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选本内容及诗学思想研究
《采菽堂古诗选》的价值，有文学上的，有文献上的，但其更重要的价值还是在文学批评上。因此，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学者用力甚多的地方，大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学思想宏观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如下：蒋寅《一个有待于重新认识的批评家——陈祚明的先唐诗歌批评》[11]，单从题目来看，作者亦是将陈祚明的主要成就，归于其在诗歌批评上的贡献。作者认为，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作为著名的先唐诗选本，虽常被引用，但人们注意的只是书中对具体诗作的评论，作为批评家的陈祚明本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该文将陈祚明置于批评家的位置上，在诗学观念的包容性、富有历史感的批评眼光、基于比较的批评方法以及细腻的审美味觉这些方面，剖析审视陈祚明的批评成就，肯定其诗歌批评理论与批评的高度融合及其对古典诗歌美学的贡献。蒋先生指出陈祚明是一个十分优秀的批评家，大力肯定其成就。宋雪玲《论陈祚明的诗歌美学思想》[12]认为，陈祚明的诗歌美学思想，散见于《采菽堂古诗选·凡例》及诗歌评点之中。强调以言情为本，推崇清雅之美，崇尚多元审美取向，是其诗歌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虽然陈祚明并没有提出带有质变性的诗学范畴，但是他拓展了传统诗学范畴的理论内涵与外延，表现出更为融通的批评个性，从而对清代诗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宋雪玲《论陈祚明的诗学理论体系》[13]认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从两个维度上构建其诗学理论体系。在纵向上，诗由“情”“辞”“术”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层面构成，以情为内质，以辞为形式，以术为中介；在横向上，“情”由命旨、神思、理、解、悟，“辞”由声、调、格律、句、字、典物、风华，“术”由神、气、才、法等不同的子范畴构成，每一层面的子范畴之间也构成多维辩证的关系。唯有厘清其诗学范畴的理论内涵、三个层面及其子范畴之间的关系，才能对陈氏诗学体系作出合乎历史语境的阐释。景献力《陈祚明诗论的“泛情化”倾向》[14]一文，着重研究陈祚明诗论中“情”的概念，“情”是陈氏诗学的基础范畴之一。作者认为，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对“情”所做的理论建构颇具特色，不仅包括情感，还包括诸如命旨、神思、理、解、悟等与诗歌内容相关的因素，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无论是从情感的层面，还是从包罗了所有与诗歌内容相关要素的“情”的层面，他对“情”的论述都显示出一种“泛情化”倾向。这种“泛情化”中所包含的对六朝乃至齐梁文学的重视，反映了明清之际对文学抒情特质的重视，同时也是文学自觉深入人心的一个表现。张伟《从情辞关系看〈采菽堂古诗选〉的诗学思想》[15]一文，认为《采菽堂古诗选》的理论核心是情辞的相互关系。陈祚明认为好诗当以情为主，情辞兼备。作者认为陈祚明所言诗歌之“雅”，主要是就语言形式而言，与儒家诗教所强调的思想内容无涉。
第二，编选标准研究。陈斌《陈祚明交游及〈采菽堂古诗选〉编选意图考论》认为，陈氏编选此书的目的主要出于对当时宗宋派的回应，对格调诗学以汉魏、盛唐诗为典范的视野拓展，以及强调古诗编选的辨体眼光、诗史品格与鉴赏批评等。宋雪玲《〈采菽堂古诗选〉编选之隐形标准》[16]，通过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古诗选本选诗数据的对比，认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之编选，与他在《凡例》中宣称的“以言情为本”的选诗标准并不完全符合。在此之外，还存在着与此相矛盾的隐形标准，实际上该选本并不仅仅以指导后学为目的，也不纯粹以体现选者的兴趣、识力为目的，而是以呈现汉魏六朝诗歌的总体风貌为宗旨，体现了编选者宏大的诗史眼光。王莉《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选录汉乐府的特点及其批评方法》一文，[17]从陈氏选录汉乐府的视角，既对其选录标准进行探讨，又关注其评点特点。作者认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选录汉乐府古辞时，综合参考多部乐书，敢于发问和推测，使之成为明清时期很特别的选本之一。他在充分关注汉乐府的音乐属性基础上展开艺术批评。在分析作品时，注重考察作品创作的现实动因及时评，对诗歌结构章法加以丝丝入扣的剖析。此外，陈祚明还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其批评方法也成为影响后世的新的批评范式。
