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国内外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丰富,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学术论文和著作等形式。
一、国外学术界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现状
从国外关于“一带一路”学术研究的发文数量和引用率来看,2014—2019年,“JSTOR西文过刊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中主题为“One Belt One Road”的文献总数为2016篇,其中2014年到2019年分别发表了1158篇、917篇、554篇、418篇、304篇和123篇论文(见图2-1),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总体来看,国外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文献虽然数量不多,但整体学术水平相对较高,说明“一带一路”相关研究同样受到了国外学者的重点关注。
图2-1 2014—2019年国外发表的主题为“一带一路”的学术论文数量年度分布
二、国内学术界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现状
从国内学术界发文数量和发文年度来看,2014—2019年,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全部期刊中主题为“一带一路”或“丝绸之路经济带”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数量共计47249篇,其中2014年到2019年分别发表了1486篇、7807篇、8005篇、12040篇、10441篇和7470篇,整体呈先增后减的趋势,发文量在2017年达到了最高点。
中国知网收录的CSSCI核心期刊中主题为“一带一路”或“丝绸之路经济带”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数量为5875篇,2014—2019年分别发表了150篇、915篇、1130篇、1365篇、1262篇和1053篇(见图2-2)。
图2-2 2014—2019年国内发表的主题为“一带一路”的学术论文数量年度分布
不难发现,相对于全部期刊,CSSCI核心期刊中围绕“一带一路”的相关文献数量仅占“经济与管理科学类”总体发文量的2.74%,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关于“一带一路”的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占比相对较低。
从研究的关键词来看,除“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这些通用高频关键词外,其他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依次是:“企业管理”(710次)、“产能合作”(491次)、“高峰论坛”(414次)、“跨境电商”(365次)、“财政管理”(487次)、“财政金融”(294次)、“互联互通(271次)”(见图2-3)。与此同时,CSSCI核心期刊中相关研究关键词的内容和频次并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由此可见,国内围绕“一带一路”开展的研究主要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研究主题较为分散,整体偏向宏观层面,同时伴有较强的舆论性。
图2-3 2014—2019年国内发表的主题为“一带一路”学术论文的关键词出现频次
从研究层次来看,2014—2019年在中国知网收录的全部期刊中,按频次高低依次为:基础研究(社科)(3954次)、政策研究(社科)(508次)、行业指导(社科)(273次)、高等教育(28次)、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自科)(11次)、行业技术指导(自科)(5次)、政策研究(自科)(5次)、职业指导(社科)(4次)、大众文化(3次)、工程技术(自科)(1次)。不难发现,除基础研究外,研究文献的层次主要集中在政策研究和行业指导两个方面,这说明国内关于“一带一路”的学术研究多数仍停留在操作层面,缺乏较有深度的理论文章。
从出版著作方面来看,六年(2014—2019年)来国内已出版了百余部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书籍,其中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著作有:刘卫东等著的《“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一带一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一带一路”建设对策研究》,王义桅的《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刘伟等著的《“一带一路”:全球价值双环流下的区域互惠共赢》《“一带一路”: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区域与国别经济比较研究》,邹磊的《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以及白永秀等著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等。以上这些出版著作主要从提出背景、理论内涵、战略意义、合作内容等方面对“一带一路”建设展开了较为深入扎实的研究。
可见,自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已成为国内学术界持续讨论的热点话题,一大批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指导。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相关研究成果也在不断扩展与深化。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我国对外贸易研究的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我国对外贸易研究的重点问题主要集中在多边与双边贸易合作效应、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贸易结合度、贸易依赖程度、贸易效率与贸易潜力、贸易便利化、贸易潜力等方面。
