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与行不是理论与实践

知与行的关系，既是儒家先贤讨论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儒家道德实践理论的两个重要范畴。在以程颐、程颢与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中，知与行有知识与实践的区别。知既是名词，又是动词，不仅指“知识”，也指“求知”的行为。行，不是泛指一切行为，主要是指人对既有知识的实践或实行，基本观点有三个方面：先知后行、行重于知、知行互发。

明代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心学中“知”的范围比宋儒的更狭小，是意识或主观形态上的“知”；“行”的范畴则比宋儒的更宽泛，既可以指人的一切行为，也可以包括人的心理活动。知和行，就其本意是“合一”的，这种合一并不指二者完全是一回事，而是强调二者不可割裂。[1]

许多人都听过“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以及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2]王阳明的这些“金句”，都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并非把玩就可以体会。

王阳明身后300余年，晚清名臣曾国藩成为大放异彩的一代儒宗。曾国藩虽然信奉程朱理学，但他与王阳明不同，他是知行合一坚定的践行者。千百年来，风流人物无数，唯有王阳明和曾国藩受到中外无数英雄豪杰拜服，特别是当代企业家会反复研读他们的思想，原因在于他们并非坐而论道，而是脚踏实地地解决了时代难题，完成了“立功立德立言”的圣贤使命。

明史称王阳明为文臣用兵第一人，有军功三征，率文吏弱卒，荡平赣南为患数十年的匪患；用35天的时间，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策划了30年的叛乱；数月内清缴盘踞广西思恩、田州以及断藤峡多年的巨寇。曾国藩创立湘军，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著作，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对近代中国而言可谓举足轻重。

我研读王阳明与曾国藩近20年，后创立灯塔知行社。在知中行，在行中知，我逐渐体悟到为何知与行不可分离，以及阳明先生所说“只要一念发动，就是行”。要想掌握知行合一，必须“实落用功”“事上磨炼”，心学不是干瘪的，而是活泼灵动的。

有人把知行合一理解为“理论联系实践”，事实并非如此。知行合一讲的是“知”“行”是同一个功夫，知即是行，行即是知。理论联系实践，还是将知和行分离了。我们已知的关于现象世界的全部知识，无一例外地来自现实生活实践。知的过程，就是实践的过程，比如你还没有吃过榴梿，但有可能知道榴梿是“臭”的，而“榴梿‘是’臭的”这个知识来自别人的行为实践。

王阳明晚年提出“致良知”，将“知”超脱了知道的范围。所谓良知，就是人人本身就存在、真实状态下的道德感。

金观涛先生在《中国思想史十讲》中，曾提出：中国文化以道德为终极关怀，道德是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基础。心学从明末开始大放异彩，其魔力就在于认为符合良知的道德是具有主观性的，开启了道德多元主义之门，视道德为个人生命力的表现。

道德是从自己内心出发的，王阳明曾说，一个人判断是非时，贵在得之于己心，即使孔子说的话，你心中觉得不对，也不敢自以为是。心学简化了对良知的理解，把人的求利动机或需求都看作良知，取消了“善”就是“好”的普遍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