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朝初年的辽东海运

“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戍守”，这是朱元璋经营辽东的战略思考。元朝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率军北伐，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明军攻占大都，元顺帝逃往蒙古高原，元朝灭亡。但是，明军并没有进攻辽东，而是寻找元军主力作战，辽东的残元势力则分别龟缩在复州、辽阳、沈阳、开原等数处。洪武四年（1371）二月，在明朝的强大压力下，聚集在复州得利赢城的辽阳行省平章刘益奉表到南京投降，明朝随之设置辽东卫指挥使司，任命刘益为指挥同知。同年七月，明朝设置定辽都卫指挥使司，以马云、叶旺为指挥使，“总辖辽东诸卫军马，修治城池，以镇边疆”。辽东都司建立以后，明军在马云、叶旺的率领下，逐步向北推进，收复辽沈地区。

辽沈地区的收复，使明朝在辽东有了块相对稳定的前进基地和桥头堡。当时残元的纳哈出集团盘踞辽河上游和松花江流域，时常南下袭扰辽东，为保证辽东的安全，明朝政府在辽沈地区陆续建立卫所。到洪武二十年（1387），也就是纳哈出集团覆灭之前，辽东都司共设置了定辽中、定辽左、定辽右、定辽前、定辽后、东宁（辽阳）、金州（金州）、复州（复州城）、盖州（盖州）、海州（海城）、辽海（牛庄）、沈阳中、沈阳左（沈阳）13个卫。因辽阳为辽东都司所在地，是辽东的政治中心，故设置6个卫，加之北部的沈阳，南部的海州，总计8个卫，沿着辽河东岸摆开。当时，由于人口稀少，辽东都司在辽东丘陵分水岭设置连山关、刺榆关、片岭关，把截出入，以东概不设治，形同无人之境；辽河以西，由于多年战乱，人口大量流失，实际上也是无人区，辽东都司实际统治地区只有沈阳以南数郡之地。

洪武二十年（1387），明朝发动金山战役，迫使纳哈出集团数十万人投降，辽东都司迅速设置卫所，以扩展统治区域。铁岭卫迁移到银州故地（铁岭），三万卫迁移到咸州故地（开原老城），辽海卫迁移到开原城北（昌图老城），把防御前沿向北推进到松辽分水岭南部边缘；在广宁（北镇）设置广宁、广宁左、广宁右、广宁中卫；在锦州（锦州）设置广宁左屯、广宁中屯卫；在义州（义州）设置义州、广宁后屯卫；在右屯（凌海右屯）设置广宁右屯卫；在前屯（绥中前屯）设置广宁前屯卫，控制辽西地区。同时朱元璋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封到辽东，成为“塞王”，其中辽王分封到广宁，沈王分封到沈阳，韩王分封到开原，并筹划建设王府，为各“塞王”就国做准备。

有明一代，经营东北边疆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军需供应无法就地解决，军需必须由临近的中原各省输送。元朝辽东人口本来就少，后来红巾军进入，元军清剿，加上明朝初年纳哈出的劫掠，洪武初年，辽河以西、分水岭以东、沈阳以北基本成了无人区，数万土著人口聚居在辽东半岛金、复、海、盖地区，农业生产规模很小。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元朝旧臣名祖朝见朱元璋，朱元璋问辽东风俗，名祖回答说：“辽东地遐远，民以猎为业，农作次之，素不知诗书，而其俗尚礼教。”[14]很明显，此时的辽东，农业生产并不发达，根本没有能力解决军需问题。十余万明军一时涌入辽河以东这么狭小的区域内，东防朝鲜，北抗残元，军事防御任务很重，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大规模的屯田活动，故部队的军需只能靠外部输送。金山战役结束以后，明朝政府意图恢复元朝辽阳行省旧疆，并拉开架势准备屯田自给。首先明朝政府在松花江流域设置三万卫，但由于军需供应困难而南撤到开原；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置铁岭卫，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侨置于沈阳南奉集堡，后迁移到银州。其次明朝政府陆续在辽河以西设置五屯卫，从名称即可看出，设置之初的用意是屯田自给，如把广宁后屯卫设置于元代懿州（阜新塔营子），广宁左屯卫设置于辽河套辽滨塔（辽中辽滨），广宁右屯卫设置于闾阳县临海乡（凌海右屯）等，这些地区都便于农业生产，但卫所草创，屯田并不理想，军需供应成了辽东发展的瓶颈，因此，要保障部队所需，仍然要靠外部输送。