(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多边与双边贸易合作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整体贸易合作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农产品、能源、钢铁、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贸易与合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于海龙(2018)指出,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与周边国家农产品贸易总额持续增长,2010—2014年更是由433.9亿元增长至615.1亿元,每年递增7.2%,保持了良好的态势,如能进一步降低各国之间政治风险、文化冲突以及收益分配方式等负外部性问题的影响,则我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进行的农产品贸易仍有提升空间,如: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多品类农产品贸易仍具有较大潜力。因此我国应致力于农业科技先行,农产品贸易和农业投资跟进的方法,保证农业对外合作,有效提升农业生产能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潜旭明(2017)的研究显示,“一带一路”大背景下,我国与中东地区能源贸易紧密,受能源合作环境的复杂多变、大国因素的干扰、能源政策的出台等因素的影响,现阶段中国能源进口仍面临不少挑战。促进区域资源的市场融合、建立并创新能源合作机制,实现双边合作的集群式发展能为中国开展国际能源合作带来新的历史机遇。石泽浩(2017)采用复杂网络的分析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的钢铁贸易格局及其近十年内的演变规律进行了全新解构,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钢铁贸易伙伴比较固定,且大多数国家的贸易伙伴较多,市场呈现多元化,其中中国钢铁出口最大的市场为南亚及东南亚国家,而中东地区则是中国钢铁出口依赖度第二的地区;地缘相近的国家往往存在着紧密的钢铁贸易往来,虽然钢铁贸易已经涉及“一带一路”沿线绝大部分国家,但地理距离仍然是影响大国进行贸易权衡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解放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以解决国内钢铁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是现阶段的一大目标。许娇(2016)利用GTAP模型模拟分析“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贸效应,认为中国与各大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所产生的经贸效应强于中国与单一经济走廊的互动,“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于中国大陆和各大经济走廊的进、出口贸易量与实际GDP增长都十分有利。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整体贸易效应显著,还对中国与沿线特定国家或者特定区域一体化组织之间的贸易也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葛涛(2017)利用三元边际分解框架,将中国在中亚市场上的进口增长进行结构性分解,从总体和动态分布演进考察了中国进口中亚农产品的三元边际特征:中国在中亚市场上的进口份额不断提升,且“一带一路”倡议的贡献巨大,年均增长率从2013年之前的10%上升到2013年之后的34.52%,拓展边际是中国从中亚进口增长的源泉,年均增速达到15.84%。价格边际变化比较平稳,年均增速仅为0.08%。同时,经济规模对拓展边际与数量边际分别表现为显著的负向、正向作用,而生产效率与之相反,说明中亚国家在做大农业经济规模的同时也应该注重生产效率的提升。姚予龙(2018)的研究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林产品消费国,消费缺口极大,中俄两国林业贸易应该更加深化进行,应搭建企业投资生产平台,在主要边境口岸布局建设各种类型林业加工园区,提升林业产业竞争力。郑国富(2017)的研究显示东盟与中国在经济发展层次、消费偏好与传统习俗、农产品供需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使双方农产品贸易合作领域广、关联度高、潜力大,2001—2016年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结合度指数均大于1。农产品贸易壁垒较大程度阻碍双边合作升级发展、互补性农产品贸易潜力未挖掘以及国别间农产品贸易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仍然是中国与东盟贸易升级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
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现有文献从多个层面和角度出发,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贸易依赖程度、贸易效率与贸易潜力、中国对外贸易所面临的障碍和防范措施方面等进行分析,研究方法多元化。
1.“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外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
已有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利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引力模型等实证工具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多以静态分析为主,大多文献样本期较短,且很少能对“一带一路”倡议前后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互补性的变化及特征进行比较。
张慧等(2018)研究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木质林产业贸易的竞争关系较弱,互补性较强,贸易前景广阔;贸易市场和贸易潜力市场分布不相符,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地区的贸易潜力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木质林产品,而进口的贸易潜力产品则是以资源密集型木质林产品为主;“一带一路”大多数国家属于“潜力开拓型”,且各国具有贸易潜力的木质林产品差异较大。王金波(2017)指出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国家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且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他采用了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Lafay指数、出口相似度指数和贸易密集度指数等实证测度指标,从贸易竞争性、互补性和产业国际竞争力三个方面对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国家贸易互补性,贸易关系和增长潜力进行了系统的测度和分析。李敬等(2017)的研究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有着竞争性与互补性的双重关系,基于网络分析方法,刻画2005年不同出口额度的标准网络,并对该网络进行密度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速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贸易往来频繁,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刘倩等(2018)研究用贸易专业化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进行测算和分析,显示中国新疆出口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进口的贸易互补性较强,出口对哈萨克斯坦的依赖性最强,而与白俄罗斯的贸易互补性较弱。韩永辉、罗晓斐、邹建华(2015)基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测算了中国与西亚诸国的出口相似度指数、贸易结合度指数、格鲁贝尔—劳埃德产业内贸易指数、布雷哈特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发现中国与西亚贸易的竞争性较弱、贸易互补性较强,两地贸易联系紧密并呈现产业间贸易特征。
