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澳门是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祥地”[1]，这是不少中国新闻史学者和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共识。可是，相对于上海、广州及香港等继澳门之后成为中国近代报业中心的城市来说，学界对澳门新闻史的研究却明显薄弱。迄今为止，既没有对澳门开埠以来的新闻出版史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就是公认对中国新闻事业有极大影响的近代和近代前期的澳门新闻事业史，也欠缺专门的研究。

追本溯源，澳门新闻史开始为人注意，当推二十世纪中期出版的中国新闻史奠基之作——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将近代以来外国人在中国所办的报刊概括为：“语其时间，以葡文为较早；数量以日文为较多；势力以英文为较优。”[2]自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澳门新闻史为人关注的焦点，便几乎一直定格在这一段有关澳门葡语报章的论述上面。同时，1822年在澳门出版的葡文周报《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也由戈公振的记述开始，拥有“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纸”、“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创办的第一份外报”和“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报纸”这“三个第一”[3]的身份，澳门新闻史甚或中国近代报刊史也因此长期被认为是从1822年《蜜蜂华报》出版的时候开始的。尽管多年来这几乎是一种定论，但抱着怀疑态度的评论还是存在的。著名澳门史学者汤开建就曾经明确地提出：“澳门早期新闻史中存在的疑窦是很多的。”[4]

自葡萄牙人在1557年透过贿赂明朝官员的方式正式入居澳门[5]以来，澳门便成为外国人在中国最早的居留地和管治地，是西方殖民扩张的一个源头，曾经是东方最重要的商业口岸，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是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门户，是西方近代印刷术东传的驿站，是西方文明大规模输入中国的地方，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中心，同时，它也是供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一扇大门，因此，它曾经是中国境内最重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重镇。

像澳门这样一个具有独特历史地位和功能的地方，早在开埠初期就出现了以近代西方活字印刷术进行的出版活动。澳门史的研究专著显示，早在1588年，天主教耶稣会神父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o，S.J.）就曾经下令在澳门印刷出版博尼法西奥（Juan Bonifacio）撰写的拉丁语书籍——《基督儿童教育》[6]（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又译《公教儿童教育》或《天主教的青年教义》）[7]，该书也是西方活字印刷术传入中国后印刷的首本图书。可是，为什么在《基督儿童教育》出版后到1822年《蜜蜂华报》出版以前的二百多年间，澳门没有报刊出版活动？如果没有报刊，是否还有其他出版物？《基督儿童教育》出版以后是否真的没有其他宗教出版物？如果没有，当时的传教士的文字布道工作又是如何进行的？当时澳门的新闻业如何？出版业又如何？为何会在开始以后沉寂二百余年？其间真的没有出版活动抑或有其他原因？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确切的回答。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同期西方世界的出版活动与澳门对比，当会发现这当中确是疑窦重重的。1566年，意大利威尼斯出现了手抄报纸Avisi，Avisi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近代报刊，它的出现，更被认为直接与当时威尼斯的西方商业口岸背景有关。同一时间，在历史上曾经因为一度是东方最繁荣的商业口岸而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澳门，为何在其商业活动最繁荣的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中期，没有出现类似的商业资讯刊物？重要的是，这不仅是一个澳门新闻史起源的问题，也是一个港口与近代新闻业关系的问题，更是一个世界报刊起源论的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书写澳门的新闻史，不应该只是描述《蜜蜂华报》出版以来一百九十余年的报刊史，同时也应该解释：从开埠初期到1822年《蜜蜂华报》出版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澳门这个东西文化交流中心与世界贸易中心，为何在具有印刷术基础和频繁的商业活动这些近代报刊萌生的条件下没有出现报刊？当时澳门社会又存在何种社会传播活动来满足贸易、宗教以至文化交流的需要？为此，从时间跨度而言，本书的研究范围将以澳门开埠为起点，以鸦片战争为终点；从研究对象而言，本书的研究范围将以包括印刷出版活动、文化传播活动、报刊出版等近代以来的大众传播活动为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