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最早对澳门新闻史有兴趣，是考研究生的时候。当年准备入学考试期间，第一次在中国新闻史的专著中读到“澳门”两个字。那是叙述1822年出版的《蜜蜂华报》的一段记录，当时觉得很震撼，因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出生成长的澳门，居然曾经出版过“中国领土上最早的近代化报刊”。我从小在澳门接受教育，那个年代，本土教育没有任何关于澳门历史的内容，大学本科时也没有新闻史这个学科，因为人们习惯性地认为澳门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城，而《蜜蜂华报》令我开始想象澳门的过去，也令我对新闻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新闻史充满了兴趣。这个兴趣在其后几个月迅速增大，被录取后上学的第一天，我就跟学院申请把研究方向从原来报考时填写的“广播电视”改为“新闻史”。

之后，硕士导师谷长岭教授鼓励我以澳门的葡语报刊史为主题展开研究，认为这个题目可以填补历史空白。我在其后几年间陆续把澳门仍有存报的葡文报刊以及相关的记载做了一次整理，硕士学位论文后来以《澳门葡语报章的发展特点》为题发表，现在是本书第四章第四节的主要组成部分。

因为那一次整理工作，我发现中国新闻史当中关于澳门的研究奇缺，虽然不少学者都认为这段地方史很重要，特别是近代的那一部分，对整个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有开创意义，可是，碍于语言和报刊原件不易查阅等因素，相关研究还是很难开展。决定攻读博士学位时，我认为自己身为澳门人，既有责任尝试书写这段历史，也有地利条件去完成，于是决定以澳门新闻史为题目，希望把葡文报刊以外的其他报业发展都一并研究。我的博士导师方汉奇教授在我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曾经问了一个我当时无法解答的问题：“澳门的报业史由葡文报刊开始，但为什么是1822年而不是更早？”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在确定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就决定放弃以《蜜蜂华报》为起点，将研究的时间轴定在澳门开埠前期至鸦片战争前，因为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的这一段澳门出版史，与中国近代报业的起点的关系最为密切，研究范围也由报刊史扩展至其他出版物，后来，我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也就是本书的雏形。

当年论文的资料搜集工作开始以后，我就发现不少历史上曾经在澳门出版的刊物原件以及相关的原始记载根本不在澳门，而是散落在不同地方的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像马礼逊曾经在澳门出版的中文报刊——《杂闻篇》和中英文双语报刊The Evangelist and Misellanea Sinica（《传教者与中国杂报》）原件都在英国，耶稣会早期在澳门的出版物在罗马和日本。为了查证《蜜蜂华报》以前澳门是否曾经出版过一份叫《消息日报》的报刊，以及十七、十八世纪澳门是否曾在出版禁令下有出版活动，我辗转各地，寻找分散在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德国和澳门本地的相关文献，终于明白：要把这段历史廓清，原来需要到世界各地去走一遍，因为近代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东西方以至世界性的交流所产生的成果，曾经浓缩在澳门，然后又被带到世界的不同角落。

这种规模的资料搜集，超出了博士论文可以承担的范围。所以，取得学位后，我还是每年造访不同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希望尽量探寻所有可能的线索，不过查阅和考证的难度比想象的大，加上日常工作紧张，进展缓慢。现在大家读到的本书定稿，是在前后积累了十年的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当中的报刊、书籍、日记原件以及部分古籍，分别来自澳门历史档案馆、澳门中央图书馆、澳门民政总署图书馆、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伦敦大英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和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这些资料以众多不同语言写成，有些已经有印刷版本，有些仍然是手稿，我通常利用暑假到档案馆查阅资料，待到寒假才有机会细读，还要借助不同专家之力翻译部分文献。因此，本书的写作年期跨越较大，而且是以不断增补的形式写就的，我在写作时既希望考证部分可以详加叙述，又希望内容不致过于枯燥，所以各章体例视乎考证的重要性而有所差异。

本书研究的年限为1557年葡人正式入居澳门至1840年，时间跨度近三百年，多数篇幅集中在三个部分：传教士的出版活动、译报活动和葡文报刊的出版。这三部分内容以出版技术为经，以人物为纬，重点考证的是十六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hew Ricci）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的宗教出版活动、十九世纪天主教拉匝禄修士若阿金·若泽·赖特（Joaquim Jose Leite）的新闻编写工作、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宗教和新闻出版活动、林则徐和马礼逊的译报活动，以及《蜜蜂华报》出版前后的澳门出版物。

