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

1月，《文艺报》第1期发表林默涵的文章《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同月，《文艺报》等报刊发表了批判巴人、钱谷融、蒋孔阳等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观点的评论文章。

1月6日 何其芳在文学研究所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传达周扬讲话：“关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在刊物上不要提，修正主义的问题，国内可以批评，但也要注意，不要给人造成错觉，中国到处是修正主义。”为加强对刊物的领导，每个刊物编辑部都成立核心组。《文学评论》由毛星负责；《文学遗产》由陈翔鹤负责；《文学知识》由贾芝负责。

1月18日 周扬、林默涵在中宣部召开加强理论批评工作会议。会上提出召开“纪念左联三十周年座谈会”，访问“左联”成员，写回忆录。文学研究所何其芳、唐弢、蔡仪等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

2月初 中共中央宣传部对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和《文学评论》作出一系列指示：研究所主要是培养能写文章的人，《文学评论》发表的文章要有学术价值，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平，是提高而不是普及，“老专家的文章，只要内容不是反动的，能够提供一些资料，还是要发表。老专家的来稿可占三分之一篇幅”。

2月25日 《文学评论》第1期出版。

该期首篇发表了唐弢的《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旗帜下不断学习，永远前进》和刘绶松的《文学研究工作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两文均是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篇幅都较短，属于一般政治表态文章。

以群的《党的领导促进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阐述了“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就担起了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领导责任——逐步地重组了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积极地领导了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从斗争中广泛地团结了进步的文化力量，树立起了党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推动了文化革命运动的进一步深入”[8]。此文是对他前年提出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领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力扬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读〈红旗歌谣〉三百首》，开头就引了一首歌谣：

天有把，

我们举得起；

地有环，

我们提得起。

毛主席叫我们做的事体，

你看哪项不胜利。

文章写道：“当我们读过这首短歌之后，试掩卷冥想一会儿，就仿佛看见一个力拔山气盖世的巨人，站立在我们的面前。”[9]文章认为《红旗歌谣》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最完美的民歌选集，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

洁泯的《论“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批判巴人的〈论人情〉及其他》，对巴人发表在《新港》1957年1月号的《论人情》以及他受到批判后的争辩文章加以系统的批判，认为巴人提倡“人类本性”，就是提倡人性论，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是文艺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巴人在1959年还发表文章批判冯雪峰的修正主义，如今他又成了被批判的修正主义者，形势变化之快可见一斑。

郭沫若的《为“拍”字进一解》和张德钧的《对〈再谈《胡笳十八拍》的商兑〉》，与《文学评论》发表过的刘大杰的文章进行讨论。

冯沅君的《关于中国文学史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认为，文学既然有阶级性，它就必然表现为为人民与反人民，“两条道路就是进步的道路与落后的（甚或反动的）道路”。但文章同时认为，必须实事求是地从作家的独特情况出发，注意到作家世界观的进步面和落后面的矛盾。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明确表示不同意茅盾在《夜读偶记》中把古代文学史中的两条道路斗争叫作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不同意北京大学的文学史把“三千年的作家与作品都分到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个阵营里去”，认为这种做法未免太简单化了，“忽视了人的思想意识的复杂性，忽视了文学艺术反映现实是曲折的，甚至看轻了现实主义以外的积极浪漫主义”[10]。

少知的《对〈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一文的意见》，批评毛星的那篇文章对新中国文学的成就叙述得不全面，没有提到新民歌、小小说、活报剧等广大群众喜爱的东西；对10年来文学发展的道路和一些重大斗争没有着重说明，如对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和流沙河的《草木篇》等都没有进行批判；强调反对简单化的片面性。

少知的批评文章是自然来稿，但它切合了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对文学研究所工作以及毛星等一组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文章的批评意见。因此，何其芳的《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一文，比较系统地检查文学研究所上一年写的几篇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文章，这就是1959年第5期发表的毛星的文章、吴晓铃等的《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卞之琳等的《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学知识》第10期发表的《欢呼新中国文学的重大成就和发展》，何其芳在《文艺报》第18期发表的《文学艺术的春天》。何其芳认为这些文章“都是有重大的缺点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关于文学方面的形势的看法，对思想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且不适当地强调了反对简单化；关于十年来新中国文学的成就叙述不全面，肯定不够；对待文学遗产偏于强调继承而不强调批判。“这些缺点和问题暴露了我们平时对党的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得很不够，理解得很不够，也暴露了我们平时对于文学运动的实际注意得很不够，研究得很不够”[11]。

