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皇权主义调控下作为“经典处理术”的清代考据学再评估

从总体上看，清代考据学就是一种经典处理技术的汇集。它以经典文本为依据，以研究古今经典文本的流变为根本，以考据辨伪等文献方法为处理手段。今人经常把它与近代兰克史学相提并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兰克史学是近代的产物，更多是近代科学大发展后入侵历史学的一种表现，而清代考据学则是前现代的古典学问。所以，在方法和意义的认知上，两者并不能形成最有效的对比，从世界历史范围内，如果将其与古代西方考据学相比反而看得更加明白。

与中国古典考据滥觞极早一样，西方考证精神也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时期，爱奥尼亚的“纪事家”赫卡泰厄斯（Hecataeus，约前550—前479），生平与孔子同时，他在写作《大地巡游纪》和《谱系志》时，就声明只记他所认为是真实的东西，而绝不用那些“荒唐可笑”的传说。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60—前400）用30多年的时间收集材料，撰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曾一再说他的叙事绝不先入为主，所用的材料“总是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过的”。古罗马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约前204—前122）著《通史》，曾把“真实”之于历史比作“双目”之于人身，他强调历史学家不应以奇闻逸事取悦读者，而应以真实的事迹和言辞取信于人，以使严肃的学者得益永久。到文艺复兴，与中国古典考证学在两宋成型并不断发展一样，西方考证学亦是如此，其特征就是“就是把作品、文献跟人，还有时间、地点联系起来，也就是把文字看作是历史的产物” 132。具体表现就是瓦拉（Lorenzo Valla，约1406—1457）和奎恰尔迪尼（Guicciardini，1483—1540）。前者的考证学著作《君士坦丁赠礼证伪》直接颠覆了教皇争夺世俗权力的主要根据，后者是精于史料考证的史学家，其《意大利史》便曾以取材精慎著称。本质上，它与中国古典考据学一样，都是一种经典处理术的汇集，在为学取向上，都注重通过对文字、语言、音韵、年代等处理考订学术，辨章源流。只不过他们的对象有所不同，中国古典考据学的对象为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经典，西方考据学则是西方经典。

关于中西考据学之间的异同，把“考据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画等号的胡适有明确的意识。一方面，他颇为自负地认为他是第一个发现了乾嘉学者用于校勘与整理古籍的技巧与西方科学方法相通，“基本上第一点相同之处便是（在所校勘的材料上）发现错误；第二点便是（把这个错误）改正；第三点要证明所改不误。上述三个步骤便是中西校勘学的基本相同之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西方的校勘学所用的方法，实远比中国同类的方法更彻底、更科学化”。之所以如此，胡适认为原因“不是方法学上的差异，而是历史因素的差异”。具体来说，（1）西方印刷术晚出，所以欧洲保留了更多的（手抄）原稿，（2）西方有更多古老的大学和图书馆，手稿多赖以保存，（3）西方有甚多小同种语言同时流传。各种语言都有其古代典籍的译本，因而最早的译本可以用来校正后出版本上的讹谬。133

