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感性和理性，哪个更可靠

上一节，我们讲了《蒙田随笔集》的四点内容，在这一节中，我们讲余下的五点：蒙田对所谓“野蛮人”的独特判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认识能力、蒙田对于宗教的态度以及蒙田关于教育的思想。

蒙田不为流俗所蔽，一反人云亦云的偏见，对所谓“野蛮人”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议论十分精彩。他说：“我发现在这些民族身上毫无野蛮之处，只不过人人都称与自己的习俗不同的东西为野蛮罢了。”

在“思想的明晰和敏锐”和“技艺的精巧”方面，“吃人生番”毫不逊于欧洲的“文明人”；在虔诚、守法、善良、正直等方面，“生番”则胜过“文明人”；而在坚强、忠实，面对痛苦、饥饿、死亡的态度方面，他们可与古代最著名的例子相媲美。

相反，文明人恰恰在野蛮上超过了他们，并且利用他们的无知和缺乏经验来败坏其品质。他特别对“生番”把别人叫作自己的“一半”表示赞赏，并希望“文明人”与“一半”之间建立“平等和睦”的关系。

在这种博爱思想的影响下，蒙田愤怒地谴责了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犯下的野蛮罪行。他写道：“为了获得宝石和香料，多少城市被夷为平地，多少民族被彻底消灭，多少人死于兵刃，世界上最丰饶美丽的地方被搅得乱七八糟。”

他把这种征服称为“卑鄙而粗暴的胜利”，对“文明人”毫无光荣可言。蒙田关于“野蛮人”的思想同卢梭关于“自然人”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不过，他在赞美“野蛮人”优秀品质的同时，更加强调“文明人”和“野蛮人”应该存在的平等和睦的关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蒙田崇拜自然，号召人们遵循自然的指示，享受自然的馈赠。他把自然称作“温柔的向导”，“伟大的母亲”。

他借用古罗马的一位哲人西塞罗的话“符合自然的一切都值得尊敬”，而违背自然则是疯狂，“他们企图脱离自己，逃避人类。这是发疯：他们非但不能成为天使，反而变成了禽兽；他们非但不能上升，反而摔在地上”。

《论经验》是《蒙田随笔集》的最后一篇文章，篇幅很长，足足有四万余字，是一篇典型的蒙田式的随笔，“我靠无条理的文章突出我的警句。”从法律的烦琐到个人的习惯，蒙田天马行空般地描述了他的“生活经验”：健康、疾病、饮食、娱乐、行动等。他第一次将最基本的事实付诸文字表达：“帝王哲人拉屎，贵妇也拉屎。”

蒙田对精神和肉体的关系做了合乎情理的描述：“大自然是一位温和的向导，但他的温和不超过他的谨慎和正确。”因此，他“愿精神激活笨重的肉体，愿肉体阻止精神轻率并使精神稳定下来”。

总之，“纵欲乃享乐之大患，节欲不危害享乐却调剂享乐”，“最美好的人生是向合情合理的普通样板看齐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有序，但无奇迹，也不荒唐”。蒙田对自然的崇拜与肯定现世生活是一致的，其矛头直接指向了天主教会所宣扬的禁欲主义。

对于人的认识能力，蒙田采取怀疑论的态度。他认为“人类的理性是一把双刃的、危险的利剑”，因为理性至上论造成了人类的“狂妄和傲慢”，而这正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错误。

与理性相比，他更强调经验，认为经验可以弥补理性的不足，是理性的“唯一根据”。但是，无论理性还是经验，都不是万能的，因为“判断者和被判断者都处于不断的变动和运动中”，“不可能建立任何确定的东西”。

就是在这篇长达十余万字的《为雷蒙·塞邦辩护》中，他对这种怀疑论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全面系统的阐述。这是一篇奇文，意在辩护，实则与雷蒙·塞邦的观点大相径庭。

雷蒙·塞邦把人放在一切造物的中心，极力颂扬人的理性，把理性视为信仰的基础；蒙田却恰恰相反，把人类和一切生物一视同仁，而且还是最软弱的一种，在力量、忠诚、聪明、友爱等方面都不如禽兽。人类引以为荣的理性非但不一定为他所独有，而且还是虚妄的、靠不住的。

他认为，人类的两大认识——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都是不中用的“虚荣”，如果感性不比理性更可靠，科学也同哲学一样软弱无力，那么事物的本质对人类来说，就永远是深不可测的。

