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语境下民族地区产业选择失当及对策研究
吴合显（吉首大学）
摘要：由于我国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扶贫开发往往面临产业选择难以精准的困境。研究表明，要实现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不能盲目引进外面的产业模式，而是要在充分尊重当地文化生态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传统优势产业，实行弹性经济和多样化发展。
关键词：民族地区；扶贫开发；产业选择；文化生态
一 引言
我国实施扶贫开发30多年来，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扶贫策略，经历了由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的转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于我国贫困人口基数大，加上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扶贫形势依然严峻。我国政府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新概念。
当下学术界关于“精准扶贫”理念的研究和学理性剖析还不足，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为此，本文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腊尔山地区为案例，基于精准扶贫的视角，研究我国民族地区产业选择失当的主因与对策。
二 精准扶贫的提出及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在总结、吸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调研扶贫攻坚时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1]
为确保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各地都要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要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别不同情况，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2] 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脱贫攻坚成效。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3]
2017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脱贫攻坚形势和更好实施精准扶贫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打牢精准扶贫基础，通过建档立卡，摸清贫困人口底数，做实做细，实现动态调整。[4]
2018年2月1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时强调，加强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的责任体系，精准识别、精准脱贫的工作体系，上下联动、统一协调的政策体系，保障资金、强化人力的投入体系，因地制宜、因村因户因人施策的帮扶体系，广泛参与、合力攻坚的社会动员体系，多渠道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体系，形成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5]
毋庸置疑，“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是对过去众多扶贫模式的反思与改进，更是我国现阶段扶贫开发的重大创新，必将对我国新时期扶贫开发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为深入贯彻和推动“精准扶贫”理念，近年来学术界对“精准扶贫”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但精准扶贫还没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对精准扶贫的各种概念加以梳理，以深化对精准扶贫的理解。
一些学者仅将精准扶贫理解为“到村到户到人”的精准，对识别出来的贫困户实施有针对性的帮扶，实现其脱贫。汪三贵等认为，精准扶贫最基本的定义是扶贫政策和措施要针对真正的贫困家庭和人口，通过对贫困人口有针对性的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和障碍，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6]
