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俄罗斯族农牧经济文化类型[1]
——一种被忽视的经济文化类型
唐戈（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摘要：1958年，林耀华与切博克沙罗夫在《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中对中国及其周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了划分，但他们并没有提到俄罗斯族的农牧经济文化类型。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生活在后贝加尔地区的俄罗斯人开始大规模移民至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特别是这一地区的南部即三河地区，由此俄罗斯人的农牧经济文化类型进入这一地区。20世纪50年代中期，俄侨离开中国，但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俄罗斯族、回族和汉族却将这种经济文化类型传承至今。这种经济文化类型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完美结合。农业主要种植小麦、燕麦、荞麦和大麦等粮食作物，并且实行休耕制；俄罗斯族的畜牧业不同于游牧，其受制于农耕，夏季实行定居放牧，冬季实行圈养。
关键词：经济文化类型；俄罗斯族；定居放牧
一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与东北的经济文化类型
经济文化类型是民族学苏维埃学派提出和使用的概念。“所谓‘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之下，并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2]“因为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方向和所处的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民族物质文化的特点、它们居住地和住所的类型、交通工具、食物、家具和衣服等等。而这就使具有相近的生产力水平和相似的地理环境的不同民族，可能具有相近的经济生活和相似的物质文化特点，这就构成了相同的‘经济文化类型’。”[3]
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人类的经济文化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以攫取活动（狩猎、捕鱼和采集）为代表。第二种以手工锄耕农业和畜牧业为代表。第三种是联合起来的犁耕农业。”[4]其中每一种基本类型之下还可以划分出不同的亚型。据此，苏维埃学派的民族学家对世界范围内的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了划分。由此，经济文化类型的概念和理论被用于民族的划分。民族的划分包括地理分类法、人类学分类法、语言分类法和经济文化分类法等多种方法，但“只有经济文化分类法属于纯粹的民族学分类法”。[5]
1957～1959年，苏联著名民族学家、苏维埃学派的代表人物切博克沙罗夫前来中国在中央民族学院讲学，其间，1958年，切博克沙罗夫与中国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合作完成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6]一文，对中国及其周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了划分。
该文以中国及其周边的各民族为研究对象，并没有把东北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但在其所划分的经济文化类型中，有三种亚型为东北地区所独有，其中属于第一种类型的有两种亚型，即鄂伦春族和一部分鄂温克族的森林狩猎亚型以及赫哲族的大河鱼捞亚型。其中，根据交通和运输工具，森林狩猎亚型又可分为两个次一级的亚型，即鄂伦春族和一部分鄂温克族（索伦）的森林骑马狩猎亚型以及另一部分鄂温克族（驯鹿鄂温克）的森林使鹿狩猎亚型。属于第三种类型的有朝鲜族的丘陵稻作经济文化亚型。
关于游牧经济文化类型，该文并没有将东北地区的游牧经济文化类型单列出来，而是放在亚欧内陆草原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的整体中来谈的。但东北地区的游牧经济文化类型有其自身的特点。属于这种经济文化类型的除了蒙古族外，尚包括一部分鄂温克族（一部分索伦和通古斯）和一部分达斡尔族，并且在其分布的东部边缘地带呈现向农耕经济文化类型过渡的特点。以往研究游牧经济文化类型和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的关系往往将区域锁定在长城两侧，其实亚欧内陆草原的东缘也是研究两者关系的绝佳地带。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有三个族群从后贝加尔地区移民到中国的呼伦贝尔地区，其中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移民到呼伦贝尔草原，俄罗斯人移民到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的过渡地带，即三河地区。这三个族群使呼伦贝尔地区的游牧经济文化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带来了新的劳动对象——后贝加尔（奶）牛、后贝加尔马和新的劳动工具——马拉割草机、搂草机、集草机、捆草机等，也使当地传统的游牧方式发生了改变，即向定居放牧和圈养的转变。他们还带来了一种先进的生活用具——手摇牛奶分离器，这种器械能分离出一种被称作“西米旦”（俄语）的奶制品。
