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先秦到元朝的辽河航运
辽河航运始于何时，没有历史文献加以记载，也没有考古资料提供佐证，因此，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根据考古工作者所提供的资料，辽河流域最早出现的古人类有本溪庙后山人、营口金牛山人、海城小孤山人等，他们分别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不同时期。虽然他们大都生活在河流附近，但那时人们的生活范围很小，对河流的利用只限于捕捞鱼虾，以补充食物来源。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大了，平原、丘陵、山区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如辽河以西的红山文化、辽河以东的新乐文化等。这些原始居民大多生活在辽河支流岸畔，随着氏族、部落和族群之间交往的扩大，估计他们已经开始利用河流进行某些简单的运输活动，如放送木排等，但路途不会太远，规模也不会太大。
真正意义上的辽河航运应该始于战国中后期。燕昭王统治时期，燕国大将秦开北退东胡，东逐朝鲜，拓地数千里，在东北南部设置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此后，从秦汉到三国，基本保持这个格局，公孙氏割据辽东时，虽然有些调整，但变化不大。在这个格局中，辽河及其支流基本都在三郡的范围内，而干流又主要在辽东郡的辖区内。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辽东郡共辖18个县，为燕秦所设。18个县中，首县襄平在太子河畔（辽阳市区），辽队在三岔河附近（海城西），安市在辽河入海口以东（海城附近），侯城在浑河北岸（沈阳市区），辽阳在辽河东岸（辽中南），望平在辽河西岸（新民附近），险渎在辽河北岸（台安南），房县在辽河入海口以西（大洼附近），以上各县，均修筑于辽河及其支流附近，除了利用河流天险以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外，也不能排除利用河道进行运输的可能。特别是西汉时期，由于长期的社会稳定，东北南部出现经济繁荣景象，人口曾达到70多万人，其中辽东郡人口最多，达到55972户，272539口。[1]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明代辽东都司辽河以东各卫人口的总和，也就是说，西汉辽东郡的人口密度与明代辽东都司不相上下，因此域内各地之间的交换应该较多。除了经济发展、人口众多之外，辽河流域与中原政治体制相同，海上贸易应该不会有多大的限制，辽东盛产“鱼盐枣栗”，与中原互通有无，海上贸易通道比较畅通。把两者结合起来推测，战国秦汉时期，辽河航运活动应该是存在的。
东汉末年，公孙氏割据辽东，其首府仍然在太子河畔的襄平。总的来看，公孙氏统治辽东的数十年里，海上活动较为频繁，其表现有二。一是“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也就是说，曾一度占领山东半岛东部，并在那里设置了营州。二是与控制长江流域的东吴关系密切，使团往来不断，并曾接受孙权燕王封号。在当时，要完成这两项任务，都需要有较为强大的海上力量支撑，而海运的发达必然促进河运的发展，起码襄平和辽河口之间的航运活动是存在的。据《三国志》记载：三国曹魏景初二年（238）春，“司马懿伐公孙渊，围襄平，会大霖雨，辽水暴涨，运船自辽口竟至城下，平地水深数尺”。[2]因战争而利用辽河，是辽河航运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但同时也间接地反映了和平时期辽河航运的某些实际情况。
公孙氏灭亡以后，辽东人口急剧减少，北部各族陆续南下，高句丽控制了辽东，鲜卑控制了辽西，辽河干流成为东西对立的界线和屏障，航运已经无从谈起。辽河航运再次发展，应该在辽朝统一东北南部以后。
辽朝统治时期，辽河流域人口增多，州县增加，契丹统治者在辽朝境内推行五京制度，即设置五个大的行政和经济中心，其中在辽河流域共设有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和东京辽阳府。随着社会逐步稳定，辽朝经济慢慢发展起来。据《辽史》记载：辽圣宗耶律隆绪太平九年（1029），“燕地饥，户部副使王嘉请造船，募习海漕者，移辽东粟饷燕，议者称道险不便而寝”。[3]另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初，渤海自神册中附于辽，无榷酤盐曲之税，宽弛关市之征，渤海安之。自冯延修、韩绍勋以燕地平州之法绳之，民不堪命。会燕地荐饥，户部副使王嘉献策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赈之。水路艰险，多至覆没，鞭扑搒掠，民怨思乱。东京舍利军详衮大延琳因之为变，遂囚留守、驸马都尉萧孝先及南阳公主，杀绍勋嘉以悦众，僭号兴辽，改元天庆。”[4]由此看来，这个建议还是被朝廷接受了，而且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激起民愤而导致大延琳的起义。此事说明，由于当时辽东经济形势好转，粮食已经有了剩余，商业性的海运和河运可能早已存在，所以才有了官运的推行。