第三，诗艺个案研究。这部分研究以陈祚明对某些重要作家诗作的评点为着眼点，体现了陈氏诗学研究从整体到局部，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趋势。有些可能不是以研究陈氏诗学为出发点而是以研究清人对六朝作家的接受为出发点的，但是综合这部分个案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陈氏诗学理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陈斌《论清初陈祚明对〈古诗十九首〉抒情艺术的发微》[18]，通过对陈祚明古诗十九首评点的解析，揭示了其独特的言诗论诗方式。古诗十九首是被陈祚明尊为典范的作品，所以分析他对古诗十九首的评点，对了解陈祚明本人的诗学理论是很有积极意义的。黄妍、徐国荣《论〈采菽堂古诗选〉对庾信的推崇》[19]认为，与明清时期诸多古诗选本相比较，《采菽堂古诗选》表现了对庾信的特别推崇。陈氏称许其性情至深，才气横溢，尤重其“辞”之能，作为其诗学观“情辞并重”的典范，并从诗品与人品方面就历代对庾信的批评给予辩解。在论杜甫与庾信的继承关系中，强调庾信“前代之师”的地位，甚至认为杜甫对庾信之五言“亦趋亦步”。陈氏对庾信的推崇与编选者本身的身世经历和诗学观念相关，也是陈氏意欲为六朝诗正名以及建构六朝诗史的一种手段。傅宝龙《论清初陈祚明对谢灵运山水诗的批评——以结构与情景关系为例》[20]认为，陈祚明以“情与辞”为审美标准，在着眼于谢诗篇章结构的同时，特别注重分析其结构与情景的关系。傅宝龙《陈祚明对谢灵运山水诗的批评——以用字为例》一文，[21]则针对陈祚明对谢诗用字方面的评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作者认为陈氏在批评谢灵运山水诗字句雕琢之工的同时，侧重对谢灵运诗虚字使用的评点，分析谢诗炼字特点。傅宝龙《陈祚明批评陆机与潘岳诗之比较》一文，认为陈祚明对陆机和潘岳二人诗歌在情感方面的批评截然相反，这与他“诗之大旨，惟情与辞”的诗学观点有着莫大的关联，同时颠覆了前代诗论家对陆机、潘岳诗歌批评的观点。再有，曾毅《陈祚明西晋诗歌批评论略》一文，[22]认为陈祚明的西晋诗歌批评范围较广，内容较多。总的来说，他对西晋诗歌的创作成就及其艺术特色多有肯定，这与中唐以来一直持续的，特别是明代七子派的否定批评颇为不同，既在清初的西晋诗歌批评中具有一定的特色，又在西晋诗歌批评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施丹春《论陈祚明的古诗观与批评方法》，[23]认为陈祚明在举世师法盛唐的风气中独标汉魏古诗的典范意义。他以为与近体格律诗相比，古诗的长处在于情感真挚，朴实无华，因此重视对古诗的玩味可纠正明中叶以来的虚浮矫饰之弊。由他的《古诗十九首》的评语可以看出，他对于古诗艺术魅力的关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日常化的情感类型，即探究“人同有之情”，强调失意与离别；二是“善藏”与“不出正意”的抒情方式，强调“人情本曲”，达情需含蓄委婉。再有，李兆禄《清初诗论中的“扬任抑沈”现象——以王夫之、陈祚明、王士禛为例》，[24]作者针对诗论领域对沈约和任昉两人的批评，将陈祚明与清初重要的诗论家王夫之和王士禛比较，认为清初诗论领域出现了“扬任抑沈”现象，体现的是诗风演变背景下诗坛对二人诗歌的新审视、新评价：反对格调说之流弊，揄扬近于古诗的任诗而贬抑注重声律的沈诗；反对柔靡纤弱的诗风，崇尚拓体渊雅的任诗而贬低绮艳色情的沈诗；追求神韵诗风，褒扬富有冲淡清远之美的任诗而黜退淫杂庸俗的沈诗。以上研究，尤其是傅宝龙的三篇文章，均体现了研究者对陈氏诗学的关注近年来有趋于微观的倾向，虽然在具体分析上尚存在不够深入等问题，但仍然说明陈氏诗学还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第四，选本影响研究。张伟《论〈古诗源〉对〈采菽堂古诗选〉诗学思想的承袭》[25]，通过对古诗风貌、温柔敦厚和唐诗之源的探求，分析《古诗源》对《采菽堂古诗选》诗学思想的承袭。后人虽有取于其书，多不称其名。沈德潜编选《古诗源》，评语袭用、祖述或改窜陈祚明的评语，就未提他的名字。[26]另外，王宏林《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一书，将《古诗源》与《采菽堂古诗选》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列举两书对诗篇主旨和风格的分析，证实了“沈德潜《古诗源》许多诗作的评点直接受到了陈氏评点的影响”。[27]张伟《〈采菽堂古诗选〉对〈文选〉的批评与修正》一文，[28]将《采菽堂古诗选》与《文选》对照，认为陈氏对待《文选》的态度是辩证的，一方面他认为《文选》鉴裁得当，保存了许多经典的古诗；另一方面，他认为《文选》也有一些弊端：以文体为类，一人作品割裂为四五处，不利于读者获得完整的诗史观，反而易于使人剽窃华丽辞藻，无法获得“学古之益”；选诗过严，漏选了许多优秀的作品；着重于修辞，“未及推其（作者）用心所存”；《文选》注专注于典故，不关心选家之心。针对这些问题，陈祚明在分类标准、选录原则和情辞关系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修正。张伟《论清初〈诗品〉接受史的“异质性”——以陈祚明对潘岳、陆机、陶渊明的批评为中心》[29]一文，针对钟嵘“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说法，认为钟嵘对陶渊明品第不当，对诗旨阐发不足。同时对钟嵘和陈祚明所处的诗学语境探析，明确了不同诗学语境下对批评家诗人诗作产生不同评判的根本原因：钟嵘之所以强调传统，否定新变，是为了反对以沈约为首的声律论；陈祚明之所以主张溯唐诗之源，提倡“情为辞先”的诗学观，是为了折中调和明前后七子和竟陵派之弊。张伟这三篇文章，均是从陈祚明诗歌批评在诗学史上的重大意义着眼的，一方面彰显了陈氏诗学在清代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又将陈氏诗学置于整个批评史上加以观照，探讨了陈氏诗学与《文选》和《诗品》的关系，体现了作者的宏观眼光，这也为研究陈氏诗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