关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除了朝鲜族的丘陵稻作经济文化亚型，该文并没有将东北地区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单列出来，而是放在中国北方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的整体中来谈的。拉铁摩尔也认为东北的农业是华北农业的向北延伸。[7]
在东北地区，除了汉、回、朝鲜等民族外，从事农耕的尚有满、锡伯、达斡尔、蒙古、鄂温克（索伦）和柯尔克孜等民族。早在华北地区的汉族大规模移民东北（闯关东）前，满族和锡伯族即已从事农耕。他们种植一种十分独特的农作物“黍”，这种作物是黄河流域最早培育的农作物之一，但如今在黄河流域已基本消失，却在东北地区被保留下来。汉族大规模移民东北后很快接受了这种作物，称其为“糜子”，而称去了壳可食用的部分为“黄米”。黄米最大的特点是黏性十分高，分为两个亚种即“大黄米”和“小黄米”。
汉族有一种仪式性的农作物“糯米”，东北不产糯米，于是用黄米代替。其中大黄米用来做饭和粥，（大）黄米粥只在腊八（节）这一天食用。小黄米磨成面可做豆包、豆面卷子（即北京的驴打滚）、黄面饼子和年糕（又称“撒糕”）。撒糕还是满族祭祖时的供品。
生活在嫩江流域的达斡尔、蒙古、满、柯尔克孜和汉等民族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们有一种十分独特的农作物“稷”，这种作物是黄河流域最早培育的农作物之一，但其在黄河流域早已消失，却在嫩江流域被保留下来。稷在当地汉语中称“稷子”，分普通的稷子和红稷子两个亚种，普通的稷子可做饭，称“稷子饭”，红稷子只用于祭祀。稷是清前期达斡尔族移民嫩江流域时从黑龙江北岸带来的，向上可追溯到辽代生活在辽河上游地区的契丹族，再向上就应追溯到黄河中上游的民族。
在东北地区，还有一种独特的经济文化类型，即俄罗斯族的农牧经济文化类型。林耀华和切博克沙罗夫合写的《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没有提到这种经济文化类型，这是一种被完全忽视的经济文化类型。
二 俄罗斯（族）农牧经济文化类型的历史
在此，本文不想探讨俄罗斯农牧经济文化类型的起源——俄罗斯农牧经济文化与整个欧洲的农牧经济文化有着共同的起源，但俄罗斯农牧经济文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受自然和人文双重因素的影响，发展出自己的特点，这在俄罗斯南部地区表现得较为明显。
13世纪，一部分斯拉夫人为逃避蒙古钦察汗国的统治逃往俄罗斯南部地区。16～17世纪，大批不愿做农奴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逃亡至这一地区，他们均被称作“哥萨克”。“哥萨克”意为“自由人”。哥萨克人生活在俄罗斯南部地区靠近亚欧内陆草原带，因此在哥萨克人的文化中，与农业相比畜牧业的成分要重一些。这些成分一部分来源于欧洲农牧文化，一部分来源于亚欧内陆草原带的游牧文化。
17世纪，俄罗斯人越过乌拉尔山，占领了包括后贝加尔地区在内的今俄属亚洲地区，把其农牧文化带到了这一地区。在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俄罗斯传统的农牧文化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特别是在西伯利亚的高寒地区，俄罗斯传统的农牧文化必须做出改变。
17～19世纪，在沙俄的东扩过程中，哥萨克成为其主要的军事力量。俄罗斯人第一次到达后贝加尔地区是在1622年。1639年，一部分生活在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人首次迁到后贝加尔地区。之后不断有哥萨克人移民至这一地区。[8]与中国的呼伦贝尔地区一样，俄罗斯后贝加尔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可分为南北两部分，即南部的草原带（属亚欧内陆草原带的一部分）和北部的针叶林（泰加林）带。在俄罗斯人到来之前，后贝加尔南部草原带有两个游牧的族群——布里亚特和布里亚特化的喀木尼堪（又称“通古斯”，鄂温克人的一部分）。迁移到后贝加尔地区的哥萨克人在生计方式和文化上受到了布里亚特人和喀木尼堪人的影响；反过来，其传统的农牧文化也影响到了布里亚特人和喀木尼堪人的文化，尤其影响了布里亚特人和喀木尼堪人的游牧生计方式。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两国在尼布楚（涅尔琴斯克）签订了《尼布楚条约》，额尔古纳河成为两国的界河。但此后俄罗斯人不断越过额尔古纳河进入中国境内，为此清政府多次与沙俄政府交涉。1706年，沙俄政府要求生活在中俄边界地区的边民严格遵守《尼布楚条约》。[9]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两国签订《恰克图条约》。根据该条约，中俄两国分别在额尔古纳河沿岸设立了卡伦，其中中国政府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建立了12座卡伦，但卡伦的建立并没有真正阻止俄罗斯人的越界行为。俄罗斯人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带有季节性，通常是春天播种和秋天收割、打草时过来，也有少数人打算长期在中国居住，但都被清政府遣送回国。
