其他同行的相关新说。本章选文三篇。一是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也是上海市美学学会名誉会长朱立元先生关于其提出“实践存在论美学”本体论的学术语境、思想来源及基本主张的阐述。“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提出旨在对李泽厚、蒋孔阳先生的实践论美学有所超越，其思维路径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试图在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论、反映性认识论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存在论、生成性认识论之间找到某种通约性，从而对审美现象的本原做出新的解释，给人颇多启发。二是张玉能、张弓父子在张玉能先生早已提出的“新实践美学”视野下对“文学审美特征论”做出的阐释。“文学审美特征论”是钱中文、童庆炳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文学本质论，王元骧、吴中杰等学者加以呼应。张氏父子以“新实践美学”的视角将文学定义为用语言所描绘的间接形象表达“深广思想”的“话语实践”，审美意象是文学的根本特征，另备一说。三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青年学者张颖关于法国启蒙主义时期美学家安德烈在1741年出版的《谈美》一书主要内容及“美在统一”核心观点的阐释。安德烈及其《谈美》在现有西方美学史资料和论著中鲜有涉及。张颖利用自己精通法语、研究法国文化的专攻对此加以发覆，值得参考。从学术流变来看，安德烈的《谈美》属于传统西方美学的范围，在思维方式、观点表述等方面与现代、后现代西方美学迥然不同。张颖的研究文章表明：传统的西方美学成果仍然有其参考价值，不可盲目无视、粗暴否定。
第二章是美的本体与乐感联系的探讨。美是什么呢？古今中外，理论家、艺术家乃至文化大众都曾从思辨需要和实践需要出发，对美的含义做出过若干说明。如果我们做一个统计学的实验，将会发现，在各种定义中，谈论美与快感的联系的言论是最多的[3]。快感是美的最基本的功能，也是美的最基本的维度。不过，“快感”给人感觉的字面意义与肉体、感官紧密相连。美所引起的快感不仅包括肉体快乐，而且包含精神愉悦。所以，我们借用中国古代文化中“乐感文化”的“乐感”一语，来指称美所引发的主体心智的快乐反应。2016年，笔者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成果《乐感美学》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用“乐感”或“快乐”而不是用“快感”来指称“美”的特质，渐渐在学界形成默契。辽宁大学的高楠教授著文指出：“乐”是中国传统美的生成范畴。[4]温州大学的马大康教授著文指出：从“乐感”探寻美学的理论基点。[5]本章选择三文。四川大学教授、中国美学史家张法的《乐：中国美感的起源、定型、特色》。该文从“乐”的文字学释义入手探讨远古美感的起源、演进、定型和中国古代美感思想的基本特点，提供了许多实证性材料，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国古代乐感美学传统的认知。上海社会科学院中青年学者胡俊这些年来以研究西方泽基的神经美学引人注目。她对神经美学关于快乐在审美中的桥梁作用、审美经验与快乐联系的研究评述，为人们认识美的乐感功能特征提供了另外一种重要参考。山东师大的杨守森教授从《乐感美学》的美本质探寻说起，指出“美从‘乐’处寻”， “美”是表示乐感的“情感语言”，美产生的“乐感”反应恪守价值底线，属于“深得吾心”之作，也可视为《乐感美学》的一种学术反应。
第三章探讨美育问题。美育是美学原理在实践中的应用。建设新时代美好生活，美育从未像今天这样显得举足轻重。2018年8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八位老教授回信，提出了“做好美育工作”“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的时代课题。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调美育工作的重要性。何为“美育”？“美育”与“艺术教育”的种差在哪里？从那些地方入手实施“美育”？上海交通大学祁志祥教授的文章结合“美育”概念在中国提出的历史和“美育”定义的现有缺失，在与“艺术教育”异同的比较中对“美育”的含义做了重新甄别厘析，提出“美育是情感教育、快乐教育、价值教育、形象教育、艺术教育的复合互补”，“美育”应从上述五方面加以实施，最终培养人们懂得如何欣赏和创造“有价值的乐感对象”这样的美。中国古代素有美育传统。王国维曾于1904年发表《孔子之美育主义》，指出以“乐”“礼”育人的孔子 “始于美育，终于美育”。[6]山东大学教授曾繁仁先生以研究美育著称。他上承王国维的思想而加以拓展，总结探讨中国古代的美育形态和精神，指出“礼乐教化”与“中和”之美是中国古代美育的基本观念，而“风骨”与“境界”则是中国古代体现人格美学的美学概念。美育从古代发展到今天，适应时代需要，杭州师范大学的杜卫教授提出了建构当代中国“美育学”的构想，从中国当前面临的相关问题出发，提出了“美育学”概念范畴体系的基本架构。美育不仅是全社会的任务，更是学校教育的重中之重。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的王德胜教授念兹在兹，从中心工作要求出发长期思考学校美育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当前学校美育的三个难点与三重关系，具有很好的操作意义，值得参考。
