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代江南考据学派的产生及局限性

正如上文所论，由于清代制度设计及有偏向调控极度强化进而僵化使得到乾嘉时代儒生们不得不面临转向 100 。这种压力对明代以来“才甲天下”的江南士人而言尤为猛烈。可以说，明至清前期，是江南士人科举和仕途全盛的时代，单就科举而言，1605—1644年，江苏、浙江、安徽进士数量分别达619、575、188，其中，江浙两省与其他省份的差距达到明清时代最大值，就是到清代顺康雍时代，江南在科场和官场上也是独领风骚。而到乾嘉时代，一面是科举难度陡增，一面是科举成功后“铨选拥挤”而导致的进一步晋升无望，再加上本来就处于高位运行的士人规模日益膨胀，在这种情况中，愈来愈多的江南士人在生活压力之下面临着人生的转向。

应该说，清代中期江南的独特经济人文环境也为这种转向提供了舞台。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说：（1）工商业的发达及城市化率的发展。一方面，与虽极富庶繁华，但工商业依附于掌权者而非生产性消费的“开封型城市”不同，因工商业面向全国而具有“清新、活泼、开朗气息”的“苏杭型城市” 101在明中叶的江南开始崛起，到清中叶进入全盛时期。比如苏州，“到了清代中期，城市工业在苏州地区经济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苏州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城市” 102。另一方面，“新兴工商业市镇型城市”也不断崛起。虽然清代江南市镇可以区分为“嘉兴类型”和“鄞县类型” 103，但在市镇居民的“非农业化”水平方面，在清代江南占主导地位的是人口的非农业化程度很高的“嘉兴类型”，即大部分人口不从事农业劳动。（2）以江南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的发展。“明清时期东亚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导致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的形成。而在这个贸易圈中，江南也处于中心地位。由于这种地位，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江南逐渐成为附加值高的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心。”104

其次是人口的膨胀。在1850年以前的几百年中，江南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具体而言，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嘉庆二十五年（1820）、1953年，江苏人口分别达3243.6万、3943.5万、4129.3万，安徽人口分别达2585.7万、3206.8万、3058.8万，浙江人口分别达2236.5万、2733.5万、2282.5万，其中，浙江和安徽在1820年的人口总量超过1953年。在清代全国人口密度最高（超过每平方公里500人）的11个府和直隶州中，有6个在江南，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分别为：苏州（1073人）、嘉兴（719人）、松江（626人）、太仓（537人）、镇江（523人）、杭州（506人） 105。正是如此，从晚明开始，就不断有江南士人感觉到中国，特别是江南人口过多的问题。在晚明和清代中期，江南士人董其昌（1555—1636）、徐光启（1562—1633）、冯梦龙（1574—1633）、任启运（1670—1744）、洪亮吉（1746—1809）、汪士铎（1802—1889）等人不断认识到人口膨胀的严重性。

经济发展和人口膨胀的同时，江南教育普及。江南本来就是明清中国教育最昌盛的地区。到清代，不但是科举教育，就是民间的社学、义学也遍布江南八府一州。“到了清代中期，一般农家子弟入学读书，已不是罕见现象。” 106也正是如此，江南在清代中期形成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苏—杭”人才带。以无锡、平湖、常熟、嘉善为例，每县生员名额多在数百人。但事实上接受精英教育的人数，却远远超过此数。早在康熙时潘耒就说：“异时生员无定额，大县考取或至数十人，自定为十五名，而士子已苦数窄。近年复减之又减仅止四名，南方大县，挟册操觚之士少者不下千人，而三岁之中两次考取仅得八人，视乡会中式更难十倍，人绝进取之望，率改业而为他。”107康熙时常熟县“子弟率教之诵读，弗纵之遨于外，每有司较童子试，辄及千人” 108。而同时的仁和县唐栖镇，虽然只是一个镇，但“家无不饶富，名族亦有十余。解句读、服青衿者已百人”109。

概言之，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膨胀及教育的普及，清代中期的江南较之于其他地区呈现出更大程度上的多样性。也正是在这种多样性的舞台上，乾嘉时代越来越多的科场和官场失意者辗转挪移，寻求突破。

