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帝国

我们最好把这种奉献放在贝多芬的伟大思想和人类易犯错误的背景下考虑。贝多芬对自己艺术潜力的信念早已有之，从未动摇。这不仅因为他在欧洲声名鹊起，而且因为他对艺术推动世界的力量抱有乌托邦式的信念。在他那个时代，艺术家们仍然怀有这种信念。这种信念在日后不断加强，而它早在第一成熟期就已经存在。起初，贝多芬为现世的观众创作。而人到中年，他为之创作的则是理想的大众，那些为数不多的同道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这成了一种强迫性的信念。他最深奥的作品——晚期弦乐四重奏，在他的有生之年几乎没有被理解，似乎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会被接受，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贝多芬终其一生都无法有效处理日常琐细。他的困扰来自对金钱的永恒需求，与出版商之间的讨价还价，缺乏固定职位，对贵族赞助人的依赖，而最主要的是他的失聪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社会孤立，再加上他难以相处的性格。然而，通过多年的个人奋斗，他对自己的身份和个人创造保持着一种理想化的骄傲态度。他所展示的不仅是英雄的丰功伟业，而且还有英雄在遭逢危难时的坚忍决心。这正如他在自己唯一的歌剧《费岱里奥》中刻画的囚徒弗洛列斯坦——一位受难的英雄。[7]

1801年，他梦想有一个乌托邦式的“艺术市场”［a Magasin der Kunst］。艺术家“只需贡献自己的作品就能得到他需要的充足财富……但是，事实上，一个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必须是一个商人，他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8]

数年之后，他转而对艺术家和贵族（包括君主）加以比较。1814年，当欧洲各国君主和外交使节云集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共同规划击败拿破仑之后的欧洲未来时，贝多芬写信给维也纳的一位律师和音乐家约翰·尼珀姆克·坎卡［Johann Nepomuk Kanka］：

在他写给鲁道夫大公的信中，贝多芬几次三番地提醒这位亲王谁是老师，谁是学生。鲁道夫作为当时奥地利君主的最小的弟弟，是一位拥有天赋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他接受了音乐学徒的角色，认可贝多芬的才华，同时也为他提供经济上的支持。[10]

艺术理想与残酷现实的对立成为贝多芬晚年不断思索的主题。他在致晚期三首弦乐四重奏的委约者——尼古拉·加利辛亲王［Prince Nikolai Galitzin］的信中写道：

成长于康德理想弥漫的时代，贝多芬坚信，即使在任何恩主或奉献者（甚至拿破仑）的成就早已成为历史之后，《“英雄”交响曲》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