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让一名警员载我到莱斯托夫以北，靠近桥梁的地方。这一区我不太熟悉。我念书的时候当然上过岛，也曾造访那片废墟，此后偶尔也有来，但我当年多半是在别处晃悠。糕饼店和小工坊外面钉有本地的指路牌，我依照其指示来到一座漂亮的广场，那里有个电车站。我在一家以沙漏为徽记的安老院和一家香料店之间等着，空气中弥漫着肉桂的气味。
电车伴随着叮当的铃声驶来，在轨道中左摇右晃，尽管车厢不太满，我却没有坐下。我知道，随着我们一路往北驶向贝歇尔市中心，乘客将陆陆续续上车。我站在窗边，望着城中陌生的街道。
我想起那女人凄惨地蜷缩在旧床垫底下的场景，周围还有来回嗅探的食腐动物。我用手机给诺斯丁打了个电话。
“那床垫有送去检测微量证物吗？”
“应该有吧，长官。”
“去核实一下。假如技术人员已经在检测，那就没问题，但布莱密夫和他的搭档有可能把证物弄得一团糟。”也许她才刚入行。我们若是再迟一星期发现，没准她的头发就是闪亮的金色了。
河边的区域错综复杂，许多建筑都有一百年，乃至数百年的历史。电车轨道穿梭于贝歇尔偏僻的小路中，沿途的房屋至少有半数看着仿佛要朝我们倾倒下来似的。电车摇摇摆摆，逐渐减速，跟随着本地与异地的车辆来到一片交错区域，此处的贝歇尔建筑全是古董店。近年来，这门生意颇为兴旺，可与城中任何行当媲美，当人们清空祖上留下的寓所时，往往将世传的物品擦拭一新，以换取若干贝歇尔马克。
有一部分社论撰写者持乐观态度。尽管政党首领们在城邦议会中互相无情地斥骂，但各党派的新一代成员却携手将贝歇尔的发展放在首位。每一笔外资注入——大家都很吃惊竟然真有外资投注——都带来一片喝彩。甚至有几家高科技公司最近也迁了进来，不过很难相信是由于贝歇尔自诩为“硅港”的缘故。
我在瓦尔王的雕像附近下车。市区非常繁忙：我停停走走，不时向市民和本地的游客道歉，小心翼翼地刻意无视另一些人，最后来到重案中心那方方正正的混凝土大楼跟前。两队游客正在贝歇尔导游的引领下观光。我站在台阶上，顺着尤洛巴街观望，试了好几次才接通信号。
“柯维？”
“长官？”
“你熟悉那地方：有可能涉及越界吗？”
片刻的沉默。
“似乎不太可能。那里基本上是全区域。整个波各斯特村住宅区肯定都是。”
“不过冈特街上有些地方……”
“对。但最近的交错区域也在数百米开外。他们不可能……”对凶手来说，风险实在太大。“我觉得可以假设没有越界行为。”她说。
“好吧。让我知道你的进展。我这就回总部。”
我手上还有其他未结的案子，需要处理相关的文案表格，它们就像盘旋的飞机，依次排队等候。一名女子被男友殴打致死，尽管我们已对凶手展开追踪，机场也张贴了肖像，他却依然在逃。老头司帖林伏击一名破门而入的嗜毒者，却被自己手中所持的扳手一击致命。这件案子难以了结。一名叫阿维德·阿维德的青年男子遭到种族主义者的袭击，头磕在路沿上，鲜血直流，而一旁的墙上则写着“伊布鲁垃圾”。这件事我跟特别调查组的同事申沃伊合作，他在阿维德遇害前，就已秘密潜入贝歇尔的极右翼组织。
我正在办公桌前吃午餐，拉米拉·雅泽克打来电话。“刚盘问完那群小家伙，长官。”
“怎么样？”
“你应该庆幸，他们不太了解自己的权利，不然的话，诺斯丁可能会面临起诉。”我揉了揉眼睛，咽下口中的食物。
“他干什么了？”
“巴里奇的伙伴塞尔吉夫嘴硬，诺斯丁抽了他一嘴巴，还说他是主要怀疑对象。”我不禁咒骂一句。“还好不算太重，至少让我更容易扮‘好警察’。”我们吸取了英语中“好警察，坏警察”的说法，并予以活用。诺斯丁属于太容易转向粗暴盘问的类型。有些嫌疑人需要特殊的方法来对付，比如在审问过程中让其滚落楼梯，但爱顶嘴的少年不在此列。
