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发展
生态移民、民族互嵌聚居与居民低碳意愿的成长
——基于浙江省龙游县汉畲民族聚居地的案例研究
蒋尉（中国社会科学院）
摘要：低碳意愿的成长是低碳城市建设的内在条件，本文以浙江沐尘水库周围的畲族移民与迁入地居民的互嵌聚居为案例，基于对水库移民和迁入地居民的抽样调查开展实验研究，讨论民族聚居是否有助于低碳意愿的成长。本文通过对不同民族在单民族聚居与民族互嵌聚居状态下的低碳意识及其差异进行分析，认为民族互嵌聚居对双方低碳意识的成长有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少数民族由单民族生活社区迁移至多民族互嵌聚居的社区，不同民族间的交流有助于低碳理念的传播和提升，少数民族的传统地方性知识对于迁入地的低碳发展有溢出效应。
关键词：民族互嵌聚居；低碳城市；低碳意愿
一 文献综述及概念界定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公共事务，在此背景下，建设低碳社会、增进全民福祉已是学界共识。低碳社会的基础单元是低碳社区和低碳村镇，[1]因此低碳社会的建设必然要求社区居民低碳意愿和低碳理念的加强。在西部地区、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绿色低碳发展相对其他地区较落后，更应强调公众绿色低碳意识的成长。[2]现有文献较多地从低碳减贫和低碳脱贫的视角来讨论少数民族地区的低碳发展或少数民族居民的低碳意识。如张琦等认为，绿色低碳减贫理念的创新和行动是我国减贫治理的经验之一；[3]有学者提到生态脆弱的民族地区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生态环境的制约与经济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现实矛盾，要实现“人口—社会—环境”的系统协调发展，低碳模式势必成为处于生态脆弱地区的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的一个重要路径。[4]不少学者提出以相关政策措施推动有地区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如郭京福等提到选择培育适合当地的特色低碳产业发展模式，在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的同时，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5]周雪莲提到应依托资源禀赋发展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聚居区的低碳特色产业，[6]有的学者提出国家应出台倾斜性的财政制度和产业政策，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7]关于少数民族居民的低碳意识成长以及民族互嵌聚居的作用方面，则仅有少量研究而鲜有文献做深入探讨。然而，平时渗透在生活中的质朴的生态环保意识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内容与低碳理念是契合的，[8]如不同民族在互嵌聚居的过程中低碳意识的成长以及对周围居民的影响等方面，很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亚行在越南低碳农业项目报告中提出，少数民族因某些地理原因和观念而不易实施应用低碳技术，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则应该进一步加强，[9]这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民族间交流对低碳意识成长的重要性。
本文以浙江沐尘水库移民涉及的畲族移民与迁入地居民的互嵌聚居为案例，基于对水库移民和迁入地居民的抽样调查开展实验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在本研究中，参照组和实验组研究对象的条件变化，即生活地点和聚居环境的改变，并非本研究活动所人为设置或根据研究需要做出的调整，而是属于事先发生的变化，这为本研究提供了两对可供比较的样本群体。