1860年俄罗斯人在黑龙江漠河境内发现了金矿并开始盗采。1861年，沙皇俄国废除农奴制，步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1882年，一位鄂伦春族[10]猎人在漠河为其母亲挖掘墓穴时，无意中发现了大量沙金，这个消息被俄罗斯金商谢列特金知道后，即约请矿师列别金那到漠河采金。[11]从此，到黑龙江上游和额尔古纳河下游中国一侧开采金矿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多。对于这些越界采金的俄罗斯人，清政府同样采取了清剿和驱逐出境的办法。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沙俄政府趁机占领了额尔古纳河右岸各卡伦，从而为俄罗斯人移民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打开了方便之门。1911年俄罗斯人再一次占领额尔古纳河右岸各卡伦。
从1860年开始，山东、直隶等中原诸省的人民向包括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在内的东北移民，出现了“闯关东”的移民浪潮。这些来自中原诸省的移民有很多是单身男子，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与俄罗斯妇女结为夫妻，所生子女即混血人。[12]混血人于19世纪中叶最早出现在俄罗斯后贝加尔地区的普里—阿尔贡斯克区。[13]
1917年俄罗斯爆发十月革命，生活在后贝加尔地区的俄罗斯人开始大规模移民至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特别是这一地区的南部，即三河地区。另有一些人，从俄罗斯各地乘火车沿西伯利亚大铁路移民到中东铁路沿线，特别是西线各地，其中移民到中东铁路西线各地的俄罗斯人有很多辗转到了三河地区。据统计，1922年位于额尔古纳南部地区的室韦县共有俄侨1703户9279人，位于该地区北部的奇乾县共有俄侨152户604人。[14]这一年整个呼伦贝尔地区共有俄侨23578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39.6%。[15]1929～1933年，苏联在农村全面实行集体化，再一次导致俄罗斯人移民中国，生活在后贝加尔地区的俄罗斯人再一次较大规模地移民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
关于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俄罗斯文化的性质，王建革在《三河：一个欧式农牧文化在中国的复制与变化（1917-1964）》一文中认为：十月革命后，俄罗斯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南部即三河地区复制了一个欧式农牧文化，“他们盖木屋、开农田、置牧场、养牲畜，在异国他乡，活生生地复制了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文化区”，“他们不但复制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和农牧业方式，同时，在与当地政府协商后，将原来帝俄时期后贝加尔湖地区的那一套村落自治制度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三河”，“从生产到技术，从政治到社会，几乎完全地复制了原文化”。[16]王进一步认为“这一文化的复制在世界范围内都成了一份独存”，“因为原来帝俄时期的后贝加尔文化在十月革命后被不可逆地改变了”。[17]俄罗斯著名地理学家阿努钦·弗·阿在1948年出版的《满洲的地理概况》一书中认为：“巴尔虎地区[18]留给苏联人的印象是，它好像是一座博物馆保护区，在那里保留着西伯利亚从前的秩序、习俗和所有的生活方式。”[19]
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是俄罗斯文化分布的最东缘，人类学美国历史学派在其文化区（culture area）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认为在一文化分布的边缘地带，即文化边区（culture border area）往往保留着这一文化最古老的元素。