该期还刊载了《文学评论》编辑部的《一九五九年全国各高等院校学报文学论文综述》。这是在阅读了1959年全国高校学报200余篇文学论文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分为文学理论、现代及当代文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四个部分，介绍了当年发表的主要论文的要点。文章认为，经过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整个学术界呈现出了一片活跃的气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这一期的“编后记”变成了一份自我检查。文中认为：“十年来的文学运动同样证明，只要离开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就会给工人阶级的文学的事业带来损害。《文学评论》创刊以来，虽然力求我们的工作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但对于这一伟大思想的阐述和宣传还是作得很不够，而且由于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理解很差，我们还发表了某些不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的有错误观点的文章。”“反对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是当前文艺思想斗争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过去，《文学评论》这方面的文章发表得很少，今后我们决心改变这一情况，决心使《文学评论》在文艺战线上，在同修正主义和其他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发挥它应有的战斗作用”。“评论我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学，总结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也是《文学评论》的一个经常的十分重要的任务。这方面，过去发表的文章不多，庆祝建国十周年所发表的几篇又都存在一些问题”[12]。

3月2日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布置，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作家协会以《文学评论》和《文艺报》的名义召开“纪念左联成立三十周年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林默涵、夏衍、邵荃麟、阳翰笙、茅盾、阿英、孟超、许幸之、楼适夷、陈白尘等24人。文学研究所何其芳、唐弢参加，唐弢还负责准备了有关“左联”的一些参考资料。

4月25日 《文学评论》第2期出版。

该期第一篇是林陵的《纪念列宁》，为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而作，强调学习列宁，保卫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这一期还发表了叶水夫、钱中文的《国际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必须彻底批判》，任大心、冯南江的《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批判巴人〈文学论稿〉中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王金陵、水建馥的《世界观和创作的关系——批判巴人〈文学论稿〉中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文学研究所内的王淑明曾在1957年7月的《新港》上继巴人的《论人情》之后发表了一篇《论人情与人性》的文章，有着和巴人相同的观点，因而该期也发表了张国民、黄炳的《批判王淑明同志的人性论》，同时也把王淑明的文章刊载出来，以供大家批判。

正值“左联”成立30周年，《文学评论》为此发表了一组文章，即唐弢的《文化战线上的战斗红旗——纪念“左联”成立三十周年》、郑伯奇的《“左联”回忆片断》、艾芜的《回忆我在“左联”的几件往事》和魏金枝的《“左联”杂忆》。此外，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级鲁迅文学社的《蒋光慈的小说》和《殷夫的诗》两篇文章。

6月25日 《文学评论》第3期出版。

此期第一篇为王任重同志的《重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着重谈的是“文艺创作为什么人”的问题，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就是要奉党之命、奉人民之命。不是说要‘俯首甘为孺子牛’吗？既然是‘牛’就要听从指挥：奉命写作，奉命演出，奉命干这，奉命干那。文艺工作者必须有这种自觉性”[13]。

卞之琳的《略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创作中的思想表现》和杨耀民、干永昌、张羽的《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劳动人民形象》，阐述的是如何正确地评价和继承文学遗产，特别是欧洲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遗产的问题。该期“编后记”中说：“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曾经产生了一些杰出的作家的文学作品，它们在当时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对于人类文化有过贡献，这些作品有的在今天对于我们也还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些作品中所散布的个人主义及其他各种消极的思想情绪和我们今天所要培养的共产主义道德和集体主义精神是格格不入的，甚至于是起着破坏作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就利用这些消极因素向读者散播有毒的影响。因此，对待这些遗产，既要继承，又要批判。”[14]

