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与君倾城恋，痴嗔半生缘
岁月荡子，兰成其人
“我不但对于故乡是荡子，对于岁月亦是荡子。”
在《今生今世》里，胡兰成自比为荡子。所谓荡子，本来指远离故乡的羁旅之人，取自乐府诗“秋风明月独离居，荡子从戎十载馀”一句，后来形容那些放荡不羁爱自由者。
胡兰成浪荡一生，从乡间地头跋涉至上海街头，游离于常人世界之外，活脱脱一副荡子形象。
胡兰成生于1906年2月28日，又名张嘉仪。他是浙江嵊县下北乡的胡村人，家中七个儿子，他排行老六。
胡兰成的父亲胡秀铭是个茶栈的伙计，有过两次婚姻，都属于旧式包办婚姻。胡秀铭的第一个妻子宓氏生了两个儿子后，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了。
之后，胡秀铭续娶了吴氏，也就是胡兰成的母亲吴菊花。
胡兰成出生的时候，母亲已经41岁了。按理说，中年得子，理应极尽溺爱，但因为儿子众多，胡兰成并没有得到过多宠溺。
小时候，胡兰成就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凉薄。
每当看见夕阳落山，山上叫唤的羊，桥上行走的人，以及桥下湍急的流水，年幼的胡兰成就会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惆怅感。他曾这样写道：“我在郁岭墩采茶掘番薯，望得见剡溪，天际白云连山，山外即绍兴，再过去是杭州上海，心里就像有一样东西满满的，却说不出来。若必说出来，亦只能像广西民歌里的：‘唱歌总是哥第一，风流要算妹当头。出去高山打锣望，声鸣应过十二州。’”
胡兰成眺望着家乡山水，渴慕着远方的风景，他的野心呼之欲出。
胡兰成十三四岁的时候，胡村曾发过一次大水，路上一片汪洋，全村人都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抢救桌椅、牛羊，而胡兰成无动于衷，站在楼上观看。眼看外面风雨飘摇，他竟然一时兴起，不知好歹地唱起歌谣，连母亲也忍不住呵斥：“你到底是人还是畜生？”
胡兰成已经是懂事的年龄了，他本该帮家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却偏偏袖手旁观。
还有一次，父亲带胡兰成游西湖，他原本很开心，后来莫名其妙生起气来，眼看湖水弄湿了父亲的鞋，他却不告诉父亲，心中报复似的荡起幸灾乐祸的快感。
俗话说：“三岁看老。”
从胡兰成这些无情的行为来看，他后来成为汉奸似乎也不奇怪。
不过，除了此类小插曲外，胡兰成的童年还是相对幸福的。虽然家里经济并不宽裕，但父母相敬如宾，倒也其乐融融。在胡兰成的笔下，父亲豁达慷慨，母亲平静和悦，两人闲时对坐小饮，若一对不老的金童玉女。
美中不足的是，父亲胡秀铭爱多管闲事，这多少让母亲有些不满。
有这样一件事，将胡秀铭这一性格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距离胡村40里地的俞傅村，有一户农家因为田产与乡绅发生纠纷，胡秀铭自掏旅费和诉讼费，帮着农家打官司。官司打了两年，从县里打到市里，终于赢了。可没想到，农家的妻子反而抱怨起来，说官司虽然赢了，却浪费了时间和钱财。
胡秀铭吃力不讨好，心里自然很难过。
不过，他的所作所为被俞傅村的一个财主看在眼里，他对胡秀铭产生了敬意，两人成为莫逆之交。这个财主娶了两房妻子，却没有孩子。他看到胡秀铭家人丁兴旺，便想让胡秀铭过继一个儿子给他。
于是12岁那年，胡兰成便被过继给了俞家。
虽然过继给了俞家，但除了寒暑假，胡兰成大部分时间仍待在亲生父母的家里。不过，俞家家底丰厚，在胡兰成的教育方面功不可没。
胡兰成13岁时，在胡村的学堂里念初中，他的成绩不错，随后考进了绍兴第五师范附属高小。
刚进学校那会儿，班里只有他是乡下娃，其他同学都是城里人，所以他总是被人欺负。
高小毕业后，胡兰成考进第五中学，他在五中只读了一个学期，后来因为学生闹风潮，第二个学期没有开课，胡兰成便回到了胡村，相当于辍学了。
直到后来，在俞家的资助下，胡兰成重新前往杭州蕙兰中学读书。胡兰成在蕙兰中学读了四年，眼看就要毕业了，却被开除了。
那时，胡兰成是学校校刊的英文总编辑，他收到一篇投稿，反馈一个同学因为账目问题，被罢免了青年会干事一职。看到这篇文章后，校刊顾问方同源认为不能刊登，否则会影响到教会名誉，但胡兰成不听，坚持把这则新闻登了出来。方同源知道后大骂胡兰成，两人扭打起来。方同源气急之下，以辞职来要挟校长开除胡兰成，最后胡兰成真的被开除了。
就这样，胡兰成结束了求学生涯，重新回到胡村。
胡兰成回家后不久，婚事便被提上日程。女方是邻村唐家的女儿唐玉凤，她比胡兰成大一岁，没念过书。胡兰成不想违背父母的意愿，便同意了这门亲事。
遗憾的是，在胡兰成即将举行婚礼前，他的父亲去世了。按胡村的规矩，家里遇到丧事后，一段时间内不能办喜事。不过，胡秀铭临终前特意强调婚事不能改，所以婚礼还是如约举行。
婚后，胡兰成在胡村的小学当老师，唐玉凤任劳任怨照顾全家上下。老师工资很低，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一天，胡兰成突然接到一封信，录取他去杭州邮政做政务生。他是5年前报的名，没想到隔了这么久才被录取，虽然有些意外，但终归是件好事。邮电局工资很高，一个月就有35块银圆，顶得上老师半年的工资。很快，胡兰成独自前往杭州工作，每个月都会寄25块银圆给家里，剩下10块银圆留给自己。
邮电局是铁饭碗，只要好好干，就可以做到退休。但是，胡兰成年轻气盛，去了没多久，就不经意顶撞了上司，上司恼羞成怒，把他给解聘了。
胡兰成无处可去，只能赋闲在家。21岁的他，手上有大把时间，每天无所事事，靠钓鱼打发时间。钓鱼讲究心平气和，胡兰成却心浮气躁，总在钓鱼时思索自己未来的路。
当时，唐玉凤已有身孕，可胡兰成对此不管不问，只顾着自己。他看过外面的世界之后，自然不甘心囿于小小的胡村。
于是，他一路借钱做路费，辗转来到北京。在朋友的引荐下，谋到一份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室当文书的工作。后来，他先后在南京、杭州、萧山、南京等地工作，基本都是在师范学校或中学做教员。
这10年间，他就像一只陀螺，在四处谋职和失业在家之间旋转，稀里糊涂地过了一天又一天。
直到1936年，胡兰成开始参与政治，他的生活才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在广西工作时，胡兰成受人所托帮忙办报，本是宣传造势，没想到他借着发言的机会大唱反调，惹怒了广西当权者，被关押了33天。不过却也因祸得福，在政坛崭露头角。
上海沦陷后，胡兰成成为《南华日报》主笔，他发表了《战难，和亦不易》等社论，为汪精卫洗白。这篇文章碰巧被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看到，极为赏识，于是大力向汪精卫举荐胡兰成。
自此，胡兰成平步青云，逐步成为汪伪政府的“御用文人”，担任宣传部政务次长。汪精卫尊称他为“兰成先生”，殷殷垂询，以卿相之礼待之。胡兰成好不得意，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明主”，期待在乱世建立一番功业。
然而，胡兰成骨子里到底还是旧式中国文人，他身上有着书生的迂腐气，一点也不懂为官处世之道，很快就在尔虞我诈的斗争环境中被边缘化。