本书发现，首先，澳门这个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祥地，早在1822年《蜜蜂华报》出版以前，其实已经有多种印刷出版活动。十六世纪传教士东来以后，首先采用了中式木刻雕版印刷术进行宗教出版，两个多世纪后，直至马礼逊在1833年创办了中文报刊《杂闻篇》，西式印刷术才首次有效地应用在中文印刷上。而且，不管是利玛窦、罗明坚还是马礼逊，他们准备在华开教时，均认同和首先采用了中式木刻雕版印刷术印制宣教物品，这说明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曾经出现一段“东学西用”的历史，这是过往一直被史家忽略的一页中西印刷技术交流史。其次，本书确认了马礼逊创办的《传教者与中国杂报》与《依泾杂说》《澳门杂文篇》实为同一份刊物，是中国首份中英文合刊的报刊；又发现马礼逊曾经在1833年创办中文报刊《杂闻篇》，《杂闻篇》实际上是澳门史上首份中文报刊，也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最后，本书也确认拉匝禄修士赖特曾经在澳门圣若瑟修院编写《消息日报》（Diário Noticioso）（或译《消息报》）。《消息日报》一共存续了三十七年，具体起止时间是1807年6月4日至1843年10月3日，其间以不定期的形式记录了共1139条消息，当中包括圣若瑟修院的内部消息、当时天主教中国教区和亚洲各教区的消息，以及当时的社会大事，包括发生在中国澳门和内地、亚洲以至欧洲的大事。不过《消息日报》应该只是赖特的手稿，没有正式印刷出版，所以只能算是十九世纪在澳门出现的新闻编写活动。

必须承认，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经常思考这种以“西方人进入中国引发某种改变”的视角是不是最佳的演绎方式，已经累积的材料是否可以有更佳的处理方法。可是，每次想到自己研究的初衷是解开历史疑团、填补中国新闻史上澳门部分的一段历史空白，我还是选择采用现有的角度切入，因为更多更重要的对历史的解读和演绎，还是需要以史为据，以事实为基础，现在采用的方法，是我唯一力所能及的填补空白的方式。

这部作品，是自己因为中国新闻史一小段对澳门的记录而追寻历史足迹的第一步。可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成果，其实是很多人灌溉的结果。从硕士开始研究澳门的葡文报刊史到今天，多年来，我一直注意收集有关澳门新闻史的史料，在这期间，有太多的朋友和同事向我伸出援手，有太多的人给我必需的启示与鼓励。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导师方汉奇教授。方老师严谨的学风，常常让我明白学问没有快捷方式；老师提的问题，常常让我发现问题的新角度，激发我追本溯源、查找证据的动力。我还要感谢曾经教导过我的中国人民大学的谷长岭教授、叶凤美教授、童兵教授、陈力丹教授、喻国明教授以及我的一众同学，他们都曾经在学术上启发和指导我。

我必须要感谢的，还有曾经协助我搜集资料或借出珍藏文献供我参考的澳门大学的Glen Timmerman教授、张集欢先生、王国强博士、梁德海先生，澳门基金会的杨开荆博士，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Mauro Brunelho先生，澳门耶稣会的刘哲明神父，澳门基督教宣道堂蓝中港牧师，澳门理工学院的李向玉院长，澳门历史学会陈树荣先生，澳门收藏家吴利勋先生；替我解答葡语疑问的澳门大学姚京明教授、澳门基金会吴志良博士，解答拉丁文疑问的澳门大学张纪纮老师、Mario Wenning教授，替我翻译意大利文文献的吕珠玲小姐；曾经为我提供资料线索的澳门史学者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女士，曾经接受我采访的已故澳门史学者文德泉神父（Pe.Manuel Teixeira），以及曾经协助我在德国查找资料的Georg Blaha先生；还有多年来曾经协助我整理和搜集本书资料的同事和同学：毛美斯小姐、苏颖雷小姐、钟国颖先生、梁淑祺小姐、龙诗颖小姐、陈蕴如同学及容玮霞同学。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还要感谢澳门大学多年来对我的研究的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对此次出版工作的支持，特别感谢在出版过程中提供协助的黄文辉先生、袁绍珊小姐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沈艺小姐。我还必须要感谢多年来一直在身边支持我的澳门大学传播系的同事，以及我的家人和好友。

本书的出版只是我研究生涯的一个中转站，为的是抛砖引玉，希望各方前辈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和指正，让我在下一站，可以有所进步、报答大家。谢谢！

林玉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