总的来看，江南士人在清代中叶科场和官场挫折后的突破及分流是多向的，具体来说，呈现出以下几种情况：（1）更加注重实用知识，像算数等实用知识在江南不断普及 110；（2）越来越多的江南士人从事幕僚 111，以“绍兴师爷”为代表的幕僚阶层在江南迅速兴起；（3）康乾时代，特别是在乾隆时代，由于统治者点缀盛世的需求，大兴各种文教事业，流风所及，一些学术官僚也颇为附和赞助学术，因而一方面不少士人，特别是江南士人参与其中，另一方面，由于点缀盛世的要求是全方位，因而参与其中的士人也会由于不同的需求辗转挪移，分化组合。总的来看，正是在不断突破及江南特别的环境中，作为突破的一个重要表象，选取以考据为基础的儒学资源作为谋生应世之道在一些江南落魄书生及失意官僚中不断发展 112。这种情况，在表二中也得到了证实。

表二 清代考据学家的功名与仕途情况113

注：分类标准与表一同。

正如表二所示，乾嘉时代，中高级功名获得者为162人，但能够获得中高级官职者仅仅有54人，也就是说有高达67%的获得中高级功名者不能获得相应的官职。就是单就高级功名与高级官职来算，也有66%的获得高级功名者不能获得高级官职。到道光后，亦是如此：中高级功名获得者为71人，但能够获得中高级官职者仅仅有22人，有49人获得中高级功名者不能获得相应的中高级官职，淘汰率近70%。就是单就高级功名与高级官职来算，也有75%的获得高级功名者不能获得高级官职。顺康雍时代虽然也有类似情况，但这与表一所述情况一致 114，不同在于，在这种逆转的压力下，表二中科举失意者与官场失意者转向考据学研究。

分而观之，江南考据学派学人几无不在科举与仕途的难局中突围。先看处于科举困局者。阎若璩，盐商之子，生于淮安却利用祖籍参加考试（康熙元年改归太原故籍），由于天生口吃，虽刻苦努力且善于深思，但每次考试都名落孙山。

六岁入小学，口吃，资颇钝，读书至千百过，字字著意，未熟，且多病，母闻读书声，辄止之，阎记不敢出声。十五岁，冬夜读书，有所碍，愤发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坚坐沈思，心忽开，如门牖洞辟，屏障壁落，一时尽撤，自是颖悟异常。 115

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科，阎若璩虽然应荐赴试，但仍然报罢。也正是在科场屡次受挫的困境中，一生追求功名无望，只得专心致力于考据。

惠栋家学深厚，祖惠周惕、父惠士奇都是当时著名经学家，到惠栋三世传经。惠周惕“清二百余年谈汉儒之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惠氏三世传经，周惕其创始者也” 116。惠士奇盛年兼治经史，晚尤邃于经学，特别是对汉代儒学深有研究 117。到惠栋，其早年家境优越，多藏书，所以其早年虽然由于家风浸染，但为学却是泛滥百家，“日夜讲诵。于经、史、诸子、百家杂说、释道二藏，靡不津逮”。由此不但博得清代阳明学重镇李绂的赞赏，并一时令其父门人难以望其项背。到后来，家道衰落，生活每况愈下，“及学士毁家修城，先生往来京口，饥寒困顿，甚于寒素”。此时，其科举、晋升之路又是屡受挫折，20岁时才补元和县学诸生。乾隆九年（1744），参加乡试，因用《汉书》立论，为考官所黜，从此息意科考，沉潜著述。乾隆十五年，朝廷诏举经明行修之士，两江总督黄廷桂、陕甘总督尹继善以惠栋博通经史，学有渊源举荐，后因大学士、九卿索所著书，未及进而罢归。正是如此，中年以后惠栋为学向汉代儒学转向，到50岁后，专心经术，特别是《易》经。

中年课徒自给，陋巷屡空，处之坦如。雅爱典籍，得一善本，倾囊弗惜。或借读手钞，校勘精审，于古书之真伪，了然若辩黑白。……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邃于易。 118

而在研讨汉学时，由于负经世之志而怀才不遇，未免内心寥落，正是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现实使得他更多去提倡汉儒中“通经致用”的一面，“慕汉代取士之法，求汉儒致用之方”。《九曜斋笔记》所作“士不遇” 119可视为其自况之喻 120。