人只能说“我知道什么？”，而不能说“我不知道”，因为后者仍然是一种肯定的说法，而“肯定和固执是愚昧的特别标志”。

他认为最聪明的哲学家是怀疑论者，他在书房里刻下怀疑论的格言：“我中止（判断）”，“我什么也不肯定，我不懂。我在怀疑中。我考察……”蒙田怀疑和考察的是盲目的信仰、狂热的宗教和僵死的教条。他有时似乎把怀疑论推向不可知论，其实，那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

怀疑论是蒙田的思想的重要侧面，对摧毁经院哲学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应该夸大怀疑论在蒙田的思想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应该忽视其消极保守的作用。

在理论上，对理性的怀疑使他提出以经验作为判断的基础，从而给中世纪经院哲学以沉重的打击，把哲学从烦琐的争论中解放出来，面向现实生活；在实践上，由于人们思想的多变和各民族风习的差异，又使他尊重现存的宗教和政治秩序而反对巨大的变革。蒙田的怀疑论对17世纪的自由思想的盛行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宗教作为欧洲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在16世纪的思想家们的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或颂扬，或反对，或揶揄，人人都要加以谈论。蒙田是个天主教徒，在长达30年的宗教战争中，他是站在天主教一边，反对新教的。

但是，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虔诚的天主教徒，历来是受到怀疑的。他忠于天主教与其说是出于信仰，毋宁说是因为自己作为法官宣过誓。他很少谈论上帝，而他的上帝又常常和自然是同一个东西，他还主张“少去介入对神意的判断”。

他一方面宣称天主教是“最好的，最健康的”，一方面又表示强烈的不满，指出：“我们的宗教为剪除罪孽而创，实际上，它却掩盖着它们，滋养着它们，煽动着它们。”

他对宗教改革不感兴趣，因为他厌恶“标新立异”，他主张宽容，反对宗教狂热，谴责宗教迫害。至于宗教本身，“我们只是以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手接受我们的宗教，如同他们接受他们的宗教一样”。“宗教狂热造成的文化损失，比所有蛮族的火造成的损失都大。”

在他的眼中，宗教战争是王侯们的一桩“狂暴的、野心勃勃的事业”。他尖锐地指出，在这场撕裂着法国的内战中，宗教问题只不过是个借口，各方面标榜的“正义”不过是“装潢和饰物”而已，真正使那些王侯们付诸行动的是“情欲和贪欲”。

因此，他对这场战争深恶痛绝，呼吁交战双方保持“节制”，并身体力行奔波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他的呼声顺应了当时久乱思静的情势，得到了双方的欢迎。

蒙田的宗教观深深地打上了怀疑论的烙印，对天主教的绝对统治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蒙田随笔集》虽然于1580年获得罗马教廷的通过，但又在1676年被列为“禁书”，也就毫不奇怪了。

教育问题是有关培养人的问题，引起了人文主义者普遍的重视，蒙田也不例外，他写有专文《论对孩子的教育》陈述他的观点。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变得善良和明智，而非使人博学”，也就是说，培养绅士，培养判断力，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这与拉伯雷培养全知全能的人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他反对教儿童过多的知识，反对单纯记忆，主张精神上的培养，“教他会思想”。

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强调择师的重要性。他要求教师的头脑有条理，而不是装满知识。他反对由教师施行灌输，而要求让学生先说话。教师不但要考查学生认识多少个词，还要看他是否领会和掌握了这些词的精神实质；学生获益的证据不是是否记住，而是他的行为。

他反对任何强制行为，主张让学生自由选择判断，如果学生不能判断，则宁可存疑。“只有疯子才确信无疑”，这是他的一句名言。他特别强调让学生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将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他将这比作蜜蜂采花酿蜜。他认为，不能单纯从书本上学习，还要接触外部世界，“总之，我希望世界是我学生的教科书”。

因此，与各种人谈话，到各地去旅行，都是学习的途径。蒙田重视学生的自由，认为不给学生自由，就会使他变得卑屈和懦弱。

他认为，“使精神强健还不够，还要使筋肉强健”，为此，要让儿童过艰苦的生活，锻炼身体，并要“常常违反医学上的禁令”，“让他在户外和危险中生活”。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德行，而德行并不像经院哲学说的那样被栽植在陡峭的高山上，道路崎岖，不可接近。相反，走近它的人认为它是在美丽、肥沃、鲜花盛开的高原上，人立于其上，一切尽收眼底；识途的人能够走近它，那是一条浓荫蔽日、花气芬芳、坡缓地平有如穹顶的道路”。

