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

2月25日 《文学研究》（季刊）改名为《文学评论》（双月刊）出版第1期。

该期“编后记”中说：“《文学研究》为什么要改名《文学评论》呢？主要是为了使刊物的名称更符合它的内容。”事实上，从“反右派运动”到1958年“大跃进”，极左狂潮冲击着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和《文学研究》被批评为“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食人间烟火”，为此要求《文学研究》从根本上改变编辑的“右倾保守思想”和“资产阶级方向”，加强刊物的现实性、战斗性，以大部分篇幅来发表评论当前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问题的文章。文学研究所领导小组在讨论、制订全所的“跃进规划”时，决定按照上述批评意见和要求，大力革新《文学研究》，刊名改为《文学评论》，季刊改为双月刊，并同时创办《文学知识》月刊，以期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改名后的《文学评论》第1期把重点放在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上，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规模较大的辩论。这一期刊登了何其芳的《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文章追述了其1958年7月在《处女地》上发表《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一文后所受到的各种批评和责难，并作出答辩，写得激情洋溢，文采飞扬。文章鲜明地提出：“民歌体是会在今后相当长以至很长的时间内还要存在的；新诗是一定会走向格律化，但不一定都是民歌体的格律，还会有一种新的格律；除格律体的新诗而外，自由体的新诗也还会长期存在。”[1]其他几篇讨论文章如徐迟的《谈民歌体》、力扬的《诗国上的百花齐放》、冯至的《关于新诗的形式问题》，基本上都是对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新民歌，对毛泽东在1958年关于搜集民歌以及中国诗的出路等指示的赞颂。

“评论”栏目继续反右派斗争的余绪，有巴人的《是现实主义还是反现实主义？——对冯雪峰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初步批判》、王子野的《驳冯雪峰的民族文化论》和王燎荧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巴人的文章认为，冯雪峰的现实主义理论，主要有两点：一是反映论；二是“写真实”。而冯雪峰理论的特点，则是以他的所谓“反映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于作家认识现实的指导作用，以他的所谓“写真实”的口号，来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王子野的文章认为，冯雪峰的民族文化论，中心问题“就是否认党对文艺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认为“冯雪峰反党的年龄从前年算起是不公平的，应当往前追补十五年”[2]。王燎荧的文章认为，陈涌、冯雪峰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好评不过是“向自己的好朋友借机献媚之作”。其认为这部长篇虽则是丁玲作品中较好的作品，但在对党员干部的塑造上，在对革命群众的态度上，存在严重的缺点，而“这些缺点正是她的肮脏的反动的思想流露”[3]。

胡经之的《理想与现实在文学中的辩证结合》一文，是阐释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奔流》编辑部的文章《农民作者冯金堂的创作》与“学术动态”栏目的《一九五八年工人文艺创作活动》，都是刊物改名以后，面向现实、面向工农兵的一种政治表态。署名集思的《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改造，可以改造》一文，为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唐棣华化名所写，根本就不能算是文学研究论文，只是一篇应时的政治报告。这样的文章登在刊物上，意在显示刊物的“现实性、战斗性”。

胡念贻、乔象锺、刘世德、徐子余的《评〈中国文学发展史〉》，对刘大杰先生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文学观点”以及“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希望刘大杰先生重新改写这部文学史著作时，对于旧的观点和方法来一个彻底的改变”[4]。

“通讯”栏刊登了虹夷的《关于形象思维的问题》一文，对毛星在《论文学艺术的特征》一文中否认形象思维的观点提出商榷。这是文学理论界关于“形象思维”论争的开始，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还在更大范围内展开。

3月6日、11日 何其芳在所内传达和贯彻中宣部2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周扬同志对文学研究所的指示：“研究机关不能只抓普及，主要是提高”“其方针是中外古今，以今为主，对古代、外国的东西也要注意研究，”“《文学评论》要搞中外古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发表，研究现代也要发表老专家的文章。归结三点：古今中外，百家争鸣，保证质量”。何其芳同志还鼓励学术批判运动中被批判的人写反批评文章。