眼见自己在汪精卫面前失宠，胡兰成内心抑郁，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用文人的方式发泄情绪。他闭门三天，写了一篇万字社论，表达对时局的见解。在这篇文章中，胡兰成提出了“日本必败、汪精卫政府必亡”等观点。
文章传出去后，招致汪精卫的不满。汪精卫亲自下令，将胡兰成关进上海路十二号——苏成德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看守所。
牢房里不见天日，窗户都被钉死了，里面只有地铺、桌凳和电灯，门也被锁得死死的，外面还有士兵持枪看守。
刚进来时，胡兰成害怕得浑身发抖，想划根火柴点烟壮胆，可手竟颤抖得连火柴都擦不着。
胡兰成感到绝望，自叹命不久矣。精神恍惚之下，他在地上捡到一根针，用细针在桌上刻下一句白话诗：花呀，以你的新鲜，补你的短命吧。
胡兰成借着鲜花的命运，来表达自身境遇之悲。他因文发达，却也因文获罪，成败皆在笔下。
被关押了48天后，胡兰成最终被池田等日本人救出。事后，胡兰成用“异国存知己，身边动刀兵”来形容这件事。
自此，他和汪精卫彻底决裂，转而将日本人视为再生父母。
有缘邂逅，怦然心动
张爱玲在《爱》中讲：“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遇见胡兰成那年，张爱玲23岁。
彼时，她是作家，他是读者。
1943年10月，苏青创刊《天地》月刊，有意向胡兰成约稿，胡兰成读了苏青写的《论言语不通》一文后，便回了篇《“言语不通”之故》寄给苏青。不久，《天地》第二期新鲜出炉，巧的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名字同时出现在这期杂志的目录里，他们的一世情缘也由此拉开帷幕。
南京石婆婆巷20号小院，一个初冬的午后，胡兰成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翻阅起《天地》杂志消磨时光。
就这样，在密密麻麻的文字间，胡兰成与张爱玲相遇了。
读到张爱玲的《封锁》一文后，原本躺在藤椅上的胡兰成，忽然感觉眼前一亮，身体不知不觉坐直起来，读完一遍后爱不释手，又细细从头再读一遍，还煞有介事地推荐给朋友胡金人看。
过后，他写信给苏青，打听“这个署名为张爱玲的人是谁”。询问之余，他还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封锁》的评论寄出去，从头到尾全是溢美之词。不料，这篇评论还没发出来，胡兰成就锒铛入狱了。
苏青是张爱玲的编辑，她知道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于是回复：“是个女子”，只此一句，没有任何多余言辞。
苏青敷衍的回复，反而激发了胡兰成对张爱玲的好奇，他搜罗张爱玲已经发表过的作品来读，比如《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和《心经》等。胡兰成读得越多，就愈发佩服张爱玲的才华，从而逐渐萌生出想见她一面的想法。
隔了一个月，新一期的《天地》杂志发行，胡兰成下意识地去翻看张爱玲的文章，这一期刊登的是散文《公寓生活记趣》，散文并非虚构，而是写实，胡兰成透过文字，触摸到张爱玲的生活，知道她的公寓里有“滴着生锈的黄浆的热水管”和“染了斑驳的水痕与霉迹的墙纸”，他感到“这就是真的了”，更坚定了想见张爱玲的想法。
1944年2月，胡兰成获释出狱，他一下火车没有先回家，而是径直去上海。二月的上海，空气里依旧弥漫着冬日的湿冷，胡兰成的心情却像夏日暖阳般明媚，他来到苏青的办公室，和她一起上街吃了顿蛋炒饭，并向她打听张爱玲的住址。苏青起初不肯透露，但经不住胡兰成的软磨硬泡，最终还是将地址告诉他：静安寺赫德路192号爱丁堡6楼5室。
胡兰成拿到住址后，第二天一大早就兴冲冲地前去拜访。这天是农历正月十一，立春的前一天。
不料果然如苏青所言，胡兰成吃了闭门羹。无奈之下，他只好把自己的姓名、电话和地址写在纸上，塞进门缝里，期待能被张爱玲看到。
乘兴而来，扫兴而去，胡兰成有些失落。不过他很快安慰自己：张爱玲不轻易见人，这正好说明她和普通人不同，这样的人才更值得拜见。
张爱玲虽然没有开门，但看到胡兰成递进来的纸条后，还是心里一惊。此前，她早已对胡兰成其人其文略有所知。听说胡兰成入狱后，她还曾和苏青一起去周佛海家说情，想办法营救他。
为一个陌生人奔走求人，本也一点不符合张爱玲的做派。或许是冥冥之中缘分牵引，又或许是碍于苏青的面子，“救人”之事就这样奇妙地发生了。
后来，据胡兰成自己所言，张爱玲是“动了怜才之念”才这么做的。但仔细想想，胡兰成把一身才华都投注在政治上，而张爱玲素来不问政事，未必知道他的才名。比较合理的猜测是，苏青可能在张爱玲面前提起过胡兰成，还告诉她胡兰成打听和夸赞她的事情，这使得张爱玲对胡兰成心存感激，所以才在他落难时援手相助。
张爱玲和胡兰成虽未曾谋面，但对彼此印象很不错。
不过即便如此，胡兰成的到访实属唐突，张爱玲毫无准备，自然不肯见。
隔天的午后，张爱玲给胡兰成打电话，决定登门回访，约在他家里见面。
听到这个消息，胡兰成欢欣雀跃。
两人寓所离得不远，很快就见面了。
胡兰成对张爱玲的作品如数家珍，也见过张爱玲的照片。可见了面，还是有些震惊。
眼前的张爱玲，与他想象中的模样相去甚远。
照片里的张爱玲长发披肩，笑容清浅，看起来文弱安静，胡兰成误以为她是个单薄瘦弱的女子，没想到张爱玲个子很高。他说：“我一见张爱玲的人，只觉与我所想得全不对。她进来客厅里，似乎她的人太大，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
胡兰成万万没想到，文笔老练的张爱玲看起来“像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整个人怯生生的，羞涩不安地坐在那里，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更不像是个作家。
初见之时，胡兰成并不觉得她美，也不喜欢她。
去拜访胡兰成的那天，张爱玲没有刻意修饰。她当天的打扮落在胡兰成眼里，甚至显得有些寒酸，他觉得旗袍那么短，咖啡色呢子大衣显得有点旧，脚上的鞋子竟是一只黄色一只黑色，战时的文化人，生活原是这样苦。
不过，虽然张爱玲的年龄、外貌和性格，都与胡兰成的猜测完全不一样，但这并不影响两人交谈。第一次见面，他们就聊了5个多小时。
张爱玲不善言辞，却是个很好的倾听者。胡兰成滔滔不绝，他时而议论时下流行作品，时而分析张爱玲的文章好在哪，时而讲述自己的坎坷的前半生，如此种种，张爱玲并不觉得厌烦，只是静静地听着。哪怕胡兰成贸然问自己的稿费收入这种敏感问题，张爱玲也如实相告。
张爱玲曾说：“和人谈话，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得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烦了。”
天色渐晚，胡兰成送张爱玲走到弄堂口，两人肩并肩走着，胡兰成突然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
听到这话，张爱玲有些诧异，略有不快，但最终还是按捺住了愠气。
或许，胡兰成并非有意惹恼张爱玲，无非是想进一步拉近两人的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言：“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
