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本来不用脱衣服，我却说“我要脱了”

树木：我呢，无论电视剧还是广告，都演得很随意。最近我因为有事去了一趟作家协会，见到了中村敦夫［67］，他这样对我说：“你真是个奇怪的演员。”然后又说：“我搞不懂你。”

记：真有意思。您和中村先生什么时候有过合作？

树木：他说是在电视剧《木枯纹次郎》［68］里，那是市川昆［69］导演的电视剧，我只出现了一个场景。他说：“我想既然是市川导演找来的人，一定有他的原因吧。”当时我已经开始演电视剧了，我什么都拍，工作排得很满。对我来说，不管是只有一个镜头还是其他什么，我都会说：“好，我演。”

记：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这段时间，真的经常能在电视剧和电影里看到您，多到让人怀疑您到底有多少个分身。

树木：是啊。但有趣的是，无论出场是多是少，片酬都是一样的。

记：什么？

树木：是这样的。如果是主演级别，那又不一样了。像我这样的演员，片酬全都是一样的，所以出场少反而更有效率。

记：原来如此——我还真不知道。

树木：所以拍《木枯纹次郎》的时候也是，虽然只有那么一个镜头，我还是毫不在乎地跑了一趟京都。但也正因为这样，我演得很随意，完全忘了那是个什么样的场景。于是我问敦夫：“我是出现在哪个场景来着？”

记：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树木：他说是木枯纹次郎在旅店住宿的场景，我是旅店里给人盛饭的女人。所以呢，我也给纹次郎盛饭。我当时一边盛饭一边打哈欠，他觉得我真是个古怪的演员。

记：嗯，确实古怪（笑）。为什么会打哈欠呢？

树木：现在听敦夫这么一说，我觉得我这么演是对的。木枯纹次郎不是个英俊小生，对吧？他露宿荒野也无所谓，我想他一定是个脏兮兮的男人。面对这样的男人，女人难道不会一边盛饭一边打哈欠吗？

记：原来如此，这倒是说得通。

树木：听了这话，我自己也觉得：“原来我是这么演的，演得真不错。”我会不假思索地把这种自吹自擂的想法说给别人听，大家听了都不知如何反应。不过，我还是觉得自己演得不错。

记：真是这样。

树木：但我完全不记得了。

记：哈哈。您听了他的话以后也没想起来吗？

树木：嗯（笑）。可是敦夫因此觉得我是个“古怪的演员”，然后一直记到现在。

记：所以，打哈欠并没有写在剧本里……

树木：当然没有，剧本里没有写。

记：也不是市川导演指示你这样做的？

树木：没有。我自己想来也有点佩服——我还做过这种事。我想，一定是过去许多这样的事情才让我有了今天。

记：我好像窥见了一点您在表演上的秘诀。但您是怎么学会这些的？

树木：归根结底还是从森繁先生那里学到的。

记：啊，原来如此。

树木：我是通过观察森繁先生学到的。

记：的确。

树木：他看人的眼光真的很厉害。我们每天都会在拍摄现场见面，他会告诉我很多，诸如“昨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或者“发生了那样的事”，都很有意思。森繁先生会仔细地看和听周围的人都在做什么、说什么，然后会从中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有一次他说：“昨天回家的路上，我的车撞上了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

记：哎呀！

树木：“车不是我开的。我赶紧下车询问：‘你没事吧？没受伤吧？’骑自行车的男人是个年纪不小的大叔，我想他身上不少地方都磕碰到了，一定很痛。可是他却抚摸着自行车说：‘这是我昨天刚买的……’”

记：大叔的第一句话是在担心自行车（笑）。

树木：森繁先生说：“是吗？真对不起。”应该也赔了钱。但是，当他关心大叔是否受伤，对方却抚摸着自行车说“昨天才买的”——他会注意这些细节，从中发现好玩的地方，第二天说给大家听。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以小见大看到了人的本质。而且你看，我自己也很喜欢这样。

记：您父亲也很喜欢说这类故事吧？

树木：嗯。我想，我是看着森繁先生如何观察、听着父亲的故事，学会了什么是“有趣”。

记：您也演过泽田研二［71］第一部真正主演的电影《炎之肖像》（1974年）。

树木：我演了什么？

记：您扮演泽田先生去的那家汽车餐厅的老太太。

树木：哦，我都不记得我演过这部。

记：是吗，那您记得泽田幸弘［72］导演的《再见朋友》（1974年）这部电影吗？

树木：啊，这部我记得。

记：太好了（笑）。

树木：为什么我会记得这一部呢？因为是松田优作［73］主演的，他是我在文学座的师弟。他的演技跟小健是一模一样的。

记：说的是萩原健一［74］吧？《向太阳怒吼》［75］里，小健扮演的“通心粉警官”殉职后，松田优作扮演的“牛仔裤警官”很受欢迎。

树木：优作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模仿别人的表演是行不通的。他演得真的和小健一模一样。我心想：“哎，不行啊。不能模仿别人。”因此很留意他，也有点担心他，一直看着他。所以这部电影我记得很清楚。