4月12日 根据周扬的指示，《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编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和平宾馆召开。何其芳传达了周扬的有关指示。14日，林默涵在发言中批评了在学术批判中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强调对文化遗产首先要继承，没有继承就不能否定，要否定也否定不了。17日，周扬到会，发言中指出1958年搞学术批判和破除迷信有“过分”和“过火”的地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艺理论是最基本的，但往往也是片断的，而普列汉诺夫虽则政治上有错误，但对艺术作了系统的研究。针对1958年的学术批判运动，周扬提出在学术问题面前一律平等，被批评的人也可以起来反批评，要有勇气，不怕批评，不要有后顾之忧。

4月25日 《文学评论》第2期出版。

1959年为“五四”运动40周年，因而这一期较为集中地刊发了四篇有关文章。它们是贾芝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和他的诗文——〈李大钊诗文选集〉前言》、唐弢的《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从鲁迅杂文谈他的思想演变》、以群的《“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领导》和叶圣陶的《略叙文学研究会》。其中，唐弢同志的文章着重论述了鲁迅杂文的思想意义，认为鲁迅思想的飞跃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群众革命力量的估计，由怀疑转到信任；二是对革命发展和深化过程中阵线分裂的认识，由消极转到积极；三是对文艺的作用——对文艺与经济基础以及革命关系的理解，由浮面转到深入。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通过杂文所发挥的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将永远作为一份最可宝贵的思想遗产而为中国人民所承继、所发扬，这不是冯雪峰所能歪曲的，也不是朱光潜所能否定的。”以群的文章批判胡适把“五四”文学革命的“功劳”记在自己身上，认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的一系列文章，才真正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因而“五四”文学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文章对陈独秀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作用只稍稍提及一笔，仅就《文学革命论》一篇文章评论得失，对他创办《新青年》，积极倡导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之事全然不提。

1959年是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诞生200周年，该期发表袁可嘉的《彭斯与民间歌谣》。文章说：“我国文艺界正在热烈讨论新诗与民歌的关系问题，这时来探讨一下彭斯怎样吸取歌谣中的精华，丰富了自己的诗歌创作，而这些诗歌创作中的优秀部分后来又回到民间，反过来丰富了歌谣传统，这无疑是既有趣又有益的事情。”[5]

这一期继续进行诗歌形式的讨论。何其芳的《再谈诗歌形式问题》，回顾了10年来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探讨和争论，论述了自由诗和格律诗的争论、民歌体和现代格律诗的争论以及民族形式的多样化问题。其他两篇讨论文章是林庚的《五七言和它的三字尾》和卞之琳的《谈诗歌的格律问题》。

刘大杰先生的《关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批评》，是对《文学评论》第1期上胡念贻等四位同志对他批评的答辩。批评者指出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有“庸俗社会学”观点，对此，刘先生表示接受，但不敢赞同批评者的另外两点意见，即“空谈思想感情，抽掉了阶级内容和社会基础”和“形式主义”。文章一方面列举事实，说明批评者批判的不当，同时还对批评者的批判方法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引用原文，不准确不全面；二是不就事论事，不就书论书。在当时那种时代氛围中敢于起来与批判者争鸣，并且敢于“教训”批判者，是很不容易的。这一期的“编后记”对此也表示了正面的支持，认为“在学术问题上是需要反复论辩的，这样可以促进我们学术的发展。反复论辩正是寻求真理的最好的方法”。

李泽厚的《试论形象思维》一文，也是一篇争鸣文章。作者不同意毛星否定形象思维的观点，认为文艺的特征只是形象思维，并就形象思维的实质和特点、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以及形象思维的不同特色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

这一期的“动态”栏目发表了《诗歌发展问题的争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的讨论》和《如何评价陶渊明的讨论》三篇综述。

该期第83页刊登了一则消息，称“《文学评论》一九五九年第一期，现已再版，前未买到第一期刊物的读者，请即在当地邮局补购”。这一讯息显示，读者对《文学评论》是关注和欢迎的。

