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代中后期的辽东海运

“辽东地方，棉花布匹取给于山东，由登莱海船运送，风帆顺便，一日夜可达辽东旅顺口，由是每年给散布花，颇得实用。”[33]这里讲的是明朝中期的辽东海运的情况。永乐初年，大规模的海运停止，但是，从山东向辽东运送布匹和棉花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虽然有时也要运些粮食，如永乐、景泰时期，但每年也不过万石而已，此时辽东虽也缺粮，但是解决办法已经不是海运，而是开中盐粮和京运年例，海运的物资主要是布匹和棉花。

大体上看，明朝中后期海运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永乐初年大规模海运停止到弘治末年山东布花征收折色，约百年，这个时期，海运虽然规模越来越小，却没有停止。正统年间，政府每年向辽东海运布花的数量有了具体规定。据《辽东志》记载：每年从山东海运辽东的布是333809匹，棉花139589斤，钞1873500锭。[34]明初大规模海运结束以后，“山东登州卫海船犹设一百只，正统十三年减少止存十八只，岁拨五只装运青、登、莱三府布花钞锭……余泊海滨，以备海寇”。[35]也就是说此时山东登州保存的18只船中有5只是用于海运辽东的。这些船由工部拨银，每船5000两，分别由湖广、江西、福建、浙江等布政司赴部领银，买料承造，而修理则由山东布政司负责。明代中期，封建纲纪破坏，新船不造，旧船不修，到景泰七年（1456）九月，户部向朝廷报告说：“山东登州卫海船损坏者多，其应赏辽东军士布花不敷运给。”无奈皇帝只好命令山东布政司“量拨济南、东昌、兖州三府绵布一二万匹，绵花五万斤，钞五十四万贯，运赴山海卫堆积，仍行广宁卫差官验收，量拨军夫运回本卫，以俟辽河迤西各卫所官军关领给散”。[36]这是辽东各卫布花运输由海运改为陆运的开始。到成化十四年（1478），不但海运困难，就是陆运也难以为继。此年二月，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王崇之向皇帝奏报说：“辽东阻隔山海，官军俸钞布花，类皆取给山东河西诸卫，今陆挽既难，海运复废，军士怨嗟”，请求山东布政司将原欠布钞“赍银以纾目前之急”。[37]同年五月，锦衣卫带俸指挥吴俨向朝廷奏请：“辽东军士冬衣布花出自山东民间，民粮一石，折布一匹，岁由海道以达辽东，多为风波漂没，民被其害，而军不沾实惠，乞敕该部，议将十四年以后，每粮一石，收银四钱，于陆路解送边方，以给军需，庶免漂没，而军民俱便。”对于此事，户部认为：“辽东地无布花，若令折银，恐后难继，然既岁久数多，宜暂准所言，俟后仍如旧例。”得到皇帝批准。[38]这是辽东由海运布花钞改运折色白银的开始，也就是说，在山东民间征收的时候就直接征收白银，其折算比例是：布1匹，银4钱；花1斤，银1钱。后来山东方面又以水旱为由，决定布1匹，收银3.5钱，花1斤，收银0.8钱，运送辽东。就这样，辽东海运暂时停止。成化十六年（1480），山东发生水旱灾害，粮食价格上涨，而布花价格下落，山东莱州府请求，“布花乃土产，易于征纳，请如旧仍收本色便”，得到朝廷批准。[39]这样海运又得以部分恢复。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到弘治五年（1492），“军士所用冬衣布花常过期不至”，有鉴于此，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宋鉴建议：“今后以十月为期，年终欠五分者参问，七分者停俸，全欠者降级，庶有司知警。”[40]但海运废弛已不可挽救，弘治十八年（1505），山东布花全征折色。[41]正德元年（1506），辽东海运一度恢复，“登州卫用海船十八只运青、登、莱三府布花钞锭往辽东给军”。但是，维持辽东海运的船只最初由福建、湖广、浙江、江西四布政司分别承造，弘治初年改由南京龙江提举司制造，由于造船过程中的种种弊端，每造一船用银六七千两，而造成以后，又不堪使用，遭风即毁，变卖后得价仅为造价的四十分之一，劳民伤财。次年，在恢复辽东海运的同时，对海运船的修造也进行了部分改革，山东布政司减少海船到14只，由湖广、江西各造四百料船4只，浙江、福建各造五百料船3只，总计14只，每只定价5000两白银，“俱立限完成”。[42]这是一次保持辽东海运的努力，但仅仅数年之后，辽东海运就再次停止，海运的布花完全改为从民间征收折色，这次改折以后，山东方面再也没有向辽东海运过布花。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四十四年（1616）山东巡按御史王雅量回忆说：“正德年间，海运复通，商贾骈集，贸易货殖，络绎于金复间，辽东所以称乐土也。自逆谨用事，海船损坏不修，料价干没，山东本色悉改折色，由山海陆运入辽，海运复废。”[43]刘谨掌握朝廷大权在正德四年（1509）前后，辽东海运的停止当在此时。

