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譬喻”视角的《孙》《老》比较

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诗学概念的“比兴”，绝不仅仅是两种单纯的修辞手段或艺术手法。“比兴”中的“比”即譬喻，“是在宇宙人生中，对诸种现象和事物的相同、相似之点进行比较、比拟，从而认识其本质，规范其意义，把握其特性”56。如今，人们对包括“比”在内的“比兴”的研究，除了继续沿用“修辞手段”与“艺术手法”两大路径，还会关注凝聚其中的思维方式与传统意念。57众所周知，重视“比兴”是先秦散文的一大特性。在先秦时期文史哲不分的文化形态下，譬喻不仅常见于《诗经》《楚辞》等文学作品之中，还大量出现于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诸子著作，成为展示先秦哲人思想魅力的重要窗口。故而，当人们致力于比较《孙子》与《老子》的思想文化内涵，并试图厘清两书孰先孰后等关乎先秦学术谱系的重大问题时，若从它们均很常用的譬喻入手，或许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视角。

一、《孙》《老》使用譬喻的共同特征

从譬喻的形式来看，它主要由主体与喻体两大要件构成，并以一种联想的方式将两者维系起来。若将两大要件简要分为具体与抽象两种，则根据人类认识往返于具体与抽象之间的复杂特性，可将譬喻分为以下四种情况：（1）由具体（主体）到具体（喻体），如：她的脸红得像一朵桃花；（2）由抽象（主体）到具体（喻体），如：共产党像太阳；（3）由具体（主体）到抽象（喻体），如：诗一样涌着的白云吗；（4）由抽象（主体）到抽象（喻体），如：资本主义是地狱。58《孙子》与《老子》固然是两本内容有别的著作，前者致力于阐述兵家理论，后者则着意于探讨宇宙论与政治、人生哲学，但却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舍事言理”的论说方式，均将对“理”的揭示作为各自的写作目标；加之两书作者均有很高的思辨能力，这决定了它们在譬喻使用上的一大共性，即两书譬喻多属“由抽象到抽象”的类型。

《孙子》有不少譬喻看似是“由抽象到具体”的类型，但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如：“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例句中的喻体“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虽然有“天地”“江河”这样的具象词汇，但作者的着力点则在“无穷”与“不竭”；天地的变化无穷与江河的水流不尽，乃理性认识的结果，《孙子》以此说明将领运用战略战术的变化多端。又如《势篇》以“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比喻兵力配合的“奇正之变”具有“不可胜穷”的境地。作者抽取了具象背后所蕴含的抽象道理，即音乐、色彩、味道能够趋于无限丰富，而这种道理并不是通过感官就可直接了解的；以此道理作为喻体，引导读者领悟更为抽象难懂的“奇正”范畴。

以上两个例句显示了《孙子》使用喻体的一般特征，即从看似具象的喻体中抽取抽象的理念；而这种特征，在《老子》书中体现得尤其突出。它常用与身体有关的譬喻，论“道”时“最爱拿妇女生孩子打比方”，论“德”时“最爱拿刚出生的小孩打比方”，论大、小国的关系时，“用男女交合打比方”。59“母”“雌”“雄”“玄牝”“赤子”“谷”“朴”“水”等，是它最有特色的喻体。如第二十八章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出现了一连串的譬喻，但作者并未对喻体“雌”“雄”“溪”“婴儿”“谷”“朴”的外在样貌多加描述，而是引导读者思索蕴藏在这些喻体之中的象征意义。即使书中的某些篇章能够对喻体展开笔墨加以说明，也是着意于喻体的象征意义以彰显其思想旨归，如第五十五章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毒虫不螫”以下均是对喻体“赤子”的描述。作者固然描述了初到人世的小孩所具有的“骨弱筋柔而握固”等体貌特征，但其用意却不在于小孩的外在形象，而在于它所象征的生命旺盛、精神饱满、纯真柔和的生命状态，并以此来比喻修养深厚者所达到的人生境界。