4月12～14日 《文学评论》召开编委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编委共有24位。《文学遗产》编委会议也在同时召开。这次编委会议由编委召集人何其芳主持，他在会议上传达了周扬在1959年2月间对《文学评论》的三点指示：（1）中外古今（即《文学评论》除着重发表对于当前文学理论问题和文学作品的评论，还要发表关于我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文章）；（2）百家争鸣；（3）保证质量。这次编委会主要就是根据周扬的意见，讨论了《文学评论》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改进的意见。讨论的主要问题：一是《文学评论》的特点、《文学评论》与其他刊物的分工问题。许多编委都谈到，《文学评论》应该就一些学术上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重在对文学经验的系统总结，应该多做些提高的工作。何其芳在最后发言中，综合了讨论的意见，说明《文学评论》是综合性的文学的学术性刊物，主要发表关于文学理论、文学史和创作倾向方面的重要文章、关于中外古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论文，在篇幅上可以比有些刊物少一些限制。二是《文学评论》如何体现中外古今、以今为主的问题。一些编委反映，从1958年第3期《文学研究》改版以后，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文章太少，还有一些编委认为刊物体现中外古今、以今为主的精神，主要是指处理的立场和精神，不一定要规定每期版面上的比例数字。三是《文学评论》如何展开百家争鸣的问题。一些编委认为目前的学术批评中有一些缺乏科学分析、简单化甚至断章取义、曲解原意的方法和粗暴的态度，这是很妨碍百家争鸣的，《文学评论》应该避免出现这种文章。编委们认为应多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不要只发表编辑认为正确的意见。四是保证质量与取稿标准的问题。编委们认为，要提高刊物质量，必须展开百家争鸣，避免简单化的批评和讨论，多刊登些论证性强的文章。何其芳提出，《文学评论》取稿除了政治标准而外，还要有一个学术标准。这个学术标准可规定为：一般的文章都要求经过一定时期的研究，占有一定的材料，有自己的见解并有科学的根据。

4月17日 周扬与《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的编委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周扬在讲话中首先谈到了提高学术水平的问题。他说1958年学术思想批判运动解决了方向的问题，这之后学术研究最中心的问题就是提高水平，因此要吸收我国古代和外国的文学遗产。在研究方面要做的工作，是寻找文学发展的规律，这是长期的、有创造性的工作。接着，他又谈到提高学术水平必须要有学术讨论。他指出，应该把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批判与学术讨论区分开来，前者是对极少数，后者却要极广泛的争论。他说学术讨论不要随便扣帽子，而应是平等自由的讨论，采取商量的态度。对学术问题是不能匆忙地作结论，而要反复争论。他还说，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是个长期的任务，除此之外，还有个掌握知识的任务。最后讲到学术队伍问题，他说年纪大的、年纪轻的都要练兵，老专家多学习些马克思主义，下乡下厂；青年人还要多读书，学会外文，学会看古文。

6月25日 《文学评论》第3期出版。

这一期“关于诗歌格律问题讨论专辑”占据了大部分篇幅，发表了王力、朱光潜、罗念生、周煦良、唐弢、金克木、季羡林、金戈、陈业劭等9人的争鸣文章。这一期的“编后记”说：“格律问题是新诗发展问题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把讨论深入一步，就有必要来集中探讨一下。”在这一辑中，专家们对什么是诗的格律，构成格律的因素是什么，中、外的古典诗歌的格律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蔡仪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典型创造》，是他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第三篇论文。他认为现实主义艺术典型的创造不一定都要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并且对浪漫主义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王季思的《有没有这样的线索和标准？——关于我的〈宋元文学史讲义〉的批判的答辩》，是针对批评他的《宋元文学史讲义》的意见而写的答辩。在“教学改革运动”中，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同学针对王季思的著作和教学中的问题，撰写过《是现实主义文学史，还是艺术形式发展史》《应该用什么观点去评价作家和作品》，批判王季思著作中的“唯美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王季思在答辩中明确指出，同学们对他的一些批判不能完全同意，并认为他“跟同学们之间的分歧还不仅仅限于对个别作家作品有不同认识的问题，更其主要的是对作家作品评价的标准问题”[6]。

古典文学研究方面，这一期还发表了夏承焘的《辛弃疾词论纲》。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这一期发表了李健吾的《司汤达的政治观点和〈红与黑〉》和杨绛的《萨克雷〈名利场〉序》。