有学者认为，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合规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7]另有学者提出，精准扶贫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扶贫对象要精准，让真正的贫困人口得到帮扶；二是扶贫措施和效果要精准，既要将国家的政策执行到位，又要帮助扶贫对象真正脱贫。[8]
以上两个概念强调精准扶贫既要做到“到村到户到人”，又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这样的观点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还有学者认为，精准扶贫，就是要将项目的选择权和决定权下放到基层。这样的扶贫思路有利于改变过去“一刀切”的扶贫模式，从而避免由于项目选择失当而产生的不良后果。[9]
上述论著把精准扶贫与政府实施的扶贫政策联系在一起，重视扶贫干部的作用和力量，但是如果在扶贫行动中只看到扶贫者的力量，而不去关注贫困地区的生态文化，显然是片面的。其实，精准扶贫是一个社会整体理念，不仅要精准到村到户到人，还要精准到生态文化，兼顾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推进。
三 产业项目选择困境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扶贫开发往往会面临产业选择定位难以精准的困境。本文将分析腊尔山地区扶贫开发产业选择失当的主因，希望从中找出切合实际的、重要的而又关键的精准扶贫创新举措。
腊尔山地区地处凤凰县西北部，属云贵高原武陵山脉延伸地带，海拔800～1117米，俗有“凤凰的西伯利亚”之称。在这块高寒台地上，生活着6.5万人，分布在腊尔山镇、禾库镇、两林乡3个乡镇、65个村、213个自然寨、374个村民小组、14675户中，苗族人口占98.5%。按年收入2300元的贫困标准，2014年该地区共有贫困户9980户4.4万人，占总户数的68%。[10]
凤凰县腊尔山的贫困状况引起了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2011年，湖南省专门出台了《关于解决少数民族地区高寒山区生产生活困难的意见》（湘办发﹝2011﹞26号），正式拉开了腊尔山扶贫攻坚战的大幕。2014年“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为帮助腊尔山地区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当地政府推动了一系列的扶贫举措，主要集中在烤烟种植和蔬菜种植两个方面。
（一）烤烟种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烤烟一直是作为我国扶贫项目来推广的，至今还被认为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举措。2013年以来，当地政府在腊尔山地区追高鲁村推广烤烟种植项目1000亩，将其作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贫重点项目加以推广。
种植烤烟能不能助推群众脱贫致富？如果不能，根源又在哪儿？为此，笔者重点走访了3家烤烟大户，向他们了解烤烟种植的效益以及所存在的各种问题。
受访人1：LJB，男，50岁，追高鲁村板都寨人，家有5口人，已有8年的烤烟种植经历。
2015年，在驻村干部和当地政府的鼓励下，LJB向当地农村信用社贷款近20万元，承包了追高鲁村100亩土地种植烤烟。
LJB说，正常情况下，100亩地能收获烟叶3万斤左右，平均每斤13元，预计总收入可达40万元。但是需要雇人耕地、挖沟、栽苗、打药、除草、施肥和采集烟叶，每天每人60元的报酬。烟叶烤干后，还要花钱雇人进行选烟。算下来，种植100亩烤烟仅成本就要30万元左右。
另外，种植烤烟还易受天气的影响。遇到天灾，虽然当地政府有一定的补贴，但补贴政策不透明，而且补贴评定标准也相当严苛。他认为，烟草公司在收购烟叶时还会压价收购，烤烟的等级和价格基本上都是烟草公司说了算。烟叶的等级评定和价格浮动较大，而且还只能由本县烟草公司收购，不能销售到其他县市。
按照LJB的说法，烤烟种植的风险太大。烤烟所得收入基本上被成本给抵消了，而且不能遇到天灾，否则还会亏本。
受访人2：LJZ，男，45岁，腊尔山镇叭苟村人，家有7口人，已有两年的烤烟种植经历。
2015年LJZ承包了高井坪村76亩土地种植烤烟。见到他时，他与家人正往卡车里装载已烤干但严重患有“叶斑病”（见图1、图2）的烟叶。
图1 烤烟“叶斑病”（1）
图2 烤烟“叶斑病”（2）
LJZ说，烟叶之所以患“叶斑病”，主要是因为烟苗的卫生措施不到位，而且这种病的传染性很强。5月他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向烟草公司反映了情况。烟草公司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对付“叶斑病”的农药，过后就不再关注此事，也不管这些农药的效果如何。他还说买这些农药就花了7000多元。
LJZ说，目前他已投入了20多万元，包括烟苗费（35元/亩）、雇工费（耕地、挖沟、栽苗、浇水、除草、摘烟、捆烟、选烟等）、化肥花费（423元/亩）、地租（300～550元/亩）、煤电费（600元/次）以及烤烟房租金1200元（外村烟农租追高鲁村烤烟房，租金会贵200元）。由此可见，发展烤烟最低成本也要3500元/亩，76亩则需要26.6万元。正常情况下，1亩地可产400斤烤烟，平均13元/斤，收入5200元，76亩则是40万元左右。按理来说，除去成本，LJZ 2015年的烤烟纯收入可达10万元。