从1953年开始，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族识别。当年，在新疆进行民族识别时，“归化族”被改称为“俄罗斯族”。[20]由于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俄侨没有加入中国国籍，不是中国公民，因此1953年进行民族识别时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识别，而生活在该地区的混血人则被识别成了汉族。
1954年，苏联政府决定召回其在中国的侨民。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一部分俄侨于1954年先期离开了中国；[21]1955年4～6月共有俄侨1171户6553人离开了中国；到1959年总共有俄侨1363户8171人离开了中国。[22]在迁走俄侨的同时，中国政府有计划地从山东和内蒙古昭乌达盟（今赤峰市）等地迁来汉、回移民。1955年即迁来782户3422人，[23]其中有从山东泰安、曹县、定陶、禹城和临沂等地迁来的回族419户1909人。[24]至此，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族群构成的整体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俄侨从1953年的1825户9799人下降到1964年的1户5人（不包括那些已经与汉族人或混血人结婚的俄侨女子），汉族由1947年的2902人上升到1966年的20089人，[25]几乎增加了6倍。回族在1947年只有7户37人，1955年移民419户1909人。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1954～1955年，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族群结构的确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俄侨已不再是主体族群，汉族从从属族群上升为主体族群，且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族群——回族。族群结构的改变导致了文化环境的变迁。1956年以后，从整个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来看，俄罗斯文化已退居从属地位，汉文化上升至主导地位。但是，这20089位汉族（1966年）中实际上包含有大量的混血人。那么混血人到底有多少？由于1990年前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统计，笔者只能根据现在8000余人的数字向前推算即当时应有三四千人。混血人不仅是汉文化的承载者，也是俄罗斯文化的承载者，而且大多数混血人所承载的俄罗斯文化多于其所承载的汉文化，因此1956年以后，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俄罗斯文化并未因俄侨的大规模乃至彻底迁出而完全退出。1956年后，俄罗斯文化的承载者的主体已不再是俄侨而是混血人。
混血人的文化是汉、俄两种文化的混合体，在其整个文化系统中，汉、俄两种文化可以说是各自占据半壁江山而不分伯仲。但是具体到某一个文化子系统，汉、俄两种文化所占比例可能悬殊。拿语言来说，第一代混血人都会讲汉、俄两种语言，是典型的双语人；但在宗教信仰这个子系统中，则几乎是东正教“一统天下”；在生计方式子系统中，混血人完全继承了俄侨的农牧生计方式。不仅如此，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20世纪50年代移民该地区的汉、回民族也继承了俄侨的农牧生计方式。
在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的热潮中，额尔古纳右旗（额尔古纳市旧称）政府自1985年下半年起开始受理一部分混血人将其民族成分由汉族更改为俄罗斯族的申请，仅1987年一年该旗就有300余位混血人更改了民族成分。到1987年底，该旗的俄罗斯族已由原有的3人增加到1569人。[26]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在7012名混血人中已有2063人把民族成分改为俄罗斯族。
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农牧文化在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作用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因此笔者认为上文王建革和阿努钦·弗·阿，特别是王建革对该地区农牧文化的判定也值得商榷。在此仅举两例，第一例，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是包含在整个呼伦贝尔地区（岭西地区）内的，除额尔古纳市外，生活在其他四个旗的主要是蒙古族，包括巴尔虎人、布里亚特人和厄鲁特人。最初俄侨从老家带来的是后贝加尔牛，后来与蒙古牛杂交，产生出一个独特的品种，称“三河牛”。最初俄侨从老家带来的是后贝加尔马，后来与蒙古马杂交，产生出一个独特的品种，称“三河马”。第二例，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在中国属于高纬度地区，无霜期短，只适合小麦等生长期较短的农作物的生长。最近20年来，人们发现一种源于中国南方稻作区的农作物——油菜，因其生长期较短比较适合在该地区种植，于是油菜被大面积种植，成为在当地与小麦并驾齐驱的第二大农作物。