民族迁徙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体或部分，在某种原因的驱使下，有组织地或自发地离开其原始居住地而较大规模地向其他地区移动的现象，迁徙带来的文化接触和民族融合必然引起社会变迁。[10]本文的“民族迁徙”特指我国第三批低碳城市浙江衢州市的沐尘乡畲族水库移民；“互嵌聚居”在此界定为：由于民族迁徙（如本文的水库移民），分属不同民族的居民打破原有的单民族聚居的边界，通过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等交往、交流、交融在一起，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混居的状态。
二 研究背景、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研究背景
近几年，浙江省各地加快了低碳城市建设的进程，位于浙江西南山区的衢州市也于2017年获批国家第三批低碳城市试点。畲族是该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其中龙游县沐尘畲族乡便是浙江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之一，该乡深居高山，交通不便，是省扶贫的重点对象，大部分畲族居民已经搬迁。2008年，因当地要在沐尘乡修建水库，出于安全考虑，同时结合扶贫工作，地方政府组织水库周围的居民（该地区的居民全部为畲族）往外搬迁，主要迁至占家镇的上夫岗村、蒲山村和芝溪家园街道社区，其中有的成为畲族聚居社区，有的穿插融入当地汉族社区，形成不同民族互嵌聚居的状态。在低碳城市建设的进程中，居民低碳意愿的加强是其内在动力。不同民族的互嵌聚居是否有助于低碳意识的成长，促进低碳理念的提升和传播？作为该试点城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畲族朴素的生态文化能否给低碳建设带来积极的影响？本文基于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获得第一手资料，试图结合实验经济学与社会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比较分析参照组和实验组的低碳意识，即在水库移民后，单民族聚居与民族互嵌聚居社区的畲族、汉族居民之间低碳意愿的差异，来探讨上述问题。
（二）主要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第三批低碳城市试点衢州市的水库移民所引致的少数民族迁移及其与迁入地居民的互嵌聚居为案例，研究不同聚居方式下居民低碳意愿的差异及居民间的相互影响。在本研究中，实验组的条件变化即样本群体生活地点和聚居环境的变化，并非由本研究活动所预先设定，或是根据研究需要人为调整所致，而是属于事先已经发生的变化，恰好为本研究提供了两组可供比较的居民群体，由此将其纳入实验研究的样本。
本文数据除标注外，全部来源于2015～2016年浙江省龙游县低碳城市建设的问卷调查以及入户访谈。在问卷调查对象的选取上，本研究按居民花名册随机抽取当地单民族聚居的汉族33户、与畲族聚居的汉族33户、移民后单民族聚居的畲族33户，以及与汉族聚居的畲族33户，共132份，回收有效问卷132份。实验将研究对象分成四组：A1组为迁入地单民族聚居的汉族；A2组为迁入地与畲族互嵌聚居的汉族；B1组为迁徙后单民族聚居的畲族，B2组为迁徙后与汉族互嵌聚居的畲族。其中A1组、B1组为参照组，A2组、B2组为实验组。
问卷回收整理录入后，主要使用统计软件SPSS针对居民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程度、对我国积极推进绿色发展以及低碳城市建设的了解情况、居民对低碳绿色或者环境保护活动的参与状况、为减缓气候变化放弃奢侈消费的意愿度，以及居民平时的低碳生活习惯等问题进行比较，分析水库移民后，单民族聚居与民族互嵌聚居社区的畲族居民与汉族居民的低碳意识及其差异，研究民族互嵌聚居对双方低碳意识的成长是否有积极作用。
三 民族互嵌聚居与低碳意愿的成长
问卷和访谈主要围绕下述变量来研究水库移民后迁入地的不同群体间的低碳意愿差异：一是考察参照组与实验组对气候变化以及当地低碳建设的认知度；二是考察他们的环境意识和低碳意愿，设定在无须付费的公共场合，即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经济因素的干扰后，测试研究对象的低碳习惯和道德自律问题；三是测试研究对象在低碳消费和攀比消费间的心理权衡；四是测试研究对象的低碳行动意愿；五是测试在互嵌聚居过程中，民族地方性知识是否更容易传播，从而对低碳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一）参照组与实验组对气候变化以及当地低碳建设的认知度
