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廉政反腐工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由于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成分广泛，情况复杂，使得党在进行抗日战争的同时，还要进行反国民党腐蚀的斗争。1937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其中第四条提出：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由于措施得当，根据地内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展现出全新的面貌，军民团结一致，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加强对党员和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思想教育和管理
重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这一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特色。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敌后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大多处于经济薄弱落后的地区。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我党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牢记艰苦奋斗的宗旨，厉行勤俭节约。这也是防止和克服干部搞特权、脱离群众等腐化现象的需要。
早在1937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就通令各单位，注意保持苏维埃红军勤俭节约的传统作风，防止浪费腐化的习气侵入。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7]
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表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演讲。毛泽东在演讲中特别强调要把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扬起来，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转变过来。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发表演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强调指出，有些党员受不起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致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原有革命性，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对此，我们应保持高度的警惕。共产党人要加强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品质，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后的覆辙。
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三次政府委员会通过《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纲要列举了某些党员和干部在日常工作中表现的形式主义、消极应付、强迫命令等种种官僚主义作风，指出这一切都是脱离群众的，都是必须克服的。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发挥正确的掌握政策和贯彻政策的作风。纲要还发布了厉行节约的五项规定：一是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用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解决；二是除保证供给外，其他消费概须厉行节约，要提倡艰苦朴素，避免铺张浪费，要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灯油、一盒火柴的节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三是集中力量干急需的经济事业，实行经济核算，加强管理与监督，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四是爱惜民力，勤俭节约，不浪费一个民工、一匹民畜；五是坚持廉洁作风，严格反对贪污腐化现象。
与精兵简政相配合，抗日根据地相继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1943年4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1943年4月25日）和《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1943年5月8日）等一系列干部管理的法规条例，组织各级干部学习，把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奉公要求贯穿于干部任用、管理、考绩之中。通过组织学习，提高了干部队伍的廉洁自律的自觉性，使贪污腐化分子无可乘之机。
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干部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勤政为民，使各种社会腐败现象在根据地无藏身之地，这和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对此，毛泽东曾有过生动的说明：“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8]
（二）以法律为武器，坚决有力地依法肃贪惩腐
在抗日根据地的廉政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必要的制度和法规，坚决有力地依法肃贪惩腐，卓有成效地推动了根据地的廉政建设。
1937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立即提出廉政问题。《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于“民权主义”部分明确规定：“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厉行有效的开源节流办法，在各机关学校和部队中，提倡生产运动与节约运动，增加收入，减少支出，以解决战时财政经济之困难。”
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就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开枪打死女学生刘茜一案，致信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为之惋惜。但他毕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一个普通的人。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导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1938年8月15日，边区参议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1939年再次修订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明确规定：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的财物、徇私舞弊、盗窃侵吞公物、敲诈勒索、收取贿赂等十种行为均为贪污。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处死刑。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对贪污腐化分子，除依法治罪外，在行政上还要给以相应的惩治。
山东、晋西北、晋冀鲁豫、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陆续颁布了类似的条例办法，作出类似规定，如1942年10月，晋察冀根据地民主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斤小米市价以上者，处死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300斤小米以上500斤未满者，处死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1943年8月，山东抗日根据地政府公布施行的《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规定：贪污公粮500斤以上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1943年3月淮北苏皖边区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贪污满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上述一系列条例的颁布，为惩治腐败提供了法律依据。
各根据地以法律为武器，严厉打击各种贪污犯罪活动。据统计，在1939年至1940年两年时间内，仅陕甘宁边区政府就查出乡级干部贪污分子150人，区级以上27人，这些腐化分子全部被驱除出政权机关，罪大恶极者被绳之以法。由于严格执法，边区肃贪反污斗争收到了成效，贪污案件有所下降。1939年陕甘宁边区查处贪污案360件，1940年处理644件，到1941年上半年即减少为153件。[9]贪污案件的减少，说明了各抗日民主政府法制的威慑力和感化力，既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也保证了边区政府吏治清明。
（三）内外结合，建立健全民主监督制度
抗战时期采用多种方式对政府工作部门及其人员实行监督，是根据地廉政建设的又一重要环节。对政权工作人员的监督，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来自政权外部的监督，主要是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抗战时期，各根据地民众生活相当贫苦，共产党的干部也不例外，政府给的津贴较少，大多生活在同一标准下，一旦有人生活腐化奢侈，很容易被人察觉。无所不在的民众监督，构成了反腐败的一道道防火墙。而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权利又由各根据地民主政府通过各种形式予以保障。如1941年5月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即对人民的民主权益作了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人员所保有的监督、检查、批评、控告权利，更体现在监督罢免权的使用上，这一权利一般都结合选举运动集中进行（平时也可行使）。这种来自人民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检查，是防止贪污腐化的有效药剂，“有了广大人民的力量来监督政府，监督工作人员，人可以幸逃法网，但不能逃出人民的视线，坏事就不易发生”，[10]即使发生，也易纠正。
第二，来自政权内部的监督。通过各级参议会对各级行政司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实行监督，是政权内部监督的一种主要方式。1939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员大会召开，建立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的参议会不是一个单纯的咨询机关，而是经人民普选产生的、包括各党派各阶级在内的边区全体人民的代表机关和边区最高权力机关。它有广泛的职权，包括选举或罢免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高等法院院长，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应兴应革事宜等。1940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三三制”参议会组织原则，强调我们“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11]参议会制很快由陕甘宁边区发展到各抗日根据地，如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即成立于1941年3月。最广泛地实行民主监督，增加政策的透明度，既有效地杜绝了腐化现象的产生，又有力地加强了政府的廉政建设。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廉政措施是十分有力的，各抗日根据地均是廉洁奉公的。我党教育和领导的广大党员干部，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勤政为民，公而忘私，使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了光辉形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