三 额尔古纳河右岸俄罗斯族传统农牧文化的性质和特质
与汉族的农耕文化不同，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俄罗斯族的文化是一种农牧业相结合的文化。
农耕有多种形态。在中国，农耕主要可分为南方以长江流域为核心的稻作区和北方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大田农作区。除此之外，在西南地区有游耕（刀耕火种）区、在东北有丘陵稻作区（朝鲜族）、在新疆（主要是南疆）有绿洲农作区（维吾尔族）。每一种农耕形态都有自己独特的起源和分布地域：游耕广泛分布于东南亚高地，具有独特的起源；稻作起源于长江下游地区；小麦起源于中东，后传入中国北方；绿洲农业起源和分布于中亚。
畜牧业也一样，有多种形态，有北方亚欧内陆草原带以蒙古族和哈萨克族为代表的以放牧羊、牛、驼等牲畜为主的游牧区，有以藏族为代表的以放牧牦牛为主的青藏高原高海拔游牧区。
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俄罗斯族的农牧经济文化类型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农耕和畜牧业的完美结合：不同于北方亚欧内陆草原带和青藏高原游牧生计，受制于农耕，这种畜牧业是定居放牧，即夏季放牧、秋季打草和冬季圈养。
下面以村落为核心，介绍这种独特的农牧文化到底有哪些特质。
历史上，俄侨和混血人居住在不同的村落。20世纪50年代中期俄侨撤离以后，俄侨村落一部分为混血人所占据，另一部分为后来的汉族和回族所占据。
无论是俄侨还是俄罗斯族聚居的村落，人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自己的经济和生活。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独立的被木栅栏围起的院落——与东北地区的汉族不同，院落和院落之间有一定距离的间隔。位于院落中心的是居室。这种居室大都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大多数居室为圆木结构，俗称“木刻楞”；少数居室为板夹泥结构。屋顶为双坡木瓦顶，木瓦又称“雨淋板”（“鱼鳞板”），是用樟子松劈成的长条形薄片。居室内部通常有半截砖砌的火墙，用于取暖，同时将居室分割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左侧较大的空间为客厅兼卧室，右侧较小的空间为厨房兼洗漱间。除了居室，通常院落中还有仓房、巴尼亚（桑拿浴室）、工坊、牲畜圈和菜园等。俄侨和俄罗斯族男子大都擅长木工和机械修理，工坊一般兼具这两种功能。牲畜圈按牲畜的品种一般分为牛圈、羊圈和马棚等。
以村落为中心，向外依次分布有牧场、草场、农田和森林等。
牧场一般距离村落4～5公里，所放牲畜主要有奶牛、羊和马等。俄侨和俄罗斯族一般只在夏季牧放牲畜，通常是早晨将牲畜赶到牧场，傍晚再赶回家中；冬季则实行圈养，因此秋天要打草，给牲口备下足够的草料。草场一般在距离村落5～20公里的范围内。
草场以外是农田，主要种植小麦、燕麦、荞麦和大麦等粮食作物，其中后三种粮食作物是俄侨和俄罗斯族所独有的，是俄侨从俄罗斯带入中国的。与汉族不同，俄罗斯的传统是实行休耕制。新开垦的农田先种小麦，连种三年，之后种两年的燕麦或大麦，最后种荞麦。待地力耗尽后，则弃耕一段时间，让地力恢复。[27]
与汉族相比，俄侨和俄罗斯族农牧业的机械化水平都很高。农业上有播种机、收割机和脱谷机等，牧业上有打草机、搂草机、集草机和捆草机等。
农田之外是森林。森林对俄侨和俄罗斯族来说主要有两个用途。首先，高大的乔木是他们建房以及打造各种农牧工具的原材料；其次，森林也是他们获取食物的重要场所。俄罗斯经济的特点除了上面提到的农牧业结合外，另一个特点就是还保留有相当比例的攫取型经济的成分，包括狩猎和采集。采集主要包括各种浆果和菌类。
俄侨和俄罗斯族的饮食以面食为主，包括各种面包、饼干和蛋糕等。俄语称圆形面包为“列巴”，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乃至整个东北，“列巴”一词泛指所有类型的面包。与汉族不同，俄罗斯人做面包喜欢使用全麦面（麸子面）和燕麦面，而且不喜欢放糖。用全麦面做的面包称“酸列巴”，用燕麦面做的面包称“黑列巴”。俄罗斯人每家都建有高大的列巴炉，列巴炉一般建在厨房内，但也有建在庭院中或仓房内的。奶在俄罗斯人的饮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除直接饮用外，俄罗斯人还喜欢用牛奶分离器分离出西米旦，通常俄罗斯人还喜欢将奶和茶汤调制成奶茶饮用。与汉族不同，俄罗斯人喜欢红茶和砖茶，在中东铁路开通前，俄罗斯人主要是通过茶叶之路获得茶叶的。茶叶之路在恰克图分岔，其主线向西北到伊尔库茨克，其支线向东北到尼布楚（涅尔琴斯克），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俄侨和混血人就是通过这条支线获得茶叶的。除此之外，俄罗斯人还喜欢用各种野生浆果做成果酱，还喜欢把蔬菜腌制后食用，如酸蘑菇等。
