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献综述

学界关于农民生活伦理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伦理学、农村社会学和农业经济学等学科领域，为本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一）关于“生活伦理”

沟口雄三（1991）认为中国社会存在一种民众的儒教，即民间伦理；民间伦理的核心是平民为了生活需要而形成的“生活伦理”；相比较于士绅阶层的“教化伦理”，“生活伦理”表达着民间社会的主体性和活力。

肖群忠（2006）进一步区分了“教化伦理”和“生活伦理”。其中，教化伦理是国家倡导、居于社会正统地位、用于教化民众以维系社会秩序的伦理原则；生活伦理是民众依据生存方式和生活需要，在生活经验中形成并指导生活的伦理原则。

生活伦理不是外在于生活，而是融于生活，通过人的生活实践展现出来。实践性是生活伦理的重要品格。生活伦理的实践者是大众，只不过他们常常处于“日用而不知”的状态。

“生活伦理”概念的提出，涉及伦理问题研究视角的一个重要转向——从精英阶层的著书立说，转向大众的日常生活。葛兆光（1998）认为，思想和学术，有时候只是一种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操练的场地，它常常悬浮于社会与生活之上；在人们生活中，还有一种作为历史底色或基石而存在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实际支配着人们的判断、解释、处理日常事务。“精英和经典的思想超出常识，他未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因为支持着常人对实际事物与现象的理解、解释与处理的知识与思想，常常并不是时代精英书写的经典著作。”（葛兆光，1998：20～23）

相比较而言，普通人的生活伦理，虽然缺乏理论化，但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现实生活提供指引，并促发人们形成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反过来说，只有细致考察某个群体的生活方式，才有机会理解这个群体的生活伦理。正是从这个角度讲，理解农民生活伦理的最佳方式，就是全面考察农民的日常生活，观察农民的行为方式，访谈他们关于生活的理解，以此为基础归纳和总结农民生活中的伦理原则。

（二）“家”与农民的生活伦理

研究农民的生活伦理，要注重“家”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在中国的家文化中考察农民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伦理原则。农民的生活伦理，本质上是家庭生活伦理。

家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场所。中国人把家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生活单位，我们将其概括为“家庭本位”或“家本位”。与“家本位”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祖荫下”。许烺光（2001）认为，祖先崇拜和家族组织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个人都生长在祖荫下，通过延续祖荫而赋予短暂肉体生命以永恒意义。正是在“家本位”和“祖荫下”的双重影响下，中国人生活的时空特性得以建构：从空间来看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向外“愈推愈远、愈推愈薄”的差序结构（费孝通，1998：27）；从时间来讲，它以祖先崇拜为基础，“过去—现在—未来”和“祖先—自我—后代”之间有着对应关系，个人身份本质上是时间性的，“在这种继嗣时间中，现在从属于过去，未来从属于现在，现在及未来都是为过去而存在”（岳永逸，2006）。从更大范围讲，家—家族—国家是一体的，中国社会呈现“家国同构”的特征（舒敏华，2003）。不仅如此，民间社会中的行会组织和秘密结社都把家文化移植到组织内部，形成“拟制的家”（麻国庆，1999）。梁漱溟（2005：72～73）说，中国社会“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此，人们之间互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

在论述中国社会时强调“家”的意义，这早已是学界共识，但如阎云翔（2009：5）所说：“大量有关中国家庭制度与家庭生活的民族志……都是在研究中国宗族及亲属关系的框架中进行的。”虽然有许多专门针对中国人行动逻辑的讨论，但又普遍存在于社会心理学领域，以“人情”“面子”“关系”“权威”等问题为主，其关注点亦不是人的“家庭生活”。能够很好地反映家庭生活的，恰恰是那些以家庭为题材的小说，如《家》《四世同堂》《围城》等。其中，小说体人类学著作《金翼》很好地展示了家庭生活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林耀华在（2008：222）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写道：“人类生活就是摇摆于平衡与纷扰之间，摇摆于均衡与非均衡之间。”

《金翼》的启示在于：家庭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正是在家庭生活的动态过程中，家庭制度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因此，只有更好地理解人们经营家庭生活的策略和方法，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家”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此时，“家本位”就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人们的行动指南，是指导生活的“方法论”。

孔迈隆（1991：15～17）曾经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一个是“终极期望”（ultimate aspiration），代表着中国人的传统家庭理想，如家庭的大小及其延续；另一个是“生活经营”（life management），在“生活经营”过程中，农民有“一连串由习俗所规定的帮助人应付社会、经济问题的选择模式——不是被动选择，而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抉择”。

参照孔迈隆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分析农民的家庭生活：一方面，农民有一个关于“好日子”的理想生活图景，相当于“世界观”；另一方面，农民亦有一套“过日子”的原则、策略和方法，相当于“方法论”。农民的家庭生活，正是在这套世界观和方法论共同指导下完成的。