辽东海运停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值得考虑。其一，辽东海运由巩固辽东边防的措施变为弊政，使山东、辽东双方受害，具体说来，有如下弊害。一是验收之弊。正统之前，海运辽东的布花钞都是由山东布政司委官运送辽东各口岸。正统二年（1437）三月，山东左参政王哲奏称：“登州府每岁转运绵布赴辽东都司给赐军士，比至，收受官员故称纰薄短窄，责令转运之人赔偿，以此破家者众。”因此请求朝廷“敕辽东都司每岁委官一员，同本布政司委官预赴登州验视，中度者方行转运”。得到朝廷批准。[44]本来要革除弊端，但辽东隶属山东布政司，所委官员“每有不堪，徇私顺受，军士不得实惠”。因此在正统十一年（1446）十一月，应辽东总兵曹义的请求，恢复旧例，由“布政司部领过海交付，巡抚都御史给散”。[45]二是赔偿之累。海运布花过海，时遭风暴袭击，覆舟沉物，都要由押运人赔偿，有人因穷困无力赔偿，有人因赔偿破产。如宣德元年（1426），山东都司“遣库子运绵布五千匹赴辽东至铁山，海风坏舟，布皆沉溺，官责库子偿，贫无所措办”。[46]这是山东地方官抵制辽东海运的重要原因。其二，海运停止有现实的可能性。一是明朝中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白银大量使用，使海运本色变折色有了现实可能性。从辽东看，从正统末年开始，每年中央解运辽东的年例银就达10余万两，到嘉靖时期增加到20余万两。这些白银可以由卫所买粮料发给军士，也可以直接发给军士，由军士自己使用。军士手中有了白银，就可以购买自己和家庭所需的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棉花等。二是辽东的军屯事业在宣德以后日渐废弛，所入屯粮大为减少，但屯田的废弛并不意味着耕地面积的减少和产量的降低，屯田的废弛是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即从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而私有制下农产品产量很可能会更高些，这就给粮食和布花等生活资料在当地购买提供了条件。三是明朝虽在山海关设立关卡，但主要稽查粮食出入，对布匹、棉花、百货等没有限制，商人们可以把此等物资运送出关谋利。四是粮价比较平稳，给布花交易提供了保障。在没有战争和灾害的条件下，辽东的粮价不高。弘治十六年（1503）前，辽东粮价，银1钱可籴米豆五六斗，当时旗军月粮支本色是粮食1石，支折色是银2钱5分。以1钱银籴米5斗计之，折色2钱5分，可买粮1石2斗5升，比发放本色还多一些。当时操备官军每年每人发本色布4匹，棉花1斤8两，改折色后，每匹布给银4钱，每斤棉花发银1钱，那么我们看一下，在辽东这些钱能否买到那么多的本色布花。成化十三年（1477）七月，因为辽东三万卫仓粮被雨沤烂，所司请求折军士冬衣，辽东就此制定军士冬衣布花折色则例，即布1匹，准米豆兼支2石5斗，棉花1斤兼支4斗。[47]由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米、银、布交换公式，即布1匹=银4钱=粮2.5石，花1斤=银1钱=粮0.4石。这个等式说明，在辽东用折色银可以买到在山东等量的布花。至于大明宝钞，乃是国家强制流通的纸币，在宣德年间，宝钞受到白银的冲击，很难流通，正德年间，钞锭基本上不再流通，折银运辽是必然的事。五是明代中期，辽东可能开始种植棉花。天启年间，棉花已经在辽东大面积种植，不但在辽东南部如此，女真聚居地也开始种植。据《满文老档》记载，当时辽东棉花种植面积很大，几乎占总种植面积的1/6。辽东棉花种植应该始于明代中期，成化、弘治年间可能已经普遍。辽东生产棉花，就使海运停止有了可能。

从正德初年海运停止到万历末年明清战争爆发，有百余年时间，为明代中后期辽东海运的第二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辽东海运时断时续，海路时开时塞，官运与商贩交织在一起，有与前一阶段截然不同的特点。