张爱玲写过无数浪漫的爱情故事，自己却从没恋爱过，胡兰成这若即若离的撩拨，看似轻佻令人反感，实则怦然拨动了张爱玲的心弦。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谁也不曾想到，这一次普通的相见，竟成为张爱玲一生的牵绊。
有了这次见面后，胡兰成一发不可收拾，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跑去张爱玲家里看望她。
这一次，张爱玲穿着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在自己的房间招待他。她的形象与昨天迥然不同，这让胡兰成感到惊喜而刺激。
张爱玲家里的陈设，也颠覆了胡兰成对她的看法。前一天，胡兰成通过张爱玲普通的穿着和拘谨的表现，以为她是个贫穷的女作家，没想到她的房间竟如此华贵。这种华贵，不是暴发户式的炫耀，而是低调的贵族气质，“那陈设与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
待在熟悉的环境中，张爱玲是惬意放松的。然而在这种炫目的氛围中，轮到胡兰成紧张了，有如三国时刘备到孙夫人房中去时的胆怯，孙夫人的新房中隐布兵气，“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使胡兰成有不敢逼视之感。
虽然心里有些不安，但到底是胡兰成，他一坐又是很久，侃侃而谈。张爱玲依旧耐心听着，听到动情处，便会心一笑。
他们聊了很久，带着一种“似舞似斗”的心情。所谓“舞”，是展示才气；所谓“斗”，是暗自较量。一来一回之间，感情迅速升温。
胡兰成后来回忆道：“我在她房里亦一坐坐得很久，只管讲理论，一时又讲我的生平，而张爱玲只管会听。男欢女悦，一种似舞，一种似斗，而中国旧式栏上雕刻的男女偶舞，那蛮横泼辣，亦有如薛仁贵与代战公主在两军阵前相遇，舞亦似斗。民歌里又有男女相难，说书又爱听苏小妹三难新郎，王安石与苏东坡是政敌，民间却把来说成王安石相公就是黄州菊花及峡中茶水这两件博识上折服了苏学士，两人的交情倒是非常活泼，比政敌好得多了。我向来与人也不比，也不斗，如今却见了张爱玲要比斗起来。”
不过，胡兰成再卖力舞斗，却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连他自己也发觉“使尽武器，还不及她的只是素手”。
当胡兰成问起《孽海花》中影射张佩纶的典故，张爱玲便把祖母的诗抄给他看，还说“李鸿章千金擅诗”有夸大的嫌疑。对于张爱玲这种破坏佳话的态度，胡兰成很是钦佩。
张爱玲的出身，让胡兰成羡慕不已。他自己出身寒门，张爱玲显赫的家世，对他而言是一大诱因。
此次见面后，胡兰成对张爱玲生出攀附爱慕之心，感情陡然转变，从一开始的“不喜欢”，变成“动了情”。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那日，从张爱玲家中回去后，胡兰成仍觉意犹未尽，他挥笔给张爱玲写了第一封信。
胡兰成自诩才华横溢，却将这封信写得如同“五四”时期的新诗般幼稚。张爱玲收到信后大为惊奇，她一向不喜欢“新文艺腔”，觉得这类文章太过矫揉造作。后来，胡兰成自己回想起这封信，也觉得惭愧，怎么写得如此可笑。
换了别人写这样的信，张爱玲一定弃之不顾，可因为写信的人是胡兰成，她便特别留意起来，尤其是看到信中夸自己“谦逊”，对此颇感意外。
世人皆道张爱玲孤傲清高，唯独胡兰成，透过她的一言一行，读懂她冷漠背后的深情。
胡兰成与张爱玲只见了两面，即说出此话，这可能与张爱玲刚开始的怯场寡言有关。而张爱玲眼中的自己，对人生保持着俯首低眉的虔诚，这无疑是一种“谦逊”。
虽然此“谦逊”非彼“谦逊”，可张爱玲对胡兰成已然生出惺惺相惜之感。
张爱玲在回信中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一句“懂得”，意味深长。世事斗转星移，又有谁能真正“懂得”自己？
张爱玲的心思，胡兰成自是懂得。这以后，他每隔一天，就去家里找她。
可没过几天，面对胡兰成的殷勤往来，张爱玲忽然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她跟胡兰成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感情日笃，且胡兰成已有家室，又为汪伪政府做事，这份不合时宜的感情日后该何去何从？她的亲戚已有耳闻两人的来往，也都表示不妥，说小姐怎么能与汉奸在一起呢？何况，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这不过是一场“婚外恋”。
想着想着，张爱玲顿觉凄凉，索性递了张纸条给胡兰成，让他不要再去看她。
倘若是普通男子，面对此情此景，可能会知难而退。但胡兰成是情场老手，一眼便洞悉张爱玲态度骤变的原因。他知道，女子表面的忽冷忽热和反复无常，不过是她们陷入爱情泥沼的纠结使然。张爱玲如此这般，一定是爱上了自己。
接到纸条的当天，胡兰成故意装作不知，还是照常去张爱玲家里。见了她，绝口不提纸条的事，也不表白，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张爱玲内心本就犹豫，对于胡兰成的这一举动，倒也不排斥。两人心照不宣，承认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风流倜傥的他，谈吐风趣的他，用情不专的他，成为张爱玲一生的情劫。
不久以后，胡兰成跟张爱玲提到他曾痴迷地看过《天地》上张爱玲的玉照，说照片里的张爱玲“眼睛里有一种惊惶，看着前面！又怕后头有什么东西追来似的”。
张爱玲在《小团圆》里也提到过这张照片，说这是为了杂志刊登，专门到一家德国摄影师处拍摄的，因为非常贵，只洗了一张。
第二天，张爱玲便从抽屉中找出这张照片送给胡兰成，并在照片背面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骄傲如张爱玲，在爱情面前竟变得如此谦卑。这张照片，可以视作张爱玲的定情信物。
从初次见面到赠送照片，起初不经意的胡兰成和涉世未深的张爱玲，双双坠入这红尘情缘。
事已至此，心已沦陷。就如同张爱玲在《封锁》中所传达出来的理念：年龄不是问题，已婚也不是问题。
张爱玲至情至性，对他人的看法不在乎，对政治也不敏感，在她眼里，胡兰成是汉奸也罢，有妇之夫也罢，都抵不过一句“我爱你”。
他懂她，她爱他，这就够了。
那时，胡兰成与日本军界来往密切，为了办公方便，长期待在南京。但是，他每月都会回上海住八九天。
每当他在南京的时候，两人便鸿雁传情；每当他回上海的时候，总是先到张爱玲处，兴冲冲说一句“我回来了”，俨然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直到夜幕降临才打道回府。
张爱玲与胡兰成谈恋爱的方式很特别，他们很少花前月下海誓山盟，而是共处一室评书论画。在胡兰成面前，张爱玲完全打开了心扉，他们一起谈文学、艺术、哲学，从早到晚，夜以继日。
在遇见胡兰成之前，张爱玲是沉默的。
她的精神世界美丽而富饶，身边却没几个人欣赏得来。小时候，父亲尚能做她的听众，可自他沉迷鸦片之后，便只能作罢，再加上继母的教唆，父女关系陷入冰点；而她与母亲更是聚少离多，母亲只想让她做淑女，两人话不投机半句多；姑姑倒能听她说几句，可相处久了难免厌倦，有时抱怨“和你相处久了，使人变得非常唠叨”；至于炎樱，两人虽无话不谈，可炎樱中文水平一般，沟通起来有些费劲；说给苏青呢，她凡事讲求实效，领略不了文学的微妙之美。
