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错误的勇气

当我与卡琳娜的母亲辛妮德见面时，她迟缓地起身向我打招呼，似乎还在考虑是否应该来赴这个约。她很不自然地站起身，缓慢地折起报纸，塞进包里，低着头跟随我走进我的办公室，仿佛正要去被执行死刑。在我的办公室里，辛妮德坐在我的沙发上，面对着我开口说道：“我猜你听到的肯定全是我是个多么糟糕的母亲。”她的语气中交织着担心和蔑视。

我理解地一笑。“我确实听到了不少的抱怨。”

“哦，你肯定听到过。他们的话我之前都听过，所以我能想象得出她对你说的话。”她在套我的话，想知道我的盘问什么时候开始。如果父母们没有读过我的书，他们有时会以为我一坐下来就会开始说教。

我保持着愉悦的心情和一颗关爱之心。我喜欢在这种气氛中与不同的家人共处。尽管我努力做到轻松愉快，但我的态度绝不会是漫不经心的——我很少说“哦，还不错”，而是说：“是的，生活往往会充满挑战，不是吗？”我的看法是，父母们确实是竭尽全力了，即使这种“全力”对他们的子女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种倾向让我感到想要引导和照顾这些父母们，即使他或她是在弱化自己存在问题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辛妮德向我讲述了她的童年。她是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杂乱无章、充满暴力的家庭里长大的。她的父亲有时会不加警告地一拳打在她的肚子上，说：“这一拳是为了让你不去想你正在想的随便什么东西。”在被诊断出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后，他住进了精神病院，最后他在42岁的时候自杀了。她的母亲残忍地拿辛妮德的体重和外表与比她更有吸引力、更热衷于社交的姐姐们相比，而且她还常常会轻蔑地将辛妮德称为“我的丑小鸭”。

辛妮德以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讲述了自己从前的不幸。对于我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关切，她挥挥手表示没必要。“哦，天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说，“这些真的很重要吗？我有好些年都没有想过了。”我说这很重要，因为相比之下，她的童年可能会让她女儿的抱怨显得令人迷惑不解。而且我也注意到，在已经从父母那里感受到对自己的漠视和无视之后，又遭到女儿的抛弃，她一定会感到更加不公平。她看着我，表情中流露出对这句话的用意的怀疑。

我于是向她讲述了我自己被女儿疏远的经历。这让她产生了兴趣。

我通常情况下不会谈论自己的往事或者与客户之间的纠葛，但是如果有人被自己的成年子女疏远，我便会与他们分享这些故事。我之前同女儿之间的疏远与和解的经历让我成为了和他们同病相怜的人，而不是一位自认为无所不知的父母或者治疗师。

辛妮德感觉自己得到的是理解而不是指责，于是她开始思考认同女儿内心痛苦的价值。更重要的是，通过接受这样做的可能性，她没有给女儿提供一个拥有更多理由去恨她的机会。相反，这是她取得信誉的唯一途径。

塔拉·韦斯特弗在她的回忆录《教育》中描述了让母亲承认自己对女儿疏于照顾时所产生的力量。

我只知道这样一件事：当我的母亲告诉我她并非是自己希望成为的母亲时，她便第一次成为了那个母亲。

但是，这种坦率的承认对大多数父母来说是有难度的。让他们说出类似“是的，我辜负了你，我伤害了你，我让你失望了”这样的话是很难的。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在有可能遭受子女的致命打击的地方袒露自己跳动的心。至少感觉是这样的。我对此深有体会。

这些会谈对于父母和成年子女双方来说都是相当艰难的。成年子女感到很难，因为那个他们需要对其袒露情感的人，在他们看来正是那个深深伤害过他们的人；父母感到很难，因为他们无法面对自己曾经深深伤害、背叛或辜负自己亲生骨肉的这种可能性。难，难，难。但是如果双方都能最终理解对方，那么这还是一件值得一做的事。

父母应该先行一步。他们必须给子女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讲述自己需要疏远的理由。他们必须坐在那里，忍受住这一切所引发的痛苦、伤心和内疚。他们必须动用同情心、同理心，即使没有发现很多事实，也要找到事实的内核。我的职责是引导他们不要去自我防御，辩解，自圆其说，指责子女，指责前任，或者指责任何人。一些父母需要很多指导，而我会在会谈中直言不讳地对他们讲：如果你继续用这种方式交流，你会让你成年的孩子认定，远离父母是正确的选择。

但是辛妮德是个有勇气的人。她领会到了自己的担心和羞愧如何让她难以坦率地承认女儿对她的抱怨的真实性，即她对她的羞辱、忽视和对自尊心的伤害。在会谈中她哭泣着向卡琳娜道歉。长时间的痛哭，宣泄着悔恨、渴望和悲伤。她谈到自己没能成为一直梦想成为的母亲（考虑到她自己小时候所遭受的痛苦）。她谈到尽管自己想要给女儿安全感，但结果却让她饱受痛苦。她谈到没能早些明白自己不曾化解的痛苦已经渗透到自己对下一代的抚育过程中了。她的女儿热泪盈眶，真诚地向她道谢，并邀请她重新回到她的生活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