戴震早年语言能力薄弱 121，但他善疑好问，从怀疑中通过思索探究真知，由于对垄断儒学解释的程朱理学发生怀疑，因此致力于从宋儒轻视的小学入手，“下学而上达”，力图通过对文字字词的考据从而打通义理、考核、文章。“先生初谓：‘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 122由此，17岁时开始受考据学专业训练，求之《说文解字》、《十三经注疏》等刻苦研读，学业大进，二十多岁时就受到前辈学者程恂等的肯定。但由于科举严重受阻，29岁始入学为秀才，到40岁才乡试中举，以后在41、44、47、49、50、53岁六次会试不第。因而，首先，戴震贫困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先生尝语玉裁云：‘某年家中乏食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饔飧，闭户成《屈原赋注》。’盖先生之处困而亨如此” 123。其次，戴震精神也出现某种反常状态，“性介特，多与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余，策蹇至京师，困于逆旅，粥几不继，人皆目为狂生” 124。最重要的在于由于科举导致的生活压力，戴震早年要打通义理、考核、文章的学术抱负被不断压缩，进而退求其次，更多从事基础性的考据事业。“后数年，又曰：‘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吾前言过矣。’” 125虽然在此过程中，戴震对义理一直未能忘怀，但真正想大事拳脚，“觅一书院糊口，不复出矣。竭数年之力，勒成一书，明孔、孟之道，余力整其从前所订于字学、经学者”之时，已经老之将至，不久于人世。而正是在戴震标榜而未可得的基础上，姚鼐接过义理、考证（考据）、文章（辞章）三者相统一的观点，但在考据与文章关系上转而强调“且夫文章学问一道也” 126，并以之为桐城派文论的纲领和旗帜，构建桐城派谱系，从而事实上建立起与考据学派鼎足而立的桐城古文派 127。

再看处于仕途困局者。赵翼一生文史俱佳，与钱大昕、王鸣盛并称史学三大家，与袁枚、蒋士铨并称词坛三大家。虽然高中探花，并官至道员，但实际也是宦海浮沉，颇受挫折。乾隆二十六年（1761），科举之时，阅卷大臣原拟第一名进呈，但乾隆帝钦定以之与第三名王杰互易，赵翼遂屈居探花，事后，乾隆帝对大学士傅恒评价赵翼“文自佳而殊少福相”128。王杰此后深受器重，官至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并出任嘉庆帝老师。乾隆三十一年，赵翼被下放离京，虽历任知府、道员等职，但乾隆三十七年在广州平海盗处理的谳大狱旧案事发，受弹劾被交部议而降级，见此，赵翼自感前途黯淡，有感于“仕宦几家收局好”，遂决定辞职还乡，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归隐著书生涯。

钱大昕，乾隆十六年（1751）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九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右春坊右赞善、詹事府少詹事，擢翰林院侍讲学士及山东、湖南、浙江、河南乡试等正副考官和广东学政，“（乾隆）四十年，居丧归里，引疾不仕。嘉庆初，仁宗亲政，廷臣致书劝出，皆婉言报谢。归田三十年，潜心著述课徒，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出其门下之士多至二千人”。

王鸣盛，乾隆十九年榜眼，“大考翰詹第一，擢侍读学士，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寻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由于坐滥支驿马，左迁光禄寺卿，从高峰到低谷，王鸣盛倍受打击，遂辞职还乡，家居者三十年，从事著述。

段玉裁，乾隆二十五年举人，任国子监教习，入都会试，屡不中，在前途渺茫而百无聊赖之时，经人介绍，段玉裁获读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有意于音韵之学，遂边教边做学问，历时约10年。在京时，师事戴震，并结识了钱大昕、邵晋涵、姚鼐等学者，乾隆三十五年（1770）吏部铨授西南知县，在此后十年，一方面遍历贵州、四川边穷地区而无提升，另一方面，还因“诖误”曾经被处分，宦海浮沉使得段玉裁心灰意冷，遂以父母年迈多病、自身有疾为由，辞官归故里潜心于《说文》等考据学研究，时年仅47岁。