由上可知，抽取喻体表象背后的内在义理，构成了《孙》《老》使用譬喻的一大共性。而这一共性，在两书以“水”为喻体的譬喻中得到了集中而典型的表现。从陈述各自义理出发，它们均从水的自然属性中各取所需地凸显了某些特性，如《孙子·虚实篇》以“水之形，避高而趋下”“水因地而制流”“水无常形”，比喻“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以及“兵无常势”的军事法则。《老子》第七十八章则以“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说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道理。两书均未呈现水的清浊与否等外在具体形貌，而是从水的运动与变化所表现出来的诸多特性中，各自寻找与其所论义理相类似的内容。这说明它们均能自觉地将所发现的自然规律，与军事学或哲学、社会学的某些要义联系起来，从而共同呈现出以天道比附人道的思维特征。

除了均擅使用“由抽象到抽象”的比喻类型，《孙》《老》使用譬喻的另外一大共性，还在于它们均将譬喻较为集中地用于各自核心范畴的阐释上。

据笔者统计，《孙子》全书共使用了51个譬喻。在《〈孙子〉譬喻的历史文化阐释》一文60中，笔者指出：“这些譬喻主要见于《形篇》《势篇》《虚实篇》《地形篇》以及《九地篇》。其中前三篇的使用频率尤其突出，在书中出现的比例分别为16%、31%、18%，若三篇的譬喻句相加，则可占全书的65%，足以成为《孙子》一书值得探究的写作现象。那么，作者何以在这三篇中如此频繁地使用譬喻？难道只是作者的兴之所至吗？非也。须知，在构建《孙子》一书的思想大厦时，作者深察《形篇》《势篇》《虚实篇》在整座大厦结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毫不夸张地说，‘形’‘势’‘虚实’‘奇正’等概念，是推动《孙子》步入思辨殿堂的核心力量，而大量的譬喻，不仅恰恰出现于《孙子》书中最富有哲学色彩的三篇当中，更重要的，还恰恰频率极高、密度极大地出现于阐释上述关键概念的语句当中。这些概念与譬喻手段如影随形，譬喻在说明上述概念上得到大力彰显。”

《孙子》使用譬喻的这一特点，在《老子》书中也得到了呈现。如果说《孙子》的核心范畴以“形”“势”最为重要，尤其是“势”，堪称“《孙子》范畴体系的最高范畴”61，那么在《老子》一书中，最重要的范畴则是“道”，“‘道’是老子哲学的中心观念，他的整个哲学系统都是由他所预设的‘道’而开展的”62。对“道”的论述占据了《老子》一书相当多的篇幅。据笔者统计，《老子》一共81章，其中36章涉及“道”，29章使用了譬喻；而用譬喻阐释“道”的篇章则多达9章，即第四章、第八章、第十五章、第二十三章、第三十二章、第四十一章、第五十五章、第五十九章、第七十七章。也就是说，《老子》有四分之一的论“道”篇章使用了譬喻，有接近三分之一使用譬喻的篇章是在论“道”；更不必说《老子》书中有些譬喻的主体虽然没有出现“道”的字眼，但其内涵却与“道”是密切相关的。同《孙子》一样，譬喻也成为《老子》阐释其核心范畴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孙》《老》以譬喻阐释核心范畴的不同效果

《孙》《老》虽然均用譬喻阐释其核心范畴，但从使用效果来看，与《老子》相比，《孙子》却稍逊风骚，存有遗憾。无须隐讳，对“形”“势”等重要范畴的阐释，譬喻虽然得到了《孙子》高频率的使用，但效果却难尽人意，出现了某种理解上的障碍。何以如此？当与《孙子》通过譬喻给这两个范畴下定义的方式不无关联：

（1）（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形篇》）

（2）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势篇》）

（3）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同上）

仅仅依据以上三则表述，能够阐明“形”“势”的不同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吗？很难。引文（1）的喻体显示的是让大量蓄积的溪水从万丈悬崖倾泻直下；引文（2）的喻体叙写了湍急的流水能使沉石漂起的事实；引文（3）的喻体描绘的是圆石从千仞高山上滚落下来。三者的共性十分明显，均突出了一种冲荡万物的力量和震撼天地的声威。因此，难免让人感到这些喻体面目相似，并直接导致“过去的注家多有被这貌似的比喻所迷惑”63的现象。譬喻手段未能有效地帮助作者阐明这两个范畴。既然如此，以“舍事言理”而见长的《孙子》为什么在此不借助其早已具备的理性态度与严密的逻辑力量，犹如《计篇》阐释“五事”“七计”一般，用明确清晰的语言，揭示“形”与“势”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呢？