为考察参照组与实验组对气候变化以及当地低碳建设的认知度，本研究设置了两个问题。问题一：“您知道气候变化问题吗，知道人类过度的碳排放会引起气候变化及环境问题吗？”该题预设了四个选项，按程度从低到高依次为“不知道，不关心”“不太清楚”“知道，但不关心”“知道，关心”。问题二：“您对本地低碳建设相关政策的看法？”该题预设了四个选项，分别是“低碳措施较多，给百姓带来了好处，满意”“低碳措施虽多，但没有给百姓带来好处，不满意”“对这些措施看法一般”“对政策措施不清楚，不了解”。
如表1所示，A1参照组为阳光小区单民族聚居的汉族居民，他们对气候变化问题表示“不知道，不关心”的人数仅占3.0%，28.2%的人表示“不太清楚”，“知道，但不关心”的占15.2%，“知道，关心”的占53.6%。从比例上看，该社区单民族聚居的汉族对气候变化问题比较了解的达到68.8%。A2实验组为上夫岗村互嵌聚居的汉族，相关的比例与阳光小区单民族聚居的汉族大体相当，比较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总共占69.7%，其中“知道，但不关心”的比例较参照组低3.1个百分点，而“知道，关心”的高4个百分点。
B1参照组为在建设沐尘水库时迁至蒲山村单民族聚居的畲族，B2实验组为迁至上夫岗村互嵌聚居的畲族。从问卷上看，参照组与实验组差异显著：对气候变化问题表示“不知道，不关心”的比例分别为12.1%和6.1%，表示“不太清楚”的分别为57.6%和27.3%，实验组较参照组分别低6个百分点和30.3个百分点；相应的，对气候变化问题知道的比例分别为30.3%和66.7%，其中“知道，但不关心”的分别为21.2%和18.2%，“知道，关心”的分别为9.1%和48.5%。从“知道，关心”的比例上看，互嵌聚居较单民族聚居的要高39.4个百分点，同时“知道，但不关心”的要低3个百分点。
表1 参照组和实验组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度
因这4个选项可以看作定序变量（在选项的1～4值中，数值越高，低碳意识越强），从而进行均值比较发现，A1参照组均值为3.39，A2实验组为3.24；B1参照组为2.27，B2实验组为3.09。由卡方检验结果P值为0.002可知，参照组与实验组在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方面具有显著差异，畲族单民族聚居与互嵌聚居居民间的差异大于汉族单民族聚居与互嵌聚居居民间的差异。这与入户访谈的结果一致：由于蒲山村全部是从沐尘迁移过来的畲族居民，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与本社区本民族的居民进行交流的，与外部交流不频繁，信息量以及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信息范围相对狭窄，因而参照组的畲族居民对气候变化问题认知度普遍不高；相反，上夫岗村是畲族、汉族互嵌聚居，当地汉族社会活动较频繁，信息量较多且获取渠道较广，畲族迁入上夫岗村后，通过与当地汉族的交流，增加了信息的渠道来源、拓宽了知识面，因而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度也相应提高。
对于第二个问题，实验组与参照组的反应也具有显著差异。衢州市近年来在低碳发展方面做了不少努力。除了产业政策、能源政策之外，该市在与居民日常生活联系较紧密的低碳社区建设层面也有较具体的政策措施，比如公共自行车、节能路灯的使用和管理，农村垃圾的收集和管理等。
如表2所示，A1参照组的汉族居民中认为“低碳政策措施较多，给百姓带来了好处，满意”的占30.3%；认为“低碳措施虽多，但没有给百姓带来好处，不满意”的占36.4%；而认为“对这些措施看法一般”的占27.3%；另外有少数表示“对政策措施不清楚、不了解”，占6.1%。A2实验组的汉族居民对低碳政策措施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相应的比例分别是36.4%、27.3%、36.4%以及0，差异不显著。而B1参照组和B2实验组差异很明显：B1参照组表示对低碳政策满意、不满意、一般、不了解的分别为12.1%、3.0%、18.2%和66.7%，半数以上的居民对当地的低碳政策措施表示不清楚；而B2实验组相应的比例是39.4%、15.2%、36.4%和9.1%，不了解的人所占比例，与B1参照组对比，差异显著。
