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

2月4日 《文学评论》召开第一次常务编委扩大会议。林默涵、张友渔、张光年等被邀请参加，主要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问题。

2月14日 《文学评论》第1期出版。

该期第一次刊出《文学评论》主编何其芳、副主编毛星。编委会成员也有了部分调整，现在共有28位：卞之琳*、戈宝权*、王季思、毛星*、叶以群、刘大杰、孙楷第、何其芳*、余冠英*、邵荃麟*、罗大冈、陈中凡、陈翔鹤*、季羡林、林默涵、俞平伯、范存忠、唐弢、夏承焘、徐嘉瑞、郭绍虞、张光年、冯至*、冯沅君、游国恩*、杨晦*、蔡仪*、钱锺书*。（以姓氏笔画为序，有*者为常务编委）

该期开辟了《关于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专栏，共发表了4篇文章：闵开德的《谈谈文学上的共鸣现象——并与柳鸣九同志商榷》，冯植生的《对共鸣问题的几点意见》，宗白华的《关于山水诗画的点滴感想》，李正平的《山水诗景物画的阶级性》。在该专栏前的“编者按”说：“杰出的文学作品为什么能够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读者中引起爱好和感动，以至发生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去年我国文艺界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斗争中，我们已经批判了对于这个问题的人性论的解释。然而到底如何科学地解释这一现象，却仍然存在着分歧意见。”“这个问题涉及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和特性、过去的文学遗产在今天的作用以及对它们的批判和继承等重大理论问题。”“究竟如何来分析和说明古代的山水诗的阶级性和社会意义以及如何评价我国古代的许多山水诗，意见也是不很一致的。……这个问题也涉及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和特性、涉及对于过去的文学艺术遗产的批判和继承问题。它和上一问题是有区别而又有联系的。因此我们把这样两个问题一起提出来，希望能够同时展开讨论”。[29]

当代文学研究方面，这一期刊登了冯健男的《谈朱老忠》、李希凡的《革命英雄典型的巡礼》和吴子敏的《表现革命领袖形象的可贵成就——谈阎长林的〈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

樊骏的《关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几点看法》，对1958年以后编写的十多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教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认为编写者“都以大破大立的精神”“从内容到形式，从具体论点到全书结构，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各本教材最主要的共同特色是把现代文学和整个革命斗争的内在联系，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运动实践的结合过程，叙述得比较详细和明白，做到了重点突出，旗帜鲜明”。[30]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该期刊登了戈宝权的《伟大的乌克兰人民诗人谢甫琴柯——纪念谢甫琴柯逝世一百周年》和柳鸣九、赵木凡的《战斗的非洲革命诗歌》。

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平伯的《辨旧说周邦彦〈兰陵王〉词的一些曲解》、陆侃如的《陆机〈文赋〉二例》、傅庚生的《〈孔雀东南飞〉疑义相与析》都是二三千字的短文，但内容扎实，均为作者多年研究的心得，在那些洋洋洒洒的批判文章中，显得更为可贵。

“动态”栏里发表了《文学评论》记者整理的关于山水诗讨论的情况。争论的问题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什么是山水诗；山水诗的阶级性；山水诗的共鸣作用；对山水诗的总评价；评价具体作家中出现的问题。

3月26日 《文艺报》第3期发表由张光年执笔的专论《题材问题》，提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百花齐放，必须破除题材上的清规戒律。这一问题的提出，在文艺界引起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4月14日 《文学评论》第2期出版。

放在篇首的栏目仍然是“关于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共发表了文礼平、洁泯、张振宁、叶秀山、曹道衡、洪毅然等的六篇文章，除探讨上期提出的一些问题外，还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研究文学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对于发展和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教育作用等。

刘勇的《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些体会》和李茂荣的《毛主席著作是个宝》，是两篇农民作家学习《毛选》的体会文章。选登这样的文章，意在赶上潮流，以免被批评为“落伍”。华中师范学院现代文学评论组撰写的《谈黄声孝的快板诗》，也是一篇类似的文章。

张葆莘的《论戏剧冲突》从对当时风行的《英雄列车》《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等话剧、电影的不同意见出发，探讨戏剧冲突问题。文章一方面坚持“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冲突永远是戏剧美学的基础”的理论立场，但同时又为上述那些没有什么戏剧冲突的报告剧、轻喜剧寻找理论根据，显得有些矛盾。

