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带一路”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第一节　 “一带一路”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重要主旨演讲中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古代丝绸之路经由陆路和海路联通了沿线各国各地区，扩大了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而且逐步扩展到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东西方文明互鉴、凝聚共识的大动脉。经由古代丝绸之路，中国及沿线区域的经贸往来络绎不绝，文化交流欣欣向荣，形成了最初的利益共同体。

“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是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起点，更是中国与世界命运相通的新机遇。1978年，中国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是中国对外开放的1.0阶段。同时也要看到，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对我国加快构建新时代全面开放格局、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完善、提出中国方案、做出中国贡献、更好彰显中国智慧等带来新挑战、新机遇和新动力。新时代，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坚持“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理念，推动对外开放战略紧紧围绕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强国梦目标，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建立高层次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引领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积极参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顺应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和法治化的趋势，在新一轮开放中提升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体现，是推动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的2.0阶段。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贯穿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系列著作中，通过对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世界和具体实践，尤其是对西方殖民扩张对世界各国命运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剖析而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多次从中国的历史问题、未来走向等角度论述过中国。

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如果同中国的海上贸易由于现在发生的军事行动而停止，欧洲所需的全部茶叶可能就只有靠这条商路供应了。”“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欧洲将从这条陆路得到茶叶的供应……”说明在西方列强通过武力方式开拓出海洋贸易之路以前，中国就已经以和平的方式开拓出通向世界的海洋贸易通道，而且，中国同时还开拓出了经蒙古国、俄罗斯通向欧洲的大陆贸易通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共同体”的概念，指出其可分为两个阶段：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以及经由劳动者本身创造出来的共同体。“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共同体（指第二阶段的共同体），就不能再像第一种情况下那样以一种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了，共同体本身已经是被创造出来的、产生出来的、派生出来的、由劳动者本身创造出来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这种由劳动者本身创造出来的共同体，可用来概括所有不再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只要我们根据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过程对照研究手稿，同时从个体与共同体关联的视角来讨论问题，就可以增加一种视角来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这可以视作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角度看，国际分工细化、生产力发展和世界交往是世界历史形成的重要推动力，其揭示了民族、国家相互依存关系的重要性，可见“一带一路”实践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当代延续，也是其当代价值的昭示。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加速推进促使人类社会走进世界历史时代，而这一时代主题便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地理大发现引起国际贸易，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相继开展，中国改革开放与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这些重大实践便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最好印证。上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核心论断表明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世界历史，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地方性、区域性向世界性、开放性转变的客观必然性，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支撑和价值遵循；“一带一路”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动力和建构机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实现了国际关系从“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的过渡，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解读。“一带一路”倡议积极促进国际经贸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促进全球发展持续增添新的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但机遇是世界的。提出这一倡议，顺应了亚欧大陆要发展、要合作的普遍呼声。它让世界各国认识到，在积极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还可以带动相关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得到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一些国家纷纷将自身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对接，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自身发展。比如，“一带一路”建设同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等发展战略实现对接。

二、地缘经济理论

所谓地缘经济，指的是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以及相互依存而构成的经济体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华约解散，世界格局发生巨变，国际政治的主旋律由“军事争霸”转向“经济角逐”，各国间的实力竞争逐步演变为经济实力上的较量，经济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得地缘经济理论的诞生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而伴随经济全球化浪潮，大国主导下的地缘经济蓬勃发展，地缘经济理论由此应运而生。理论界以爱德华·卢特沃克、理查德·索罗门、卡尔罗·让等为代表的欧美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即地缘经济理论。地缘经济学是地缘研究中的主要领域之一，是一门跨学科、跨理论的交叉学科，其理论来源包括地缘政治学、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领域。传统地缘经济学主张国家通过经济竞争或合作实现对国际市场的控制权、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权、行业地位的统治权、价值链分配的话语权等经济主导权的争夺。