（三）转型期农民家庭生活的“变”与“不变”

近年来，农村社会学的诸多成果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当代中国农民家庭生活的巨大变迁。

伴随着打工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民更频繁地走出村落，到城市中赚钱谋生。这引发了农民家庭生活的诸多变动。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增多，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受到冲击。农村青年的婚恋模式也产生许多新现象，包括大龄未婚男青年增多、青年男女异地婚姻增多、离婚率上升，其中不乏闪婚闪离者，家庭生活的稳定性受到影响（宋丽娜，2010；陈锋，2012；王会、欧阳静，2012；魏程琳、赵晓峰，2013；陈讯，2012）。

家庭生活中更为深刻的变化是代际关系。贺雪峰（2008）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的代际关系日趋失衡，虽然父母依然为子女的婚配耗尽心血，但子女不孝普遍且严重。郭俊霞（2012）同样认为，与传统时代相比，农村代际关系的互动过程和互动模式已经有很大不同，子代婚后急于分家，以此获得更多利益；父辈依旧承受着子代的“剥削”，养老状况不容乐观。

更令人忧虑的变化发生在农民价值观领域。阎云翔（2009）认为中国农村正步入“个体化”时代，走出祖荫的农民变成“无功德个人”，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刘燕舞（2009）认为中国农村正逐渐从核心家庭本位过渡到个人本位。耿羽（2012）同样认为，农民以“家”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一套意义价值体系正在消解，越来越多的村民希望以“个人”为中心去体验生活。

不可否认，中国农民的家庭生活正在经历一场“革命”。社会在转型期间，新现象层出不穷，容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农村社会研究不仅应该关注“变”，还应该关注“不变”。正是那些“不变”，支撑着人的生活世界，让社会转型平稳有序，让社会变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以“不变”应“万变”。

就农民家庭生活而言。首先，在家庭核心化趋势之外，同样出现了逆家庭核心化的现象（黄宗智，2011）。其次，虽然农村代际关系的重心在下移，但它并没有完全突破传统家庭的反馈模式。再次，传统的人情交往模式依然在农民生产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即便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依然在流入地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人情交往圈，以差序格局的模式进行人情交往。最后，在生育观念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农民依然将养育孩子作为人生价值的重要依托（张世勇，2011；杨华，2010）。总之，尽管农民生活的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但传统的家庭伦理依然嵌入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桂华，2011）。

来自关中黄炎村的经验同样表明：当地农民在生活中依然践行着“家庭主义”的行动逻辑，未突破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家本位”还是农民生活伦理的内核。

（四）家庭经济与小农的生计模式

小农家庭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高度统一。一方面，家庭经济为农民生活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家庭生活观念影响着家庭经济的具体安排。

在农业经济的研究传统中，舒尔茨（2003）和波普金（S.Popkin）（1979）认为小农是理性的经济人，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安排农业生产。斯科特（2001）基于东南亚小农的经验描述，提出了小农“规避风险”“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黄宗智在研究20世纪30～40年代的华北农村时，认为小农经济存在“过密化”现象，即农民在边际劳动报酬递减的情况下依然增加劳动投入。理解这种似乎非理性的劳动投入行为，必须回归农民的家庭生活逻辑。农民追求的并不是经济效益最大化，而是满足家庭生活的基本需要。关于这一点，俄国学者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组织》中亦有论述。

以家庭为本位的小农生活伦理，对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深远影响。黄宗智（2000）将当代中国农村经济概括为“过密型农业经营”。与20世纪上半叶华北农业“过密化”逻辑不同，当前小农经济“过密化”的特征是“半工半耕”：农民一方面经营农业；另一方面进城务工，以增加家庭收入。在通常情况下，“半工半耕”通过代际分工来完成，即老人留守在家，种地、照看小孩，年轻人外出务工挣钱。在这种趋势下，“三代家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产生活统一体，是“过日子”的基本单位。

“半工半耕”的经济形态表明，中国小农经济并没有在快速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下走向解体，反而借此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功能。这显然不同于斯密和马克思的观点，他们认为商品化必然带来小农经济的质变。中国经验向世界展示了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另一套逻辑，即市场化快速发展与小农经济并存。中国小农以家庭为单位，不断调整自身，顽强地适应着市场化。副业经营以及外出务工经商，仅仅是小农家庭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策略性选择而已。

总的来说，农民的经济行为受国家、市场、技术、资本和人地关系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农民的生计模式。但从家庭生活的视角来看，家庭观念、家庭生命周期、代际关系，都影响着农民生计模式的具体形态，从总体上表现出家庭生活伦理与小农经济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