编辑这一期时，正值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于是《文学评论》特将大会的情况和代表们的发言择要作一报导，供读者了解参考。

7月9日、28日，8月6日 《文学评论》与《人民日报》文艺部、《文艺报》《诗刊》联合召开了三次“诗歌格律问题座谈会”。会议由《文学评论》编委会召集人何其芳主持。先后参加会议的有丁力、王力、王亚凡、卞之琳、田间、刘岚山、朱光潜、邹荻帆、金克木、罗念生、林庚、陈业劭、徐迟、郭小川、袁水拍、袁鹰、陆志韦、陶钝、贺敬之、楼适夷、顾工等。与会的同志都认为有必要对格律诗的建立进行研究，以利于格律诗的建立。会议讨论的结果，大家认为，参考我国古代格律诗及民歌的特点，当前的格律诗的基本要求应该是节奏和押韵，这大致是没有异议的。但在节奏问题上意见却有分歧，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8月25日 《文学评论》第4期出版。

该期篇首两文都是外国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即戈宝权的《普希金和中国》和罗大冈的《阿拉贡的小说〈共产党人〉》。编辑部收到了一些读者来信，要求《文学评论》多登一些有关外国作家和作品的评论，有的还很热情地给编辑部开来了名单和书目。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在即，按照编辑部的计划，要发表一批文章，认真总结经验，并从中寻找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规律。该期发表了朱寨的《谈〈山乡巨变〉及其他》和王西彦的《试论〈百炼成钢〉》。

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的发展问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该期发表的罗根泽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期引起进一步讨论。

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刊有刘大杰的《再谈〈胡笳十八拍〉》和孙楷第的《元曲家考略续篇》。

“通讯”栏中刊有胡念贻等4人的《关于批评方法答刘大杰先生》，对刘大杰在《文学评论》第2期对4位作者的反批评提出了申辩。

10月底 《文学评论》第5期出版。

该期大红封面，并在首页刊发刘开渠新作的毛主席塑像。并以“庆祝建国十周年特辑”刊发了5篇论文，它们是毛星的《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吴晓铃、胡念贻、曹道衡、邓绍基的《十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燊的《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邓绍基的《老舍近十年来的话剧创作》，卓如的《试谈李季的诗歌创作》。其中，毛星的文章对新中国第一个十年的文学事业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从作家面貌和作家队伍的巨大变化，从作品的题材、主题和思想感情，以及文学的风格和形式等方面，论证了新中国文学的伟大成就，并充分肯定了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斗争。但是，文章又以不小的篇幅批判了庸俗社会学和简单化的倾向，认为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关于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问题。简单化的倾向表现为把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看得很狭隘、很简单、很表面，而且完全不考虑文学创作的特性，向文学作品提出了很不恰当的社会政治要求。二是关于文学作品的阶级分析问题。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把阶级性看作是人的一切和人的生活的一切，牵强附会地到处去找阶级意义，去要求表现阶级倾向。三是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政治标准第一问题。简单化的理解是把“政治标准第一”理解为“政治标准唯一”，完全抛开了艺术的要求。文章最后提出：“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也反对简单化的倾向。”[7]

该期还刊载了蔡仪的《现实主义艺术与美感教育作用——四论现实主义问题》，井岩盾的《真实和虚构——关于特写、传记、回忆录等一个基本问题的讨论》，林庚的《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古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传统》三篇文章。这些作者在文章里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编辑部在“编后记”中特意表明：“我们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打算发表对这些问题的各种不同的意见。”

12月25日 《文学评论》第6期出版。

这一期是“兄弟民族文学研究专号”，共发表10篇有关文章。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兄弟民族的文学丰富多彩，但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这些文学资源还没有进行认真的调查、搜集、整理。为了各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加强对兄弟民族文学的研究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这一期的“编后记”中，编者回顾了一年来的工作，认为“我们在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没有能够尽到哨兵的责任，对于文艺界许多重大问题的论争，如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陶渊明及其作品的评价问题，等等，我们都没有发表过文章。关于国内外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工作，虽有过选题计划，但是由于我们的组稿工作有缺点，结果计划未能实现，这样就大大地削弱了《文学评论》的战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