第四章是中国上古美学鸟瞰。美学的研究异彩纷呈，说到底不外乎纵横交错的史论研究。关于上古中国美学史的研究，笔者的《中国美学通史》《中国美学全史》依据的上限是三千年前周代有文字可稽的文献。文字是思想的直接表征。对周代文献的文字训诂和文化解读，是认识和阐释上古美学思想的可以征信的方法。不过也有另一种方法，主张超越文字记录，上溯此前的岩画玉陶青铜雕塑等器物，诠释其中物化的审美意识。尽管对器物中物化的审美意识的解读存在着或见仁或见智的不确定性和强烈的主观性，但不失为解读上古审美意识的一种参考。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首席专家叶舒宪教授最近领衔出版了“玉成中国：中华创世神话考古专辑”成果，提出“玄玉时代”概念，以大量实物揭示了在距今约五千五百年仰韶文化后期至距今约四千年龙山文化晚期青铜器时代开端这段时期，在中原曾经存在过一个玉礼器时代，其玉料是墨绿色、玄黑色的蛇纹石玉。早在一万年前，此类玉石就被神圣化。到了 “玄玉时代”，以黑色的玄玉和以黑绿两色相杂的蛇纹石为美，成为突出的“史前古老审美风尚”[7] 。这种风尚一直延续到夏代，因此《礼记·檀弓》有“夏后氏尚黑”的记载。随着距今约四千年玄玉礼器逐渐被从昆仑山大批东输而来的白玉（又称“和田玉”“昆山之玉”）取代，审美风尚转向以纯白为美，即《礼记·檀弓》说的“殷人尚白”。叶舒宪把这种审美转向称为“玄素之变”，一直延续到清末。《红楼梦》形容贾府“白玉为堂”，即是明证[8]。叶舒宪教授从万年之前中国的玉石神话信仰鸟瞰上古审美风尚，大大拓展了上古美学史研究的上限。殷商的甲骨文字至今有三分之二不能解，已破译的文字大多与占卜神灵的吉凶有关，其中是否含有审美意识，一直未见论及。美学史家、武汉大学的陈望衡教授近些年致力于“文明前的文明”及其审美意识研究，成果卓著[9]。他的近作《试论甲骨文的美学价值》探讨了殷商甲骨文中的重要美学概念，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一个空白，值得重视。“周因于殷礼，殷因于夏礼”。夏礼是中国古代礼教文明的源头。但由于夏代尚无文字，夏礼缺少当时的文字记载，只存在于后世的传说中，所以关于夏代文明的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上海音乐学院的中青年学者杨赛研究员最近几年致力于上古五帝三王礼乐文明的研究，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成绩斐然，引起学界关注。本章选择他探讨夏朝礼乐文明的文章一篇，以见大概。
第五章是中国当代美学观照。中国当代美学怎么看？厦门大学的杨春时教授既是中国当代美学的参与者和一派学说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当代美学的研究者。以这样一种双重身份审视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美学论争，聚焦运用的方法论及得出的本体论，杨春时先生将中国当代美学论争概括为三次。第一次论争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论争的焦点是美的主客观属性问题，出现了蔡仪的美在客观派，吕荧、高尔泰的美在主观派，朱光潜的美在主客观合一派，李泽厚的美在客观社会属性派。第二次美学论争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论争的焦点是美的本质问题，主要在李泽厚与蔡仪之间展开，高尔泰、朱光潜等也加入了讨论。这是第一次论争的延续和深化。第三次论争发生于1990年至2000年代，论争的双方是后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是一个包含着多种学说的总体概括，其中包括杨春时自己的“主体间性超越论美学”、张玉能的“新实践美学”、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等。西方当代美学范式出现了什么样的新变？厦门大学的代迅教授以丹托的艺术理论为切入点，由点及面地阐释了这个问题。一是西方古典艺术的终结与艺术模仿论美学传统的坍塌，二是普通物品的艺术化与艺术本质的重构，三是艺术边界的扩展与理论阐释对于艺术的决定作用。艺术的存在依赖于理论。物品的外在形式并不重要，是美是丑也无关宏旨，能否援引艺术理论加以阐释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这决定了某一物品是否有资格获得认证进入艺术界，成为一件艺术作品。文学本来被定义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而社会生活是由一个个的事件构成的。在当代文论中，集体名词“社会生活”被个别概念的“事件”取代，“事件文论”成为一种新潮文论。华东师范大学的刘阳教授以研究当代事件文论著称。他的《当代事件文论的主线发生与复调构成》从意识层面、历史层面、语言层面三方面分析介绍了当代西方“事件文论”的产生及其复调构成，为我们了解“事件文论”的主要内容提供了可以参考的依据。在艺术借助新媒体的传播中，受众与新媒体之间存在的知识鸿沟愈来愈大，这直接影响着受众的审美接受。如何弥合受众的知识与新媒体艺术的断裂鸿沟？起源于1970年代的美国“知识沟”理论作为重要的艺术传播理论，对这个问题做了有意义的探讨。复旦大学致力于艺术传播学研究的汤筠冰教授介绍了这一当代学说，并通过“知识沟”理论来审视我国当代艺术传播与接受中存在的数字鸿沟，就如何弥合这一鸿沟、提升受众的艺术素养提出了对策性思考。
第六章是“后学”美学征候探讨。长江后浪推前浪，芳林陈叶催新叶。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后学”就是当代西方文化百家争鸣、自由竞放、不断超越所形成的琳琅满目的思想景观。“后……”是西文前缀“Post-”的意译。这个前缀可以和任何词根联系起来，从而构成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各种“后学”分支：“后文明”“后文学”“后理论”等等。在西方当代文化中，“后学”属于离我们今天最近的文化形态，不仅时间上具有当下性，而且性质上具有前沿性。本书编委会主任、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宁教授以研究后现代文化蜚声海内外。他的《后现代文化的审美特征及“抖音”现象分析》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论及审美特征，揭示当下“抖音”现象的出现乃是后现代碎片化“微时代”特征催生的结果，而文学艺术的经典在大众“抖音”时代会产生不断的充满主体个性的动态化重构。