辽东孤悬海外，洪武年间，解决军需供应问题最为便捷的方法是海运。洪武十五年（1382）五月，朱元璋曾对大臣们说：“昔辽左之地，在元为富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来归，因时任之，其时有劝复立辽阳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旷人稀，不欲建置劳民，但立卫以兵戍之，其粮饷岁输海上。每闻一夫有航海之行，家人怀诀别之意，然事非获已，忧在朕心，至其复命，士卒无虞，心乃释然，近闻有溺死者，朕终夕不寐，尔等其议屯田之法，以图长久之利。”[15]这段话集中反映了朱元璋不得已实行海运的苦衷。可以说，自洪武四年（1371），明军接到命令跨海登陆时候起，辽东海运就开始了。洪武四年（1371）十一月，朱元璋“命青州等卫官军运山东粮储给定辽边卫”，[16]这是文献中有关辽东海运的最早记录。《明太祖实录》洪武七年（1374）六月有这样一条记载：“初，定辽卫都指挥使马云等运粮一万二千四百石出海，值暴风，覆四十余舟，漂米四千七百余石，溺死官军七百一十七人，马四十余匹。”[17]“初”是什么时候，估计应该在洪武四年（1371）十一月前后。从此以后，有关辽东海运的记载不断出现在《明实录》等文献中。分析各类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我们不难发现，辽东海运的起点主要有两处：一是苏州太仓刘家河，二是山东登州。具体航线应该分为三段，即从太仓到登州、从登州到旅顺、从旅顺到牛庄。由于受太平洋西岸气温变化的影响，春夏季节，沿岸多刮东南风，秋冬季节，沿岸多刮西北风，而海运必须适应气候的变化，因此从太仓出发的船队，一般在二三月北上，八九月返回，《明太祖实录》所记载的海运活动只有洪武十七年（1384）十一月在秋冬季出发。从山东登州出发的船队，由于路途近，运量小，往来次数多，故在洪武九年（1376）前往往不分季节，秋冬时也在赶运，结果“时多逆风，艰于渡海”。洪武九年（1376）正月，户部计划向辽东运粮5万石，布20万匹，棉花10万斤，为此，山东布政司奏请以五六月顺风时转运，得到朱元璋批准，命其“顺风渡海为便”。[18]这样，南北两条航线上的运船都春夏北上，秋冬返回。

明朝辽东海运南半部分路线，基本遵循着元朝的航路。历史上元朝的航路主要有三条。一是从江苏太仓出发，向北航行，经崇明岛西、海门附近的黄连沙、万里长滩进入大洋，沿海岸北行，经盐城、东海、密州、胶州、灵山洋，绕过山东半岛到登州。此路沿着海岸北行，不易迷失方向，并可躲避风暴袭击，但水浅沙多，只适合平底的“沙船”。二是从太仓出发，经万里长滩东行过青水洋，进入黑水洋，再利用东南风，直驶成山角，到达登州。这条航道借助风力和洋流，行船速度快，如风水均便，十余天可达登州，可以使用装载量较大的“刀船”。三是从太仓出发，向东进入黑水洋，再向西北行，到达登州。这条航路运输时间较短，是人们乐于航行的一条路线。《明太祖实录》记载起自太仓等地的海运共有9次，实际上不止9次。仅就粮食运输而言，每年有数十万石，最多达70余万石，平均每年不少于60万石。如果用载重500～1000石的平底沙船来运的话，每次得用数百甚至千余只帆船。

辽东海运的北半部分路线，是从登州到牛庄港。从山东半岛登州到辽东半岛旅顺，路途很近，如果风顺，昼夜可至。明时过海航线是：从登州开洋，过沙门岛、龟矶山、钦岛、没岛、南半洋、北半洋、铁山、旅顺口。铁山往北即羊头洼，再经过双岛、半边山、艾子口、望塔山、连云岛，“东看盐场，西看宝塔台，便是梁房口”，进入三岔河，抵达牛家庄。嘉靖时期巡按御史周斯盛疏请开海运时曾说过：“国家建置之初，以之隶山东省者，止以海道耳，自旅顺口以望登莱，烟火可即，泛舟而往，一日可至。”“金州旅顺关口南达登州新河水关岸，经五百五十里水程，适中海岛名曰羊埚，有石碣，上镌南岸达北岸共五百五十里，两日内风力顺可到。先一日辰时，自登州新河发航，至晚抵旅顺泊岸，次日辰时自旅顺发航，至晚北抵三汊河泊岸，盖自旅顺口起抵海中羊埚、黄城二岛，约三百里；自黄城南抵钦岛、龟矶岛约三十里；钦龟岛抵井岛约七十里；井岛抵沙门等岛一百三十里；沙门岛抵新河水关仅二十里，总括其数亦五百五十里。各岛相接如驿递，而岛之住户俱属纳水利银两于金州。”[19]

一般来说，从登州到辽东，路途较近，运量较大，次数就多些；从太仓到辽东，路途较远，运量较大，次数就相对少些。据《明史》记载：张赫“会辽东漕运艰，军食后期，帝深以为虑，以赫习海道，命督海运事，久之，封航海侯，予世券。前后往来辽东十二年，凡督十运，劳绩备至，军中赖以无乏”。[20]这里说张赫总督辽东海运共12年，组织大规模海运活动10次，可在《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张赫督运的只有洪武二十年（1387）九月一次，由此可见，《明实录》关于辽东海运失载很多。如果按照张赫这个例子推断，辽东海运在明朝初年，特别是洪武时期，几乎是年年有，所以朱元璋所说“辽东海运，连岁不绝”可谓言之不虚。海运人数最多的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1396）三月，此月朱元璋“命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朱信、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宣信总神策、横海、苏州、太仓等四十卫，将士八万余人由海路运粮至辽东，以给军饷”。[21]

