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澳门新闻传播史的意义

正如前述，澳门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地位和功能的地方，研究澳门新闻传播史，至少具有下列意义。

第一，根据本书的发现，《蜜蜂华报》出版以前的澳门早期传播活动，与早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宗教传播活动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从天主教到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都曾经以澳门为基地，向内地进行传教活动，而且，印刷出版曾经是这些传教士宣教的主要手段。这些西方传教士在宣教的同时，早在1588年就以带到澳门来的第一部西方铅（活）字印刷机印刷书籍，在此之前，也曾经用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印刷过中文书籍，并将这些雕版印刷的中文书籍寄到西方，所以，在西方近代活字印刷术由澳门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雕版印刷术也曾经以印刷成品的形式从澳门传至西方。这些活动，过往都因为研究者以1822年出版的《蜜蜂华报》为西方近代印刷术传入的起点而被忽视。事实上，西方的近代印刷术早在十六世纪末就传入澳门，因此，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澳门传播史，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西方传教士的早期传播思想和方法，而且对我们了解近代东西方在印刷技术交流、文化交流以及这些交流如何带动其后的东西文化交流活动，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正如前述，《蜜蜂华报》究竟是不是澳门出版的首份报刊，这个定论式的表述一直有研究者质疑。目前可考的资料显示，十九世纪初《蜜蜂华报》出版以前，澳门确有大量的出版活动，不管这些活动是否足以动摇《蜜蜂华报》“三个第一”的地位，厘清这个历史疑团，对我们了解澳门新闻史的源头，也就是中国近代报刊史和外国人在华办报历史的起点，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三，无论《蜜蜂华报》是不是澳门出版史上的首份报刊，澳门作为中国近代报刊策源地的地位都不会因此改变，澳门仍然是近代报刊最早传入中国的地方，也是外国人在华办报的起点。而且，自《蜜蜂华报》以后，曾经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刊至少有一百一十五种，这些葡语报刊的影响力，确实不如其后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英语报刊，可是，它们自成体系，从办报理念到报刊的社会功能，都与同期的英语等外文报刊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在华外文报刊的一个异类，本身就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再者，在华外文报刊史作为中国新闻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本身就具有研究价值，研究澳门的葡文报刊史，既是澳门新闻史和澳门史的一环，也是中国新闻史的一部分。研究澳门自《蜜蜂华报》至鸦片战争以前的一段报刊发展史，对丰富近代中国新闻史的整体内容是深具意义的。

第四，因为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功能，澳门曾经几度成为中国的报刊出版中心。十九世纪初中期，葡语和英语报刊在澳门出版与流通，令澳门成为林则徐一类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地方，所以，澳门报刊史本身也是国人了解西方报刊功能和形成特有报刊功能观的重要一章，是令澳门新闻史超越澳门本土社会而成为中国近代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元素，因此，研究这段时期的澳门新闻史，也变得别具意义。

第五，澳门新闻传播史具有前述的四点重要意义，可是，一直以来对它的研究还没有完全展开。近年来对澳门新闻史的研究虽然有了明显的发展，也出现了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已有研究（有关研究将会在本章第二节“国内外研究现状”中回顾）基本上都只针对《蜜蜂华报》以来的一段历史、《知新报》的发展、林则徐编译“澳门新闻纸”活动和澳门传播业现状等几个重点，从研究对象所处的年份看，澳门新闻史的研究出现了“头重、尾轻、中间更轻”的现象，除了对《蜜蜂华报》和《知新报》有相对完整的分析以外，其他在澳门历史上甚至中国历史上比较重要的报刊，以至澳门华文报刊和英语报刊史，都可以说没有很好地被研究过。关于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内地学者姜义华分析得很透彻：“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香港、上海一大批报刊崛起，逐渐取代了澳门新闻中心的地位。因此，在许多中国新闻事业史或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研究者的心目中，澳门报刊的地位逐渐消失。对于近代澳门曾经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报刊，几乎所有研究新闻发展史的著作都语焉不详，原因之一，这些报刊搜寻不易，且长时间缺乏有心人下功夫发掘与介绍。”[8]正因为如此，澳门新闻传播史本身就是一个开创性的研究领域，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