遇见胡兰成之后，张爱玲欢喜得欲仙欲死，她将自己的一切展示给他看，也享受着他美妙的情话。胡兰成是个很好的听众，他每一句恭维都能说到张爱玲心坎儿里。在张爱玲看来，胡兰成说得对的地方，是懂得；说得不对的地方，是爱，不管怎样都是好的。两人在房间里说话，张爱玲有时喜不自胜，夸胡兰成：“你怎这样的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
闲暇时分，胡兰成和张爱玲喜欢翻看同一本书，边看边谈论诗词歌赋。当读到《诗经·大雅》中“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时，张爱玲大呼：“啊，真真的是大旱年岁。”念到《古诗十九首》：“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她诧异道：“真是贞洁，那是妓女呀！”看到《子夜歌》：“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她不禁叹息道：“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两人徜徉在这些千古流传的古老文字中，沉醉不知归路。
胡兰成自己也说：“在爱玲面前，我想说些什么都像生手拉胡琴，辛苦吃力，仍道不着字眼，丝竹之音亦变为金石之声，自己着实懊恼烦乱，每每说了又改，改了又悔。”
想当初，胡兰成还在张爱玲面前高谈阔论5个多小时，该有多少破绽呀！可那时的张爱玲看破不说破，也真难为她了。
如今角色反转，在博学的张爱玲面前，胡兰成根本开不了口，一开口就露怯。在西洋文学方面，他积累不足。在古典文学方面，他亦不如人。
张爱玲读古文学，书里的字句就像街上的行人一样和张爱玲打招呼，而他在旁边，只是个陪客。有一次，胡兰成想形容张爱玲行坐走立的模样，却口齿艰涩，张爱玲代为说道：“《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胡兰成觉得“淹然”两个字别有风味，却又说不出来好在哪里，张爱玲便耐心解释道：“有人虽遇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有人却像丝绵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
除了读书，他们还一起看画集。看的时候，胡兰成唯张爱玲脸色是从，张爱玲说哪幅画好看，他便随声附和，“听她说那一幅好，即使只是片言只语的指点，我才也能懂得它果然是非常好的”。有时候，张爱玲把自己作的画拿给他看，他一时没有主见，可当他得知这是张爱玲的作品时，溢美之词便喷薄而出。
他们一起听音乐时，也是一样的场景，凡是张爱玲认可的东西，胡兰成都觉得好。张爱玲在文章里说“民间小调里的鼓楼打更，都有一统江山的安定”，原本对这些小调不以为意的胡兰成，一下子改变了观念。还有一次，胡兰成为了装点门面，买了贝多芬的唱片来听。他虽然听不懂，可还是强迫自己每天听，心想贝多芬毕竟被奉为“乐圣”，音乐肯定有过人之处，他以为自己的高雅品位能赢得张爱玲的赞许，没想到张爱玲一句“我不喜欢弹钢琴”，就让他顿觉索然无味。
一天，胡兰成写了一篇论文，拿给张爱玲看。张爱玲看完后，一针见血指出问题，觉得文章体系过于严密。胡兰成按照张爱玲的建议，把文章修改了一遍，发现行文果然活泼生动起来。
胡兰成从张爱玲身上，学习了文化知识，提升了文艺审美，可谓“开了天眼”。张爱玲身上的每一个光环，从“贵族出身”到“美女作家”，从“学贯中西”到“精通书画”，都让胡兰成叹为观止。他对张爱玲顶礼膜拜，直称她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
胡兰成写了两篇文章评论张爱玲，分别是《评张爱玲》和《张爱玲与左派》，他将张爱玲与苏格拉底、卢梭、鲁迅等大师相提并论，甚至将她奉若九天仙女：“黄帝与共工大杀一通之后，战场上变得静寂了，这时来了一群女神，以她们的抚爱使宇宙重新柔和，她就是这样，是人与物的发现者。”
这些话虽然不切实际，但在张爱玲看来，却是十分受用的。张爱玲从小缺爱，她从胡兰成身上，得到了童年缺失的认可。
爱情的滋润，也让张爱玲才气焕发，作品高产且高质。这段时间，她创作了《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阿小悲秋》等小说，还写了大量散文，比如记录自己身世的《童言无忌》《私语》，还有谈论艺术的《谈音乐》《谈跳舞》《谈画》《忘不了的画》，以及《大人》《造人》和《中国人的宗教》等作品。
散文最能看出一个作家的性情和心境，或许是和胡兰成对谈时，张爱玲脑海中灵感频现，而胡兰成的惊羡又给了她更多自信，落在笔下便好句如珠，文采飞扬。
如此你侬我侬，一个以为得了闺中良伴，一个以为得了红颜知己，他们就像在永生之河中徜徉，面对着人世的美好。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他们两个在房里好像“照花前后镜，画面交相映”，他与她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
在胡兰成含情脉脉的注视下，张爱玲暂时忘却了世间纷扰，流连于岁月的温柔与平静之中。
此时的她，爱情甜蜜有加，事业顺风顺水，生活犹如鲜花着锦，过得好不滋润。
随着她和胡兰成关系愈近，她看世界的眼睛也逐渐温存起来，周遭的一切，仿佛加了一层滤镜般美好。
然而，胡兰成虽然与张爱玲出双入对，却不曾想过要给她未来，更没想过与她结婚，正如他后来在《今生今世》中写道：“我与爱玲只是这样，亦已人世有似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高山大海几乎不可以是儿女私情。我们两人都少曾想到要结婚。”
只恋爱不结婚，这大概是胡兰成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这世上，哪个女子不渴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呢？哪怕高傲如张爱玲，也不能免俗。
有一次，张爱玲幽怨地对胡兰成说：“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伤感了。”她也在信中提到过结婚：“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
当时，胡兰成的妻子唐玉凤已逝，他重新娶了全慧文，但又借口全慧文精神有问题，明目张胆地和舞女应英娣结婚，婚后又和张爱玲暧昧不清。
胡兰成周旋于不同女人之间，想求三全之美，设想着家有糟糠之妻料理家务，外有红颜知己相伴，时而还可挟妓出游，所谓真名士自风流。
不料，应英娣性子刚烈，她不堪忍受胡兰成的背叛，得知胡兰成与张爱玲交往后，在家里大哭大闹，后来执意提出“离婚”。
胡兰成没想到应英娣“竟与我离异”，他一脸委屈，仿佛错的不是自己，甚至在张爱玲面前哭哭啼啼，念起应英娣的种种好处来。这次，张爱玲破天荒地没有安慰他，只是冷冷看着他，既不劝说，也不同情。
应英娣的退出，反倒促成了胡兰成和张爱玲的结合。
相恋大半年之后，原本没有结婚打算的胡兰成改变主意，和张爱玲在1944年8月结婚。