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刊发了郭预衡的《李清照词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李嘉言的《试谈萧统的文学批评》和余冠英的《关于〈孔雀东南飞〉疑义》。其中第一篇文章认为，李清照的作品“就思想方面说，在当下主要是起消极作用，没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了”，并且批评有些论者认为李清照的词具有爱国思想情感，认为那些词“其实不过是抚今思昔、怀旧感伤的东西”，“这样的作品只能引导人们追怀往日，而不能启发人们瞻望未来。这是一个时代一个阶层的消极情绪的反映，这种情绪和一个时代的积极精神是不能相容的”。[31]这样的评述，深深地留下了那个大批判年代的印痕。

6月1～28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文艺十条”）。1962年4月，由中宣部正式定稿为《文艺八条》，旨在总结近年来党的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6月14日 《文学评论》第3期出版。

这一期的出版，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前夕，特发表何其芳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南》。

4月 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讨论会。本期发表的三篇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史的文章，就是会议上几个工作报告的整理稿。

关于文学上的共鸣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该期又发表了林庚、罗方、朱虹等的三篇文章，并刊登了《文学评论》编者写的来稿综述。“编后记”中说：“目前这两个问题的讨论正在集中和深入。共鸣问题争论的焦点是：文学作品和读者如果属于不同阶级，在某些点上，思想感情是否可以相同、相通或相似，是否可以发生共鸣？这个问题牵涉到：文学作品对不同阶级的读者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影响作用问题以及对这一影响作用的阶级分析和立场、态度问题，文学遗产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影响作用和对它的批判继承问题。山水诗的阶级性是山水诗问题讨论的中心。”[32]

这一期最有价值的当属当代作品评论栏目中的几篇文章。胡可的《情节·结构——习剧笔记一则》，实际上是他关于戏剧的情节结构的创作谈，从实际出发，不尚空谈。吴晗的《论历史剧》，是有感于旧的历史剧在历史真实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提出新历史剧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工作者应该充分和戏剧家合作，提供戏剧家以新的题材，把历史和戏剧两个家打通了，一定可以出现很多新的好的历史剧；第二，必须明确历史和历史剧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一原则；第三，对历史记载的看法也必须澄清。文章认为：“新历史剧的创作必须要有较高的标准——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准，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无比幸福的时代。”[33]应该说，这是一篇比较平实的文章，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但后来却成为作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这是始料未及的。

朱寨的《谈〈乘风破浪〉中宋紫峰的形象及其他》，对草明的小说及其主人公宋紫峰的形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对小说在人物刻画上某些概念化的痕迹以及结构上某些陈套，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严家炎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是当代文学评论中经常被人们提起的一篇名文。作者有着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反潮流的勇气，当众多的评论家都在推崇《创业史》的最大成就在于其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时，能够提出“作品里的思想上最先进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作品对土改后农村阶级斗争和生活面貌揭示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个形象的完成。而从艺术上来说，梁三老汉也正是第一部中充分地完成了的，具有完整独立意义的形象”[34]。

“补白”栏里刊登了“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讨论文学上的共鸣问题”。这几所大学在四五月间就文学中的共鸣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

8月14日 《文学评论》第4期出版。

该期刊首的两篇是古代文学研究文章。夏承焘的《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认为李清照词的艺术风格是“明白如话”，她能用极寻常的语言写出深刻的感情，使人百读不厌，这与第2期上郭预衡主要从消极意义上评价李清照的角度和观点显然不同；郭绍虞的《论陆机〈文赋〉中之所谓“意”》，认为应该从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的统一性来理解陆机《文赋》中所说的“意”，不能因为《文赋》所讲的只是一些形式技巧，很少讲到文学的社会意义，从而粗暴地贬低《文赋》的价值。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刊登了日本江口涣的《小林多喜二的生平和业绩》，介绍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光辉旗手小林多喜二的斗争业绩和他的作品。李健吾的《巴尔扎克是一个什么样的正统派？》从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谈起，认为巴尔扎克“拥护旧王室和天主教，在他也不过是稳定社会和复兴祖国的一种手段”，因而提出“恩格斯分析巴尔扎克，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结合着用的。所以截取片言只语，作为论断巴尔扎克的依据，就一定会导致对《人间喜剧》的作者发生误解和对恩格斯的正确分析发生片面解释的严重后果”[35]。

贾芝的《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和额尔敦陶克陶的《关于〈蒙古族文学史〉编写中的几个问题》，都是4月份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讨论会上的发言。《文学评论》已连续两次刊登该讨论会的文章。

