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英雄”交响曲》

“按照他个人的意见，这是他迄今所写的最伟大的作品。贝多芬最近为我弹奏这部作品。我相信当它上演时天地都会为之颤抖。”这是贝多芬的学生斐迪南·里斯于1803年10月22日写给波恩的好友——音乐出版商尼古拉斯·希姆洛克［Nicolaus Simrock］的话，信中提到作曲家愿以一百基尔德（gulden，相当多的一笔钱）将这部交响曲卖给希姆洛克。[1]里斯还告诉希姆洛克，贝多芬想把这部作品题献给波拿巴，然而他的奥地利资助人约瑟夫·洛布科维茨亲王［Prince Joseph Lobkowitz］已经出价四百基尔德将独立拥有这部作品半年光景。如果计划成行，贝多芬将把这部作品命名为“波拿巴”，以此向拿破仑致敬，但是不再题献给他。信件末尾，里斯提到布雷特科普夫和黑特尔出版公司已经出价一百八十基尔德购买这部交响曲，以及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的《“克鲁采”奏鸣曲》。但是，贝多芬不想把这些作品卖给他们，“因为他的弟弟［卡尔］正同他们协商此事”。

里斯的信很有说服力，尤其是他对贝多芬用钢琴演奏新交响曲的描述。我们有另一份关于贝多芬演奏部分《“英雄”交响曲》的报告，声称他在1803年夏末为画家维利布罗德·约瑟夫·麦勒［Willibrord Joseph Mähler］演奏这部交响曲的终曲乐章——随后“又毫不停顿地即兴演奏了两个小时”。[2]里斯对于这部作品在未来以管弦乐队演奏必将“震动天地”的言语完全可信。因为，贝多芬不仅为这部新作创作了截至当时的最长篇幅，而且将交响曲体裁提升到情感表达与力量展示的新水平。

当这部新的交响曲随着初次演奏而为人所知时，它的长度和宏大性显然触动了贝多芬的同代人。有些人甚至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当它更加广为人知时（在1805年首演和1806年首次出版之后），它的特殊重要性成为了一个普遍的口号。在器乐音乐领域，这部作品引发了贝多芬的“英雄风格”［heroic style］。这个概念被深植于后来的音乐批评与传记之中，成为众多贝多芬爱好者们品评其人生与作品时的重要主题。它的特殊地位在有关作曲家艺术生涯的现代讨论中变得至关重要，尽管它不可避免地要被重新评估。

大约在里斯书写上述信件的两百年之后，斯考特·伯恩哈姆［Scott Burnham］写道，《“英雄”交响曲》开始被视为“一部将音乐从十八世纪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作品。贝多芬通过赋予音乐一种同西方人最珍视的价值观相等同的声音，一手将音乐带入了一个新时代。”他认为，贝多芬对于交响曲范式的扩张体现在全部四个乐章，尽管大多数评论将这部作品的神奇力量集中在第一乐章，因为这个乐章“独立地转变了奏鸣曲式这个古典风格的决定性曲式的命运，更不必说整部交响曲了”。[3]

有关贝多芬最初将这部交响曲题献给拿破仑（或以他命名）的计划，以及他在得知拿破仑加冕称帝后怒下决定撕毁扉页的故事并非传说。里斯在1838年出版的一份回忆录中记录此事，而它也被记录在安东·辛德勒［Anton Schindler］于1840年出版的贝多芬传记中。直接的例证以广为人知的现存作品抄本扉页的勾划最为显著（参见本章开头的图片）。这无疑同里斯的一段经典描述相符合：

尽管这个故事在贝多芬传记中证据确凿，它却在一些方面仍旧模糊不清了因为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跟随贝多芬针对献词和标题发生的思想转变。毋庸置疑的是，当1790年代拿破仑作为法国军队的司令官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取得胜利时，贝多芬将他视为后革命时期的法国迅速崛起的英雄人物。他对拿破仑的崇拜延续至后者积累政治力量成为法国第一执政官（1799—1804），尽管我们发现贝多芬在1802年针对拿破仑同教皇签署教务协议显得颇有微词，因为拿破仑借此镇压法国贵族的反革命运动。[5]

贝多芬的觉醒必定随着1804年5月法国议会拥戴拿破仑称帝一事与日俱增。这一事件摧毁了拿破仑政权将会保持法国革命理想的任何希望。然而，贝多芬在当年8月26日对他的出版商提及“这部交响曲的标题当真是‘波拿巴’”。[6]确凿无疑的是，那份著名抄本的扉页上的确留有将“intitolata Bonaparte”（题献给波拿巴）一笔勾销留下的孔洞。然而同样真实的是，贝多芬在这张扉页的底部用铅笔写着“geschrieben auf Bonaparte”（为波拿巴而作）。我们只能猜测，直到拿破仑于12月2日正式加冕为止，贝多芬才把将这部作品题献给他的想法彻底抛弃，更不必说以他命名了。

1806年10月，这部交响曲在维也纳正式出版。此事距离贝多芬1804年8月的信件已经过了两年多，而距离它1805年首演也过了十八个月的光景。首版乐谱的扉页印着《“英雄”交响曲》［Sinfornia Eroica］，其后则出现“为了纪念一位伟人而作”［composta per festeggiare il sovvenire di un grand Uomo］。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涌现出来。这个副标题或许指代称帝之前的拿破仑，抑或指代贝多芬心中的另一位“伟人”（可能的候选对象包括普鲁士的路易斯·斐迪南亲王［Prince Louis Ferdinand］，他在1806年同法军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我本人更加倾向于另外一种观点。就在这部作品即将印刷的1806年，贝多芬有意将标题和副标题的所指扩大到不止限于单独的个体，而是一种理念或神话人物。他们的英雄主义通过这部交响曲的力量和分量予以展现，而他们的牺牲则由第二乐章的葬礼进行曲予以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