俄侨和俄罗斯族都信仰东正教。历史上，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一共建有21座东正教堂，其中18座属东正教正统派，3座属东正教旧礼仪派（简称“旧教”）。除了教堂，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还有两类东正教活动场所，一类是山顶上的十字架，另一类是墓地。在俄罗斯人村落的最外围是森林，通常森林分布在山上，这些山属于大兴安岭西北坡，一般不是很高。在一些山的顶部通常立有木制的十字架，这些十字架除用于个人目的外，主要用于过东正教的节日，并且不同的十字架用于过不同的节日，特别是主升天节一定要到某一个特定的十字架处举行仪式。通常，在山与耕地相衔接的缓坡处分布有俄罗斯人的墓地。与汉族不同，俄罗斯人的墓地不以家族为单位，而是一个社区共有一块或几块公共墓地。除了个人的活动外，有两个东正教节日是在墓地过的，一个是复活节后第九天的上坟节，另一个是8月28日的圣母安息节。除了上述这些公共的场所外，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俄罗斯人每一户人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处私人活动场所，就是圣像台（或称“红角”）。圣像台的主体是一块等腰直角三角形木板，镶嵌于卧室兼客厅的西南角，距顶棚0.5米左右。圣像台上摆放有各种圣像，故名“圣像台”。
四 建立额尔古纳河右岸俄罗斯族传统农牧文化保护区之构想
先来谈谈保护区的范围。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自然地理从南至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区域：西南部是呼伦贝尔草原的北部边缘，这一区域狭长且面积不大；南部是呼伦贝尔草原向大兴安岭的过渡地带，历史上称“三河地区”，本文提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俄罗斯族农牧文化保护区与这一区域的范围大体相当；北部是大兴安岭西北坡泰加林区。
关于保护的措施，谈三点。
第一是保护。首先是保护这一地区传统农牧文化空间分布的整体格局，即以村落为核心的向外包括牧场、草场、农田和森林的空间分布的整体格局。目前这一空间分布的整体格局基本保存完好，没有遭到较大程度的破坏，这是本文全部运作的基础。其次是保护好这一地区两个独特的牲畜品种——三河牛和三河马，还有传统的打草方式，包括各种机械。最后是把文化保护与生态保护，特别是与森林、湿地、河流和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结合起来。
第二是恢复。一是恢复种植传统的农作物，比如燕麦、大麦、荞麦等；二是恢复村落的传统风貌。近些年由于旅游业的发展，私建乱建现象普遍，很多村落的传统风貌破坏严重，倒是那些非俄罗斯族聚居的村落保存了较多的传统风貌，比如下护林等。在内蒙古实行的“十个全覆盖”中，传统的“雨淋板”（“鱼鳞板”）换成了彩钢板，非常不和谐，应进行恢复。
第三是传承。关于语言，建议在中小学普遍开设俄语课。在俄罗斯族聚居的村落普遍建立老年文化活动中心，给老年人创造一个用俄语交流的空间；开办俄罗斯民族文化传习学校，让年轻人跟老年人学习民族传统文化。老年文化活动中心和民族文化传习学校在空间上可以是同一个。可以跟旅游结合，让游客到老年文化活动中心和民族文化传习学校跟老年人进行交流和学习。建议建一座博物馆，即“额尔古纳河右岸（俄罗斯族）传统农牧文化博物馆”。
在此，笔者想强调一下本土性。额尔古纳河右岸（俄罗斯族）传统农牧文化不是俄罗斯传统农牧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有它的创造，有它的本土特点，比如三河牛、三河马。中国俄罗斯族的文化不但有本土特点，还有地区间的差异。笔者于2016年和2017年连续两次到新疆俄罗斯族聚居的地区做田野调查，时间加起来有近50天，发现不但新疆俄罗斯族的文化与内蒙古俄罗斯族的文化有差异，就是在新疆的不同地区，比如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和阿勒泰的俄罗斯族的文化也有差异。我们应当正视并保护这种差异，而没有必要追求整齐划一，更没有必要追求与俄罗斯本土的俄罗斯文化的一致性。
[1]本成果获得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委托项目“国家和文明视域下的俄罗斯民族关系——基于后贝加尔地区的调查”）。
[2]杨堃：《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38页。
[3]杨堃：《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38～184页。
[4]〔苏〕Ю.Β.勃罗姆列伊、〔苏〕Γ.Ε.马尔科夫主编《民族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23页。
[5]〔苏〕Ю.Β.勃罗姆列伊、〔苏〕Γ.Ε.马尔科夫主编《民族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22页。
[6]林耀华、切博克沙罗夫：《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载林耀华《民族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7]〔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103页。
[8]杨素梅：《俄国哥萨克历史解说》，科学出版社，2016，第141页。