在进一步的入户访谈中了解到，参照组的交往主要集中在本民族和小社区内，尽管地方政府的低碳政策和措施通过若干渠道如公共建筑物墙体标语等方式进入社区，但并非每个居民对其中的概念都有足够的了解，有的人会有一些误解，担心低碳建设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进而影响自己的物质福利。但是实验组的居民在与当地居民的交流中更多地接触到具体的概念，在问到公共自行车的使用方面，他们更能体会到低碳措施带来的现实优势。此外，畲族居民和汉族居民对于政策满意度的起点有所不同：对同一个政策或措施，汉族居民的要求更高一些，在经济便利性和文化生活方面都对政策措施有着较高的预期；畲族居民限于原先相对较低的经济文化条件，当低碳政策措施对其生活条件稍有改善时，就会感到比较满意。
表2 参照组和实验组对当地低碳建设的认知度
（二）参照组与实验组的环境意识和低碳意愿
低碳生活方式是低碳建设的一个基础组成部分，为了考察研究对象的环境意识和低碳意愿，本文主要选取了几项比较简单易行的行为习惯作为示例，如关水龙头、人走关灯、少用空调等。又由于居民节水节电的出发点不是单一的，可能是出于低碳关切也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原因，为了尽可能剔除或减少经济变量对选项的干扰，本研究在问卷设计中特别加上“公共场合”即在没有经济约束的条件下，居民是否能够做到随手关灯、关水龙头。因此问题为：“在公共场所您平时是否拧好水龙头，人走关灯，少用空调？”可见，该问题实际上测试的是居民的低碳自律。相应的，本研究设置了四个定序选项，程度从高到低分别为“很注意”“比较注意，基本能做到”“不太注意” “不关心”。
如表3所示，与前两个问题的测试结果一致，A1参照组和A2实验组的低碳自律差异不太明显，参照组中选择“很注意”、“比较注意，基本能做到”、“不太注意”和“不关心”的分别为30.3%、30.3%、36.4%和3.0%；实验组的相应比例分别为39.4%、33.3%、27.3%和0。但是B1参照组和B2实验组的差异则比较悬殊：参照组中选择“很注意”、“比较注意，基本能做到”、“不太注意”以及“不关心”的所占比例分别是9.1%、9.1%、30.3%和51.5%；而实验组的相应比例分别是39.4%、39.4%、21.2%和0。实验组选择“很注意”和“比较注意，基本能做到”的比例相对于参照组均高三倍多，而选择“不关心”的所占比例低至0。
表3 参照组和实验组的环境意识和低碳意愿
同问题一，该4个选项可以看作定序变量（在选项的1～4值中，数值越低，低碳自律性越强），进行均值比较发现，B1参照组均值为3.24，B2实验组均值为1.82，实验组较参照组自律性更强。由卡方检验结果P值为0.001可知，实验组与参照组在低碳自律问题上差异显著。
在后续的入户访谈中，得到了这一现象的部分解释：畲族居民原先住在沐尘山区，那里水资源丰富，生产生活期间没有感受到水、电等资源的约束，很少有“水资源”“能源资源”的概念，没有养成随手关水龙头等习惯。整体搬迁至蒲山村后，日常接触的依然是原居住地的群体及其观念，因此他们在迁徙后变化很少，加上在公共场合，没有经济因素限制，因而很少注意。而实验组的情况不同，他们在搬迁后与迁入地的汉族居民互嵌聚居，在日常交往中会接触到更多关于水资源和能源资源稀缺的言论，当他们意识到这一问题后，节水节能的行为倾向就很明显。
（三）参照组和实验组在低碳消费和攀比消费间的心理权衡
这部分主要通过考察不同居民群体的买车动机来测试他们在低碳消费和攀比消费间的心理权衡。所设的问题是：“您买车的原因是什么？”设置该问题是鉴于交通运输是碳排放的三大主要来源之一，一辆轿车一年排出的有害废气比自身重量大3倍，减少非刚性的轿车需求有助于低碳发展。针对该问题，本研究设置了三个选项即 “周围很多人都买了”“上班路途远，有车能节省时间”“有车方便，可以驾车出去玩”，分别代表攀比消费、刚需消费和休闲消费。
如表4所示。A1组攀比消费、刚需消费和休闲消费的比例分别是63.6%、9.1%和27.3%，攀比消费所占比例接近2/3；A2组攀比消费较A1组低39.4个百分点，差异显著，而刚需消费的比例较A1组高，休闲消费大抵相当。而B1组和B2组的差异则主要体现在刚需消费和休闲消费上，B2组选择“有车方便，可以驾车出去玩”的所占比例高出B1组6.1个百分点，而选择“上班路途远，有车能节省时间”的所占比例要低6个百分点。
在入户访谈中，调研组对有车户、无车户都做了进一步的了解。与畲族互嵌聚居的汉族居民表示，他们原先一直觉得没有豪华的房子、没有名牌轿车，在社会交往中显得没有面子，但是在和畲族邻居接触的过程中，觉得他们（畲族移民）尽管有不少积蓄（从沐尘水库搬迁过来的畲族，由于政府搬迁补贴，他们都有较多的积蓄），但基本上用于必需品的购置，很少用于面子消费。因而，在长时间的互嵌聚居中，这些汉族居民不由自主地也受到了影响。这种朴素生活的影响也符合一部分居民的心理：他们经济条件一般，然而经常会由于社交环境所迫而进行奢侈消费，但他们内心却是不情愿的，因此他们就需要一种外来的理论依据或者是推动力，能够使他们既不必违心奢侈又能保持“面子”，从而可以将积蓄用于未来可能的刚需。而畲族邻居的“简朴观”恰逢时机，迎合了这一心理需求。可见，畲族相对更加从容简朴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能够影响周围的人群，有助于社区实现从奢侈消费到低碳消费的转型，促进低碳城市的建设。