“总之，没什么大碍，”雅泽克说，“他们的叙述都说得通。他们四个躲在树丛里。或许有那么一点不守规矩。他们在那儿呆了至少几个小时。在此过程中——别问得太细，你最多能得到一句‘天还黑着’——其中一个女孩看到那辆面包车从草地上开进滑板场。她也没多想，因为不管白天黑夜，总有人去那儿交割生意，丢弃物品，等等，干什么的都有。那辆车绕了个圈子，经过滑板场，然后又开回来。过了一会儿，就飞快地离开了。”
“飞快地？”
我在记事本上草草涂鸦，并尝试单手调出电脑里的邮件。连线断了好几次。附件太大，系统的性能也不够强。
“对。匆匆忙忙，减震器负荷很重。所以她才注意到那辆车离开。”
“关于车辆的描述？”
“‘灰色。’她对面包车的型号不太在行。”
“给她看图片，看看是否能鉴别出制造商。”
“好的，长官。我会让你知道结果。后来，至少又有两辆车来过，不知干什么的，据巴里奇说，是来交易的。”
“那可能会扰乱轮胎痕迹。”
“那女孩犹豫不决，大约一小时后，才向其他人提起那辆面包车，于是他们过去查看，没准它是来扔东西的。据说有时候能捡到杂七杂八的旧货，音响、鞋子、书籍之类的。”
“然后他们发现了她。”有些邮件已传送进来。其中一封来自拍摄照片的现场勘察员，我点开邮件，开始浏览相片。
“他们发现了她。”
嘉德勒姆警长把我唤进办公室。他通常语声轻细，故作亲切，矫饰的成分太过明显，但他总会放手让我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他一边敲打键盘，一边咒骂，而我就坐在一旁。我看到他的显示屏边框上贴着纸条，多半是数据库密码。
“是吗？”他说，“住宅区？”
“是的。”
“在哪儿？”
“南部，郊区。年轻女子，身上有刺伤。舒克曼已经在检验。”
“妓女？”
“有可能。”
“有可能，”他一边说，一边将手放在耳边作聆听状，“但是。我能听出来。好吧，继续，跟着感觉走。你要什么时候乐意，就跟我说说那个‘但是’的原因吧？谁是你下属？”
“诺斯丁。我还找了个巡警来帮忙。柯维。一级警员。她熟悉那一片。”
“是她的巡区？”我点点头。差不多。
“还有什么没结的案子？”
“我手上？”我告诉了他。警长点点头。即使还有其他案子，他仍允许我抽出时间继续调查“佚名女”。
“你有看整个过程吗？”
现在时间是晚上不到十点，距离我们发现被害人已有四十多小时。柯维驾车——虽然我们的车没有警徽，但她并不掩饰自己的制服——在冈特街附近转圈。昨晚我归家很迟，早晨也曾独自来此，但此刻我再次回到这一街区。
交错区域主要存在于较为宽阔的街道，当然其他地方也有，但在如此偏远之处，基本上是大片的全整区域。古老的贝歇尔式建筑，窗格繁密，屋顶倾斜陡峭：这些破旧工厂和仓库至少有数十年历史，窗玻璃往往早已碎裂，即使它们仍在运作，也只发挥了一半的效能。有些建筑的门窗被封死，而杂货店门前也拉起了铁丝网。还有一些更为老旧破落的门面，也都是典型的贝歇尔风格。一部分房屋被改造成礼拜堂和药店，另一些则毁于火灾，残存的焦炭间，原本的样式隐约可辨。
此处不太拥挤，但远远算不上空旷。户外的人群仿佛永久存在的布景。今天早晨人比往常少，但并非十分显著。
“你有看舒克曼验尸吗？”
“没有，”我正对照着地图观察经过的区域，“我到的时候他已经收工了。”
“怕呕吐？”她说道。
“不是。”
“嗯……”她一边微笑，一边驾着车拐过一个弯，“就算是你也不会承认。”
“对。”我说道，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她指给我看各处地标。我没告诉她，我今天已经来考德维纳查看过了。