但是，2015年烤烟染上“叶斑病”，亩产只有100多斤。加上烤出来的烟叶等级差，价格低，每斤最多只能卖到10元左右，所以可能会亏损10多万元，这对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可见，在扶贫行动中，扶贫产业选择失当不仅无法帮助贫困群众脱贫，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加深他们的贫困程度。
受访人3：OLJ，高井坪人，30岁，家有3口人，常年在外打工，父母承包了高井坪20多亩土地种植烤烟。
OLJ说烤烟1年最多能烤5次，每次烤烟的成本如下：电费400元、煤球800元、雇工1000元/人，这样烤烟每烤1次的成本要2200多元，加上烤烟房每年租金1000元，一年下来，仅成本就差不多2万元。2015年烤烟“黑胫病”（俗称“发地火”）严重。20多亩烟地有3亩“发地火”（见图3），可以说是完全绝收。
图3 烤烟大面积“发地火”
OLJ说，一般情况下，20亩烤烟1年能卖出4000斤烟叶，平均13元/斤，能赚3万元左右，但2015年烤烟害病严重，效益非常差。种植烤烟无法实现脱贫致富。
作为一种域外喜温作物，优质烤烟的生物属性与腊尔山地区的土壤、植被、气候等生态环境的匹配性和兼容性都很差。另外，腊尔山地区的村民更缺少应对大面积推广烤烟所引发的病害的知识和技术储备。烤烟种植的选择失当，只会给腊尔山地区带来相应的生态灾变。而这样的产业选择失当又可能在无意中加深了村民的贫困程度。虽然烤烟的推广对缓解腊尔山地区的贫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帮助了一些贫困家庭暂时脱贫。然而，盲目地推广烤烟却会给当地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留下很大的隐患。
（二）蔬菜种植
与推广烤烟一样，由于当地政府、驻村干部的过分介入和不当干预，忽视了产业项目与生态文化的兼容程度，腊尔山的蔬菜种植同样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为深入了解腊尔山蔬菜的种植和经营状况，笔者重点采访了驻村帮扶干部、村支书、村民、湘西蔬菜办技术员，以及蔬菜公司老板。
访谈中，村支书WPF多次提到，追高鲁村蔬菜产业发展的结果非常糟糕。三年来，集中流转的土地全是村里最好的水田，这些水田曾是追高鲁村引以为豪的资本，如今却看不到有助于村民脱贫致富的太多希望。不仅村民们失望了，连村委会干部也失去了信心。2013年，州委扶贫干部驻村，组织村民大面积种植辣椒，结果那一年遭受了旱灾，大部分辣椒枯死在地里，收效甚微；2014年又继续组织群众种植辣椒，结果遭受了水灾，很多辣椒被淹死在地里，收益更小；2015年，驻村干部不但没有总结教训，反而引进新老板来承包田地，大面积种植韩国萝卜和西红柿，结果双双害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
针对2013～2014年蔬菜基地的发展情况，村支书补充说，2013年3月要播种辣椒种子，但雨水特别多，辣椒种子种不了。后来有人说河沙可以帮助辣椒种子长苗，驻村工作队长LF便亲自开车到麻阳县购买河沙，全部用河沙盖，这样辣椒苗就长出来了，但后来又因天旱，气温升高，河沙又烧坏了许多辣椒苗。
驻村干部WXH介绍，在追高鲁村蔬菜种植的起步阶段，引进承包商首先得考虑老板的资金实力。2013～2014年度引进的是花垣县的一位矿老板，这位老板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也希望在蔬菜种植上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但由于缺乏蔬菜种植的现代技术与经验，再加上受到旱涝灾害等天气的影响，2013年，蔬菜效益只有10万元左右，2014年则只能保本。
笔者还向湘西蔬菜办的陈科长了解了蔬菜基地2013～2014年的经营情况。陈科长说由于当地村民没有种植蔬菜的传统和意识，起初在鼓励他们种植蔬菜时没有谁愿意种植经营。于是当地政府在2013～2014年就只有引进资金雄厚的花垣矿老板，但是他们对蔬菜市场不了解，加上又缺少选种技术和销售市场，因此有一定的亏损。出现这样的亏损，问题并不在于市场本身，而在于当地老百姓缺乏大规模种植蔬菜的传统，矿老板又不懂蔬菜种植，这才导致产业与文化严重脱节。
陈科长进而介绍，鉴于前两年的教训，2015年当地政府引进了专业蔬菜公司。该公司在第一季度种植了萝卜和白菜，但是雨水太多导致大量减产。正常情况下亩产在1万斤左右的蔬菜，只达到了7000斤的产量，除去化肥、农药和工人工资的成本，基本只能保本。于是在第二季度公司更改了蔬菜品种作为应对措施，但是他认为对蔬菜种植影响最大的还是天灾和市场，旱涝灾害会影响蔬菜的产量，市场也会影响蔬菜的价格与销路。
田野调查中，追高鲁村一吴姓老人向笔者倾诉：土地流转后，日子还不如流转前过得好。田地被租给老板种植蔬菜，现在什么都得买，小孙子想吃一个玉米、一个红薯都得到集市购买。2015年，追高鲁村有200多亩韩国萝卜染上“黑心病”，销售不出去，全丢弃在地里；同时，大棚里的西红柿也因染上“青枯病”而大量坏死。由于产业项目屡遭失败，外地老板纷纷放弃继续投资的意向，老百姓的发展积极性也严重受挫，有的觉得受骗上当，甚至闹了情绪，拒绝流转土地。