2.“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外贸易依赖程度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存在较高的贸易依赖度,双方贸易发展潜力巨大,中国应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与区域性沿线国家有针对性地发展对外贸易。
Georgiev Georgi(2015)认为“一带一路”实施有利于促进欧亚各国的经济发展,目前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仍然严重依赖地理位置,对相关经济体的相互依赖性进行分析至关重要。张雨佳等(2017)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依赖程度进行综合分析,并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和泰国)与中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对外依存度较高。沿线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贸易总量持续增长,东南亚11国当前与中国贸易往来最为密切、中亚五国与中国之间贸易关系发展最为迅速。在研究区间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相互依赖程度稳定加深,但是沿线各国对中国单向依赖一直较为明显。余妙志等(2016)发现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总体上处于比较劣势,与南亚的出口贸易结合度比较稳定但力度低,进口贸易结合度逐年攀升,关系越来越紧密。我国同南盟的农产品出口在各大市场上均存在较激烈的竞争。冯永琦等(2017)引入市场提供指数(MP指数)作为市场依赖度评判标准,发现东南亚国家以及蒙古国,相对其他国家地区而言,对中国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的MP指数都比较高,并引入边截距固定系数面板模型,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MP指数作为自变量、中国MP指数作为因变量,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产品市场具有较高依赖性。
3.“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外贸易效率与贸易潜力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背景下,全面评估其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效率与贸易潜力对促进对外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和潜力的测算,国内许多学者主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研究,使用引力模型测算贸易潜力。但在传统的构建引力模型方法中,除部分易于衡量的因素外,其余多数因素对贸易潜力的影响均被纳入随机扰动项中,这使估计的贸易潜力存在偏差,因此不能很好地解决贸易阻力问题。为进一步解决贸易阻力的问题,引力模型引入随机前沿方法,即把阻碍或促进贸易发展的因素放入贸易非效率项中,这很好地解决了贸易阻力被忽视和无法测算的问题。
赵翊(2014)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发现,对于出口潜力实现比不足0.3的科威特、卡塔尔、科摩罗等国,中国出口存在巨大的潜力;对于一些经济落后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匮乏的阿拉伯国家中国的出口已过度;但同与欧美国家存在历史上的宗主国和殖民地关系且现在与欧美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贸易表现较弱,有较大的出口潜力。孙金彦、刘海云(2016)通过使用时变衰减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得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和总贸易效率均呈随时间递增的变化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贸易量与贸易潜力之间的差距应该主要由贸易非效率项来解释。付韶军(2016)采用了面板数据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了出口贸易效率的估计值,发现经济吸引力、中国从各国进口、中国对各国直接投资、陆地是否接壤以及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因素均对中国出口产生正向效应,而距离因素对中国向各国出口产生负向效应。张剑光、张鹏(2017)采用改进的贸易效率测算模型来测算双边贸易效率,将影响国际贸易的众多因素概括成三种力量:贸易吸引力、贸易阻力和贸易推力。计算了12个年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美国的双边出口效率值,发现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剩余潜力很大;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效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表明沿线国家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在下降。
4.“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外贸易便利化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提升,在现有文献中也得到了验证。