柯维并未试图掩饰她的警服，如此一来，见到我们的人不会以为我们意图施行诱捕；同时，我们也没驾驶蓝白相间的警车，这意味着，我们不是来骚扰的。多么微妙的默契！
周围大多数人都在贝歇尔，因此我们可以观察他们。长久以来，贝歇尔服装的样式与色泽单调又呆板——被称为没有时尚的时尚——而贫穷更剥夺了美感。另一部分人的着装则不同，但我们意识到他们身处异地，因此必须视而不见，然而贝歇尔年轻人的服饰与父辈们相比，却较为鲜艳有型。
贝歇尔的男男女女基本上只是从一处走去另一处（这还用说吗？），有些人刚下夜班，有些人出外串门，有些人则去商店。尽管如此，这里仍有不少鬼鬼祟祟的家伙，我们沿途察看，对他们构成了威胁，而他们的疑虑也不能说是纯粹的无中生有。
“今天早晨，我找到几个曾经有联络的本地人，”柯维说，“询问他们是否听到什么风声。”她驶过一片较为阴暗的地区，交错区域的平衡比例有所变化，我们保持沉默，直到周围高耸的街灯再次变得熟悉起来。灯光下——我们所在的街道循着透视的角度弯曲延伸——有一群依墙而立的妓女。她们警惕地看着我们接近。“我运气不佳。”柯维说。
在调查中，她甚至没能收获一张照片。她去得太早，只能找到一些台面上的线人：烟酒店职员，或者本地的牧师。那些牧师任职于低矮的教堂内，属于最后的工人教士[1]，他们都是勇敢的长者，胳膊上文有镰刀十字，身后的书架上则搁着古铁雷斯[2]，饶申布士[3]，卡南·巴纳纳[4]等人的贝歇尔语译著。柯维别无他计，唯有向闲坐在门口的人们询问波各斯特村的状况。他们听说了谋杀案，但一无所知。
如今，我们有了一张照片。是舒克曼给我的。我们从车里钻出来，我挥了挥照片：动作很明显，故意让那些女人看见，这样她们就会明白，这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而不是来抓人。
柯维认识其中一些人。她们一边抽烟，一边注视着我们。天气很冷，我跟所有人一样，诧异于她们套着丝袜的腿。当然，我们影响了生意——许多路过的本地人抬头看到我们，便又望向别处。我见到一辆警车缓缓驶过，使得车流减慢下来——一定是发现了易于拘捕的目标——但司机和客座上的人看到了柯维的制服，于是一边重新加速，一边行了个礼。我朝他们的车尾灯挥手回礼。
“你们想干什么？”一个女人问道。她穿着廉价长筒靴。我给她看照片。
他们已将“佚名女”的脸清理干净。脸上仍留有痕迹——化妆底下看得出擦伤。他们有能力把相片中的伤口完全消除，但这些伤口带来的震撼对盘问很有帮助。这是她头发被剃光之前拍的照。她看上去并不安详，反而很焦躁。
“我不认识她。”“我不认识她。”我没察觉有谁认出她来却迅速加以掩饰的。她们聚集在昏黄的灯光下，三三两两的嫖客在周围的黑暗角落里徘徊。照片在她们手中传递，有些人发出同情的慨叹，但没人认得“佚名女”。
“怎么回事？”有个女人向我要名片，于是我给了她。她肤色黝黑，祖辈是闪米特人或土耳其人。她的贝歇尔语带有口音。
“我们正在调查。”
“我们需要担心吗？”
我一时闭口不言，柯维说：“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会告诉你的，塞拉。”
我们造访了一群在弹球房外喝烈酒的年轻人。柯维跟他们开了几句低俗玩笑，然后让他们传阅照片。
“为什么找他们？”我压低嗓音问道。
“这些是刚入道的帮派成员，长官，”她告诉我，“注意看他们的反应。”但他们没有流露出任何知情的迹象。他们还回照片，冷淡地接过我的名片。