表4 参照组与实验组的消费心理
（四）参照组与实验组的低碳行动意愿
针对低碳行动意愿，本研究设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平时的生活消费习惯能给您带来便利，但有一部分会与环境保护冲突，您愿意放弃吗，比如少开车，少用空调？”相应的选项根据意愿度，从低到高分别为“不愿意，这样做会牺牲现代生活质量与效率”“愿意，但是具体落实的时候，还是不容易”“愿意放弃”三项。第二个问题是：“您经常参加种树、清洁河流、捡扫垃圾等劳动吗？”相应的选项按照意愿度分别为“很愿意，经常参加”“偶尔参加”“不知道，没参加过”“不愿意”四项。
第一个问题通过考察是否愿意改变消费习惯来测试居民的低碳意愿。上文关于在公共场所的节能节水习惯问题主要是考察居民的公共意识和低碳自律，有别于此，该问题则未剔除经济因素，而侧重于考察居民是否能够为了减少碳排放而放弃更多的生活便利性。如表5所示，A1参照组和A2实验组相应的比例分别为42.4%、48.5%、9.1%和24.2%、48.5%、27.3%。对于实验组在“不愿意，这样做会牺牲现代生活质量与效率”“愿意放弃”两个选项上与参照组的显著差异，从问卷数据上难以解释，因此在入户访谈中做了进一步的调研。选择“愿意放弃”的被访者中有95%以上认为，放弃这些非刚性的消费习惯能省钱，但是他们更担心会在社会交往中显得“寒酸”。而在与畲族水库移民的交往中他们发现，畲族邻居很少开空调（由于沐尘水库周围夏季很凉爽，不需要空调，因而他们没有养成进屋就开空调的习惯），在其他方面也很节俭，与上文中的消费心理同理，他们从中找到了放弃某些现代生活习惯的“外来力量”。此外，有5%的被访者表示他们“对气候变化半信半疑，对低碳也不甚了解，但既然政府说了低碳生活，那就对照着做吧”。B1组和B2组在“愿意，但是具体落实的时候，还是不容易”“愿意放弃”两个选项上有较显著的差异。
该问题的四个选项可看作定序变量，笔者进行均值比较后发现，A1参照组的均值为1.67，A2实验组的均值为2.03；B1组为2.30，B2组为2.61。实验组均值较参照组更高，卡方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01，实验组和参照组差异显著。入户访谈的结果可以提供进一步解释：畲族在水库移民后，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简朴习惯，而在与汉族的互嵌聚居中，对低碳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因而他们绝大部分选择了“愿意”。值得深思的是，在问卷分析和入户访谈中笔者发现，在对低碳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之后，畲族较汉族居民对相关政策措施的认同度更高，并且通过日常生活的交流也影响了互嵌聚居的汉族居民。
需要指出的是，居民选择“不愿意，这样做会牺牲现代生活质量与效率”，并非意味着他们对环境和气候变化危机的淡漠，而是由于他们的认识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访谈中发现，他们从心里是愿意改变的，只是没有直观地看到危机，觉得危机离自己很遥远，因而认为没有必要放弃自己的便利性消费。
表5 参照组与实验组改变消费习惯以减少碳排放的意愿
设置第二个问题是为了考察居民是否愿意贡献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社区的低碳建设，本研究选择了与社区建设相关的种树、清洁河流和捡扫垃圾等集体义务劳动。如表6所示，A1参照组和A2实验组在“很愿意，经常参加”选项上差异不显著，在“偶尔参加”“不愿意”的选项上差异显著，表明实验组不愿意为低碳社区提供无偿劳动的居民相对更少。B1参照组和B2实验组则在四个选项上的差异都非常显著，相应的比例分别是3.0%、27.3%、60.6%、9.1%和42.4%、45.5%、9.1%、3.0%。
同理，鉴于该问题选项可以视为定序变量，笔者将A1、A2组以及B1、B2组进行均值比较后发现，A1组均值为2.27，A2组均值为1.93；B1组均值为2.76，B2组均值为1.73。卡方检验结果，P值均为0，实验组与参照组的差异显著。对此，入户访谈的结果也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B1参照组由于是单民族聚居，周围交往的对象都是从沐尘水库周围社区集体搬迁而来的邻居，对低碳概念了解得不多，因此有接近2/3的居民都不知道有这些活动，这直接影响了其他选项（都不高）；而B2实验组由于是和当地对低碳建设已经有所了解的汉族居民互嵌聚居，因而在与对方交往的过程中更多地获得了相关的低碳建设信息，访谈中也得知，畲族居民更容易接受政府的低碳政策，因而选择第一、第二选项的比例显著高于参照组。