这是一篇以后现代文化理论对当下流行的网红现象以及传统的文学经典在其中被重新建构的新问题的敏锐把握和剖析，读来饶有兴味。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以研究“后学”著称。他的《后文明时代的写作或后文学的诞生》一文论及“后文明”与视听时代的感性解放、网络文学追求的“爽”与流行的“YY”、科幻文学建构的宇宙论与虚拟世界，最后重申让人类享有“爱的自由和美丽”依然是“后时代”的“后文学”具有的基本特征和神圣使命。 “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后时代”的一种重要文学理论现象。“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否具有“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如何理解“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四川大学的长江学者金惠敏教授长期致力于这一研究，2021年刚在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专著。在本章所收的论文中，他为文学理论越界到文学以外的缘由和奥妙做了辩护，最后重申：他并不反对“审美的文学”，只是反对“审美本质主义”。
第七章是中国影视美学探讨。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截至2021年，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举办了二十五届。毛时安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几十年来，他挥动一支如椽大笔，以恢宏的气魄、敏锐的感受、美丽的文字，评小说、评戏剧、评绘画、评书法、评篆刻，评电影、评电视，笔之所到，皆成佳作。写在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之际的《为了中国电影未来的光荣与梦想》，就是其中的一篇代表作。他为电影的艺术魅力叫好，也为电影艺术的神圣担当呼唤。中国电影扎根中国故事，借鉴好莱坞技术成果，在近二十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但相对于十四亿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中国电影任重道远，必须向着纵深挺进。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前所长丁亚平是出版过多种中国电影史专著的电影史家。他的《中国电影的英雄形象塑造和历史观念的建构》从中国现代电影的民族主义理念与英雄形象的书写出发，巡视新中国电影中反映的新英雄人物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多种典型的电影文本，揭示了中国电影英雄与人民同构的美学传统，并在新形势下对英雄塑造与人民的关系奉献了新的思考。上海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的青年学者陶赋雯这些年以影视评论和研究崭露头角。围绕中国电影对中国当代欲望书写的文学作品的改编及其得失，她提出“新感性的重构”加以理论概括和分析评点，给人颇多启发。
第八章是音乐舞蹈的史论研究。中国音乐经典化建构的宏大命题，既来自现实驱动，也有学理依据。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哈尔滨音乐学院院长杨燕迪教授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对这一宏大命题提出了自己的系统化思考。从中国当前音乐生活状况的个人观察出发，结合中外学者有关文学经典和音乐经典的相关论述，立足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的实际，杨燕迪教授指出经典意识对于中国音乐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并就如何在中国音乐的创作、演出和理论批评等领域展开经典化建构做出展望、提出建议。舞蹈创造的艺术美的本质是什么，舞蹈家出身的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张麟教授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对此做了理论回答，即舞台意象。他指出：舞剧的抒情本质决定了意象成为舞剧创造的艺术美核心，舞蹈家的主体呈现和舞剧的表意系统决定了意象创造成为舞剧创作的主要手段。 如果说上述二人的文章是乐舞美学的理论探讨，上海音乐学院冯磊教授的《曲式与作品分析中的历史观》则注入了历史意蕴的考察。文章考察了古典时期音乐曲式的原型性特征和浪漫主义时期音乐曲式的新变，颇多独得，是专业性很强的当行之作。
第九章是生活美学研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人们的衣食住行在满足了基本的功利需要之后，日益往外观美、形式美方向发展，从事踵事增华、锦上添花的建设。于是，日常生活的美化和生活的艺术化，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表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人解决了温饱问题，逐渐富裕起来，于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新时代中国人的奋斗目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和时代背景下，“生活美学”的概念在21世纪之初被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来了。2003年，山东大学的仪平策教授发表文章指出：“生活美学”是“21世纪的新美学形态”。