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和解的子女

来我这里咨询的另一个家庭却收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卡琳娜是在奥克兰工作的一名26岁的软件开发工程师，她的治疗师推荐她和母亲一起到我这里来试试。她的态度举止热情随和，看得出她对与治疗师之间的近距离接触不会感到不自在。她落座之后便为自己刚刚运动完后的着装表示歉意。其实跑步鞋、瑜伽裤和戈尔特斯卫衣现已成为旧金山湾区的高级时装，所以我只是微笑着说，想要解决家庭问题，好好热身是件很重要的事。

当我问及她的目标时，她说她并不十分确定自己到底是否真的愿意和母亲一起来做家庭治疗。而且，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这么做。“我知道我的母亲有一个非常不幸的童年。我真的很理解。任何人都不应该经历她所经历的一切。但是如果我不想跟她来往，她也无权要求我与她保持联系。这也给我的婚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为每次我与她交谈或者去看她时，我都需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让心情平复。来，你看看这封电子邮件。”她说着，并且把手机递给我，“这是一封典型的邮件。”

亲爱的卡琳娜：

我真是烦透了你和你弟弟以自我为中心的胡说八道。在过去3年中，你几乎很少能够屈尊回我一次电话，或者邀请我去探望你和我的外孙，这已经够糟糕的了，可是现在我还得听你絮叨你童年生活有多么的不幸，你知道吗？呜呜。与我的成长经历相比，你的童年简直就是快乐的野餐。你们并没有不幸的童年。我参加了你们的每场足球比赛、学校演出，而如今我还得听我们的母子关系如何让你感受到压力，如何对你的婚姻不利？算了吧。我不知道你的治疗师说了些什么，但如果这就是她让你做的，那么我怀疑她是否真的给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忘了你。

妈妈

“相当犀利。”我把手机递还给她。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已经一年没有和她通过话了，我真的不想和她说话。生活里没有她，我会过得更幸福——这话让我感到自己是个很可怕的人。这种想法会不会让我变成一个坏人？”

有时候会有一些成年子女联系我，想要做出应尽的努力，同时希望对自己疏远父母的立场是否合情合理做出判断。我有时不认为成年子女必须与父母保持联系，尤其是在其受过父母虐待的情况下。但是，我确实认为，父母和成年子女双方都应该花一段时间做些尝试，尽量理解对方的想法，看看是否能够建立起一种让双方都能更满意的关系。父母应该这样做，因为责任就在他们头上，而且一个人永远都不可能完全放弃父母的头衔。成年子女也应该这样做，因为解决童年问题能够为建立健康的关系奠定基础，同时给予他们为人父母的能力。除此之外，父母对子女的养育大多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些看似好的决定事后可能会显得无知、自私甚至有害——而父母则应该有进行修复的机会。

但是直面会伤人的父母需要勇气。从卡琳娜的讲述中可以看出，她的母亲（要么出于内疚，要么缺乏认识）对于自己在抚育子女过程中的伤害性显然是在轻描淡写。卡琳娜讲述了许多关于她母亲反复羞辱和辱骂她的故事，尤其是在她青春期的时候。这使得卡琳娜在成年之后常感到极度的焦虑和不安，而且这种情结始终与她的日常生活如影随形。

在罗素·班克斯的小说《苦难》中的高潮部分，父亲站起身，展现出令人恐惧的高大和权威，随即在精神备受折磨的儿子（故事的主人公）蓄意燃起的大火中死去。此时此刻，班克斯形象地展示了一些父母对成年子女心理上的持续影响，这种影响通常会在其成年期持续很久。在杀害自己父亲的过程中，儿子想象着在父亲的掌控中自己所感受的内化的痛苦的终结。疏远通常是一种与试图减弱父母对成年子女的持续控制相类似的行为。无论分离有多么痛苦，许多成年子女还是认为，终止与父母的来往是他们所能够找到的主宰自己生活的唯一出路。如果要考虑和解问题，那么成年子女需要对自己在后悔和解的时候能够重返疏远状态感到有把握。

我对成年子女眼中的父母有一种主动的、深切的同情，这常常会使被疏远的父母感到困惑不解。他们担心我是在向他们错误的、歪曲的或者是经过其配偶、治疗师或父母的前任配偶有失公允地引导的观点妥协退让。但我有充分的理由对他们表示同情。这个理由最终会帮助到被疏远的父母：事实是，如果感觉不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保护，并且那个引领他们进入一场一触即发的战斗的人（也就是我）不能够帮助他们避开那些让父母还是有可能会伤到他们内心的方式，那么没有任何成年子女会愿意与疏远的父母一起步入治疗室。

许多选择疏远的成年子女还担心，如果他们同情了父母，就会从此失去话语权。他们担心一旦看清自己的疏远对父母的伤害有多大，就会感到内疚——而出于内疚而不是真正的愿望的和解结果是他们害怕见到的。他们担心在原谅父母之前同意恢复来往，是让人很受伤的行为。他们担心自己对抗父母权威的力量会被他们对父母的责任感所淹没。

我可以断定，如果卡琳娜的母亲诚心诚意想要改变自己，那么卡琳娜是具备原谅她母亲的肚量的。卡琳娜为母亲感到难过，对她们之间的疏远感到内疚，同时也意识到了双方为此付出的情感代价。卡琳娜是本着尽心尽责的精神来问诊的，所以我指出她们或许值得进行几次家庭治疗。我强调说，她可以针对与妈妈的关系设定一些条件，例如探访的时间长短和频率。我告诉她，作为和解的条件，让她的母亲承担其所造成的伤害的责任是合理的。我还说，同意接受家庭治疗并不意味着她有义务在会谈结束后必须与母亲重新建立联系。此外，我还强调如果治疗后将会有更多的接触，我们会为推进的步骤制定指导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