批判人性论、批判修正主义，仍是这一期的中心内容。于海洋、李传龙、柳鸣九、杨汉池的《人性与文学——批判巴人、王淑明同志的“人性论”》认为，巴人的《论人情》和王淑明的《论人情与人性》出现在同一个时期，绝不是偶然的，这两篇文章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挂着抽象的‘人类本性’的招牌，来贩卖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私货”[15]。

发表王淑明的《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是为了引起进一步的批判。《文学评论》前一期发表了张国民、黄炳批评王淑明的《论人情与人性》一文中的人性论后，王淑明同志表示，在巴人的《论人情》被批评的时候，他发表那篇文章支持巴人，这是不对的，但他的基本论点却和巴人不同，并不是人性论，为此要求发表他的几则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作为他的论点的辩解。但是，发表在这篇文章前面的“编者按”已明确指出：“这几则笔记中贯串着的基本论点，仍然和那篇文章是一致的，仍然是人性论。”

樊骏的《批判李何林同志的“唯真实论”》，批评李何林《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以及他最近在《文艺哨兵》第2期上的《我对错误的初步认识和批判》，认为他“否定了作家的世界观对于作品的思想性和真实性的决定作用，否定了今天的作家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必要性”，“这才是《小问题》的基本内容，也才是它的修正主义错误所在”。[16]

朱经权的《谈马烽近两年短篇小说的创作特色》和潘旭澜、吴欢章的《论闻捷的短诗》，这是刊物面向当代，加大当代文学评论力度的具体表现。

朱寨的《这样的批评符合事实吗？》对《诗刊》2月号上冯牧的《一个违背事实的论断》和《文艺报》第5期上安旗的《沿着和劳动人民结合的道路探索前进》两文提出批评。冯牧和安旗的文章都对《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发表的卓如的《试谈李季的诗歌创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在这一片由于欢庆十年来的成就所汇合而成的欢乐的合唱中间”，这是一篇“发着不和谐的噪音的文章”，表现了一种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的“书呆子习气”。他们最后一致的结论是：对社会主义文学缺乏政治热情，而拘泥于陈腐的资产阶级的艺术教条。朱寨的文章采取引文对照和说明的方法，批评了两位批评者断章取义、引申武断、扣大帽子的方法，意在提倡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批评态度和方法。

“书评”栏目刊登了马文兵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几本文艺理论教科书》。文中涉及的文艺理论教科书有刘衍文的《文学概论》、霍松林编著的《文艺学概论》、冉欲达等编著的《文艺学概论》、李树谦等编著的《文学概论》、吴调公的《与文艺爱好者谈创作》，认为这些书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方面和文学基本知识的传授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但这些书缺点较多，总的来说，“都没有很好的体现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的书在个别的地方甚至还存在着严重的修正主义观点”。

为了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要求进行独立、民主和自由的斗争，这一期刊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和《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两篇文章。

8月15日 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会议上，何其芳按照周扬提出的“四好”口号——“好作品、好理论、好队伍、好刊物”，要求学部党组应按周扬的指示，抓“产品”。他指出：“大学都编了书，引起注意，所里也编写了，但还没有北大文学史那样的书引起注意。我们应产生引起全国注意的作品和人来。”

9月25日 《文学评论》第4期出版。

这一期的大部分篇幅是刊载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有关讲话：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的“祝词”；周扬的主题报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何其芳和冯至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周扬的报告充分肯定了过去一个时期文艺工作的成绩，并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向“现代修正主义”宣战。“编后记”中说：“这次文代大会总结了我们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阐明了党的方针政策和文学艺术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我们文学研究工作者、文学评论工作者必须在工作中认真贯彻大会精神，坚定不移地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前线，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最前线，为保卫和发展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学而斗争。”[17]

批判人性论仍然是这一期的重点内容。蔡仪的《人性论批判》，针对巴人、王淑明以及南斯拉夫的维德马尔的一些观点进行批判，认为“抽象的人性论或抽象的人道主义、正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根本思想，我们要坚决彻底地粉碎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深刻地、从根柢上对这种思想进行严厉的批判和不懈的斗争”[18]。

