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譬喻的历史文化阐释
战国后期，体大思精的《孙子》便已备受推崇，以至“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篇》），成为兵学领域的至尊宝典。探究《孙子》的军事思想，对于历代治《孙子》者而言，既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最主要最常规的思路；而从文学写作的角度研究《孙子》，自古至今则相对寂寥，尽管早在南朝时期，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便以“辞如金玉”评价《孙子》，认为孙武并不因主业为“习武”而“不晓文”（《文心雕龙·程器》），反而具有高超的文字能力；但遗憾的是他对《孙子》的评点仅为片言只语，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而这种情形迟至当代才被突破。谭家健、吴如嵩等学者已从文章结构、修辞艺术、语言风格等不同角度研究《孙子》37，使《孙子》得以渐渐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在《孙子》文学成就得以彰显的各项要素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该书异彩纷呈的譬喻。鉴于先秦时期文史哲浑然不分的文化特性，显然，人们不应仅将譬喻视为色彩单纯的修辞手段，而要看到这一手段背后折射出的历史文化内涵。因而笔者试图在全面研读《孙子》的基础上，观察譬喻句在全书各篇中的分布比例，并进而阐释该书的意象思维方式，以及与这一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历史文化内蕴。
一
《孙子》全书一共十三章，建构起了一套内在思路完整细密的兵学思想体系。作为阐释军事理念架构的有力手段，譬喻被作者高度重视自不待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此手段被作者任意地使用。据笔者统计，《孙子》全书一共使用了约51个譬喻，但这些譬喻在全书的分布并不均匀。具体情形请阅下表：
由上表可知，《孙子》书中的譬喻主要见于《形篇》《势篇》《虚实篇》《地形篇》以及《九地篇》。其中前三篇的使用频率尤其突出，在书中的比例分别为16%、31%、18%，若三篇的譬喻句相加，则可占全书的65%，足以成为《孙子》一书值得探究的写作现象。那么，作者何以在这三篇中如此频繁地使用譬喻？难道只是作者的兴之所至吗？非也。须知，在构建《孙子》一书的思想大厦时，作者深察《形篇》《势篇》《虚实篇》在整座大厦结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孙子》十三篇中的第一篇《计篇》，“是全书的总论、序章”，“论述战争的基本原理”，而这三篇则“承接第一篇的基本精神，阐明指导作战的基本原则，起承上启下的作用”38；不仅如此，它们还合力将《孙子》一书托举至哲学境界。按照李零的分析，《孙子》前六篇可称为“内篇”，其中前三篇为第一组“权谋组”，后三篇为第二组“形势组”。他从第二组嗅出了浓郁的哲学味道：“研究孙子，大家都说，《孙子》一书很有哲学味道。但学者的评论太笼统。他们只是说，这儿唯物，那儿辩证，如此而已，并没说清，它最哲学的东西在哪里，它最哲学的东西是什么。其实，现在很清楚，《孙子》中最有哲学味道的东西，全在这一组；它最哲学的东西就是形、势概念。”39除了这两个概念富有哲学意味，出现在第二组的“虚实”“奇正”等也极富哲学色彩。毫不夸张地说，“形”“势”“虚实”“奇正”等概念，是推动《孙子》步入思辨殿堂的核心力量，而大量的譬喻，不仅恰恰出现于《孙子》书中最富有哲学色彩的三篇当中，更重要的还恰恰频率极高、密度极大地出现于阐释上述关键概念的语句当中。参读上表可知，这些概念与譬喻手段如影随形，譬喻在说明上述概念上得到大力彰显。
应该说，《孙子》基本实现了譬喻手段一般意义上的功能，即生动鲜明地呈现被譬喻事物的特性，如《势篇》“以碫投卵”的比喻，通过一个人人易懂的生活现象——用坚硬的石头猛砸皮薄壳脆的鸡蛋，蛋清、蛋黄瞬间破壳而出——比拟虚实战术使用得当而形成的强大战斗力，令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再如《虚实篇》以“水之形，避高而击下”说明“避实击虚”的战术原则，以形象的易感易知，化解概念的深奥难懂，让人快速领悟要义；又如《军争篇》以“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等比拟军事行动的快速多变、灵活多样，一连串的妙喻让评论者发出了“后代文士犹难错手”（朱君复《诸子斟淑》）的赞叹。然而，无须隐讳的是，对一些重要范畴的阐释，譬喻手段虽然得到了《孙子》高频率的使用，但效果却难尽人意，造成了某种理解上的障碍。《孙子》一书的众多范畴，以“形”“势”两个最为重要。李零先生对它们给出了“最哲学”的评语；刘庆先生则认为“势”尤其重要，是“《孙子》范畴体系的最高范畴”40。但对这两个至关重要的范畴，后人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难以定论。何以如此？当与《孙子》通过譬喻给这两个范畴下定义的方式不无关联：