除代表人物外，江南考据学派有更多学者是仕途不顺的底层官员和科举失意者，先看处于底层官员者，为中央六部主事者，胡培翚官户部主事；为州官者，汪辉祖官道州知州，汪喜孙官怀庆府知府，张澍官临江通判，朱绪曾官台州府同知，庄忻官兴安府知府，郑方坤官武定知府，胡秉虔官丹噶尔同知，胡承珙官台湾道等；为县官者，邢澍官长兴知县，周春官广西岑溪知县，洪颐煊官新兴知县，钱东垣官上虞知县，丁履恒官肥城知县等；官府州县学教职者，有凌廷堪为宁国府学教授，钱塘为江宁府学教授，戚学标为宁波府学教授，沈钦韩为宁国府学训导，翟灏为衢州府学教授，刘台拱为丹徒县学训导，严可均为建德县学教谕，宋绵初为清河县训导，汪莱为石埭县训导等；只在四库馆中而无更多任职者，有周永年、余集、邵晋涵、杨昌霖、金榜、曾燠、任大椿、李潢、洪梧、孙希旦等。再看仅受朝廷征召者而未仕者，有顾栋高、惠栋、沈彤之举博学鸿词，江声、陈鳣、钱大昭、胡虔之举孝廉方正；还有虽仕即旋或终身不仕者，如江永、沈大成、余萧客、汪中、汪元亮、孔广森、厉鹗、吴骞、袁廷梼、鲍廷博、黄丕烈、顾广圻、钱坫、朱骏声、朱彬、江藩、章宗源、洪震煊、钮树玉、焦循、焦廷琥、马曰琯、马曰璐、李富孙、李遇孙、梁玉绳、梁履绳、臧庸等。所以，虽然江南考据学派内部有少数高官显贵，但总的来看，其成员绝大多数乃官场和科场失意者，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也像上述代表人物一样都在科场与官场的难局突围中走向考据学129 。正如周作人所言：“前清以八股文取士，上去便是做官，有些做的不得意，或是做过高官的人，也会回过头弄学问做出些成就来，例如戴震、高邮王氏父子、段玉裁、阮元等均是。”130

正是皇权调控的失误及过剩儒生在江南的飞速增加，在突围中一部分学者走向考据学，并且由于人数的不断增加和相互联系的不断深入扩展，从事考据学的学人们团体性日渐增强 131。反映在学术格局上就是，本来在明清之际，考据学风就在南北一部分处于科举中下层的士人中酝酿，但此时考据学还是一种学界“潜流”，到乾嘉时代随着科场和官场失意士人剧增，考据学就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惠栋时，对考据学的需求不大，所以，惠栋的声势也不大；到钱大昕、赵翼、戴震时，对考据学的需求大发展，考据学派声势陡增，钱、赵、戴等人俨然江南一代学界“泰斗”；到江藩时，由于考据学浪潮波及广东，他竟然打出“汉学”旗帜，要建立学派了。

通过对清代中期以来江南社会的分析，笔者认为：清代江南考据学派是长期以来在江南业已存在的庞大的士人培养规模与以照顾边疆省区的利益和“首崇满洲”为目的的清代皇权制度设计的矛盾在乾嘉时代剧烈表现的结果，是在这种矛盾中，在科场、官场境遇不佳的江南士人被迫出现的生存多元性选择中的一种，是清廷以科举制等制度设计来调节士人的策略在江南地区的逐渐失灵后，越来越多科场和官场失意的江南“文化精英”寻求生存、发展空间的一种自然反映。

正是由于江南考据学派的这种产生背景，使得它具有以下特点：（1）学者基本上是具有中、低功名或官场境遇不佳的“文化精英”为主；（2）传承方式上基本是师生相递、近亲繁殖式，又是以惠栋、戴震为中心，学术网络具有明显的“封闭性”。正是这两点决定了他们的学术局限性：（1）只能作为一种知识资源，只能被从事学术的“文化精英”所掌握，受众有限，而不能作为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统治的权力资源，考据学者只能成为著名学者。作为“师儒”，他们是成功的，但作为一个以“平天下为己任”的儒生，他们有所欠缺；（2）传播范围有限，只能是小地域内传播，并且更多只能在通过师生、朋友建立的关系网络内传播，所以，就具有一定的“圈子”意识，这种意识虽然有利于集合团体力量，但也可能导致考据学内部“学有余而思不足”以致“舍本逐末”等一系列问题；（3）考据学派成为可能，只是就学者们为学方法的一致性来说，在实际中，方法的一致性并不必然带来理论倾向的一致性，戴震刚刚去世，考据学派内部就围绕其《孟子字义疏证》发生了不小论争，而当诸考据学大师相继凋落后，理论倾向的不一致不可避免要表现出来。事实也是如此，早在乾隆后期，以庄存与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就在潜滋暗长，最终走向了考据学派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分裂。同时，由于桐城派与之分庭抗礼，他们也不能获得完全的学术霸权，所以考据学者本身就不自信，江藩《汉学师承记》甫出版，不但桐城派方东树反对，连龚自珍也反对，不得已又作《宋学渊源记》。遑论其他地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