王燎荧的《人性论的一个“新”标本》，是批评王淑明的《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的。文章认为，从“王淑明同志的笔记中，我们看到他又是作到了一次新的人性论宣传，更巧妙的、更有迷惑作用的人性论的宣传”[19]。

李彗的《李何林同志的资产阶级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认为“李何林同志的著作中，对文艺的根本问题的看法，一贯是持着资产阶级的观点的。李何林同志今天的错误是有久远的历史根源的。和这种文艺观点相一致，是他的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20]。

李芒的《关于日本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诗歌》，完全是配合当时的政治任务，很难说其有什么学术意义。

“书评”中刊登了陆树仑等人评述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小说史稿》，认为这是他们继《中国文学史》之后，又一重大成果，“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中国小说研究中的胜利，是党的教育方针及群众路线的胜利”。

9月底 为了加强编辑力量，使刊物质量得到改进和提高，《文学评论》和《文学知识》合并。合并后仍保留《文学评论》刊名，并仍为双月刊。合并后的期刊，一方面继续保持《文学评论》的某些特点，同时也吸收原来《文学知识》的一些长处。具体地说，就是加强对我国当前创作的评论，把《文学评论》的作者范围从专业和业余的文学评论工作者扩大到作家、做实际工作的干部和工农兵，减少长文章，增加比较短小精悍和比较生动活泼的文章[21]。

蔡恒茂、濮良沛、张晓萃调入《文学评论》编辑部。

11月25日 《文学评论》第5期出版。

为加强对我国当前创作的评论，这一期同时发表了三篇关于歌剧《刘三姐》的评论。它们是何其芳的《优美的歌剧〈刘三姐〉》、蔡仪的《论刘三姐》、贾芝的《民间传说刘三姐的新形象》，宣传力度空前之大。这期还发表了朱寨的《读〈山乡巨变〉续篇》，更显示了刊物对当前创作评论的重视。

陈瘦竹、沈蔚德的《论〈雷雨〉和〈日出〉的结构艺术》，是这期中最为扎实的学术研究论文。它是作者长期研究的成果，在一片大批判声中，显得弥足珍贵。

柳鸣九的《批判人性论者的共鸣说》是针对王淑明和巴人的观点的。文章认为，“人性论者提出共鸣说是有深藏的用意的，他们不仅要通过共鸣现象来证明‘人类正常本性’的存在，而且还要引导我们的文学艺术去表现他们所提出的‘人类正常本性’”，“他们所提出的‘人类正常本性’并不是普遍抽象的东西，而正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人性”。[22]“编后记”为此特别说明，“文学的共鸣”这一现象曾经为一些人性论者利用来宣传人性论，而这个问题到底应该如何科学地解释是值得探讨的，因此想借这一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来引起讨论。后来果然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问题，《文学评论》以及其他一些刊物发表了不少文章，并且带动了一些高校师生参加讨论。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现代文学教研组的《不许把鲁迅歪曲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家》，也是批判巴人的“人性论”观点，认为“修正主义者的鲁迅‘研究’，是为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政治目的服务的”。

张羽的《托尔斯泰——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为了纪念托尔斯泰逝世50周年而作的。文章主要是根据列宁的论述，指出托尔斯泰的贡献，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主义”。

朱于敏的《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个人反抗问题》，认为过去的一些文学评论对这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抗人物作了过高的评价，这“有利于现代修正主义的兴风作浪”，因而“必须抱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深入分析这些反抗性人物，认清作家通过他们所表现的思想倾向”[23]。

徐育新的《赛珍珠——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批判的笔锋极为犀利，宣判“赛珍珠毕生的活动和她毕生的创作是直接为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服务的，她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急先锋”。

陈贻焮的《王维的山水诗》是作者“参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战斗，认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有所提高”以后，对王维及其诗歌的重新认识。文章肯定了王维山水诗的某些艺术特长，但同时认为“必须彻底批判王维及其诗歌中的消极思想，批判借王维山水诗进行反动宣传的修正主义谬论，批判王维研究中一切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观点”。