到了金代，东北人口数量迅速增长，达到历史上的新高，据对《金史·地理志》的不完全统计，金代东北总人口约有150万人，其中辽河流域有不下100万人。人口的增加，带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交换的频繁，海陵王完颜亮统治的天德二年（1150），金朝政府特在咸平府（开原老城）设辽东路转运司。[5]金章宗完颜璟明昌三年（1192），尚书省奏请：“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昨以按视东京近海之地，自大务清口并咸平铜善馆，皆可置仓贮粟以通漕运，若山东、河北荒歉，即可运以相济。”获得批准。[6]这里提到的“大务清口”和“咸平铜善馆”，我们今天已经没法确指，但从字面分析，“大务”应该是金代机构的名称，比如东京辽阳府有“瓷窑务”，望平县有“梁鱼务”等，负责管理某项具体事务；“清口”应在清河汇入辽河之处，大体位置应该在清河汇入辽河的清辽村附近；“咸平”即咸平府，“铜善馆”应该指驿馆，金代咸平府下辖铜山县，其故址在今中固城。这段话的明确含义是：辽东和北京路盛产粮食，可以在清河口和中固等近河之地，修建仓库，储粮外运。这里有两个术语很关键。一个术语是“辽东”，注意这里使用的是“辽东”，而不是与“北京路”对应的“东京路”。金代的辽东包括咸平路和东京路。咸平路管辖的范围大体包括今铁岭地区和吉林南部部分地区；东京路管辖的范围大体包括今辽宁省沈阳以南大部分地区。金代“北京路”的管辖范围大体包括今辽宁省西部和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地区。由此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辽东”和“北京路”是指整个辽河流域，包括其上游西辽河地区和中下游辽海地区。怎样运输呢？这里说得很明确，就是海运。海运就必须先把粮食通过河道运到海口，然后扬帆出海。从清河口到辽河口的距离有800多里，如果从西辽河地区外运的粮食也走海路的话，距离有两三千里，可以想象这是个相当大的工程。
此次航运的启动，无疑是政府行为，那么，这次航运持续多长时间呢？《金史·循吏传》载有武都这个人的事迹：武都，字文伯，东胜州人，大定二十二年（1182）中进士，在担任户部右司郎中期间，负责“由海道漕辽东粟赈山东，都高其价直募人入粟，招海贾船致之”[7]，因为漕运有功，在卫王完颜永济大安三年（1211）后，多次升迁，最后做到户部尚书。由此可以看出，海运自明昌初年政府启动后，到大安年间仍在进行，至少持续了近20年时间。可以想象，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当时民间的海运和河运活动可能相当活跃。
由于金朝末年元朝初年的战乱，东北南部人口锐减，经济明显衰退，行政机构陆续裁撤。由于缺乏内在的驱动力量，海运和河运很难繁荣。但是，元代存在有利于辽河航运发展的条件：首先，元代基本上没有海禁，国内外商船可以自由航行，商人可以自由进行买卖；其次，元朝初年远征日本，人员和船只大多出自辽阳行省；最后，元朝积极推行海运，每年都从南方北运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这些都刺激着辽东海运和辽河航运的发展。由于文献的缺乏，我们还不知道元代辽东海运和辽河航运活跃到何种程度，只能从《元史》的零星记载中看到一些。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九年（1272）九月，朝廷曾动员民夫三千人在辽东“伐巨木”，规定“免其家徭赋”。[8]关于木材的用途，没有具体说明，但从两年后至元十一年（1274）远征日本的情况看，此次伐木当为造船备料。因为这次远征日本的船只多在朝鲜和山东沿海建造，故从辽河上游砍伐的木材必须经辽河下运。另外，《元史》中有关朝廷赈灾的记载，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追寻辽河航运痕迹的线索。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年（1265）三月，“辽东饥，发粟万石、钞百锭赈之”。[9]万石粮食来自哪里，怎样运输，文献中没有说明。至元二十四年（1287）九月，“咸平、懿州、北京以乃颜叛，民废耕作，又霜雹为灾，告饥”，忽必烈命“以海运粮五万石赈之”。[10]这个记载非常明确，5万石粮食都来自海上，经海运和河运到达咸平（开原）、懿州（阜新附近）、北京（内蒙古宁城附近大明城）。第二年，即至元二十五年（1288）正月，“发海运米十万石，赈辽阳省军民之饥者”。[11]一年运粮10万石，规模是很大的。到忽必烈统治的至元二十九年（1292）五月，“辽阳水达达女直饥，诏忽都不花趣海运给之”。这里提到的“水达达女直”，活动在松花江流域，用江南海运的粮食赈济，粮船得溯辽河而上，到开原附近卸载，再陆运过松辽分水岭，然后顺伊通河水运到松花江，可以说，这是较早的水陆联运了。据同年闰六月中书省的统计：这年江南海运粮食至京师大都的总数是105万石，其中运往辽阳行省的有13万石。至元三十年（1293）二月，忽必烈再次命“海运米十万石给辽阳戍兵”。[12]从以上的记载来看，有元一代，海运辽东，可能并非仅限于世祖一朝，而是个经常性的活动，只是文献失于记载，正因为如此，到元顺帝统治时期，才有可能在制度上体现出来。据《元史·顺帝本纪》记载：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正月，元朝设置“辽阳等处漕运庸田使司，属分司农司”[13]，把海运、河运与屯田归入同一个部门进行管理，从而使河运活动更为规范。但是，数年以后，红巾军进入辽东，使这个机构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海运、河运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