表6 参照组与实验组参加低碳社区建设义务劳动的意愿
（五）民族地方性知识在互嵌聚居过程中的传播
这部分主要考察互嵌聚居是否更易于民族地方性知识的传播，从而对低碳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因当地居民大部分保留了农业生产方式，所以本研究设置了生产中普遍遇到的问题：“平时在生产种植等农活中，需要除草和菜园杀虫等，对此，您是用化肥农药多，还是使用土办法多？”土办法施肥和防治病虫害在沐尘水库区的畲族居民中非常普及，设置该问题是考察在搬迁后畲族居民是否依然保留了地方性传统知识，并且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与之互嵌聚居的汉族居民。相应的备选答案为“完全化肥农药”“依靠土办法更多”“化肥农药更多”“完全土办法”四个选项。
如表7所示，A1参照组和A2实验组选择“完全化肥农药”、“依靠土办法更多”、“化肥农药更多”以及“完全土办法”的比例分别为39.4%、15.2%、45.5%、0和6.1%、45.5%、45.5%、3.0%。可见，在与畲族移民互嵌聚居的社区，汉族居民完全使用化肥农药的比例大大低于单民族聚居的社区；相应的，依靠土办法更多的居民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参照组，并且出现了少数完全依靠土办法的情况。B1参照组和B2实验组选择“完全化肥农药”、“依靠土办法更多”、“化肥农药更多”以及“完全土办法”的比例分别为0、69.7%、21.2%、9.1%和3.0%、57.6%、24.2%、15.2%。搬迁后单民族聚居的畲族和与汉族互嵌聚居的畲族都不同程度保留了原先的土办法施肥和防治病虫害等地方性传统知识，实验组中出现了个别完全依靠化肥农药的，选择“化肥农药更多”的比例略高于参照组，而“依靠土办法更多”的比例略少于参照组，“完全依靠土办法”的比例也略高于参照组。这说明在互嵌聚居过程中，两个民族在生产生活中互相学习，畲族在保留他们地方性传统知识的同时，生产手段“现代化”程度提高，汉族居民则吸收了畲族居民的传统知识，对自己原来的“现代化”生产手段进行了绿色转型。从比例的差异上看，畲族对汉族的影响要大于汉族对畲族的影响。
表7 实验对象对地方性传统知识的保留和应用情况
在入户访谈中了解到，居民们对绿色无公害都有所了解，迁入地的汉族居民一直希望用土办法来进行农业生产，但相应的知识储备并不是很多，并且只有周围形成绿色生产的规模，土办法才能奏效（在一个农药防治病虫害占绝大部分的连片土地上，小规模的生物防治病虫害往往是无效的）。而在畲族居民迁入聚居后，使用土办法的规模明显扩大，他们的土办法很快就被周围的汉族效仿；此外，畲族居民也顺势使用了一部分化肥农药。
在访谈中，畲族被访对象提到了地方性传统知识，如以烟草末或者烟丝防治地老虎，用大葱水喷治蚜虫等软体害虫及应对白粉病，用生姜滤液防治叶斑病和防治蚜虫、红蜘蛛和潜叶虫，等等。在他们的常识中，辣椒叶、西红柿叶、苦瓜叶都是防治虫害的生物原料。汉族居民也有不少相关知识，但畲族则更为丰富。最重要的是，汉族居民尽管掌握了某些传统知识，却很少应用，而是习惯性地运用现代杀虫剂和化肥施肥。在互嵌聚居的过程中，畲族频繁使用地方性传统知识来耕作的习惯产生了溢出效应，带动了与之互嵌聚居的汉族居民，这些土办法的使用规模扩大、生物防治病虫害效果增强，有助于生态农业的良性循环。
四 主要发现与对策建议
通过分析参照组和实验组在进行水库移民后，单民族聚居与民族互嵌聚居社区的畲族、汉族居民间的低碳意识及其差异的情况，结合入户访谈的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
在迁入地，与畲族互嵌聚居的汉族较其参照组（单民族聚居的汉族居民）的奢侈消费水平更低，而传统地方知识的应用程度显著高出参照组；与此同时，与汉族互嵌聚居的畲族，较单民族聚居的畲族掌握的低碳知识相对更多，低碳意愿也更加显著。因此，本研究的民族互嵌聚居对少数民族的低碳意识有提升作用的假设成立。少数民族由单民族生活社区迁移至多民族互嵌聚居的社区，民族间的交流有助于低碳理念的传播和低碳意识的增强；而少数民族传统地方性知识的溢出效应对于迁入地的低碳发展有积极意义。
根据上述结论，结合当地的低碳建设情况，以及入户访谈居民的反馈，本文提出下述建议。
