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255）

废除拉丁语作为共同的学者语言，从而在民族文学中引进小市民气，对于欧洲的学术界来说，是一桩真正的不幸。首先，因为只有利用拉丁语，才有过一个共同的学术界，每种问世的书籍都是直接面对这个总体的。但是，真正进行思考并善于判断的头脑，在整个欧洲毕竟为数甚少，如果再用语言限制把他们的论坛瓜分并拆散，那将无限地削弱他们有益的影响。加之，由出版者任意选择、由文学匠人制作的译本，乃是共同学者语言的一种拙劣代用品。因此，康德的哲学在短暂的辉映之后，就一直陷在德国判断力的泥淖中，而费希特、谢林，最后是黑格尔的伪科学的磷火倒在这上面享受它们闪烁的生命。因此，歌德的颜色论得不到公道。因此，我一直未受到注意。因此，明智而富于判断力的英国民族迄今仍为最可耻的迷信和教士监护制所降格。因此，法国声誉赫赫的物理学和动物学缺乏一种充足的相称的形而上学的支持和检验。例子还可以举得更多。此外，这个大缺点还连带着第二个更大的缺点：不再学习古代语文了。现在，在法国甚至在德国，忽视古文已占上风。《罗马法典》已于一八三〇年译成德语，这就是愚昧也就是野蛮进入整个学术基础即拉丁语的不可否认的标志。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即希腊作者，甚至拉丁作者，都被附加德语注释出版，这真是一种秽行，一种无耻。其真实原因（不论大人先生们如何装模作样）乃是，编者们不再懂得用拉丁语写作，而可爱的青年们高兴牵着他们的手走腐朽、愚昧和野蛮的道路。我曾经期望看到，文学报章上的这种做法将论功而受到谴责；但是，我不得不惊讶地发现，这一切竟然有条不紊地逃脱了一切责难。原来，评论家正是这种无知的庇护人，或者还是编者或出版者的神父。这种面面俱到的卑鄙行径在各种德国文学中还十分流行。

我还不得不抨击当前整日无耻地匍匐而来的特殊鄙陋，那就是，在科学书籍中，在地道学术性的、甚至由科学院编印的刊物中，用德语译文成段地援引着希腊作家、甚至（哦可耻！）拉丁作家的章句。呸！见鬼去吧！他们是为鞋匠和裁缝写作吗？——我要是相信这点，便会“删掉”很多东西。那么，请允许我老实说吧，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些下流坯子。——身上多些荣誉，口袋里少些金钱，让不学无术之辈痛感自己的微贱吧，别向他们的钱柜卑躬屈节。——对于希腊作家和拉丁作家而言，德语翻译正是这样一种代用品，恰如菊苣根之于咖啡，此外决不要相信它们的准确无讹。——

事情糟到这个地步，那么再见吧，古代文化，高雅的趣味和高尚的鉴赏力！野蛮时代又回来了，尽管有铁路，电线和气球。我们终于因此丧失了我们祖先都享受过的一种长处。那就是，拉丁语不仅为我们开启了罗马古代，还能帮助我们直接认识欧洲所有国家的中世纪和向下数直到上世纪中叶的近代。因此，例如九世纪的斯科图斯·埃里根纳，十二世纪的约翰·封·沙利斯伯利，十三世纪的雷蒙·鲁利[4]，连同其他百来人，都可以用这种语言直接同我对话，这种语言是他们一想到学术问题就自然精通的。因此，他们至今还能十分亲近地向我走来：我直接和他们发生接触，确确实实地结识了他们。如果他们每个人当时用他们那时的本国语言写作，情况又会怎样呢？连一半我也不会懂得，和他们发生真正的心灵接触更是不可能的：我看他们就像看远方天边的幻影，或者甚至得用译者的望远镜。为了预防这一点，培根如他自己所断言，后来曾经把他的“随笔”翻译成拉丁文，题目改成《诚实的训诫》；——不过，霍布斯在这方面帮助过他[5]（参阅《托马斯·霍布斯传》，卡诺洛波利一六八一年，第二十二页）。

这里不妨顺便提到，如果爱国主义想在学术领域逞威风，那它实在是个不可容忍的龌龊家伙。因为还有什么比这种行为更其傲慢无礼的呢，在纯粹而普遍的人性被鼓动起来的地方，在只有真理、光明和美应当起作用的地方，却要把对于自己所属民族的偏爱放在天平上，于是从这方面考虑，便时而强奸真理，时而对其他民族的伟大才智不公道，以便表彰本民族较渺小的才智。但是，这种鄙陋性的例子，可以每天在欧洲所有民族的作家那里碰到；所以，它在伊利雅塔[6]最可爱的《文学寓言》第三十三篇中也受到了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