承包追高鲁村蔬菜基地的蔡总向笔者介绍，他们公司成立于2011年，主要经营反季节蔬菜种植和销售，公司在2015年承包了追高鲁村的480亩田地，每亩投入1400～1500元。目前已经种了第二季度，种植的品种主要有白菜、菠菜、萝卜、花菜、莴笋等，蔬菜首先是满足吉首周边地区和城市的需要，如果周边地区消化不了，再销往较远的城市。公司在周边一共承包了2000多亩土地，品种的选择对公司的影响较大，主要是根据市场的总体规律和灵活性去预测、选择市场需求较大的品种。他同时提到如果当地村民所种的蔬菜在种子和农药方面都达到要求的话，公司也会收购这些散户的产品。
至于萝卜烂在地里（见图4）和西红柿枯死在大棚里（见图5）的问题，蔡总介绍说，萝卜大量烂在地里是市场因素导致蔬菜积压，也有土壤的问题。第一季度种植的萝卜是从韩国引进的“天山雪”品种，这个品种需要蓬松和透气性很强的土壤，而追高鲁村的土壤黏性强，不太符合种植的条件；另外也有肥料的影响，下肥以复合肥为主，施肥越多，土壤板结得越厉害，土地的肥力下降也越厉害。理想的情况是种植完蔬菜后来年再种植一季水稻，进行“水旱轮作”，这样有助于恢复土壤肥力。大棚里的西红柿大片枯死主要是因为“青枯病”，这是一种寄生在茄果类蔬菜上的传染病，只有用高毒、剧毒性的药物给土壤消毒才能避免，但是国家对蔬菜的生物用药有严格的标准，只允许使用低毒高效的农药。解决这一难题的另一个方法是通过移植、嫁接根部，但这明显不易操作。
图4 大面积萝卜烂在地里
图5 大棚里的西红柿患上“青枯病”
可见，追高鲁村蔬菜项目的选择失当，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的扶贫政策多是用包办替代的办法去解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扶贫者将自己认为“先进”的东西搬到民族地区，意图替代“落后”的或“过时”的东西。将“先进”与“落后”绝对化，遮住了自己的眼睛，无法看到少数民族的创造力和发展的优势。这样的扶贫行动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四 对策探讨
精准扶贫，除了要对人、对地、对家户做到精准之外，还涉及产业选择问题。“精”就是要力争资源利用方式的创新，所谓“准”就是要体现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具体化。具体来讲，精准扶贫，就是要立足于生态文化，因地制宜，将贫困群体视为发展利益的主体，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让贫困人口依靠其内生动力实现稳定脱贫。
事实证明，当下一些扶贫项目在论证时对客观环境的认识，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仅停留在一般的概念上，并没有真正深入，甚至误以为搞经济建设就是发展符合现代化的工业化、科学化的东西，对当地已有的现实根本无须考虑。其实，实施产业扶贫，应先了解当地生态系统，发现相关各种文化可以相互兼容、可以接轨的环节，找到经营项目的生长点，选择那些已经有生长点的项目进行投资，这样才能找到优化的发展选项，并寻出适合各民族现代化的途径；反之，则不免事与愿违。由于各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有组织有序的逻辑整体，其中必然包含着大量的生态智慧、技能和技术，这构成该民族地方性生态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从现代的科学理论出发，对这样的生态智慧与技能进行再认识，就可以找到应对产业选择中各种难题的有效手段和方法。
杨庭硕在《相际经营原理》一书中提出，相际经营中所涉及的异种经济生活方式，由于是长期与当地自然环境调适的结果，在当地肯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必须充分加以研究，肯定其长处，以便加以利用；千万不能从感情出发，把这种经济生活视为落后，简单地抛弃或推倒重来。[11]腊尔山地区的各族乡民与当地生态系统同样保持着高度的稳定性，为此，本文提出：探寻新的产业脱贫致富的出路，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掘和利用当地民众的传统生计智慧和技能，激活他们潜在的主观能动作用，让他们用自己的办法、按照他们自己对生态环境的理解去开发利用当地的生物资源和无机资源。
迪帕·纳拉扬在《谁倾听我们的声音》一书中强调，当我们能够真正从穷人视角和经验出发来提供帮助的时候，世界的发展状况就会变得截然不同了。[12]然而，如今腊尔山地区的一些扶贫产业的发展路径却与实际背道而驰，往往是直接照搬外面成功的产业扶贫经验，而不去思考如何从当地的生态文化入手去选择与当地生态文化相兼容的产业。由于产业选择失当，武陵山区贫困群众的精准脱贫至今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调查研究发现，腊尔山地区基本不适宜推广烤烟。腊尔山的气候、水分、土壤与优质烤烟生产所需的条件相比较，明显存在差距。特别是与云南、河南等老烟叶生产基地相比，还存在诸多不足。2015年，追高鲁村烤烟大面积患有“叶斑病”和“黑胫病”，蔬菜患有“青枯病”全部烂在地里，导致地方产业大面积萎缩。面对这些教训，相关人员却不从产业选择是否合理上找原因，反而把灾害归咎于天灾。由于烤烟和蔬菜一直作为扶贫产业在腊尔山大力推广，产生了当地居民长于经营的有深厚基础的产业项目不能实施，而不善于经营的项目却硬着头皮经营的现象。