我们在其他聚会场所重复这一过程，每次过后都远远地躲在车里，等上几分钟，以便让有困扰的成员溜出来找我们，诉说零星的异状，如此或可间接地帮助我们寻找女死者的具体身份与家庭。没人来找我们。我给许多人发了名片，对于少数据柯维说较为重要的人物，则在记事本中写下名字与详情。
“我认识的人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她说。有一部分人认出了她，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对待她的态度。等到我们一致同意收工，已是凌晨两点多钟。半盈的月亮已然消失：最后一轮调查过后，我们驻足于街头，路上空荡荡的，连最迟的夜游客也已离去。
“她依然是个问号。”柯维很惊讶。
“我去安排在这片区域张贴海报。”
“真的吗，长官？警长会同意？”我们压低声音。我用手指勾住一道铁丝网，其内部的空地中只有水泥块和灌木。
“对，”我说，“他最终会接受。那不算太过分。”
“需要数名制服警员花上几个小时，而且他也不会……不会为了……”
“我们得设法鉴定出死者的身份。该死，我自己来贴。”我打算把海报送到全市各个分局。假如“佚名女”的情况与我们的直觉相符，等到查出她的名字，仅有的一点点线索也将消失殆尽。我们的时间在流逝。
“你说了算，长官。”
“不是那么回事，不过这件事我的确有一点点发言权。”
“我们回去吧？”她指了指车。
“我坐有轨电车。”
“当真？不是吧，那得要好久呢。”但我挥挥手表示无所谓。我独自离开，唯有自己的脚步声和小巷中癫狂的狗吠一路相伴，而昏暗的街灯也逐渐被异邦的橙光所掩盖。
与在外面相比，舒克曼在实验室里较为沉静自制。我正跟雅泽克通电话，向他索取昨天盘问年轻人的录像，这时舒克曼联系我，要我过去一趟。当然，实验室里很冷，充斥着化学药品的气味。巨大无窗的房间里布满了黑乎乎，沾满污渍的家具，有木制的，也有铁制的。墙上挂着几块留言板，密密麻麻地贴满纸片，仿佛是从上面长出来似的。
房间的角落和工作台边缘似乎隐藏着尘埃，但我用手指划过突起的防溢闸旁一条看似污秽的凹槽，手指却是干净的。那都是陈年的旧污渍。舒克曼站在铁制解剖台的尽头，“佚名女”躺在解剖台上，盖着一块略微肮脏的布，脸部暴露在外，双目圆睁，而我们正在谈论她。
我望向哈姆辛内奇。他也许只比女死者略为年长。他双手相扣，恭敬地站在一旁。不知是否巧合，他刚好站在一块钉纸板旁边，那上面除了明信片与备忘录，还有一块小巧华丽的真言书匾。对于杀害阿维德·阿维德的凶手来说，哈穆德·哈姆辛内奇也是“伊布鲁”。如今使用这一称谓的，主要是老派守旧人士和种族主义者，也有人将它当作自取的名号，以彰显其愤世嫉俗：贝歇尔最著名的嘻哈乐团之一就叫“伊布鲁WA”。
当然，理论上讲，被赋予这一称谓者，至少有一半并不确切，甚至是荒谬可笑的。然而两百多年来，寻求庇护的巴尔干难民使得城中穆斯林人口迅速增长，“伊布鲁”在古贝歇尔语中指犹太人，现在却也被安到了新移民身上，成为对这两种族群的通称。新来的穆斯林的定居之处正是以前的犹太人街区。
即使在难民到来之前，贝歇尔的这两个少数族群就已结成传统上的联盟，有时是为了互娱互乐，有时则出于惧怕，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在我们的老笑话中，常常嘲讽排行中间的孩子愚蠢，但鲜少有市民知道，它源自数百年前贝歇尔首席拉比与大阿訇的一段诙谐对话，讥讽贝歇尔东正教会缺乏节制。他们一致认定，古老的亚伯拉罕信仰具备智慧，新兴的亚伯拉罕信仰充满活力，而贝歇尔东正教会两样都欠奉。