从正德四年（1509）辽东海运停废，到嘉靖三十七年（1558），海路不通。嘉靖二年（1523），辽东大旱，缺粮严重，明朝政府决定暂停商人不准载粟出关的禁令，鼓励商人贩粮到辽东，但是海禁没有开。嘉靖六年（1527），辽东再次发生严重饥荒，朝廷发太仓银8万两赈济，但海路仍不准开。嘉靖三十七年（1558），辽东大灾，“三岁不登”，“斗米价银八钱”，“民饥死者十之八九”，“人相食”，为救荒，总督蓟辽侍郎王纾、御史周斯盛奏请“明开海禁，使山东之粟可以方舟而下”，得到皇帝的批准，并令辽东苑马寺卿驻扎金州“给放各岛商船，不得抽税”。[48]嘉靖三十八年（1559），辽东灾情不见减轻，嘉靖皇帝命将山东本色米7万石运赴“滨海地，可听辽东抚按官设法船运”。辽东巡抚侯汝谅“以辽东大饥，议开山东之登莱，北直隶之天津二海道，转粟入辽阳”，同时动用辽东赈灾银2500两，造船100只，至天津等处招商贩运。[49]嘉靖三十九年（1560），灾情仍不见缓解，辽东巡抚侯汝谅再次奏请：“辽东饥馑相仍，兼遭虏患……嗷嗷待哺之众，岂能一一仰给内帑，而山海隔绝，陆挽艰难，其势非大开海运，民不得全，乞并容米商通贩以济边务，其山海关运道，亦听官民水陆之便。”[50]海禁一开，首先站出来阻挠反对的是山东地方官，嘉靖四十年（1561），辽东的饥荒有些缓解，山东巡抚朱衡马上以防倭为名，奏请皇帝停止辽东海运。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督视辽东军情侍郎葛缙请求再开海运，得到皇帝批准。海禁开放以后，辽东商民纷纷迁往海中各岛居住，“采木贸易，且利其土饶，遂携妻奴以居”。[51]这无疑给主张禁海者提供了有力的口实，如何处理这些潜住各岛的辽人，成了开洋还是禁海的关键。隆庆三年（1569），都御史庞尚鹏针对关闭海路的呼声，向皇帝提出，人们所说的“登莱造船”“布花本色”“风涛寇盗”，都只不过是反对开海的借口，实际上为巩固辽东边疆，现在应该“宽海禁”。[52]隆庆五年（1571），山东守臣提出了处理潜住各岛辽东移民的变通办法和折中措施，得到实施，具体说来就是：定分管、严保甲、收地税、查船只、平贸易、专责成、修哨船、杜续逃。[53]实际上是承认了各岛辽人定居的事实。但是，第二年，即隆庆六年（1572），形势急转直下，严禁说占了上风，吏科给事中裴应章提出“严海禁”的奏请，“将商贩船通行禁止，寸板不许下海”。[54]万历二年（1574）八月，明朝实行严格禁海政策，采取严厉措施把两年前已经安置各岛的辽民4400余人全部迁往辽东边卫，“各岛荡平”，为防止各岛再由辽人潜住，决定每年三月、六月、九月登州、金州会同遍行各岛搜捕，并对船只严加控制，“山东辽东舟楫相通，若私船不禁，是仍开递送之途，合将海岸民船，每口不过三只，听其搬运米薪，扑采鱼虾，见在大者，给价改为官船，其余尽行劈毁”。[55]持续十五年的海运，在严禁声中结束了。万历八年（1580），辽东巡抚重提开禁之事，遭到朝廷拒绝。万历十四年（1586），辽东发生严重自然灾害，辽东巡抚顾养谦请求开海禁，得到皇帝批准，以年例买米10万石海运辽东。[56]但是灾情缓解，海路马上关闭。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战争爆发，为供应朝鲜前线的军食，明朝政府不得不招募民船海运粮食到朝鲜，但战争开始的前几年，明朝开放的只有天津海运，山东登州海运一直不开，直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经大学士沈一贯奏请，才开登莱水路，“发粮于山东海运接济”。[57]万历二十六年（1598），天津、登州两路海运粮达到24万石，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停运时，这次海运持续了八年时间。这次海运虽属官运，禁止商民私贩，但海运一开，海禁必弛，海运停止以后，海上私贩悄然兴起，为此，万历四十年（1612）明朝政府再次重申贩海之禁。