应该说，《孙子》的遗憾与其在对“形”“势”等核心范畴所做的可贵探索中陷入“言不逮意”的窘境有关。与“形”相比，“势”是更能体现《孙子》哲学高度的概念。笔者在《〈孙子〉譬喻的历史文化阐释》一文64中曾指出：《势篇》由“势”引申出“任势”的概念，并进而提出“择人而任势”的命题，凸显了《孙子》深刻的哲学思考。“择”，即“释”，放弃的意思。“择人”，并非放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放弃那些自以为是的谬见；而要实现“释人”，就需做到“任势”，即任用、依赖“势”。《孙子》在此凸显了“势”的客观性。此外，由于“势”的形成关乎战争力量的运用，而这必然牵动天、地、人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故而“势”的客观表现就具有无限宽广的外延，已有将整个宇宙世界隐含其中的意味。这样，由“势”的客观性，推衍出《老子》主张的“道”的客观性；由“任势”所倡导的尊重客观军事态势，推衍出《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岂不是只有数步之遥了吗？

然而，思想能够抵达的高度，并不意味着语言也能抵达。从《孙子》的实用精神推测，它必定想用十分明晰的概念对“形”“势”的内涵加以界定。然而一旦试图阐释其富有哲学高度的丰富内涵，它却找不到恰当的概念加以明确的表述，于是转而借助譬喻以求实现其写作意图。问题是仅靠譬喻岂能完成阐释义理的任务？毕竟，“取譬设喻，寓言十九，乃善说之修辞，非真知之析理”65。《孙子》的遗憾由此而生。

转看《老子》，虽然它也大量使用譬喻以阐释其核心范畴“道”，但却能从以下两个方面较为有效地避免《孙子》的遗憾。其一，《老子》并非仅用譬喻一种方式，而是以直陈为主、譬喻为辅的方式揭示“道”的内涵的。“道可道，非常道”，“道”的含义虽抽象难懂，不好把握，但作者却并未放弃直接说明的方式，并以此作为揭示概念的主要手段。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第二十五章）明确指出“道”先于天地而生，是万物的本原。“为天地母”的譬喻，仅起辅助说明的作用，它只是使“道”的宇宙本原的含义，变得较易理解而已。

其二，使用譬喻有利于《老子》“道”之内涵的某些层面的把握。与《孙子》的“势”相比，《老子》“道”的内涵要丰富复杂得多。据陈鼓应先生的研究，《老子》“道”的含义，除了“形而上之宇宙本原、本体和万物的运动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之外，在有些地方，‘道’指的是人类生活的准则；在有的地方，‘道’又指人类所能获得的最高知识和智慧；在有些地方，‘道’还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甚至是社会政治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66。如果说人的心智结构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即理性逻辑部分与感性直觉部分，那么“道”所具有的宇宙本原等含义，对应的是前者；而与人生修养、理想的政治状态等有关的含义，对应的则是后者。譬喻的使用适应了以感性直觉体悟《老子》“道”的这类内涵的需要。如：“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第十五章）情感色彩之丰富，境界营造之生动，彰显出作者浓郁的诗人气质。《老子》在这里将迟疑、慎重、警觉、戒惕、平和、空豁、敦厚、浑朴、恬淡、飘逸等多重心境，依托于诸多喻体所呈现的不同景观，从而在生动揭示体道者人格形态的同时，极大激发了读者的感性认知，加深了读者的情感体验。然而《孙子》“势”的内涵，对应的只是理性逻辑部分，但作者却仅用譬喻而未能对“势”的哲学内涵做出明确界定。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以譬喻阐释核心范畴，在使用效果上《老子》能高出一筹的原因所在。《老子》一书核心范畴使用譬喻的效果优势，能否看成是它的后来者居上呢？当然，仅从这个角度还不能遽然断定《孙》《老》成书年代的先后问题，但能否可看成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思路呢？

（本文原载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编：《孙子兵法与和谐世界：第八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