董楚平的《从闻一多的〈死水〉谈到新格律诗问题》，认为在中国“新诗史上，有意识地创试新格律的，首推闻一多。当今的何其芳等同志，也都是热心的严肃的尝试者”。此文对闻一多的《死水》进行了比较细密的分析，认为它“在节奏上开了新格律的先河，丰富多彩，符合‘量体裁衣’的原则，在押韵上，基本符合民族化与多样化的要求，在章节结构上，采取了民歌的叠咏手法。凡此等等，都是十分宝贵的遗产”[36]。

该期继续开辟“关于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专栏，发表了陈燊、袁行霈、孙子威等人的三篇文章。

“补白”栏里刊登了华中师范学院、武汉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武汉分院、甘肃师范大学、兰州艺术学院的师生讨论山水诗有没有阶级性问题的消息。

10月14日 《文学评论》第5期出版。

1961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生80周年，10月19日又是他逝世25周年，该期为此特发表了唐弢的《论鲁迅的美学思想》和刘绶松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两篇文章。

怎样编写历史剧，是当时文艺界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而在当时显得相当活跃的历史剧创作中，“卧薪尝胆”故事又是被采用得最多的题材。在这一情况下，茅盾先生及时地研究了用这个题材创作的众多的话剧和戏曲剧本，写成《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说起》交由《文学评论》发表。文章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谈起，全文有6万字左右，该期只刊发前一部分，内容包括：（1）怎么甄别史料；（2）先秦诸子、两汉学者对于吴越关系的记载和看法；（3）先秦诸子、两汉学者对于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的评价。

何其芳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是他在文学研究所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这次讨论会从3月26日开到4月17日，历时24天。何其芳的这个发言，实际上是一个总结报告。

10月17日 是郑振铎先生遇难三周年，本期特发郑振铎遗作两篇，以致悼念。它们是《西谛所藏善本戏曲题识》、《西谛题跋》。

王季思的《〈琵琶记〉的艺术动人力量》，一方面充分肯定该剧的艺术成就，同时也指出此剧是为了宣扬封建道德，那种“一门旌表”的大团圆结局，是作者思想局限性的表现。

12月14日 《文学评论》第6期出版。

该期刊首续登茅盾先生的《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说起》的后一部分，计分：（4）先秦诸子、两汉学者对吴、越两方的文臣武将的评价；（5）从历史到历史剧：我国的悠久传统和丰富经验；（6）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是《文学评论》创刊以来发表的最长的论文，作者博古通今，引经据典，畅谈了历史剧创作的一些基本问题，大致可分为：一是历史剧的古为今用问题；二是历史上人民作用的问题；三是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相结合的问题；四是历史剧的文学语言问题。

《文学评论》编辑部《关于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综述，对一年多来这两个问题上的讨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文章对刊物辟专栏多期展开这两个问题的讨论，进一步阐明原委：“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宣传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从根本上否定或抹煞阶级社会中文学的阶级性。他们有一种关于文学的共鸣现象的解释，认为许多杰出的作品能够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读者的思想感情中发生影响，产生共鸣，是由于有所谓‘人类共同本性’。我国古代的一些山水诗，也常常成为这些人抹煞文学艺术的阶级性的一个重要根据。”“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都涉及文学艺术的阶级性这一根本问题。深入探讨这两个问题，对正确理解文艺的阶级性，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对文学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很有意义。这两个问题又都牵涉到正确理解、评价和批判地继承过去文艺遗产问题，牵涉到正确认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讨论这两个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当前创作和文艺批评也具有一定的意义”。[37]文章指出，到目前为止，两个问题的来稿已达330余篇，各地许多报刊和不少高等院校也都对这两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发表了许多文章，现在这两个问题用不断连续的、集中的争论方法的讨论暂告结束了，但是仍然希望大家写文章参加讨论。

这一期还发表了柳鸣九的《再论共鸣现象的实质及其原因》，是他关于共鸣问题对一些不同意见的答复。文章重申：“由于文学作品的形象作用，阶级思想情感不同的读者可能改变其思想情感而产生共鸣的具体缘由，从这些具体论述里可以看出，这种共鸣得以发生是因为读者的主观在文学形象的作用下产生了朝向作者的主观的运动，最后基本上趋于一致。这种情况虽然复杂，但有一点仍然是可以肯定的，即共鸣是基于相同的阶级思想情感，这是共鸣的本质特点，在任何情况下也是不会改变的。”[38]

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发表了张白山的《关于谢翱的诗歌》，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发表了杨德华的《试论拜伦的忧郁》。因为茅盾的论文字数较多，因而这一期只发表了5篇文章，是《文学评论》创刊以来刊载文章篇数最少的一期。没有“编后记”，这也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