（1）（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形篇》）
（2）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势篇》）
（3）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同上）
仅仅依据以上三则表述，能够阐明“形”“势”的不同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吗？很难。引文（1）的喻体显示的是让大量蓄积的溪水从万丈悬崖倾泄直下；引文（2）的喻体叙写了湍急的流水能使沉石漂起的事实；引文（3）的喻体描绘的是圆石从千仞高山上滚落下来。三者的共性十分明显，均突出了一种冲荡万物的力量和震撼天地的声威。因此，难免让人感到这些喻体面目相似，并直接导致“过去的注家多有被这貌似的比喻所迷惑”41的现象。譬喻手段未能有效帮助作者阐明这两个范畴。既然如此，以“舍事言理”而见长的《孙子》为什么在此不借助其早已具备的理性态度与严密的逻辑力量，犹如《计篇》阐释“五事”“七计”一般，用明确清晰的语言，揭示“形”与“势”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呢？
二
笔者以为，这主要与先秦时期的意象思维对哲学思维的巨大牵引有关。作为一种极为古老的思维方式，意象思维以形象直观的方式模拟、领悟、认知客观世界，其源头可远溯至远古时代的图腾观念与自然崇拜。刚走出动物界的人类，还远远未能把握自身的力量，难免匍匐在复杂多样、浩瀚无边的自然万物脚下，认为其中隐藏着决定人类命运的神奇威力。或许与基于象形的汉字造字方式有关，从远古走来的意象思维在中国古人那里极富亲和性，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思维定式。据《左传·宣公三年》记载，当觊觎中原的楚庄王傲慢无礼地询问“鼎之大小轻重”时，王孙满不客气地回敬以“在德不在鼎”后指出：“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鼎上镌刻的自然百物，寓示着善恶之理，引领着人们避恶趋善，察正辨邪。借助这种形象具体的图像，人们可以获知维系社会的伦理纲常。《周易》“八卦”制作的基本原理与之类似，也是利用图像符号以上察神意、下明人情。《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为一部占筮之书，《周易》迷信神明，崇拜天意，相信人类社会的吉凶祸福是由神意决定的。制作推演八卦，只是人类了解神意的手段，人类只能察知而不能左右那股决定人类命运的神秘力量。然而随着西周政权建立以来“神”“人”分离的特征愈益明显，“‘人’越来越成为实质性的合法性根据”42，顺此思想潮流，春秋中期郑国的思想家子产拈出“天道远，人道迩”的命题，标志着“吉凶由人”的理念已安营扎寨，渐成共识。在面对天人关系这一古老课题时，子产阐释道：“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行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在解释子产此论的精义时，更是明确地将“礼”所规定的内涵与“天地之性”联系起来，认为“天经”“地义”的自然法则与人类社会的制度仪式之间存在内在的同构关系；人类通过观察与研究天道法则而颁布了规范社会的法令制度，诸如：“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同上）。在这里，“天地之性”表现为农耕社会人人熟悉的四时节气等自然特性，它不同于《周易》崇拜的主宰人类的神灵，也不是一个人格化的神秘力量，而是人类在体察客观世界的基础上总结出的自然法则。以子大叔为代表的春秋中叶的思想家，在摒弃了莫须有的鬼神力量的同时，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制度法规必须合乎并效法“自然之性”，此乃“礼之大也”的奥秘所在。这种将“天地”与“人事”相对接的思考方式，可视为对《周易》意象思维的承接，并直接开启了其后道家大规模的“以天道推衍人事”的思想探索。43