《论对孩子的教育》是写给一位贵族夫人的，在他看来，教育的对象是贵族的子弟，教育的目的是使他们成为国王的廷臣或武士，成为有修养的正人君子。蒙田的教育思想明显地打上了与封建贵族最为接近的上层资产阶级的印记，但他的教育方法中，不乏令人深思、供人借鉴之处。

《蒙田随笔集》的内容有如下数端，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点：

蒙田随笔的中心问题不是宗教和上帝，而是人，是人的行为及其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他尤其擅长通过对他本人的思想、行为、习惯等的描写来折射人类的问题。他充分肯定了个人的存在及其价值，认为“每一个人都包含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完整形态”，“人在兴趣上和力量上各个不同，应该通过不同的道路，根据个人的情况来谋求幸福”。

蒙田看到并强调个别的人与一般的人之间的区别，说明了人文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再以抽象的人作为论述的对象。

这种观点更深刻、更明确地表述了资产阶级关于人的观念，即资产阶级将自己的人生观总结为个人主义。面对着来自神的精神束缚，这种对个人的肯定显然比对抽象的人的肯定更为大胆。对神来说，这是更为现实的威胁，也更具有战斗性。

针对教会宣扬的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蒙田肯定了人有追求幸福和享受现世生活的权利。他宣称，“快乐和健康是我们最好的东西”，“我们光荣而伟大的事业就是及时享乐”。

他对“铺地毯，镶金玉，充斥着绝色美人和奇馔珍馐的天堂”嗤之以鼻，并且断言：“为我们生丝的蚕死去、干枯，从中生出蛾，继而变成虫，如果认为这还是原来的虫，那是可笑的。某物一旦停止存在，就不再存在了。”这样，他就否定了来世思想和“灵魂不死”的观点。

享乐主义贯穿了蒙田的整个思想，成为《蒙田随笔集》的基调。他所理解的享乐包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享受，他说：“应该用精神的健康来促进身体的健康……不应该把躯体和心灵分离开来。”

蒙田耳闻目睹的是，人不仅为精神上的各种欲望所裹挟，而且备尝物质上的种种困苦。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求得幸福？

蒙田认为，人可以通过精神上的努力，战胜生活中的磨难，超脱于命运，做到完全控制自己，进入自由、恬静、无忧无虑的境界。

他从罗马哲人加图那里学到如何抵制情欲的疯狂、痛苦的纠缠和死亡的袭扰，而塞涅卡则教他如何摆脱情欲的奴役，如何躲在高傲的孤独中反躬自省，“如同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没有财产一样，以便在果然失去这一切的时候，不致再度感受匮乏之苦”。

至于痛苦，“我们给它多大位置，它就占有多大位置”；说到死亡，他要人们“脑袋里最经常装着的是死”，“不知道死在何处等着我们，我们就处处等着它”。死亡只会使无知的人感到惊慌失措，对一个学会了蔑视俗见的哲学家则无可奈何。

他认为死亡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死亡的陌生和恐惧，熟悉了它，乃至“演习”过它，就可以战胜它。蒙田几乎一生都饱受结石病的折磨，都在战乱中度过，痛苦和死亡成了他经常谈论的题目。他在思想上战而胜之，突出地反映出他所受斯多葛主义的影响。晚年，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也在他对各种人的看法中得到反映，他从不以人的身份地位判断人的价值。他从实际生活中看到，农民在战乱中大批死去时，他们却表现得从容镇定，并不需要哲学家的学问。

他由此深受启发，认为不读书的工匠和农民比那些不务实际的哲学家更有智慧。他说：“我见过成百个比修道院院长更聪明、更幸福的工匠和农民，我愿意与他们认同。”“农民的习惯和言谈普遍地比我们的哲学家有条理。”

他认为，人与人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是平等的，帝王将相并不高于普通人，不应将他们神化以愚弄百姓。

他写道，“皇帝和鞋匠的灵魂出于一个模子”，甚至，“皇帝的仪仗使您眼花缭乱，可是，看看帐子后面吧，那只不过是个普通人，有时候比他的臣民还要卑劣”。

他认为，衡量一个人，应该根据他本身的价值，而不应该根据外在附加的东西。“我们赞美一匹马，因为它的力量和迅速，而不是因为它的鞍辔；赞美一条猎犬，因为它的敏捷，而不是因为它的颈圈；赞美一只鹰隼，因为它的翅膀，而不是因为它爪上的系铃。”

人文主义者普遍蔑视群众，蒙田能够冲破偏见，提出这样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我们难道不可以从这里听到18世纪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平等观的先声吗？

这一节，我们讲了《蒙田随笔集》的后五点内容，合起来，共讲了九点。下一节，我将讲述蒙田思想的三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