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学术语境

首先要做一个简要的历史回顾。众所周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众多学者围绕美的本质问题，形成了当代中国美学四大派：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美学，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美学，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美学，以及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美学。四大派在“文革”后或多或少都有发展，特别是在80年代初期，各派都学习、研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现了第二次美学大讨论，除了客观派以外，各派原有观点都发生了一些相互接近的变化，而李泽厚的客观社会派美学则发展为实践美学。由于种种原因，到80年代中后期，其他三派美学的影响逐渐减弱（或表述方式有所改变），而实践美学则逐渐上升到主流地位。这是一个非常简要的回顾。

但是与此同时，围绕着实践美学的诸多观点也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学界发生了长达十多年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第三次美学大讨论，这场大讨论从80年代后期开始，当时就有人向李泽厚发起挑战。1993年、1994年，杨春时先后发表了《超越实践美学》和《走向“后实践美学”》两篇重要文章，对实践美学提出了系列批评。后实践美学认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把实践直接作为美学的基础，跳过了很多中介环节，直接推论到美学基本问题；审美强调超越性，而实践没有超越性；审美强调个体性，而实践往往是群体的、集体的、社会的活动；审美强调感性，而实践强调理性，带有目的性。当时，实践美学派里的一些代表人物展开了反批评，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我本人在开始阶段也参与了讨论，当然主要是站在实践美学立场上为李泽厚辩护的。后来，随着讨论的深入，我发现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虽然成就很大，但也并非十全十美、无懈可击；而后实践美学开始时似乎破多立少，虽然也提出了“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等，但当时还不够成熟，暂时无法抗衡、取代实践美学。然而，他们对实践美学的批评仍然不无合理、可取之处，有的批评确有振聋发聩的功效。这场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争论引起了我认真而深入的反思，促进我重新学习有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西方现当代哲学、美学尤其是现象学的论著，思考当代中国美学应当如何走出沉闷、停滞的现状，希望真正有所突破、有所推进。这就是我开始思考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最初动因。

此后，我对李泽厚的实践美学理论有几点反思。当然，我对实践美学总体上持基本肯定和维护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我始终认为，李泽厚先生是当代中国成就最高、贡献最大的哲学家、美学家，他为实践美学创立了整个哲学框架，建构了基本的理论思路，提出了一整套学术新范畴，并做了系统、深入、严密的逻辑论证和阐述；实践美学是中国当代美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学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升为占据中国美学主导地位的学派，它是具有中国当代特色和原创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但是与此同时，我也开始认识到，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在某些重要方面确实存在着薄弱环节和严重缺陷，从而开始对其从过去的全面辩护转变到深入反思。我觉得，它最主要的局限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李泽厚对实践的看法失之狭隘，把实践概念仅仅局限于物质生产劳动，而把人类其他实践形态（特别是艺术和审美活动）排除在外，无法真正成为实践美学的理论根基。在对实践概念的理解上，李泽厚认为实践就只是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就只是指物质生产劳动，人的其他活动包括艺术和审美活动都不算实践。这就把实践理解得太狭隘了。我认为这既不符合西方思想传统对实践的理解，也不符合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毛泽东）的实践观。我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既包括物质生产和生活，也包括精神生产和生活，实践应该是大于物质生产劳动的。除物质生产劳动之外，它还应该包括革命实践、政治实践、道德实践、审美和艺术实践以及人们广大的日常生活实践，即人生实践。而李泽厚由于对实践的理解过于狭隘，所以始终无法真正解决物质功利性的实践如何过渡到非功利性的审美的问题。

第二，李泽厚偏重于美和美感的历史生成，而对它们在感性个体生存实践中的当下生成关注不够。例如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论”是从“类”的群体性角度展开的，相对忽视了审美中的个体的人，虽然后来有所改进。

第三，李泽厚在《美学四讲》里有把“美的本质”与“美的起源”混为一谈的倾向。在“美论”一开始，他就提出“美是什么”的问题且对“美”的含义做了多层次的分析，虽然他没有直接替美下定义，但最后还是去寻找抽象的、普遍的“美的本质”（等同于“美的根源”）。

第四，构成李泽厚人类学本体论哲学基础的“两个本体论”，从唯物史观的一元论退到历史二元论，且没有真正揭示本体论最核心的存在论层面的内涵意义。李先生从原先坚持的一元论“工具本体”的唯物史观，逐渐走向“工具本体”与“心理本体”或“情本体”并列的“两个本体论”。然而，就李泽厚一再强调的本体作为“最终实在”这一含义而言，历史本体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工具本体”，其他的诸如情感、心理等等都只是派生的，不能成为本体，即使一定要命名为“本体”，也只能是第二、第三本体，而不能与“工具本体”平起平坐、等量齐观，不能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向外”“向内”分化成两个并列的本体，那样只能与他长期坚持的唯物史观有所疏离。

第五，李泽厚没有完全超越西方近代以来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框架，而这恰恰是中国美学要真正取得重大突破和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四大派虽然观点各异，但都把对“美是什么”这个寻求美的本质的问题作为研究美学的一种不言自明的预设的前提，而这个前提正是主客二分的单纯认识论的提问方式。实践美学也不例外。一直到80年代末的《美学四讲》，其逻辑构架仍是“美—美感—艺术”三大块，内中隐含着先有客观的美、再有主观的美感的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路，一句话，李先生仍未完全摆脱本质主义的理路和主客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

以上五点虽然是李泽厚的局限性，但仍然没有遮蔽他整体的成就。我认为，李泽厚的主流派实践美学并不是实践美学的全部，实践美学也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呈现出“派中有派”的复杂状况。一些学者在坚持实践概念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实践美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观点。其中包括朱光潜“整体的人”实践美学、王朝闻“审美关系论”实践美学、杨恩寰“审美现象论”实践美学、刘纲纪“创造自由论”实践美学、周来祥“和谐论”实践美学、蒋孔阳“关系—生成论”实践美学等多个声部，而“领唱”的则是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美学”。他们共同构成了非主流派的实践美学谱系。他们的美学思想中都包含着许多现在还可以进一步发展的、非常有价值的观点。

同时，我也认为，即使是李泽厚的主流派实践美学，尽管面临着很多问题，但并非已经过时，更非一无是处，没有谁能够宣布其将要终结，它同样也可以进一步改进、发展和完善。当然，如果坚持旧有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那么实践美学要取得突破性的新发展恐怕也是有困难的。

以上这一切都构成了我们（一批仍然基本赞同和维护实践美学，而不同意走向后实践美学的学者）对实践美学进行反思的起点。反思并不是要推倒实践美学，相反，正是为了促进实践美学（包括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变革和发展，增强其生命力。于是，如何在坚持现有实践美学的实践哲学基础的同时，重新思考如何突破其局限，进行理论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进和发展实践美学，就成为包括我在内的一批美学学者尝试探索、建构适合于新时代和新的学术语境的实践美学的新形态的内驱力。这也是新世纪以来新实践美学和实践存在论美学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我们在尝试走一条中间道路，既要突破实践美学的局限，又没有完全走向后实践美学，而是寻找一条推进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