《孙子》思想形成的年代距离子产、子大叔不远，当它将研究的焦距对准“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战争领域，便自然而然地延续了厌弃鬼神的思想潮流，以冷静理性的态度强调战争的胜负与鬼神无关：“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孙子·用间篇》）“吉凶由人”的道理在战争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一次次验证过的，《孙子》严正提醒统治者不可迷信鬼神，不可盲从占卜，必须切实掌握敌人的情况，否则必将导致战败，导致亡国丧家。那么，如何才能避免悲剧而获得“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先机呢？《孙子·计篇》归纳出“五事”，即：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计篇》）
上述五方面需研究透彻，此乃“百战不殆”的逻辑前提。在此，需特别关注《孙子》所标举的“五事”——“道”“天”“地”“将”“法”，它们显示了作者将天地自然、社会政治、制度法规等“天道”“人事”一并纳入战略思考范围的宏阔视野。当然，《计篇》中的天地自然之“道”，其内涵是经作者专门界定的，特指与军事有关的内容，即昼夜阴晴、气候冷暖等“天时”因素，以及道路远近、地形险易等“地利”因素，但这毕竟显示了《孙子》将自然现象纳入研究范围的理论自觉，研究战争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已被作者在一开篇就做了前所未有的明确强调。而书中以“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来比附战争领域“兵无常势”的道理，更是对春秋思想界“以天道推衍人事”做法的沿用。因此，当一批富有哲学意味的范畴在《形篇》《势篇》《虚实篇》中呼之欲出，作者一旦感到难以直接用语言阐明其内涵，便会顺着将天道与人事打通的思想轨道，借鉴《周易》“立象以尽意”的意象思维方式，对这些内蕴复杂而又难以言传的范畴，用形象直观的譬喻手段加以阐释。具体到“形”“势”两个范畴，《孙子》使用譬喻手段的缘由，还与“形”“势”两个范畴所达到的哲学高度有关。
针对《孙子》全书这两个最为重要的范畴，江贻灿先生曾有如下精辟阐释：“军事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林林总总，概而言之，无非分为战争力量的建设和战争力量的运用两大类，《形篇》和《势篇》正是从不同角度，分别对这两类问题的一般规律做了研究。把握了孙武有关形的积聚和势的运用艺术，也就等于领悟了《孙子兵法》中的核心理论问题。”44 也就是说，在《孙子》一书中，关于战争力量准备的诸多范畴，诸如“先知”“尽知”“道”“财”“将”“兵”“法”“卒”“天”“地”等，以及关于战争力量运用的诸多范畴，诸如“虚实”“奇正”“专分”“久速”“迂直”“攻守”“死生”等，均由“形”“势”两个范畴所涵盖、所统帅。因此，抓住了这两个范畴，也就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孙子》军事思想的核心问题，抓住了《孙子》战争思想的灵魂。至此，“形”“势”的重要地位似已阐释得无以复加，但实际上，仅将认识驻足于此，还未能紧紧跟上《孙子》的步伐以感受其早已捕捉到的思想微光，未能完全欣赏到《孙子》投入于这两个范畴的思想探险。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人们画地为牢，仅局限于从军事学领域把握“形”“势”的精义，而没有注意到在阐述这两个概念时，《孙子》的思考已经溢出兵家领域，而渐渐指向道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道”。
《孙子·形篇》提出了“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的命题。该如何把握此处“道”的内涵？一般注家都会联系《计篇》“五事”中的“道”，认为指的是“令民与上同意”得以实现而采取的政治举措。然而，如此理解似有偏狭之嫌。在何守法看来，“修道而保法”的“道”，“所包者广，乃用兵之本，敌之不可胜我者也。要虚虚说，犹云道理法度之谓”。45钮先钟也说：“我个人认为作较广义的解释似乎比较适当。”46联系《形篇》的语境，可知“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的命题提出之前有一段文字，对“善战者”具备的素质做了具体的描述，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因而，“胜于易胜”与“修道”是有内涵上的相互关联的，后者是前者的思想准则，前者则是在军事实践中对后者的贯彻。