其实，就笔者来看，同样作为“经典处理术”，中西考证学当然同中有异。（1）二者的一致性，本质上在于都是处于印刷术为主的时代。知识载体的一致性决定了对知识处理方式的大同小异。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性，比如一个还处于印刷术时代，另一个处于电子信息化时代，那恐怕很大程度上前者还是传统的考据学，后者就要更多运用如黄一农所言的“e考据”了。（2）之所以中西考证学方法上有精疏之分，一方面在于从事者之间能力的差异，但更重要在于不同社会所能提供的技术及环境支持。概言之，中西考证学的差异，不但受技术问题的限制，更受整个社会制度设计及不断调控的强力制约，这种强力制约，在专制社会中甚至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他不但能使考据学更加精密化的近代科学有难以发展的空间，更能通过对学者们本身控制的制度设计及不断调控对学术思想进行不断解构、重构，从而建构相应的学术生态。而这点在清代尤其如此，正如上文所示，儒生们获得功名由科场决定，进一步晋升则由官场决定，总而言之，儒生们的分层是由皇权所确定，正是这种分层构成了儒生们学术生活环境的基本世界。正是如此，在现代视野内集启蒙先驱和考据经师于一身的戴震，虽在儒学内部最早发现“以礼杀人”并被弟子洪榜等重视，但在清代社会氛围中却被学界舍弃，只被视为经师，只有等到近代，随着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的不断诠释，从而成为五四反传统肯定个人欲望、权利的先驱者 134。所以，胡适虽然认识到中西考证学不同不在方法上而在于历史条件，但他所指出的只是想当然的表面现象而非本质原因。手稿多、大学图书馆多、版本多的社会并非考据学兴盛的充要条件。不仅在清代如此，就是现代亦然。比如1950—1980年代的大陆学界，较之民国前三者数量都大为增加，但还不是主导民国学界的史料派一再被边缘化，反倒是与之相对的唯物史观派一枝独秀？

扩而言之，在古代社会，在方法和意义的认知上，不但中西考据学之差异更大程度上是由权力结构之差异及不断调控所导致，就是基督教神学与儒家经学之不同亦当是观。在基督教神学中，主要有“神学”和“历史”两大途径，在经学研究中也有义理学与考据学两种模式。在解释方法上，基督教神学采用“四种基本方法”，即：字面的解释（Literalist Interpretation）、经学的解释（Midrashic Interpretation）、神秘的解释（Pesher Interpretation）、寓意的解释（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135，在儒家经学中亦是如此。考据学侧重字面的解释，理学侧重寓意的解释，两汉的谶纬之学侧重于神秘的解释，所有这些都统一于经学的解释。经学是“以经术缘饰吏治”，基督教神学则是以圣经诠释依附教权，在中世纪都是以学术思想依附于权力，思想成为体制内的思考。但由于他们依附的权力主体不同，在中国为专制皇权，在西方为教权，所以在西方中世纪和帝制中国时代拥有同中有异的社会地位。在帝制中国时代，由于皇权一家独大而大一统，因此经学在思想领域处于一家独大而稳如泰山，在西方中世纪，虽然作为教权在思想领域体现的基督教神学也曾一家独大，但毕竟在整个社会有世俗王权与之不断竞争。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是没有大一统条件下的经学，经学是大一统条件下的基督教神学。在服务所依附的专制主体方面，二者程度、方式虽有所差别，但本质、功能则别无二致。换句话说，在西方中世纪和帝制中国时代，基督教神学与经学二者在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属性上是一致的，两者有不同的历史命运是因为双方服务的权力主体的专制程度不同而已。

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把儒学和基督教神学都作为一个现代仍在延续的学术传统，那么，他们之间的进程会呈现出更大的相似性。如果说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与儒学和权力的联姻是常态的话，在现代社会，在对经典、传统思想的解构和重建方面与科学、自由主义联姻，基督教神学与儒学如出一辙。所以，（1）在基督教神学中，圣经是否绝对无误，是现代神学的分水岭 136。在现代儒学中，对经典的不同理解与处理也是新宋学和新汉学的分水岭：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满怀“温情与敬意”的钱穆从考证走向诠释，成为“新宋学”的代表人物，而致力于用“科学方法”在国故中“捉鬼”的胡适则成为“新汉学”代表，并在内战的时局中毕二十年之力考证《水经注》。（2）现代基督教神学中的圣经考据学与科学及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结盟严重冲击了基督教神学的基础，“这一方面承袭了启蒙运动之理性精神，亦是延续了西方文学批评对圣经研究之传统。圣经批判学之基本进路就是一种追源溯本的历史方法，其起首于探寻圣经之历史背景，延续于对圣经文学之分析，最终是研究经文之文学结构与形式” 137。近代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汉学”和古史辨派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他们更加强调历史的方法而不是文学的方法而已。（3）最终，不但基督教新教内部出现会通基督教与科学的“基督教科学派”，新儒学内部也有如牟宗三这样的新儒家主张用儒家的内圣之学开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