他这样展开论证：生活美学是与现代人类学思维范式相对应的理论产物，是对近代以来“超越论”美学的一种学术超越，它既是当代审美文化发展的理论旨归，同时也有得天独厚、丰富深刻的传统美学的根基。几乎从那时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刘悦笛开始了“生活美学”的倡导，一路著述一路呼唤，还返论于史，对中国传统的生活美学资源做了饶有趣味的发掘与描绘。生活美学强调美在生活中，这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已提出的“美是生活”有何不同的特点？中国学者如何对“美是生活”做出过“中国化解释”？新世纪“生活美学”的转向体现在何处？刘悦笛在《从“美是生活”到“生活美学”》一文中具体回答了这些问题。与刘悦笛相呼应，复旦大学的张宝贵教授也倡导“生活美学”。那么，当下“生活美学”学说的思想形态是怎样的？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面对和思考？他的《中国生活美学的形态与问题》一文对此做了比较系统的阐释。多年来，本人一直是“生活美学”的关注者。依我的体会，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所说的“生活”是“生命”的意思。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与其说是“生活美学”的理论资源，不如视为“生命美学”的理论依据更为合适。今天我们倡导“生活美学”，并不意味着“生活”等于“美”（因为“生活”中也有“丑”，说“美是生活”，也可以说“丑是生活”），而是旨在强调：美应当成为我们当今生活追求的更高目标。而美是“本身具有价值同时使人愉快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是“有价值的乐感对象”。让我们在生活中多多欣赏和创造有价值的令人愉快的对象，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快乐、更有价值。
第十章是品牌美学研究。品牌既是一个商业问题，也是一个美学问题。如何把握品牌美学，这是美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也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需要我们努力做出探索。品牌是文化，品牌是历史，品牌是个性，品牌是记忆，品牌是感动，品牌是价值。1927年沈莱舟在上海创立的恒源祥在30—40年代曾开创了一代商业传奇。改革开放以来，经过第二代传人刘瑞旗的妙手回春，恒源祥成功转制，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独步天下，成为家纺行业享誉世界的民族品牌。刘瑞旗先生是这个品牌的亲手创立者。几十年来，他以品牌战略经营恒源祥集团公司，既取得了超乎寻常的商业成功，也积累了品牌经营与品牌美学的若干心得。他的《品牌与文化》（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足以成为品牌美学研究的一手资源。本章选取他发表过的《品牌设计与品牌管理》《中国制造与自主品牌》二文，以见恒源祥的品牌创立之路及品牌美学感悟。上海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的周韧教授结合大量品牌案例研究，提交了《品牌美学构建的五重维度》，以现代视阈对品牌美学的学理系统做了整体把握，揭示民族文化属于品牌美学的本土资源，生活之美属于品牌美学的现实前提，五觉愉快属于品牌美学的外在呈现，价值追求属于品牌美学的内在标准，艺术介入属于品牌美学的形态升级，形成了品牌美学的初步框架。张继明先生长期从事全国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的品牌顾问。他结合自己成功的从业经验提交的《品牌美学视阈下的品牌塑造》一文，从品牌美学的义涵、美学为何能成为品牌的竞争优势、在品牌塑造中如何运用美学策略三方面做了理论总结，给品牌美学研究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参考。
希望本书的编选能够给读者带去真正的收益。谢谢读者诸君！
祁志祥
2022年3月23日
《园圃之一》，卢治平作
《老子》，杨国新作
[1] 详参祁志祥：《乐感美学》第三章《“美”的语义：有价值的乐感对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 详参祁志祥：《论文艺是审美的精神形态》，《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6期。收入《祁志祥学术自选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11页。
[3] 笔者的《乐感美学》60万字，搜罗了古今中外关于“美”的大量定义，被复旦大学陆扬教授称为“关于‘美’的百科全书”。见陆扬《“乐感美学”批判》，《上海文化》2018年第2期。
[4] 高楠：《“乐”：中国传统美的生成范畴》，《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2期。
[5] 马大康：《从“乐感”探寻美学的理论基点》，《人文杂志》2016年第12期。
[6] 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四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7] 叶舒宪：《玄玉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38页。
[8] 详参祁志祥：《从〈玄玉时代〉看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工程的重大意义》，《中华读书报》2022年1月13日。
[9] 详见陈望衡：《文明前的“文明”——中华史前审美意识研究》（上、下册），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