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逃离不平等》一书中提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福利改善应更多依靠内部力量的发挥来解决。[13]其实，要突破腊尔山地区目前的产业选择困境也并非难事，只要我们的扶贫思路稍做些改变，立足于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将思路转移到腊尔山地区的传统生计、传统产业上来，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与烤烟和蔬菜相比，武陵山传统经济作物如油茶、桐油、生漆、猕猴桃、药材、葛根、茶叶等则更具有优势。这些产品在汉族地区难以生产，其使用价值在汉族地区更没有可替代者。按照边际效益原理，这些产品肯定会大大地偏离边际产品，因而出售价可以大幅度提高，很有市场潜力。更为关键的是，腊尔山各族居民早就有经营桐、茶、漆的习惯，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
腊尔山地区土壤深厚肥沃，气候温凉湿润，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丰富，经济林传统产品优势明显，具有大力发展经济林的广阔前景和传统文化潜力。加上腊尔山地区各族种群有多作物物种、多牲畜种群混合种养的文化积淀。[14]如果用油茶、油桐、生漆、药材、葛根等传统作物代替烤烟、蔬菜等，则原先被烤烟、蔬菜等所挤占的土地就会空闲出来，还可以在产业园里养鸡、养鸭、养兔、养牛、养羊等，除了粪便可以做天然肥料外，鸡鸭可以吃掉林里虫子，减少病虫害，兔和牛羊则可以吃掉林里的杂草，有利于经济林的自然更新。这种经济林和畜牧业兼容的混合经济与单一推广烤烟、蔬菜相比，产值要大得多，还具有较好的生态经济效益。同时这样的产品结构也容易实现弹性调控，足以应对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而这一点，在扶贫工作中的产业选项起步阶段更是珍贵，因为它可以为处于萌芽状态的扶贫产业提供一个难得的市场保护伞，部分产品的市场价格暴跌不会影响总体的扶贫成效。这样的扶贫思路，可以彰显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我特点和生产形式，应成为创新扶贫思路的有利条件。
五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在某些情况下产业选择失当的主因与当地生态文化的不相兼容有着直接关联性。“精准扶贫”的实质在于找准贫困成因，然后对症下药。因此，在扶贫开发中，对产业选择的取向，要综合考虑所选产业与当地生态环境的匹配和兼容程度，要对外来作物做出生态文化正反两方面的论证。同时，要将这样的思路提升为“生态扶贫”的必备内容之一，因而有必要纳入我国新时期“精准扶贫”战略的规程，作为“精准扶贫”实施的具体化和可操作化的基本步骤。只有这样，才能有力支撑我国脱贫攻坚使命的最终完成。
[1]《习近平赴湘西调研扶贫攻坚》，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 com/politics/2013-11/03/c_117984236.htm，2013年11月3日。
[2]《习近平：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6/19/c_1115674737.htm，2015年6月19日。
[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新华网，http：//www.cpad.gov.cn/art/2015/12/7/art_624_42387.html，2015年12月3日。
[4]《习近平：更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2/22/c_1120512040.htm，2017年2月27日。
[5]《习近平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18-02/14/c_1122419727.htm，2018年2月14日。
[6]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7]莫任珍：《喀斯特地区精准扶贫研究——以贵州省毕节市为例》，《农业与技术》2015年第2期。
[8]董家丰：《少数民族地区信贷精准扶贫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7期。
[9]罗凌：《关于精准扶贫的调查和思考》，《中国乡村发现》2014年第4期。
[10]孙沁、王旭：《腊尔山高寒山区乡村旅游扶贫思考》，《农村经济与科技》2014年第11期。
[11]杨庭硕：《相际经营原理——跨民族经济活动的理论与实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5，第463页。
[12]迪帕·纳拉扬等：《谁倾听我们的声音》，付岩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第325页。
[13]安格斯·迪顿：《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2014。
[14]吴合显：《民族地区贫困与外来作物推广失误之间的关联性实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