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立美术论集(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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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需要社会责任心

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明确指出:当前文艺批评绵软无力,迟钝僵滞,我们迫切需要有锋芒的批评出现。只有砥砺锋芒,重振锐气,文艺批评才能再现生机和活力,增强有效性,展示应有的力量,进而开创文艺批评风清气正、刚健有为的全新局面。

我认为,文艺评论家应该具有比较崇高的思想境界,渊博精深的理论素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果没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缺乏扎实的理论基础,看不清楚问题的本质,缺少批评的锋芒,就谈不上文艺评论。搞好文艺评论,要有一定的准则。

一、文艺批评,必须坚持严正的批评标准。文艺批评,要着眼于把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结合起来。恪守价值观念,遵循审美理想,做到“善”与“美”的统一。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为早日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时代精神为指导,引领文艺家更好地创作出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新文艺。我们尊重文艺的多样性,不等于必须尊重文艺的恶俗性与腐朽性。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不能把身上的“痈疽”,看成是艳丽的“桃花”。因而,偏离上述原则的批评,“万斤油”式的批评,胡吹乱捧式的批评,均不可取。

二、从事文艺批评,应该攀登理论高峰。文艺批评家理应成为本专业的美学家,必须努力精通古今中外有关典籍,了解实际情况,具有理论上的活力。因而,文艺批评应该成为指导文艺创作的一面旗帜。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所言:“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否则,就很难产生正当的文艺批评。

三、从事文艺批评,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具有犀利的批判锋芒。《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提出“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立言”者,实为“立德”“立功”思想在著作中之体现。文章千古事。历代志士仁人凡有志于“立德”“立功”“立言”者,从不写虚妄、无稽之文。文艺批评也不例外。因为这是批评家品格、学识、心路历程的独白。文艺批评应该立场鲜明,具有针对性。应该对所评论的文艺作品、文艺现象、文艺思潮、文艺理论,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以利于促进文艺创作真正的繁荣。

从历史上看,文艺评论对促进文艺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恩格斯于1888年4月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了关于“现实主义”的著名论断——“除细节的真实外,还有着在典型环境中正确表现典型性格这个前提”。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同时指出,“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中,给我们提供了法国社会最佳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保皇党,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法挽救的、崩溃的、唱不完的哀歌”“他的同情也是施给命定灭亡的阶级的”。他的这部由一系列作品构成的“整个法国社会的历史”,使恩格斯自己在“其中学到的比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家、经济学者、统计学者的著作中所能学到的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第238—241页。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界定以及对巴尔扎克的评价,为日后学者展现了值得学习的艺术观和方法论。在19世纪中叶的俄国,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文艺评论,不仅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美学基础,同时也为日后几十年俄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做出了最初的思想动员。别林斯基1847年7月写给果戈里的信中曾大声疾呼,俄国作家的任务,则是“在人民中间唤醒几世纪以来都埋没在污泥和尘芥中的人类尊严”(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1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新中国成立以来,王朝闻等人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近些年,毋庸置疑,我们的文艺创作看起来似乎繁花似锦,也时有佳作问世,但真正能够掌握历史命脉、发出时代呼声且又符合当代民众审美需求的作品却不多——文艺评论更是如此。究其原因,恐怕是于市场经济的氛围里,“利”字当头所致。在文艺评论界,崇洋媚外、贵古贱今,把学术研究市场化、恶俗化的现象,比比皆是。有的评论文章,溢美之词与被评的作品错位,驴唇不对马嘴;或者套用西方新概念,以不合中国语法的蹩脚语言吓唬读者,使人不知所云。据说某些专门“生产”低俗“作品”的作者,为了赚取最大的商业利益,出高价请批评家吹喇叭、抬轿子。有的新闻出版单位只要给钱,尽管是文化垃圾,也会照登不误。作者再以这些虚假“广告”式的文章,爆炒自己的身价。作者——批评家——媒体——商人,形成了一条乌烟瘴气的利益链。他们不断地折腾,使得文艺界和整个社会感到困惑。文艺批评如果丧失应有的社会功能,堂而皇之地堕落成买卖市场上鼓吹劣产品的大字招牌,这是可悲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一直思考着中国美术如何从传统形态,过渡到现代形态等问题。近十几年以“挺直民族脊梁”为总题,连续发表了多篇专题论文。针对美术界出现的“中国画走到了穷途末日”“中国美术必然要纳入到西方体系”等论调,以必要的史料与论据,提出了“中国美术的现代化,只有反映民族精神、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一美学命题。

发出时代最强音,是文艺评论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刊2011年9月7日16:07人民网——书画收藏频道答记者鲁婧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