[9]ЯнковА.Г.，Тарасов，А.П.，РусскиеТрёхречья：историяиидентичность，8，Чита，Экспрессиздательство，2012.
[10]这里所说的鄂伦春族可能指鄂温克人，新中国成立前，在很多有关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地方文献和民族志里提到的鄂伦春族其实指的都是鄂温克人。另外当时鄂伦春族普遍实行风葬，而鄂温克人由于受俄罗斯东正教的影响，已由风葬改为土葬。
[11]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额尔古纳右旗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第262～263页。另据《漠河金矿沿革纪略》记述，这位鄂伦春人发现金矿是在1877年，并且其挖掘墓穴是为了葬马。王树才主编《漠河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第169页。
[12]“混血人”是这个族群的汉语自称，也是他称，这个族称在内蒙古、黑龙江和新疆都是一致的。1953年民族识别时，这个族群全部被识别为汉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为止，这个族群中的一少部分人将民族成分由汉族改为俄罗斯族。目前，这个族群的绝大多数的法定民族成分都是汉族，只有一少部分人的法定民族成分是俄罗斯族，因此国内学者在谈及俄罗斯族时，通常把法定民族成分为汉族的混血人也包括在内。1990年以后，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政府将法定民族成分为汉族的混血人称为“华俄后裔”，但这个族称并不为这个族群所接受，而且这个族称仅限于在额尔古纳市使用，这也就是本文没有使用“华俄后裔”这个族称的原因。
[13]ЯнковА.Г.，Тарасов，А.П.，РусскиеТрёхречья：историяиидентичность，8，Чита，Экспрессиздательство，2012.
[14]程廷恒修，张家璠纂《呼伦贝尔志略》，载李兴盛主编《会勘中俄水陆边界图说（外十一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第2166页。
[15]ЯнковА.Г.，Тарасов，А.П.，РусскиеТрёхречья：историяидентичность，10，Чита，Экспрессиздательство，2012.
[16]王建革：《三河：一个欧式农牧文化在中国的复制与变化（1917-1964）》，《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
[17]王建革：《三河：一个欧式农牧文化在中国的复制与变化（1917-1964）》，《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
[18]指狭义的呼伦贝尔地区，即岭西地区。巴尔虎是蒙古族一个部落的名称。
[19]ЯнковА.Г.，Тарасов，А.П.，РусскиеТрёхречья：историяиидентичность，5，Чита，Экспрессиздательство，2012.
[20]黄光学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5，第148、259页。
[21]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额尔古纳右旗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第104页。
[22]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额尔古纳右旗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第666页。
[23]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额尔古纳右旗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第104页。
[24]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额尔古纳右旗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第134页。
[25]额尔古纳右旗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额尔古纳右旗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第123页。
[26]官桂兰、额尔古纳右旗档案馆编《额尔古纳右旗年鉴（1988）》，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9，第235页。
[27]原龙三：《兴安北分省三河地方及牙克石附近一般经济调查报告》，1934；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一般经济调查报告》，1935，第334～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