记：因为他在电视剧里继承了“通心粉警官”的人气，所以大家对他的期待也是小健式的表演。

树木：是的。优作本人也是，说话方式之类的都和小健非常相似。

记：《再见朋友》是一部非常有趣的电影。它讲述了一个从监狱出来的年轻人与大恶棍打斗的故事，电影里有一个离家出走的女孩，大恶棍掌控着她的故乡。这是一部带有喜剧色彩的动作电影。您扮演优作的姐姐。

树木：是的。电影里有一个场景，是弟弟优作回来时，我当着他的面换衣服。其实本来不用脱衣服，我却说：“我要脱了。”

我想表现出“姐姐可以在弟弟面前毫无顾忌地换衣服”这一点，这个年轻人就是在这样一个糟糕的家庭里长大的。我想到这点，就说“我要换衣服了”，结果既没有人来阻止，也没有人来下指令，我自顾自地换了衣服。我还真是挺古怪的吧？哎呀，现在想想，是挺怪的。明明也没人问我“能脱衣服吗？”而且本来也可以不脱的。

记：虽然是背对镜头，但你把衣服全脱了。

树木：因为我在换衣服嘛。我从来都不在乎这些，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还故意在弟弟面前只穿着一条内裤大步走路。我做这些，是为了表现弟弟在一个糟糕的家庭中长大，不过好像没人真正理解我（笑），其他人只觉得“片场有个自作主张脱衣服的人”。

记：是吗？可是看电影的时候，因为开头就是姐姐换衣服这一幕，我觉得那种粗鲁的感觉真的营造出了整部电影的气氛。

树木：是吗？我可没看过。这些我只稍微出个场的电影，我不会一部部去看。

记：原来如此（笑）。您不在乎自己被拍成什么样吗？

树木：我一点儿也不关心。如果介意的话，我想我就不会在那儿说“我要脱了”。

记：的确。哎呀，但我真的很惊讶，您脱得非常干脆（笑）。

树木：是的。

记：最近，您在是枝裕和导演的《小偷家族》（2018年）中也大胆地脱掉了衣服（笑），我听说这也是您自己要脱的。

树木：虽然脱了，可是里面穿了很多衣服，只是脱了裙子而已，所以不能算是脱衣服。

记：但我能感到那种很直接的、精神上的共性，比如像这样的人物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树木：对。我经常会思考，“这个人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或者“这个人物是不是曾经处在这样的环境里”。

记：这一点从您年轻时起就没有变过。

树木：你说得对，我一直都是这样的，这一点也是受到了森繁先生的影响。

记：是吗？

树木：如果我一直只是在文学座剧团的舞台上表演，可能不会这样想。

记：原来如此，不过，和森繁先生合作过的人有很多，像您这样能将他的演技继承下来的人却不多吧？

树木：我不知道，也许吧。我跟森繁先生一起出演的《七个孙子》是一部家庭剧，这部剧把日常琐事堆叠起来，很有趣。森繁先生会把平时对人的观察运用到演技当中。当你观察过许多人，便会做出许多意想不到的举动，对吧？

记：嗯，是啊。

树木：我发现，把观察到的东西通过自己的身体表现出来，会很有趣。森繁先生是这样演戏的，我于是想：“那么我就用这样的表演来回应吧。”这么一来，森繁先生也会回应我：“等一下，有了，那么我就这样来演。”我和森繁先生的一来一往受到了观众的喜爱，我的镜头也越来越多。

记：您自己也会对森繁先生的意外表演做出回应？

树木：是的。我们每天都这样，随心所欲地跟着感觉来表演。

记：您是说，不按照事先计划的来拍？

树木：当然我们也会按照计划拍。每当我演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桥段，森繁先生总会觉得很有意思。他一直喊我“那孩子，那孩子”，很疼我。所以，当TBS要拍摄《七个孙子》续集的时候，森繁先生提出：“我参演的条件是那孩子也要参演。那孩子不来的话我就不演。”刚开始找我的时候，剧组想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后来我的出场越来越多。

记：明明片酬是一样的（笑）。

树木：就是嘛。到了后半段，我已经开始感到筋疲力尽了。因为不仅是跟森繁先生的戏，我在其他场景里也出现得越来越多，这样一来，当时我已经要拍到半夜，总是凌晨才能回家。我受不了，于是当他们来找我谈续集的时候，我说：“我不想再拍了，我不接了。”

记：那可是大问题啊（笑）。续集拍不成了。

树木：然后，TBS电视台的台长就带着点心跑到文学座剧团，说：“请让那孩子出演续集吧，拜托了。”可是我坚持说不。文学座剧团的经纪人很苦恼，问我：“对方都那么郑重地向你鞠躬行礼了，你为什么这么抗拒呢？”我说：“因为不划算。”

记：要去讨价还价了。

树木：当时我就一直在计算，怎样才算值得。《七个孙子》的片酬是每集5000日元。其中10%是税金，30%归文学座剧团所有，因此我能拿到的金额是3000日元。一个月按4周计算，每个月就是1万2000日元。唔，虽然比工薪阶层是高了一些，可是劳动时间也很长。