那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3岁。
乱世之下，胡兰成担心张爱玲因为这桩婚事受牵连，因此，结婚时没有走法律程序，也没有张灯结彩举办婚礼。
不过，这也有可能只是胡兰成的托词。作家王一心在《张爱玲与胡兰成》中分析过胡兰成不愿公开举行婚礼的原因，他写道：“也有可能即是全慧文尚在，他不便张扬娶二房。时民国建业已三十多年，虽仍有人纳妾，毕竟既不再是件寻常的事，也不再是件光彩的事，更不是国民新潮人物所应为之事。若公开起来，张爱玲面上未必好看，恐怕这才是胡兰成不愿举行婚礼、而张爱玲竟也愿意悄悄地进行的真正缘故吧。”
结婚时，张爱玲只邀请了好友炎樱证婚，写下一纸婚书，上面写着：“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婚书前两句是张爱玲所撰，后两句出自胡兰成之手，旁边写炎樱为媒证。
婚书签完后，三人一起前往百老汇大厦吃饭，算作结婚庆宴。
新婚燕尔之际，张爱玲与胡兰成也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甜蜜时光。他们时常在房间内相伴嬉戏，“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耳鬓厮磨，有一种“树里闻歌，枝中见舞”之妙。
有一次，他们坐在沙发上谈起中国的姓氏。张爱玲说道：“姓崔好，我母亲姓黄亦好，《红楼梦》里有黄金莺，非常好的名字，而且写的她与藕官在河边柳阴下编花篮儿，就更见这个名字好了。”胡兰成问：“姓张呢？”张爱玲答道：“张字没有颜色气味，亦还不算坏。牛僧孺有给刘禹锡的诗，是这样一个好人，却姓了牛，名字又叫僧孺，真要命。”接着张爱玲又说胡姓好。胡兰成就说胡姓来自陇西，称安定胡，他的上代也许是羌，羌与羯氐鲜卑等是五胡。张爱玲道：“羌好。羌字像只小山羊走路，头上两只角。”
晚饭之后，两人常在灯下游戏。有一次，张爱玲用手指抚摸着胡兰成的眉毛，说道：“你的眉毛。”然后又摸摸他的眼睛，说道：“你的眼睛。”再摸摸他的嘴唇，说道：“你的嘴。你嘴角这里的涡我喜欢。”她有时也会傻傻地问胡兰成：“你的人是真的吗？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吗？”这句话引申一下，其实就像现代很多女孩子反复问男友：“你是真的爱我吗？”大多数女生在恋爱中，需要不断得到肯定的反馈，来确认这份爱的存在。
两人坐得很近，脸对脸看着，胡兰成有感而发：“你的脸好大，像平原缅邈，山河浩荡。”张爱玲笑起来：“像平原是大而平坦，这样的脸好不怕人。”
称赞女孩子脸大，这倒是比较稀罕。如今要是这么去搭讪，八成会被女孩子拉黑。不过张爱玲听到这话，并不恼怒。
说着说着，张爱玲提起《水浒传》里宋江见到玄女时，曾有八个字形容玄女的容貌：“天然妙目，正大仙容。”
胡兰成自恃才高，竟一下子愣住了，第二天才对张爱玲说：“你就是正大仙容。”
张爱玲听了，满眼荡漾着盈盈的笑，心已半醉。
两人偶尔也会出门溜达，一日午后好天气，张爱玲穿了一件桃红色的单旗袍出门，胡兰成看了连连夸赞好看，张爱玲开心地说道：“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
还有一次，张爱玲在静安寺庙会买了一双绣花鞋，鞋头和鞋帮各绣有两个凤凰，穿在她脚上，线条显得分外柔和，胡兰成很喜欢张爱玲把这双鞋穿在脚上。张爱玲知道胡兰成的心意后，每次见他时，在房间里总穿着这双鞋。
那段时间，张爱玲创作势头高涨，她的书销路很好，用不着胡兰成来养活她。因此，她虽然和胡兰成结婚了，但在金钱方面还是各用各的。
不过，张爱玲虽然不缺钱，但也不拒绝用胡兰成的钱。世人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她终于和她们一样，过上了普通的日子。
胡兰成偶尔给她一点钱，她就非常高兴。当她拿着这些钱去订制新衣时，特意自己设计了样式，做了件宽宽大大的皮袄，穿在身上，甜在心里。
张爱玲曾说过：“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可使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那是女人的传统权利，即使女人现在有了职业，还是舍不得放弃的。”
在胡兰成面前，张爱玲眉梢眼角都是爱。以前，她最不喜欢下厨，宁愿吃那些油腻甜烂的点心，也不愿意去做一盘青菜。可为了胡兰成，她情愿素手煲汤，穿着旗袍穿梭在人声鼎沸的菜市场，了解何时的青菜新鲜，哪里的牛肉肉质好又卫生。
有时候，看到胡兰成坐在客厅里，张爱玲便满心柔情似水，只见“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不过，外面的风雨终究还是来了，无人躲得过时代的车轮。
1945年夏天，一个寻常的傍晚，两人站在阳台上眺望，胡兰成看着闪烁的霓虹灯，不禁联想起动荡的时局，感慨万千。张爱玲见状，蓦然想起汉乐府的诗句来：“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于是便说道：“这口燥唇干好像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你这个人嗄，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里藏藏好。”
张爱玲随口说出的几个叠字，却意境深远，把她的满腔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随后，张爱玲进屋去给胡兰成倒水，她端着水走到门边，胡兰成急忙伸手去接，她却腰身一闪，喜气洋洋地看着胡兰成，宛如戏台上隆重亮相的场景，妩媚至极。胡兰成看了感叹道：“啊，你这一下姿势真是艳！”张爱玲说道：“你是人家有好处容易得你感激，但难得你满足。”
虽是娇嗔之语，却道破了胡兰成的为人处世之道。
时局动荡，胡兰成清醒地意识到大难即将来临，他预测到自己未来的日子不好过，头两年肯定要改名更姓躲起来，面有忧色。可张爱玲依旧沉浸在儿女情长之中，说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日后，胡兰成回想这段时光时，回忆道：“我们虽然结过婚，亦仍像是没结过婚，我不肯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两人怎样做亦不像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
好一个金童玉女，不过，美好生活转瞬即逝，短暂欢愉之后，胡兰成终究还是负了张爱玲，婚书上看似温情实则缥缈的承诺，也仅仅是个无法实现的承诺而已。
君本多变，侬仍痴情
张爱玲曾说：“爱情不是一种宽容，更不是一种容忍。爱情是绝对的自私、绝对的跋扈、绝对不容一粒沙子的。”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是大多数女人的爱情理想。
张爱玲也不例外，她一腔孤勇，爱上了眼前这个男人，期待在无涯的岁月里，与君朝暮相伴。
奈何造化弄人，所遇非良人。
胡兰成的爱，来得快，去得更快。
1944年10月，胡兰成不愿耽溺于男欢女爱，滋生出办刊物的想法。他办了一份偏于文艺的月刊《苦竹》，杂志的封面是炎樱画的：满幅浓密的竹枝竹叶，一根粗壮的竹竿斜过来，是为留白，上面写着一段日本俳句：“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