在贝歇尔历史上，很久以前便产生了一种叫作“联营咖啡座”的店铺：穆斯林和犹太咖啡馆相邻而设，各有各的柜台与厨房，分别提供清真食品与犹太洁食，但卸除隔墙，共用同一个店名，同一块招牌，同一批餐桌。不同种族的人们结伴而来，向两边的店主致意，然后便坐到一起，只有各自去点餐时才短暂地分开，而无信仰者则炫耀似的从两边同时购买。至于“联营咖啡座”究竟是一家店还是两家店，要看提问者是谁：假如是房产税征收员问的，那肯定是同一家。
如今，贝歇尔的族群聚居区只是建筑上的概念，而非官方的政区划分，无论是摇摇欲坠的旧屋，还是新建的中产住宅，都与风格迥异的异地建筑挤在一起，呈犬牙交错状。然而，这毕竟是城市的现实，而不仅仅是隐喻，哈穆德·哈姆辛内奇在研究过程中也会面对种种不快。我对舒克曼的看法略有改善：以他的年纪与性格，哈姆辛内奇在他面前仍能自由地展示信仰，这或许让我稍稍有点惊讶。
舒克曼没有掀开“佚名女”身上的布。她躺在我们之间。他们作了一些处理，使得她看上去仿佛宁静地沉睡着。
“我已经把报告发到你的电邮，”舒克曼说，“二十四五岁，女性。除了已经死亡之外，整体健康良好。死亡时间是前天半夜，当然，会有少许出入。死因是胸前的穿刺伤。共四处，其中之一戳入心脏。像是锥子或长钉之类的，不是刀具。她的头部也有一处重伤，还有许多零零碎碎的擦痕。”我抬起头。“在头发底下。她的头部侧面曾遭到重击。”他缓缓地挥动手臂，模仿击打动作。“颅骨左侧。我猜那一下把她打晕了，至少让她跌倒在地，晕眩无力，然后才是致命的刺伤。”
“被什么东西打的？头上那一下？”
“沉重的钝物。有可能是拳头，但我觉得不像。”他娴熟地掀开布的一角，展示出死者的头部侧面。该处的皮肤呈现出丑陋而毫无生气的瘀青色。“你瞧！”他示意我凑近她剃光的头皮。
我一靠近便嗅到了防腐剂的气味。深褐色发根间有若干结疤的细小刺痕。
“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他说，“并不太深。我想应该是她倒下时碰到的。”这些伤口的大小类似于笔尖刺入皮肤，杂乱地覆盖了大约一掌宽的面积。其中有的呈细线状，长约几毫米，中间较深，两头逐渐变浅，直至消失。
“有没有性交的迹象？”
“最近没有。因此，假如她是妓女，有可能是因为拒绝某种服务而导致如此悲惨的下场。”我点点头。他等待着。“我们已把她清洗干净，”他最后说道，“她浑身覆盖着泥尘与草渍，但考虑到她躺卧的地方，这应该在意料之中。另外，还有铁锈。”
“铁锈？”
“到处都是。有许多轻微的擦伤与割伤，大多是死后造成的，再加上许多铁锈。”
我再次点点头，皱起眉头。
“防御性伤口？”
“没有。是出其不意或者从背后袭击的。尸体上还有若干类似刮痕的印迹。”舒克曼指向一片磨损的皮肤。“说明她曾遭到拖拽。凶案过程中造成的损害。”
哈姆辛内奇欲言又止。我抬头瞥了他一眼。他悲哀地摇摇头：没什么。
[1]译注：以传教为目的参与世俗职业，体验工人生活的牧师。20世纪40年代出现在法国，但也传播至许多其他国家。
[2]译注：古斯塔沃·古铁雷斯·梅里诺，1928年生，秘鲁神学家，多明我会教士，为《解放神学》一书的作者与解放神学的代表人物。
[3]译注：沃特·饶申布士（1861—1918），德裔美国神学家，在纽约担任牧职时，接触到都市低下阶层，感受到劳工阶层所面对的剥削及社会罪恶，随着到欧洲深造，研究经济及劳工问题，逐渐形成了他的“社会福音”理论。
[4]译注：卡南·巴纳纳（1936—2003），津巴布韦第一任总统，也是卫理公会牧师，曾参与了“黑人虔诚理念解放运动”，成为非洲联盟议会的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