记：所以换算成时薪，会觉得太低了，不划算。

树木：是的。我从女校毕业，没上大学，直接就加入了文学座剧团。当然，这是我自己选的路。正当我如此不情愿的时候，TBS的局长说：“好吧。我会把你的片酬提高100%。”

记：什么？一下子就翻倍了？太厉害了！

树木：我听说了之后问：“哦，是吗？”文学座的经纪人告诉我：“你知道吗，就连森繁先生也只涨了50%，对方却要给你涨100%，请你务必要出演。”

我也只好回答：“好吧。我演。”

记：《七个孙子》的续集片酬提高了100%，而森繁先生也只提高了50%，看来坚持还是有意义的。

树木：才不是呢。这里边是有诡计的，我脑子不灵，所以马上就中计了。我上一部的片酬是一集5000日元，对吧？可是我后来才知道，森繁先生是一集80万日元。对方增加了50%之后是120万日元，我增加了100%之后是1万日元。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非常沮丧。

记：原来如此。您在女校的时候数学就不太好（笑）。

树木：真是这样。我还记得这些跟片酬有关的事，连金额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自己出演过的作品倒全都忘了（笑）。我甚至还记得当我听到森繁先生的涨薪额度时现场的气氛，连经纪人说话时脸上的表情都记得，还有当时的那份愚蠢——我自己在脑子里算了算，“唔，我比森繁先生还厉害”，然后高高兴兴做了决定……

记：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120万日元，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也说明了森繁先生的价值有多大，换算成金额还真是直观。

树木：当时想让电影明星出现在电视剧里是非常困难的，就像要把天皇请过来一样。

记：这是森繁先生第一次出演电视剧吗？

树木：是他第一次出演电视连续剧的主角吧。拍摄《七个孙子》的时候，久世先生、向田邦子［76］小姐和我还都只是新人。拍摄《到时间了》时，主要演员都是TBS的台柱子，久世先生在为浴场的三个工作人员的角色选角的时候，选了我和川口晶［77］，还有堺正章［78］。

记：您和久世先生，还有向田女士，你们三个人是20世纪70年代家庭剧的领跑者。

树木：每次，久世先生都会在剧本里告诉我们：“这里会进广告，在进广告之前，我希望你们三个人能拖住观众，让他们看到广告结束。”下一次广告之前又是我们三个人出场，再下一次也是，无论剧情进行到哪里，都要加上我们的镜头。那时，我们要清楚地知道主线剧情进行到了哪里，如果不看前后的脉络而唐突地出现，就会破坏剧情的主线。

我们会思考各种情境，比如营造出“刚买完东西回到家时的感觉”等等，因此，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把剧本读进去。新剧原本就是要从读剧本开始的，所谓的“读本”，是阅读并加以理解，然后去思考应该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哪里。如果只考虑“当时我怎样做”，这种读本谁都做得来，关键要思考如何把角色的意义也带入其中，这是我在文学座剧团里学到的——角色不能唐突地出现。我们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出现，表演一番，然后结束，进广告。我和久世先生、小正章还有阿晶，我们就是这样演的。阿晶结婚之后离开剧组，换成了美代子［79］。

记：浅田小姐也演得很不错。我不知道那是她与生俱来的天赋还是演技，但非常有意思。

树木：对，是这样的。当时我们会考虑，戏会不会太假，感情上是不是合理。我们会一边思考这些一边拍摄。堺正章是音乐圈过来的，他的反应都很新鲜。这样的他，加上我，再加上不太懂演戏但“随心而动”的美代子。久世先生经常说：“摔倒的时候必须真摔。”“不用摔得那么熟练，摔倒时真的很痛，你就摔一个痛的。”他还会说：“从楼梯上滚下来。”大家都演得很认真，有一种严肃的滑稽感。

记：现在回想起来，久世先生的喜剧品位十分出众。

树木：久世这个人，在插科打诨中永远把感情放在第一位。比如有一个场景，我、堺正章和浅田美代子三个人一起吃剩下的饭。我说：“喂，再给我来一碗。”美代子说：“好。”随后她盛饭，接着把饭“砰”地扔过来，我用饭碗接住——有这样一段逗乐的场景。堺正章很擅长扔东西，久世先生说：“不要用那种‘我要扔啦’的感觉去扔。接的一方也是，要一边做别的事情，比如说一边看报纸，然后随手接住。”于是我表演时说：“有点少。”再把饭碗扔回去。美代子接住以后说：“搞什么啊，这么多可以吗？”然后再扔过来。要一边做别的事一边插科打诨，像是在日常生活里一样。久世先生非常重视这一点——不能刻意流露出“现在开始搞笑喽”，而且我们是用远景拍的。

记：什么？

树木：也就是说，无论投掷的人还是接住的人，都被捕捉进同一个画面里，这可真不容易。这场戏我们没有剪接，从扔到接，都是拍在同一段视频里。扔了——“卡”，接住——“卡”，如果要这样拍那就简单了，你可以朝完全相反的方向扔，接的人也可以从近处接。

记：这已经是寄席［80］艺人的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