“胜于易胜”意谓“见微察隐，而破于未形者”，“攻其可胜，不攻其不可胜也”47，指的是决策者能够洞察军事领域暗藏的玄机，找准软肋，加以攻击。这种胜利看似容易，实则很难，需要用兵者具备对“道”的体悟与认识的卓绝能力。在这一语境中，“道”已越过政治领域的疆界，扩展到与“敌之不可胜我者”相关的兵家世界，涵盖了军事指挥的“道理法度”与本质规律，堪称“用兵之本”。如果这一解读能够成立，那么“修道而保法”的“道”与《老子》的“道”便有相通之处。它虽然还未达到《老子》“道”的哲学高度，但毕竟显示了《孙子》对军事斗争原则与规律的某种概括与揭示。
应当看到，《形篇》这个“道”的言说范围被框定于“善用兵者”，未能像《孙子》书中的“形”“势”两大范畴那样，几乎囊括了与战争有关的各种元素，故而《孙子》的哲学高度是由“形”“势”而不是“道”所体现出来的。在笔者看来，《势篇》由“势”引申出“任势”的概念，并进而提出“择人而任势”的命题，凸显了《孙子》深刻的哲学思考。“择”，即“释”，放弃的意思。“释人”，并非放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放弃那些自以为是的谬见；而要实现“释人”，就需做到“任势”，即任用、依赖“势”。《孙子》在此凸显了“势”的客观性。如果说“势”是部署军事实力而造成的有利态势，那么“这种态势一经形成，它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并将制约和影响着‘战人’的行动和战争的发展进程”48。此外，由于“势”的形成关乎战争力量的运用，而这必然牵动天、地、人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故而“势”的客观表现就具有无限宽广的外延，已有将整个宇宙世界隐含其中的意味。这样，由“势”的客观性，推衍出《老子》主张的“道”的客观性；由“任势”所倡导的尊重客观军事态势，推衍出《老子》的“法自然”的思想，岂不是只有数步之遥了吗？
作为《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孕育了世间万物的“道”，本身却是无形无象、“惟恍惟惚”的。“道可道，非常道”，“道”是难以言说也无法言说的。于是，意象以概念的替代物出现，“婴儿”“朴”等喻体49因此上场，尽管《老子》对譬喻的使用是“强为之容”（第十五章），有不得已的成分，因为“道”是“独立而不改”（第二十六章）的，是无所待的；但另一方面，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道”还隐含了与价值本体、精神境界有关的诗化哲学的深层意蕴，而理性的概念在传达这层意蕴时难免捉襟见肘，反而不如形象化的表述更能显示作者的旨趣，这就是为什么意象思维在《老子》书中仍能大行其道的原因所在。
转看《孙子》，对于关乎兵学本质的核心范畴“形”“势”，与《老子》的做法不同，《孙子》并没有指出它们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相反，从该书的实用精神推测，《孙子》必定想用十分明晰的概念对“形”“势”的内涵加以界定。然而一旦试图阐释其富有哲学高度的丰富内涵，它却陷入“言不逮意”、力不从心的窘境，找不到恰当的概念加以明确的表述，于是顺势进入当时思想界颇有市场的意象思维的轨道，转而借助大量的譬喻以实现其写作意图。对于军事现象的复杂多样以及军事规律的难以把握，《孙子》深有感触道：“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虚实篇》）“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同上）使用譬喻的无奈，在此可以透视一二。此处的“微乎”“神乎”与《老子》的“惚兮恍兮”，此处的“无形”“无声”与《老子》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绝不仅仅是表述上的偶然相近，而是在感受并揭示客观规律的复杂性上英雄所见略同，有着精神旨趣上一脉相承的关联。
三