李思奇(2018)使用贸易结合度指数(TII)、出口市场相似度指数(ESI)、贸易互补性指数(TCI)计算发现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经贸合作基础稳固、互补性较强,但仍存在部分制约因素,此外,还将贸易便利化引入GTAP模型,对其经贸效应进行分析,并基于“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为中国与中亚五国在贸易领域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刘宇等(2016)利用改进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将时间成本的“等值关税”引入GTAP(全球贸易分析)模型,以测算两国关税削减和贸易便利性提升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关税削减只能使中国的GDP增长0.02%,哈萨克斯坦的GDP增长0.68%。如果考虑时间成本这一贸易便利化措施,中国的经济增长幅度将增加9倍,达到0.17%,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也将得到极大促进。这说明贸易便利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大于关税削减,忽视时间成本的研究将严重低估中哈贸易自由化的正面影响。柴利、董晨(2018)选取了基础设施、电子商务、规章制度、海关环境和金融服务这5个一级指标,并将其细化为16个二级指标,建立贸易便利化测评体系,选取“一带一路”沿线25个亚洲国家2006—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以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程度。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我国跨境电商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不同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对我国跨境电商向东亚、西亚、中亚、南亚地区出口贸易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张晓静、李梁(2015)采用“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2008—2013年的样本数据,利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测算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影响显著,“一带一路”不同区域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由此中国应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建设的投入,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在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贸易便利化合作方面有所侧重。
(三)实证研究方法
从数据分析方法的角度,研究涉及的统计分析方法有GL指数和RCA指数(付明辉、祁春节,2016;曲如晓、刘霞,2017)、TCI指数(何敏、张宁宁,2016)、H-K测度方法(黄杰等,2018)、K值聚类算法(公丕萍等,2015)、核密度估计方法等。
涉及的计量分析方法有GTAP模型(雷会妨和马远,2018)、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樊兢,2018;方英、马芮,2018;程广斌、刘伟青,2018;宗慧隽、王明益,2018)、扩展的引力模型(范兆斌、黄淑娟,2017;谢涛,2017;范秋芳等,2019;胡艳英、楼尔基,2018;李兵、颜晓晨,2018)、GVAR模型(黄旭东、石蓉荣,2018)、CMS模型(李慧玲等,2016)、PSM模型(陈高、胡迎东,2017)、似无关方法与相邻效应函数(张艳艳、于津平,2018)、贸易强度指数模型(张会清、唐海燕,2017)、汇率变动引力模型(吕诚伦、王学凯,2019)、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徐承红等,2017)、Cox随机效应混合模型(马佳羽、韩兆洲,2018)等。
从相关文献的研究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展国际经贸合作对于全球各国都具有重大意义,参与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不仅充分体现了古丝绸之路交流、互鉴、共存的精神内核,同时具备更高的开放度和包容性。“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世界带来了以“开放、平等、包容”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全球化理念。
(2)“一带一路”倡议大大推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让很多国家有机会通过国际合作融入全球化进程,寻求在国际分工中的合理地位,依托“一带一路”合作机遇实现本国产业结构升级,把握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机遇。
(3)目前的文献多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学者们结合最新数据,采取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综合结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贸易紧密度较高,双方合作有进一步增大的潜力。
(4)贸易便利化水平高低、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程度、劳动效率高低等因素会对我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贸易带来影响,因此我国应积极推动自贸区建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产业升级改造、提高劳动效率,为全球价值链的整体提升提供强劲动力,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
(5)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在实施上存在一定的难题:如获得各国的文化理解和文化认同尚需时日;沿线国家政治稳定性强弱不一、意识形态各异、政治制度不同等,这些都给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带来阻力。中国应加强对沿线各国经济政治制度、历史、民俗、国民心理、语言文字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加大宣传,倡导合作,逐步增加理解,提高合作水平。
总之,由于“一带一路”倡议视野极为宏大,在时空维度上具有深远影响,且提出的时间不长,理论和实践积累尚不充分,因此关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开展国际经贸合作、发展国际贸易的研究较为浅显和庞杂,想要形成较为完备的研究体系和更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还有待学界进一步地探讨和较长时期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