为提升国别或者区域竞争力，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国主动加快开放步伐，创建了一批地缘性合作组织。在亚洲，经济合作席卷了大多数国家与地区。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诞生。1994年中亚经济联盟成立，2002年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地处西亚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于2003年启动海合会关税联盟。此外，中日韩等国与东盟分别开展了“10+X”合作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自由贸易区，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在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1992年美、墨、加等三个国家签署了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2018年美墨加三国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继续深化在美墨和美加边境地区的合作。2020年11月15日，历时8年之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该协定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10+6”），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这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可见，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利用自身地理区位和要素禀赋等优势实现经济崛起。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经历了深刻调整。“一带一路”建设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坚持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其所倡导的包容、合作、开放、共享理念得到了沿线国家的高度认同，与传统地缘经济理论所强调的竞争、排他、争夺、控制的传统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在逻辑、视角、实现方式、目标等各方面都超越了传统地缘经济理论，形成了一种新的地缘经济观。

三、地缘政治理论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认为海上交通线、战略要地等地理因素对国家利益、国家战略等具有重要影响，要以地理空间态势进行权力博弈，其实质上奉行的是权力的哲学，主张国家要追逐权力、独占权力。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其于1904年发表了著名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阐释并推进了海权与陆权相对立的地缘政治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呈现出纵深发展的态势，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沟通、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社会变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利益共同体，同时深刻而广泛的国家竞争也将国际社会变成了巨大的“竞技场”。在这种时代语境下，各国源于地理环境、地理资源等所产生的政治互动越来越激烈，国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更加明显，许多大国都提出了明确的地缘政治战略。

从本质上看，“一带一路”实现了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超越。

首先，“一带一路”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的“权力观”，由追逐权力变为共享利益和发展，通过促进自由贸易给沿线国家带来福祉，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为沿线国家提供了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合作平台，是推动开放合作，促进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而不是中国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工具。按照麦金德的理论，基础设施项目仅是一国动员起来对抗另一国的工具。而“一带一路”谋求增进理解和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内蕴和平共处、和谐包容、互学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国际关系理念，包含了打造政治互信和经济融合的利益共同体的战略诉求。共商、共建、共享为建设“一带一路”的核心原则，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以权力为出发点的逻辑，使地缘政治逻辑起点非权力化，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为了谋求权力本身，而是旨在建立一条福泽沿线各国的发展之路，丰富地缘政治的权力内核，以积极的影响力吸引沿线国谋合作、谋发展。地缘政治的权力观解读发生变化，共建“一带一路”超越了地缘政治，不追求以大国主宰或霸权争夺的方式实现全球政治治理秩序的稳定，而是强调不同地缘文化的国家只要存在“利益交汇点”，便可以形成“利益共同体”，以此为逻辑，逐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次，“一带一路”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狭隘的“中心—边缘”观。西方地缘政治想象僵硬地将世界地缘政治空间区分为中心与边缘，在此基础上实施以本国、本民族为中心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实践，容易加剧国家间的竞争、对立和冲突。“一带一路”构想则实现了一种范式转换，其“中心”和“边缘”是相对存在的，“中心”发展变化，“边缘”也相对变化，超越了单个国家视角的狭隘性与局限性，有利于充分调动参与各国的积极性，实现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

最后，“一带一路”肩负阐释中国特色地缘政治思想、优化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历史使命。对崛起中的中国而言，厘清原有地缘政治环境情况，阐释中国地缘政治思想的独特性与和平特质，进一步优化中国地缘政治环境，才能更好地落实全面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所以，“一带一路”正在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将开创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架构。由于牵涉国家众多、各自发展差异大，“一带一路”统一的机制化建设较难，但区域、次区域机制化先行，势在必行，其关键在于从地缘政治角度谋划“一带一路”建设，将地缘政治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文化、外交等层面，同时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在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周边和沿线国家地缘重塑的过程中，更注重国家之间共同利益，提高沿线国家参与的积极性，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积极性，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的地缘联系，打造互联互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