第一，由上述各组研究对象对低碳知识的掌握状况以及对当地低碳城市建设的理解程度可知，当地对居民的低碳知识尚未普及，居民对低碳建设也未能有较深的理解。对此，可以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低碳知识和低碳生活小贴士等讲座。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强社区居民的低碳理念；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贴近生产生活的低碳知识指导他们的日常实践，使他们从中受益，更多地投身于低碳城市建设的个人和集体行动中。
第二，本研究证实畲族和汉族的互嵌聚居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双方低碳意识的成长，以及向善的特性得到了彰显和外溢，如畲族居民勤俭、不攀比等朴素的生活理念带动了一些相对较爱攀比、消费较奢侈的汉族居民趋向简朴生活，而同时与外界交往更多的汉族居民也给畲族居民带来了更多的有益信息。在低碳建设中，这种交流不仅增进了居民们对低碳的了解，而且有助于推动从奢侈消费到低碳消费的转型。可见，加强不同民族、不同群体间的交流对于低碳建设是必要的。在生活方式没有太大差异的民族之间，如畲族和汉族，互嵌聚居是一种有益的聚居方式，因而可以成为政府移民搬迁考虑的一种安置形式。
第三，互嵌聚居中，畲族保持并应用的民族地方性传统知识产生了重要的溢出效应，对当地的低碳城市建设有着积极的贡献。对此，政府机构可以有组织地保护、收集和整理当地不同民族的地方性传统知识，建立数据库，进行推广和应用，这样有助于促进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和低碳城市建设的本地化。
第四，问卷和入户访谈一致发现，居民的攀比和“面子消费”已是影响低碳生活的一大心理障碍，而少数民族居民相对更多地保留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简朴”观念。这种观念更需要回归至居民的生产和日常的生活起居以及社会交往中，以便使低碳发展和传统文化有机融合，从而更从容地推动低碳城市建设。
[1]杜祥琬：《气候变化问题的深度：应对气候变化与转型发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9期。
[2]Jiang Wei，“Systemic Research 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A Non-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spective，”Chinese Journal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2016，4（2）：1-25.
[3]张琦、冯丹萌：《我国减贫实践探索及其理论创新：1978～2016年》，《改革》2016年第4期。
[4]孔立：《连片特困地区低碳发展研究——基于系统分析与生产效率的视角》，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农业科学院，2016。
[5]郭京福、左莉：《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商业研究》2011年第10期。
[6]周雪莲：《资源约束条件下民族地区低碳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5期。
[7]彭倩、吕南：《民族地区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9期。
[8]张春敏、梁菡：《民族生态文化与民族地区低碳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9]ADB，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Low Carbon Agricultural Support Project，January 2017，pp.11-14，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roject-document/224021/45406-001-smr-01.pdf.，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5日。
[10]蒲涛：《民族迁徙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十五次学术研讨会综述》，《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