张爱玲倾力支持胡兰成的事业，在《苦竹》第一期上，发表了《谈音乐》一文，写她对音乐的独到见解。第二期上，又发表了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和随笔《自己的文章》。张爱玲9月就写好了《桂花蒸阿小悲秋》，她没有将这篇文章投稿到其他平台，而是为胡兰成保留到12月，足以见她对胡兰成的信任。
不过，《苦竹》没办几期，就停刊了。因为胡兰成更热衷的，还是政治。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整个伪南京政府颓象已现，摇摇欲坠。日军在南京的形势，也逐渐走下坡路。这时候，日本需要重新找一个人来稳定沦陷区的局面，他们看中了胡兰成，想让胡兰成到湖北接管《大楚报》，并创办一个政治军事学校，这是日寇企图扶植傀儡创立“大楚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月，胡兰成接受了日方邀约，立马前往武汉，接手《大楚报》。《大楚报》编辑部在汉口，只有办公室，没有宿舍，胡兰成一行四人住在汉阳医院楼下的两个大房间里，隔壁就是医院护士的宿舍，住着六七个女护士和一个护士长，在胡兰成眼里，她们都是“单是本色，没有北平、上海那种淑女或前进女性的，初初打得一个照面即使人刮目相看”。
在这里，胡兰成结识了17岁的护士周训德，因为周训德是医院里年纪最小的护士，所以大家都叫她“小周”。
小周的父亲原本是汉阳一家银行的职员，可惜因病早逝，留下妻女孤苦无依。小周的母亲本是小妾，没有工作，一直在家照顾孩子。丈夫死后，生活实在困难，小周的母亲便去汉阳医院做清洁工，靠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小周是家里的老大，她不忍看到母亲如此操劳，便主动退学，来到汉阳医院当产科的见习护士。见习护士没有工资，只有接产时才能领到一些补助。但小周不怕吃苦，工作起来尽心尽力。
一天，胡兰成跟护士们一起看对岸正在被空袭的武昌。这时候，武汉已经一片狼藉，小周看到胡兰成，叫了声：“胡社长。”胡兰成听到后，问她叫什么名字，随即装出一副学者模样说：“我叫胡兰成。”
话音还没落，刚好有一颗炸弹落在了江的另一边，爆炸声犹如晴天霹雳。胡兰成忙说：“我第一次问你的名字，就会这样，以后不敢了。”
就这样，在战火纷飞的环境里，胡兰成和小周相识了。
小周浑身上下充满活力，有着年轻人独有的魅力。她的身材也恰到好处，“又丰满又苗条”，胡兰成觉得小周的美，“不是诱惑的，而是她的人神清气爽，文定吉祥”。
胡兰成每天下了班，就和小周说笑聊天，轻言撩拨。他对小周疼爱有加，既有恋人般的甜蜜，也有父亲般的关怀。
彼时周训德尚未谈过恋爱，很快爱上了儒雅谦逊的胡兰成。
在武汉的4个月里，胡兰成沉醉在小周的温柔乡里，整日谈情说爱，把张爱玲忘到九霄云外。
他教小周读唐诗，享受“红袖添香”的艳福。他还让小周送他照片，小周在照片后面所题的字，正是他教的：“春江水沈沈，上有双竹林。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
看着眼前聪明伶俐的小周，胡兰成喜不自胜。他仰慕张爱玲的“横绝四海”，但更喜欢小周的本色天真。
一般人对婚外私情总是难以启齿，可胡兰成偏不如此，他没有向小周隐瞒自己和张爱玲的关系，可同时又面不改色地向小周求婚。
小周的母亲是妾，因此，面对胡兰成的求婚，她的第一反应是：不能娘是妾，女儿也是妾。
不过，胡兰成虽与小周谈婚事，却不举行结婚仪式，理由更是冠冕堂皇：“我因为与爱玲亦且尚未举行仪式，与小周不可越先。”
有时候，胡兰成也会良知觉醒，反思这么做对张爱玲是否不应该。不过“思省了一大通，仍是既不肯认错，又不能自圆其说”，他有绝妙解释：男女相悦婚配之事，“乃天意当然也”。
将滥情成灾解释为天命难违，胡兰成轻而易举地推诿责任，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了。
而远在上海的张爱玲，对此一无所知，还担心着胡兰成的安危，夜不能寐。她给胡兰成写信，向他诉说生活琐事，并为此乐此不疲。
次年3月，胡兰成经南京辗转回到上海，与张爱玲相伴一起生活了一个多月。
张爱玲得知胡兰成和小周的感情后，耸然动容，面带幽怨惆怅之色，但也不说什么，乃至让胡兰成误解为“糊涂得不知道嫉妒”。
实际上，张爱玲不可能不嫉妒。在理论上，她不反对多妻主义，但心理上还是无法接受。
有一天，她对胡兰成说起，有个外国人向她姑姑致意，希望同张爱玲发生关系，每月可贴一点小钱。她似乎是在用这样的言辞，来报复胡兰成。
更巧的是，这个月出版的《天地》上有她和炎樱的对谈《双声》，里面提到妒忌：“随便什么女人，男人稍微提到，说声好，听着总有点难过，不能每一趟都发脾气。而且发惯了脾气，他什么都不对你说了，就说不相干的，也存着戒心，弄得没有可谈的了。我想还是忍着的好。脾气是越纵容脾气越大。忍忍就好了。”
面对胡兰成的移情别恋，张爱玲是如同文中所言隐忍不发吗？她的自尊和矜持，不允许她歇斯底里。何况，她也不想毁了短暂的相聚时光，更不想撕破脸失了体面。因此，至少在表面上，她和胡兰成的关系风平浪静，一如既往。她把所有的痛苦隐藏起来，只在夜深人静时独自神伤。
这一个多月，胡兰成天天和张爱玲在一起，用他的话说：“与爱玲在一起，过的日子只觉是浩浩阴阳移。上海尘俗之事有千千万，阳台下静安寺路的电车叮当来去，亦天下世界依然像东风桃李水自流。”
胡兰成很喜欢在别人面前夸耀张爱玲，遇到不同的人，就用不同的夸法。在那些崇尚西学的“一等乡下人”和“城市文化人”前，他就说张爱玲的英文好；在那些看重出身的“一等官宦人家的太太小姐”前，他就说张爱玲高贵的家世。
胡兰成一边夸张爱玲，一边想念小周。
在胡兰成心中，张爱玲就好像是山珍海味，偶尔尝一口可以，但天天吃就会觉得腻。而小周就像家常菜，令人长久怀念。
5月，胡兰成重回汉阳，下了飞机，他兴奋难耐，觉得“真是归来了”。离开张爱玲后，他不感到离愁，反而如释重负，赶着和小周团聚。
之后，胡兰成不再叫周训德“小周”，而叫她“训德”，他们如胶似漆，或是一处逗乐，或是江边漫步，俨然以夫妻名义相处。
不过，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胡兰成的恐惧与日俱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胡兰成听到后，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不甘心束手待毙，盘算着做最后的挣扎，但大势已去，武汉仅仅“独立”了13天，就像一场闹剧。胡兰成见势不妙，就扮成日本伤兵逃离了武汉。
离别那天，小周给他做了榨面干，这让他想起了母亲，小时候每次出门，母亲就会给他做这种饭。
不过这次，他不是出门，而是逃亡。未来生活未卜，他和小周，再也没有见过面。
此时的张爱玲，对胡兰成仍一片痴心。一天，她忽然收到胡兰成的信，告诉张爱玲他已经到上海了。
收到信后，张爱玲又惊又喜，担心他的安全，还猜测他会不会带着小周一起。
上海风声越来越紧，胡兰成打算去杭州避难。他离开的时候，到张爱玲那里告别，匆匆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了。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不惜笔墨讲述与小周分别的故事。然而，他与张爱玲分别的情形，却只字未提，只写道：“至爱玲处一宿……唯对爱玲我稍觉不安，几乎要惭愧……”