一言以蔽之，在方法和意义上，包括清代考据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古代西方考据学相类，在现代视野中的反传统意义也只是通过近代反传统的阐释才得以显现。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清代考据学活动处于清代皇权制度设计及不断调控所铸就的场域之中。正是这种制度设计及不断调控造成的儒生困境，使得他们不断寻求突破，再加上“点缀盛世”的需求，使得作为经典处理技术的考据学迅速流行。

在20世纪建构的主流清学史文本中，往往把清学史塑造为考据学独霸的时代。虽然在近二十年来，随着对清学研究的深入，对此种看法有所修正。但无疑把考据学看成清学独霸及主体的观念广泛存在，并且以一种新的包装方式而存在。比如在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

笔者认为，艾著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虽然对考据学兴起的外部环境有所注意，但对清代制度设计在士人实践中的基础性作用注意不够，并且这种制度设计在皇权时代也不是用“内在和外在环境”之类的话语所能够概括；（2）虽然借鉴福柯的话语理论把考据学话语定位为一种话语系统，但对福柯的话语理论理解有所偏差，由此对帝制中国社会话语系统的多样性注意不足，过度强调考据学话语与理学话语对立的一面，忽视了两者内在统一于皇权主导下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一面。

先看第一点。帝制中国社会没有人权，所有人的财产权、生存权根本就没有保障。不像现代社会一样，皇权在理论上完全可以在任何时间置任何人于死地，特别是对士人尤其如此。因为他们是以通过输出知识来获得生存，而在皇权社会中，朝廷基本上垄断了所有的知识消费，所以，在皇权社会，士人只有按照皇权的需求提供知识产品从而接受皇权的调控才有可能生存。所以，这种皇权社会统治制度设计给士人创造的环境根本就不是现代知识人在人权保护下可以选择的那种自由环境，皇权就是所有士人的全部。实际上，不光是中国专制主义如此，缺乏人权的所有专制主义都是如此，比如纳粹德国，在此条件下，如果有所选择，哪会有大批杰出学者的外逃？

再看第二点。在福柯话语理论中，因为强调历史的断裂 138，所以更多时候福柯更加注意两种或者几种话语体系的对立，比如《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中启蒙运动以来理性话语与疯癫话语之关系。并且，福柯笔下的话语系统之间的对立必须是根本性的、终极意义的，而不能是在一个更大系统内内在统一的。按此理解，艾尔曼也把理学话语与考据学话语完全对立的分类，并由此暗示只有“理学解体” 139后才能有考据学派的发展。但这种理解是偏差的。因为就帝制中国社会来看，依据社会层级结构，至少有三种话语系统：皇权意识形态话语系统、思想学术话语系统、世俗民间话语系统。其中皇权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存在于社会上层，通过皇权帝国的调控在重构其他话语系统过程中弥漫整个帝国，另外两种话语系统则处于皇权意识形态话语的不断重构中。所以，在清帝国，考据学话语与理学话语作为众多思想学术话语的两种，他们之间既有冲突，又有合流，并且由于皇权意识形态化的礼教话语不断重构而更多处于统一状态。他们之间的关系与福柯笔下的理性话语和疯癫之间的完全对立是不同的，艾著强调冲突而忽视共存甚至认为从理学到考据学“还引发了对传统认知和理解的更重大的基本变革，从前公认的学术范式受到了致命的挑战”，无疑是严重误读。