明初辽东海运的物资，主要是辽东驻军的“军食”，除了粮食以外，还包括军服、布匹、棉花等主要的军用物资。就粮食运输而言，从数千石到数万石，数量最多的一次是洪武十八年（1385）五月，此月，朱元璋“命右军都督府都督张德督运粮米七十五万二千二百余石往辽东”。[22]一般来说辽东每年所需粮食大约为90万石，本地只能解决少部分，大部分由海运来解决，平均每年的运量也在60万石以上。明代产粮区主要在江南和长江三角洲，辽东所需粮食很大一部分要靠江南。明代产棉区主要在山东、河南地区，因辽东不产棉花，辽东都司所需棉花和布匹，必须由海运解决。明初，军装统一由内地各省制作，然后海运辽东，如洪武五年（1372）二月，朝廷“给辽东卫军士战袄凡五千六百七十五人”。[23]洪武七年（1374）正月，朱元璋“命工部令太仓海运船附载战袄及袴各二万五千条，赐辽东军士”。[24]但是，由于民间缝制的军衣长短不一，未必合体，所以洪武十二年（1379）三月，山西布政使华克勤向朱元璋建议，“令每衣一件，定所用布缕等情若干，给军士自制为便”。这个意见被朱元璋采纳，朝廷就“命陕西、北平、辽东诸边卫通行之”，[25]从此不再向辽东运送成衣，改为棉布，一般每年向辽东运棉布30万～40万匹，棉花10万～20万斤。在《明实录》中海运布花最多的记载有两处：一处是洪武十五年十二月（1383），“给赐辽东诸卫士卒十一万二千一百二十人，棉布四十三万四百一十九匹，棉花一十六万九千三百二十八斤”[26]；另一处是洪武二十二年（1389）正月，“命山东、北平、山西、陕西四布政司运棉布一百三十四万匹，棉花五十六万斤赴辽东给赐军士”[27]。除了海运这些每年固定给赐辽东军士的物资之外，还要海运那些明政府用于和朝鲜及周边各部落交换与赏赐的物资，如明洪武、永乐年间从朝鲜大量易换马匹，每次都达到数千或数万匹，首先需海运布帛到辽东，然后由辽东运赴朝鲜易换。

明初辽东海运不但数量巨大，而且种类繁多，几乎所有进出辽东的物资人员都要由海运往来，主要有粮食、布匹、棉花、绢帛、战马、武器等；朝鲜和各民族的贡使、降附的北元将士与军民一般也搭附海运船只在海上往来，甚至辽东军人的尸体也要靠海运返归故里。洪武十二年（1379）前，“辽东军士死者家人归其遗骸，每渡海辄为舟人所弃”。这年二月，辽东都司将此事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特命登州府“于海口设官船渡军士遗骸”，并规定再有抛弃军士遗骸者，“论如弃尸律”。[28]

辽东海运的主要原因是辽东自己解决不了粮食等供给问题，事实上，洪武时期，朱元璋就多次想停止海运，但没有办到。最后一次，洪武三十年（1397）十月，此月朱元璋命令户部大臣：“辽东海运，连岁不绝，近闻彼处军饷颇盈余，今后不须转运，止令本处军人屯田自给，其三十一年海运粮米可于太仓、镇海、苏州三卫仓收储。”[29]但是建文帝即位以后，朱棣举兵靖难，战乱波及辽东，为支持辽东军队入关作战，大规模的海运定然恢复，只不过《明实录》失于记载，但我们仍可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找到些证据，如建文三年（1401）五月，朝鲜地方官奏报：“有船一艘，来泊全罗道长沙县，船中六十余人，自言以帝命运粮于辽东，因风到此。”[30]建文帝为了加强辽东对靖难军作战的力量，从朝鲜易换战马万匹，所用布帛近50万匹，也必须靠海运。所以建文时期辽东海运不但恢复，而且规模很大。建文四年（1402）七月，朱棣即位，面对残破的辽东，只得重启辽东海运。永乐元年（1403）三月，朝廷任命都督宣信为总兵官运粮前往辽东。[31]同年八月，平江伯陈瑄又充总兵官运粮辽东。[32]这是《明实录》中最后一次有关大规模辽东海运的记载。

在历史上，明初辽东海运是空前绝后的，数十年的海运不仅给辽东送来了粮食、布匹和棉花，同时数万的海运将士也是支生力军，在辽东很多重大的军事活动中，如城池的修筑、土地的开垦，都有他们的身影，可以说，明初辽东海运对辽东边疆的巩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