胡兰成虽然惭愧，可于事无补。
张爱玲心情复杂，一方面，她舍不得胡兰成；另一方面，她心里又很委屈。她的心中，只有胡兰成一人。然而胡兰成的心中，却恋着很多女人。她不过是其中之一，这叫她怎能不感伤？
时过境迁，曾经承诺的现世安稳，不过是镜花水月。
君本多变，侬仍痴情。世事苍凉，张爱玲的深情，终究还是错付了人。
千疮百孔，独自萎谢
抗战胜利后，胡兰成名列汉奸名册，全国通缉。
他化名张嘉仪，开始了逃亡之旅，随后一路颠簸，遁入浙江腹地。
1945年9月，胡兰成只身来到诸暨斯家，斯家大宅“一式粉墙黑瓦，兽环台门，惟窗是玻璃窗，房间轩畅光亮，有骑楼栏杆，石砌庭除，且是造得高大，像新做人家未完工似的……”
在这里，他邂逅了斯家姨太太范秀美。
范秀美比胡兰成大一岁，18岁开始守寡，23岁学养蚕，之后在临安蚕种场工作。抗战时，范秀美回到斯家，干农活，做生意。范秀美是个热心肠，看到胡兰成落魄乡间，便倾囊相助，冒着风险帮他找住处，旁人若问起，就说胡兰成是自己的远房表弟。
后来，范秀美陪着胡兰成去温州，他们雇了两部黄包车。当时已是初冬，寒风凛冽，让人直打寒战。胡兰成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范秀美踩着炉子，但两人都冻得直哆嗦，胡兰成感谢范秀美一路的付出，时不时问她冷不冷。
胡兰成虽在逃难路上，仍一晌贪欢，对范秀美生出亲近之意，何况，以夫妻名义相称也能掩饰自己的身份。而范秀美守寡20多年，对文质彬彬的胡兰成也有意思，二人干柴烈火，还没到温州，就结为秦晋之好。
范秀美出身贫寒，很会过日子，把胡兰成照顾得妥帖舒服，胡兰成一刻都离不开她，像小孩一样听她的话。范秀美去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范秀美经常带着胡兰成到村边看牛车压沥甘蔗，到邻里看大灶猛火煎炼红糖，还陪他去田地里转悠。甚至，胡兰成连换洗衣服也听范秀美的，换完之后就直接给她。
后来，张爱玲得知胡兰成的行踪，于是做了件翠蓝的棉袍作为行装，沿着他走过的路，千里迢迢从诸暨丽水来寻他。没想到见面后，胡兰成不仅没有欢喜，反倒“一惊，心里即刻不喜，甚至没有感激”。
两人没说几句话，胡兰成便赶张爱玲回去：“你来做什么？还不快回去！”对此，他后来说：“夫妻难中相别，妻子寻踪探夫，本是令人感动的人情之常，但爱玲是超凡脱俗的，就不宜了。”这样苍白的解释，不过是托词而已。
张爱玲前后在温州待了20余天，她住在城中公园旁边的一家旅馆。胡兰成白天在旅馆里陪张爱玲，晚上担心警察夜查，不敢留宿，只能回范秀美处。胡兰成没有如实告诉张爱玲自己与范秀美的关系，他说：“不是为要瞒她，因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惭愧困惑。”
这些天，胡兰成和张爱玲一同走街串巷，有时也在房间里品评文学，似乎又回到了刚在一起时的状态。
但终究有些不同，张爱玲对他和范秀美非同寻常的关系，多少有所察觉，只是以她的清高，自是不肯问出口。
不过，纸是包不住火的。一个清晨，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旅馆说着话，隐隐腹痛，他却忍着。等到范秀美来了，他一见她就说不舒服，范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问他痛得怎么样，说等一会儿泡杯午时茶就会好。张爱玲当下就很惆怅，感觉范秀美更像胡兰成的亲人，而她自己倒像个“第三者”或客人。
还有一次，张爱玲帮范秀美画像，正勾勒嘴角时，却画不下去了。胡兰成有些纳闷，问她：“这样的神来之笔，为什么不画了？”
张爱玲讪讪地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一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你还只管问我为何不画下去！”
胡兰成与范秀美，是有“夫妻相”的。张爱玲见此情景，心中有些难过。
在离开温州回上海前的那晚，张爱玲去了胡兰成住的地方，胡兰成跟邻里说张爱玲是他妹妹。张爱玲听了，心如刀绞，但胡兰成并没有觉得怎么样，因为“我待爱玲，如我自己，宁可克己，倒是要多顾顾小周与秀美”。
张爱玲本来为小周一事心有芥蒂，没想到胡兰成与范秀美竟也不清不白。不过，张爱玲体谅胡兰成身处险境，颠沛流离难免想要寻些安慰。因此，张爱玲不想追究胡兰成跟范秀美之间的事，而要他在自己和小周之间做出选择，胡兰成却搪塞道：“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话。”
胡兰成顾左右而言他，不肯做出选择。他宁愿让眼前的张爱玲伤心，也不肯辜负千里之外的小周，孰轻孰重，一看便知。
张爱玲顾不得维持尊严，责问他：“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
胡兰成忙说：“世景荒荒，其实我与小周有没有再见之日都不可知，你不问也罢了。”
张爱玲无奈叹息道：“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相距咫尺之间，心却隔着天涯。一句“萎谢”，蕴含着多少悲伤。心灰意冷之下，张爱玲知道他们的感情走到头了，她选择了离开。
第二天，张爱玲在雨中登上船。
她后来给胡兰成写信回忆道：“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在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
淅沥的雨滴，冲走了往昔的情意。
这份感情，虽然早已千疮百孔，可终究难以割舍。
在《小团圆》里，张爱玲曾写过九莉离开时的心情：“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一醒过来它就在枕边，是只手表，走了一夜。”她无法忘记他。“在马路上偶尔听见店家播送的京戏，唱须生的中州音非常像之雍，她立刻眼睛里汪着眼泪。”在饭桌上她想起之雍寄人篱下，坐在主人家的大圆桌面上。青菜吃到嘴里像湿抹布，脆的东西又像纸，咽不下去。“她梦见站在从前楼梯口的一只朱漆小橱前……在面包上抹果酱，预备带给之雍。他躲在隔壁一座空屋里。”
之后，张爱玲与胡兰成依旧藕断丝连，有书信来往。张爱玲知道胡兰成生活艰苦，经常随信寄去稿费，接济他的生活。
随着“抓汉奸”之风的过去，胡兰成的处境好转，给张爱玲的信又多了起来，不过，他经常在信里提到邻妇来灯下坐语之类，让张爱玲不厌其烦。张爱玲已经看透胡兰成的为人，甚至有些反感，有次回信说：“我觉得要渐渐地不认识你了。”
1947年6月，张爱玲知道胡兰成已脱离险境，给他写信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信中的“小吉”，是小劫的隐语。张爱玲等胡兰成渡过难关后，才同他斩断情缘，足以说明她此次的决绝。如此这么做，她才能没有遗憾，没有愧疚。
随这封信一起寄给胡兰成的，是30万元钱，权当是分手费，那是张爱玲的电视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全部稿费。
收到信后，胡兰成心有不舍，拜托炎樱从中调解，想重修旧好。