万历四十四年（1616），山东巡按御史王雅量请求开辽东海运，没有得到批准。万历四十六年（1618）正月，后金攻陷抚顺城，明清战争爆发，辽东形势紧张，此年闰四月，朝廷决定开放辽东海禁，海运米10万石到辽东补充军食的不足。六月，辽东发生饥荒，有人倡议招集商船，运粮到辽东，并且做好了先期的准备工作，却遭到山东巡抚李长庚的反对。[58]由于辽东形势严峻，开放海禁，势所必然，所以直到明朝失去辽西之前，山东与辽东之间的海运是非常繁忙的，此事先由山东巡抚李长庚主持，后由山东巡抚王在晋主持，官方运粮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先是每年10万石，其后每年加至60万石，到明朝失去辽东和辽西时，山东共向辽东运粮百万余石。

正德初年以后，辽东海路时开时塞，开的原因是辽东饥荒，塞的原因多种多样，时人强调最多的是辽民的外逃和倭寇的侵扰。就前者而言，辽东是明朝北部边疆中的首要之区，条件比较艰苦，被统治者作为流放罪犯的苦役之地，充军者往往想办法逃回，海上自然是条重要的通道。正统年间，军士携带家属潜从登州渡船逃回原籍，而守卫官军往往受私故纵，当时逃亡军士之多，甚至有的百户所只剩一人。嘉靖末期，辽民大量逃往沿海各岛，并以此为跳板，返回内地。正因为如此，某些官员把辽民外逃的原因归结为宽海禁、行海运。如果海禁放宽，“不惟充发者即逃，即土著者亦移家就食，数年之后，行伍益虚，战守无措，于时再行严禁，势将何及”。[59]嘉靖、隆庆时期，东南沿海倭患严重，很多人担心辽东海运会招引倭寇，嘉靖四十年（1561），山东巡抚朱衡就持这种看法，他认为，如果弛禁，“俾二百年慎固之防，一旦尽撤，顷者之倭患，非后世之镜乎”。一般来说，辽东地方官员常常呼吁开放海禁，而山东地方官员往往出面反对，其理由不外“造船之费”“布花之征”“民苦其扰”等，“当事者附会他说，以滋群疑”。结果造成了明代中后期大部分时间实行禁海政策，究其根本原因，是统治者的腐朽、保守和衰弱，没有积极的进取精神和开拓的气魄，故只能消极应付形势，适应环境。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活跃，人身依附关系松弛，社会各个方面出现转型的特征，这个时期的辽东海运不仅仅是运粮运物的单纯官方活动，更是与民间商业活动紧紧联系在一起。海运通行，商民贩运异常活跃，海运停止，商民贩运受到限制。如果实行禁海政策，商民贩运只能采取走私形式，辽东和山东两地的商品经济发展都要受到抑制。“正德年间，海运复通，商贾骈集，贸易货殖，络绎于金复间，辽东所以称乐土。”[60]嘉靖四十年（1561），“辽左告饥，暂议弛登莱之禁以济之，其青州以西之路，未许通行，今富民滑商，遂假道赴临清，抵苏杭淮阴，兴贩货物”。[61]海路一开，商品流通速度加快，必然促进辽东、山东两地经济的发展，相反，海运一停，贩海之禁严格，必然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可否认，即使在统治者推行禁海政策的情况下，辽东与山东之间的贸易活动也没有停止，只不过采取民间走私的方式，虽然受到明朝禁海政策的限制，但有时也相当活跃。嘉靖年间，辽东与山东虽“隔绝海道，然金州登州南北二岸间鱼贩往来动以千艘，官吏不能尽诘”。[62]

万历时，山东巡按御史王雅量指出，海运之通有六点好处，即民生易阜、额岁易征、勾补易足、边需易与、沿海皆兵可以防倭、营伍充实可以御虏等。从经济上看，开海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在时人的议论中说得非常明白，“海道通行，不独商贾辏集，一如通都，且辽东饥则以移粟望山东，山东饥则以移粟望辽东，彼此兼济，岂独辽人之利也”，海运不通，则“灾虏相应，米价腾涌，人且相食，盖舟楫不通，商贩鲜至，半年积粟之家既不能贸易以规利，一遇荒欠，又不能称贷于他门，此生计萧条，闾里空虚，职此故也”。所以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与其守穷以待变，变至而无兵以应，孰若裕财以足兵，兵足而又何虞变哉”。[63]辽东几次大的饥荒，都是靠开放海禁才得以缓解。从战略上看，“辽东一镇以宁前为咽喉之地，扼宁前则全镇危矣，所以为应援者，犹幸金州滨海，通道登莱”，因此，保持这条通道的畅通，对巩固辽东边防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