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方法

理解农民的生活伦理，必须对农民生活进行解释性理解。人的生活行为具有明确的意向性，它不像自然科学那样遵循铁律般的数学法则，也不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受非理性统治——我们很难想象一群非理性的人如何构建一个稳定的生活秩序。

访谈农民时，我之所以认真倾听许多农民的精彩人生故事，核心目的是为了在理解农民生活的过程中抽离出一般性规则，即大多数农民的生活伦理——此处所说的“大多数”不仅指数量，还涉及农民眼中正常人的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的首要特点就是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正是那些不假思索的语言和行为表达着农民的行动逻辑。首先，我们要善于关注琐碎小事，理解那些平淡无奇的生活现象；其次，要特别关注“事件”，正是在事件中，生活的复杂性被完整呈现；再次，要通过考察习俗来探讨人们对某类现象赋予的确定性意义；最后，要敏锐地感知农民的语言，特别是谚语或俗语，因为它们可以集中反映农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

以一个村庄的调研材料来讨论农民的生活伦理，恐怕许多人会质疑个案代表性问题。《江村经济》1939年在英国出版时，所用标题是《中国农民的生活》。外国出版商的本意是让外国读者通过“江村”来了解中国，但中国人看到这个标题后，难免会发出“江村何以代表中国”的疑问。中国区域广大且发展极不平衡，一个村庄显然不能代表中国。费孝通（1996）说（江村）虽然不能代表中国，但还是能代表类似的区域。此后，费孝通尝试用类型比较的方法来克服个案的局限性，于是有了《云南三村》。当代许多学者依然在尝试中国农村的区域比较研究。曹锦清等（2001）在《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中谈论过类型比较的意义，贺雪峰及其研究团队在大量农村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区域比较研究”。各种研究尚在推进之中，但有一点很明确：类型化的大前提是如何确定分类标准，分类标准的选择取决于研究目的。

换个角度说，全国有几十万个村庄，是不是把所有的村庄都调研一遍之后才有资格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进行总体性讨论呢？不论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现实条件，即便真能完成如此大规模调查，恐怕我们依然不能判断中国农村是什么。总体性认识并非只是个别材料的简单叠加，而是要实现认识上的飞跃。从哲学角度来说，这是具体与抽象、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一千个农民有一千种活法，照此说来，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农民生活伦理？我们不能否认，在复杂多元的生活样态中，有一个大多数人所遵循和向往的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说，完全可以通过对一些农民日常生活的调查和体验，建立一个理解农民生活的基本框架，形成关于农民生活的理性认识，并最终获取一个关于农民生活伦理的理想类型。理想类型来源于经验，又超越于经验，是人们理解其他经验的工具和指导。

在实地调查中，为了尽可能获取丰富的资料，我们不仅要善于观察，还要求选取合适的访谈对象，开展无结构式访谈和半结构式访谈。我们在调研前期，主要采用无结构式访谈，没有提纲，问题比较开放，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调研中期，逐渐形成基本框架，访谈慢慢精细化和结构化。在访谈后期，再次以无结构式访谈为主，重新把思路打开，以获得意外的收获和发现，并修正原有的框架和认识。

我们要尽可能把研究者既有的生活知识悬置起来，多问几个为什么？既要逼着自己思考，又要逼着农民思考——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并不需要思考这么多为什么。

在调研中，有些东西不一定能从面对面的正式访谈中获得，却有可能在漫不经心的闲聊中被发现。调研中，研究者要尽可能融入农民的生活，认真分享和体验他们的情感。只有这样，经验才不会冷冰冰、硬邦邦。在破碎的经验现象背后，有一张关乎情感和价值观的意义之网，农民基于此来表达经验，我们也应该基于此来揣摩和理解经验，这是深度访谈的基础。

深度访谈还需要深度体验。我刚过而立之年，对于“过日子”这门学问，远不及那些饱经风霜的老人认识得深刻，更没有那些奋战在生活第一线的中青年人理解得真切。

本书的绝大多数观点是基于对农民的访谈以及对其话语的分析。话语反映着人的观念世界。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以理论分析为辅，以叙事为主，经常再现访谈中的对话过程——对话也内含辩证法，在访谈者的启发和追问下，访谈对象就某个问题进行持续不断的多角度思考。正是从这个角度说，农民是本项研究的主体，他们将生命故事和盘托出，我只是系统记录和提炼了他们的体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