说到一脉相承，就要清楚《孙子》与《老子》孰先孰后的问题。尽管何炳棣先生推断的“《孙子》为中国现存最古的私人著述”还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但考察先秦思想史，可知《孙子》虽出现了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仁”，但它的“仁”却是“粗糙而又实用化的”50，看不出受到孔子“仁”学的浸染和影响；同样，人们也看不出它受到《老子》“道”论的浸染和影响。《孙子》书中虽然也出现了“道”的概念，但与《老子》“道”论的旨归更为接近的，却不是“道”而是“形”“势”，尽管如前所论，《老子》的“形”“势”并未达到《老子》的哲学高度，但与之相近的精神内核却已初具模样。因此，不是《老子》启发了《孙子》，而是相反，是《孙子》启发了《老子》；换句话说，《老子》是站在《孙子》的肩膀上才得以取得思想突破的，不仅“《老子》辨证思维至少部分衍生于《孙子》”51，《老子》的“道”论实际上也应看成是对《孙子》的借鉴与发扬，“《孙》为《老》祖”的传承脉络是清晰可寻的。
若进一步从意象思维的角度加以考察，也可看出些许端倪。在阐释各自不同的核心范畴时，虽然它们求助意象思维均属不得不然，但《老子》却在不得已而为之的过程中，将语言能否尽意、形象与理念的关系等纳入研究范围，提炼出“道可道，非常道”“大象无形”等命题，直接启发了后人对“言”“象”“意”三者关系的思考。相比之下，讲究实用的《孙子》借助譬喻，只是为了说明范畴内涵而已，未能顺此方向在哲学思辨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由此，是否也能看出《老子》的后来者居上呢？
最后再对《孙》《老》两书譬喻的文学品质略做比较。严格地说，《孙子》譬喻中的意象，基本上均属于韦勒克所说的“无诗意”的“基本意象”，它们“把一些没有明显感情联想的、散文式的、抽象的或实用性的东西”52作为表达思想概念的工具，这与《孙子》全书理性冷静的叙述基调有关。《孙子》主张用兵者应具备冷静理智的心理素质，“以静待哗”（《军争篇》），把握出兵良机。他特别提出主帅不可有“怒”气，认为“主不可以怒兴师，将不可以愠致战”（《火攻篇》），反对感情用事。与此相应，《孙子》全书自始至终保持着不动声色的写作态度，几乎从未露出作者的情感色彩。具体到书中的譬喻，它们的使用只是为了图解思想、说明概念，绝无半点渲染情感的意愿。《孙子》以譬喻方式阐释将帅应如何对待士卒时，这种特点体现得尤其突出：
（1）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地形》）
（2）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九地》）
引文（1）一方面强调将帅须有“仁”的素质，要像对待婴儿般无微不至地呵护士卒，要像对待爱子般真心实意地关怀士卒，这样士卒才会心甘情愿地与将帅同生死、共存亡；另一方面，则强调将帅不可溺爱士卒，不能把士卒宠成“骄子”，要有一套惩治士卒的办法，这样才能避免“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的危殆局面。引文（2）写将帅指挥作战时，要把士卒当成群羊一样驱赶，让他们在一无所知的状态下进入“死地”，以激发其拼死求生、奋勇杀敌的斗志。这种“愚兵”之策的提出非但看不出作者的爱心，反而彰显了一种漠视士卒的冷酷。既然一切以求胜为旨归，那么士卒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不必为他们的生生死死而生恻隐之心，这是“愚兵”之策必然引向的思想逻辑，让人愈加了解《孙子》所倡导的“仁”，不过是“强化军队的直接手段”，使其“甘心为统治阶级勇敢作战”53而已。《孙子》兵学理论所始终贯穿的“反对用任何情感上的喜怒爱憎”54以影响军事判断，在这里得到了典型体现，由此，也可理解《孙子》譬喻中的意象何以会是“无诗意”的、缺乏情感温度的“基本意象”。
与《孙子》主张“以静待哗”相近，《老子》也强调“静”的作用，不仅认为“静为躁君”（《老子》第二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第十六章），还将“静”与治国联系起来，指出“清净可以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然而，对“静”的追求，并没有妨碍《老子》在书中展示其复杂心境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格境界：“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第十五章）。将上引片断誉为散文诗，亦当不为过。《老子》在这里将迟疑、慎重、警觉、戒惕、平和、空豁、敦厚、浑朴、恬淡、飘逸等多重心境，依托于诸多喻体所呈现的不同景观，从而将“体道之士的风貌和人格形态做了一番勉强的描述”55，情感色彩之丰富，境界营造之生动，彰显出作者浓郁的诗人气质。相形之下，《孙子》的譬喻则较为缺乏文学品质，尽管指出这一点丝毫也不会撼动《孙子》在兵学领域至尊无上的地位。
（本文原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