他写信给炎樱说：“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而你如映在她窗纸上的梅花，我今惟托梅花以陈辞。佛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我有时亦如此惊怅自失。”
等了好久，胡兰成也没有收到炎樱的回复，也不知道张爱玲是否收到这封信。
1947年11月，胡兰成辗转来到上海，他几经犹豫，忍不住去找张爱玲，在张爱玲那里待了一夜。
吃过晚饭，他俩在灯下闲谈，胡兰成不仅不反省自己的多情，反倒指责张爱玲不懂礼数，对生活细节处理得不好。说完，他还问张爱玲对自己写的《武汉记》印象如何，《武汉记》写他与小周交往内容，更过分的是，胡兰成还有意把他和范秀美的事讲给张爱玲，张爱玲听了之后很生气。
当晚，张爱玲和胡兰成分房而睡，胡兰成“心里觉得，但仍然不以为然”。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胡兰成来到了张爱玲睡的房间，在她的床前俯下身去亲吻她。
其实这一晚，张爱玲一直都没有睡着。她马上伸出双手抱住了胡兰成，泪流满面，喊了一声：“兰成！”
这一声，叫得情真意切。她对这段感情的期待，全都融进了这一句呼唤里。
不过，他们的姻缘到底覆水难收。一个人的情深似海，换不来两个人的恩爱如初。
这是他们最后一面，从此以后，两人一别两宽，天各一方。
乱世纷扰，皆成过往
爱情的开头，适逢其会，猝不及防。
爱情的结局，乱世之恋，皆成过往。
张爱玲寄出绝交信和现金后，下定决心与胡兰成恩断义绝，不再来往。
这段感情，给她带来了短暂的欢愉，以及沉重的打击。
从温州回上海之后，张爱玲的日子大不如以前。一方面，不少报刊停刊，她的稿费锐减；另一方面，胡兰成的“汉奸”身份波及她，引来舆论指责。她甚至不敢用自己的本名，只能起一个不为人知的笔名发表作品。
而她的青春，她的才情，也如先前所言，真的萎谢了。
有一天，张爱玲走在街上，看到橱窗里有个苍老的瘦女人迎面走来，当她发现那是自己时，吓了一跳。感情与事业的双重失意，让张爱玲整天魂不守舍，惶惶不可终日。
无奈之下，她悄然离开上海。
胡兰成不知道张爱玲走了，有一次路过上海时，忍不住再次去找她，不过人去楼空，开门的是个陌生女子。胡兰成向她打听张爱玲的去处，她一点也不知情。
不过，就算分手了，胡兰成还不忘利用张爱玲的剩余价值，消费她的名气。
张爱玲的研究者司马新曾提到过一桩逸事，1953年，胡兰成得知张爱玲在香港美国新闻处做翻译，误以为这个机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一类机构，求她介绍自己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张爱玲又好气又好笑，将这封信原封退回。
这段经历《今生今世》里没有出现，不过据司马新说，这是好友宋淇所言，可信度较高。
1955年，与胡兰成交往密切的日本人池田笃纪去香港，胡兰成嘱咐他去看张爱玲。胡兰成这么做，可能是一时好奇或无聊。不过，当时张爱玲已经移居美国，池田没见到她。
半年后，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既没有抬头，也没有署名，只写道：“手边如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与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
看到张爱玲来信索书，胡兰成大喜过望，很快回信，信中还附了自己的照片。这次，张爱玲没有回信。胡兰成穷追不舍，又写信寄出，言语中不乏撩拨之语。
张爱玲一概不回，给夏志清写信吐槽说：“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
此时，胡兰成已和当年上海特务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结了婚，张爱玲也嫁给了赖雅。
至于张爱玲借书的缘由，大约是为创作小说做准备，借书只是借书罢了。她并非拿此作为旧情复燃的幌子，胡兰成不过是自作多情。
后来，张爱玲不胜其烦，写了一封短笺，断了他的念想，上面写道：
张爱玲的这封信，言简意赅澄清误会，将两人关系撇得一清二楚，她不想再与胡兰成纠缠，也不想再互相打扰。收到这样一封信，胡兰成彻底傻眼了。
到此，这段乱世情才真正画上句号。
不过，胡兰成依旧对张爱玲的往事津津乐道，在《今生今世》中，用“民国女子”一章来写张爱玲，还借张爱玲的名气为自己的书做宣传。
晚年的胡兰成，依然没有忘记张爱玲，觉得还是张爱玲对他最好，于是奋笔疾书给张爱玲写信，不过没有收到回复。
也许一开始，胡兰成是爱过张爱玲的。他刚到武汉时，曾遇到飞机轰炸，眼看一枚炮弹落下，脑中一片空白，顺势扑倒在铁轨旁，口中喊着“爱玲”。能在生死边缘喊出的名字，在他心中的地位自然非同小可。
只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胡兰成用情不专，给张爱玲带去难以弥合的痛楚。
1981年7月28日，美国合众社发了一条东京电讯，报道了胡兰成的死讯，文中写道：“此间今日获悉，前中国文化大学教授胡兰成，于7月25日在日本病逝，享年七十五岁。据日本共同社称，胡兰成因心脏衰竭，于25日在东京都青梅市寓所病逝。从他辞去在台湾的教职后，1976年回到日本。胡兰成曾在汪精卫政权中任职，他于1950年来日本寻求政治庇护。”
听到胡兰成的死讯后，张爱玲不仅没有伤心，反而“觉得是生日礼物”。
张爱玲与胡兰成千回百转的爱情，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从初见时的惊艳，到热恋时的浪漫，再到小别时的不舍，感情终究幻灭，两人相忘于江湖，尘归尘，土归土。
张爱玲写尽爱情悲欢，遗憾的是，她终究难以为自己写下一段圆满的爱情故事。
关于这段过往，胡兰成和张爱玲给出了不同的注解。在《今生今世》中，胡兰成极尽缠绵之词，将两人聚少离多的感情经历渲染得惊天动地。而张爱玲在《小团圆》中，语气归于平淡，戳破了胡兰成笔下的爱情神话，增添了许多难以启齿的不堪之处。胡兰成推崇一男多女的集邮式大团圆，张爱玲反其道而行之，将书命名为《小团圆》，真是讽刺。
与胡兰成在一起的三年，是张爱玲的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三年。她曾说：“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些也是‘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在这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枝桃花。”
美艳绝伦的桃花，实际是撞破头淋漓的鲜血，真让人胆战心惊。不过所谓爱情，不就是如此吗？张爱玲明知胡兰成的身份背景，却还是义无反顾爱上他，明知会受伤，还是不愿意放手，这何尝不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哪怕被撞得遍体鳞伤，也心甘情愿。
爱情，是不讲理的。所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爱过了，恨过了，就懂了，无憾了。
山盟海誓，不过浮云。
千帆过尽，皆成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