“书评”栏目中发表了文效东对复旦大学中文系1957级学生编写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的评论。文章充分肯定了这部著作在当前反修斗争中的作用，认为该书最基本的特点是运用毛泽东思想观点分析问题，但也提出这部书还存在着如何“站得更高，也就是它的思想性、战斗性如何更加强的问题”，还存在着对当前的修正主义观点，如李何林同志散布的许多与冯雪峰相似的观点，未在有关部分加以批判的问题。

“来稿综述”栏目刊登了《对王淑明同志的〈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的批评》。文中说，编辑部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一致认为王淑明同志的《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虽然在某些具体说法上与他的《论人情与人性》一文有些不同，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贯穿整篇《笔记》的基本观点，仍然是资产阶级人性论。

“编后记”中提到：为了及时反映文学工作的一些问题，为了便于讨论，《文学评论》曾考虑从明年起改为月刊。这也是《文学评论》的许多读者几年以来曾经热情地建议过的。但经过《文学评论》常务编委会和编辑部的仔细研究，觉得改为月刊肯定是《文学评论》发展的前途，只是明年（1961）改还有困难，因此决定下一年仍为双月刊。

12月25日 《文学评论》第6期出版。

因为不久前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简称《毛选》）第4卷，因而学习《毛选》心得成了这期的头条文章。唐弢的《历史长河中的一阵小泡沫——谈所谓“第三条道路问题”，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笔记》，批判司徒雷登、胡适、储安平、费孝通、萧乾、沈从文等鼓吹的“第三条道路”。朱寨的《理想与预见》，畅谈的是学习《毛选》第4卷时，对于理解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所得到的一些启发。

这一期有4篇关于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章，属于当时反对国际上修正主义思潮的总的部署之一部分。袁可嘉的《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开宗明义就指出艾略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英两国资产阶级反动颓废文学界一个极为嚣张跋扈的垄断集团的头目，一个死心塌地为美英资本帝国主义尽忠尽孝的御用文阀。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他在美国法西斯文人庞德、英国资产阶级理论批评界和诗歌创作界建立了一个现代主义的魔窟”[24]。

杨宇的《叛徒法斯特对帝国主义主子的进一步效劳》，批判法斯特的新著《温斯顿事件》，说这是“一部彻头彻尾为帝国主义辩护和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的反动作品”[25]。

陈伯海的《关于巴尔扎克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问题》，是为了批判国内外修正主义者别有用心地把作家的世界观同创作方法对立起来，竭力鼓吹什么反动的世界观无碍于作家成为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论调，认为“现实主义的方法同先进的世界观必然是统一的，因为只有从比较先进的立场和观点出发，作家才能够比较客观地认识生活”[26]。

钱中文的《反对修正主义者对托尔斯泰的“歪曲”》仍然是从世界观与创作、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着眼，批判国内外修正主义者对托尔斯泰的“歪曲”。

该期发表了三篇关于山水诗的文章。它们是朱光潜的《山水诗与自然美》、陆侃如的《陶渊明的田园诗》和廖仲安的《对陶渊明田园诗的一些理解》。该期的“编后记”指出：“山水诗有没有阶级性，对它究竟如何评价，一年来在文学界有过争论，意见不很一致。这是一个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对于解决我国这方面的古典诗歌的继承问题、正确理解这方面的古典诗歌的艺术生命力问题以及今天如何描写山水自然之美的问题，都会有帮助。”[27]其中，陆侃如先生刚刚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他的文章重新在《文学评论》出现，引起后来一系列对主编何其芳的批判。

陈中凡的《元曲研究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比较系统地概述了自王国维以来研究元曲的情况：一是关于戏剧起源的问题；二是关于戏剧发展的问题；三是关于宋金杂剧的问题。文章认为，国人对于元剧的研究，虽有时超过明清学者的范围，得到不同程度的进展；但因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局限，尚不能完全摆脱纯艺术论和形式主义的羁绊，树立新的体系，“只有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探讨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28]。

1960年历史剧《甲午海战》公演后引起轰动，本期发表了李健吾的《〈甲午海战〉与历史剧》和张炯的《评〈甲午海战〉兼论历史剧》，两文都在评论《甲午海战》的同时，对历史剧的基本要求，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