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交响曲》的萌芽

《“英雄”交响曲》的起源不同于贝多芬创作的其他作品。对于“起源”［origins］，我认为有两层基本含义。从广义而言，它指代一部作品同他以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创作此曲的相关语境之间的关系。从狭义而言，它指代我们从丰富证据（特别是草稿记录）中获得的关于这部交响曲早期创作构思的知识。这部交响曲的现存草稿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被人部分所知，并在学术和流行文本中被广泛引用。然而，《“英雄”交响曲》的全部草稿直到最近才被完整抄写并出版。这样一来，我们对于此曲早期创作阶段的追溯就变得更加明了。[12]

让我们从宏阔的背景展开讨论。1802年，贝多芬开始成为维也纳乃至整个欧洲迅速崛起的作曲家。在贝多芬写给弗朗兹·魏格勒的那封言及耳聋症状的同一封信件中，作曲家声言自己同时创作三到四部作品。出版商们对他的作品趋之若鹜，而他在十年前自莱茵河畔怀揣的艺术梦想，如今已经实现。[13]

到了1802年，贝多芬不仅创作了《第二交响曲》、清唱剧《基督在橄榄山》［Christus am Ölberge］，三首小提琴奏鸣曲（Op.30）和其他一些作品，而且还在钢琴变奏曲领域贡献了两首新作。其中之一是《F大调钢琴变奏曲》（Op.34，包括原创主题和六个变奏段）；另一首则是《降E大调钢琴变奏曲与赋格》（Op.35，包括十五个变奏段）。两首作品分别表现出引人注目的创新特征。作品34号的每个变奏段采用不同的调性和节拍。作品35号在篇幅长度和内容范畴上更为广大，且以一首赋格作为终结。此曲更为引人注目之处，乃是它同《“英雄”交响曲》的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