正是由于艾尔曼对帝制中国社会话语系统的多样性缺乏有效区分，使得艾著在某些结论上言过其实或似是而非。比如：（1）艾尔曼强调考据学话语与理学话语的冲突，但并不是所有清代理学派别而只是作为“文士之理学”的桐城派 140才与考据学派冲突，更多理学派别对考据学派要么是置之不理，要么就是兼容并包141 ；（2）艾尔曼强调“《从理学到朴学》一书旨在从清代社会经济的背景考察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演变过程。这一考据学赖以生存的江南学术共同体后为1850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摧毁” 142，但实际上，就是到晚清之际，江南还是考据学的腹地，不但出现了像章太炎这样的“清学正统派”，并且，不少文人由于家庭败落反而转向考据，比如顾颉刚祖上早年是文人，“都欢喜作诗，欢喜做名士，汉学的潮流竟侵不进来”，而到太平天国后，由于家庭败落才开始从事考据学，“所以也做经学、小学、金石的功夫” 143。因而，晚清之际，从事考据学者在江南地区不是少了而是更加普及。

与艾尔曼强调学术共同体的作用相对，有学者则强调清代皇权对考据学的巨大影响，认为考据学派的出现是清代皇权有意识规划的结果。比如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和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考据学的出现恰恰是皇权有意规划的结果……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考据学产生的意义，反而强调‘思想’的独特性，就等于刻意回避清廷政治控制严酷而又富于高超技巧的历史事实。” 144“本书证明，清统治者发挥其高超的统治技巧，成功地收编了‘江南’士大夫的历史与价值观，使之成为‘大一统’统治模式的合法性资源，其复杂的治理技术的运用显然与前代迥然有别。” 145真的是这样吗？根据笔者以上的研究来看，事实恰恰与之相反，考据学派的出现及发展不是清廷有意规划的结果，而是清廷皇权制度设计和不断调控失误之后，江南儒生在这种困境中不断寻求自我突破的一种结果。退一步讲，就算清代皇权调控有点效用，也只是清王朝在综合运用古代中国对付士人手段的汇集而已，毕竟在收编士人方面，古代中国哪朝不是经验丰富、屡试不爽？当然这也根本不可以简化为帝王的雄韬伟略，而是制度设计及有偏向调控的结果。

总的来看，虽然在帝制中国时代初期，皇权主义是一种极富创造性的专制主义秩序。但到清代，皇权主义则明显呈现出疲惫之势。除了传统的一些措施变异使其功效最大化外，基本的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综观清代皇权制度设计及调控，特别是始于乾嘉后的调控，笔者认为总体上是趋向失败的，就思想方面来说，他虽取得局部的成功，但恶化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学术环境。短期来看，士人的无奈与不满及生存情况每况愈下，正是这种无奈与不满引起对礼教批评的进一步蔓延，使得清代中期在理学与考据学内部都出现了较之明代更深刻的反礼教思潮；中期来看，一旦遇到危机，中心又向理学转移，极度利己性，但结果却是在更大程度上引起更深入的分裂，更严重的在于士人形象的逆转，士人要么被塑造为“道学先生”，要么就是利欲熏心的书生，《儒林外史》、《红楼梦》，甚至连《聊斋志异》对此也是颇有微词；长期来看，调控的结果虽然一时遏制住遗民思想及反清思想，但其作为暗流长期存在，雍正时代“曾静案”及《大义觉迷录》，乾隆时代各地频发的“割辫”事件，无不时时牵动统治者的神经。到近代，正是在发掘民间反清思潮的基础上的“排满革命”直接推翻了清王朝。所以，任何忽视清代皇权调控甚至古代中国制度设计的结论，无疑都是错误的，但对此的高抬更是一厢情愿。因为清帝不可谓不勤政，清廷调控不可谓不用心，措施不可谓不集古代中国之大成，但老问题依旧且时隐时浮的恶化，新问题却不断产生。尤其是比起同时代的西欧，这种悖论更为明显：有古代社会规模最为庞大的意识形态系统，有最重视士人之政府，却出现士人境况的每况愈下及满腹牢骚。真是咄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