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彭德怀——粉身碎骨全不惜 要留清白在人间
彭德怀：1898—1974。在颐年堂，毛泽东突然问了一个令他迷惑不解的问题。他在囚窗里翘首盼望毛泽东的答复，一等8年。“九大”前后，他在被囚禁中先后五次流下了英雄之泪。他反反复复地重复着一句话：“晚上不得天亮，白天不得天黑”。他用牙齿将被面撕得一条一条的，连连向哨兵哀求4遍，要哨兵用枪把他打死。临终前，他流着泪，舌僵硬，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他最着急的事，可最想说的话却没能说出来。
1.两个历史巨人谅解的机会
在彼此的倔犟和沉默中丧失
195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因庐山上书获罪被撤销国防部长职务的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举家从中南海永福堂迁出。新的去处是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吴家花园。
从葱笼四百旋的庐山回到气象庄严的北京，开了一个月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军高级干部1000余人对彭德怀的批判刚结束，彭德怀就让妻子浦安修去找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提出他搬出中南海的要求。他对妻子说：“我没有工作了，中南海也没有活动的地方，再住会玷污党中央的声誉。你说我请求找一个能劳动的地方住，实现我对毛主席的保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中南海这个明清两代王朝的帝王之居，从1949年以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核心领导人物的住地，是搏动着党和国家的心脏的地方。彭德怀在这里已经住了7年多。从11岁离家给富农刘十六家放牛以来，他的一生是在谋生的奔波与战争的驰骋中度过的。中南海，这是他少小离家以来住留最久的地方。
彭德怀埋头大步跨出永福堂，径直上了那部黑色吉姆轿车。
中南海碧波依旧。汽车驶出西门，彭德怀没有回头瞥她一眼。其实，7年来他就没有给过她多少青睐。尽管他晚饭后也时常在湖边散步，但他满脑子装的总是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很少有闲心去品味她的旖旎风光。他甚至感到住在这宫墙之内，有违他的意愿，曾想搬出中南海另觅住处。然而，他却不曾想到今天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这个地方。
几天前，他把崭新的蔚蓝色元帅服、狐皮军大衣、几件军装、几枚勋章、一幅辛亥革命元老廖仲凯夫人何香凝绘赠的猛虎图，上交给了党中央。留下书籍、必要的换洗衣服和日常用品，还有几件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东西：一支左轮手枪、一枚红星勋章、一包历史资料、八块从红军时代保存下来的分伙食尾子所得的银元。他将要开始一种从来没有体受过的生活——离群索居、闭门思“过”。
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欢庆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游行队伍五彩缤纷，欢声如雷。城楼上，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微笑着，频频向从东向西涌流的人群挥手致意。
离开中南海前，彭德怀接到了“十一”登天安门城楼的通知，他还保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他向秘书摆摆手，表示他不准备去。在这个情况下，他和许多人怎么见面呢？
10月1日，彭德怀一整天都在整理安顿他的书籍、文件。晚上，他漫步到吴家花园南门外，站在一张木椅上，向东南方向眺望。天际间闪耀出一朵朵礼花，那是天安门的焰火，彭德怀不时指点着。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很平静，尽管大跃进造成巨大的损失，十年的成就是伟大的、足以骄人的。他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衷心为建国十周年高兴。
国庆节刚过，彭德怀就在吴家花园内翻土、挖塘、平沟。
吴家花园据传是吴三桂修建的一处园林。吴三桂原是明末的辽东总兵，后降清。沧桑300年，这座园林究竟几经易手，已不可考。解放后，做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专家招待所，这“吴家”二字，却始终冠于该园的称呼上。
吴家花园的中心是一座京式四合院。回廊四合，南北东西14间屋子，自成园中之院。正室门外廊柱上悬着一副木刻楹联：“云山绘合天然画，月下闲观物外春”。门匾额题为“怀馨堂”。院外园内有小桥流水、假山亭阁和一些副宅，占地约5亩，绕以乱石镶砌的围墙，是一个既不华丽也不寒陋，颇为幽雅的去处。在杨尚昆把彭德怀关于搬出中南海的要求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马上同意，指示杨尚昆给找一处好一点的房子。经杨尚昆亲自安排，找到了它。
吴家花园所在的挂甲屯，座落在颐和园东约2里的地方，周围是一个大村落。这个村落很奇特，分为东南西北四块，各有一个名称，西北角为虎城，西南角叫挂甲屯，东北角叫北门楼，东南角叫教养局。这些威武森严的名字，把这个村落的历史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村里人传说宋朝杨家将中的六郎曾在这里晾晒铠甲，因而得名。但宋代，燕云十六州先后属辽、金、元，杨六郎何能来此晒甲？倒是元、明、清三代，西郊为京畿卫戍之所，将军挂甲总是不乏其事的。
彭德怀元帅今天来这里挂甲。挂甲屯这个名字，与其说它是一段历史的陈迹，毋宁说它是一个历史的预示。
彭德怀初进吴家花园，对着大门的牌号仔细看了一眼，上面标着“教养局”几个小字。这三个字是沿用了民国初年曾在此地设置的戒烟酒教养总局的名称。这个门牌号对彭德怀此时的心情与处境来说，未免难堪。他对左邻右舍说：我不是到这里受教养的，我这里不叫教养局，叫挂甲屯。为避免这种不愉快的联想，住进吴家花园的人就用了彭德怀的说法。这便是现今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罢官后住京郊挂甲屯，而不说教养局的由来。
彭德怀住进了“怀馨堂”，他的心情和那副“云山绘合”“月下闲观”的楹联毫不沾边。他站在那里看了一遍，淡然一笑，就再没去注意它。然后，开始了读书兼务农的生活。
这个农民的儿子，在园内转了一圈，就用眼计量出院墙内空地约有1亩，污水塘约3分；院墙外还有属吴家花园所有的荒滩地两亩余。虽然秋意已浓，他自己年过60年，也已进入人生之秋，但仍然卷起裤腿，赤着脚跳下浸凉的水塘。他用手抓起一把黑色的淤泥，放在鼻子前深深一嗅，连声称赞：“好泥，好泥！”仿佛嗅到了少年时在洞庭湖西林围筑堤时的泥土气息。他把警卫排的战士调动起来，和他一起用柳条筐把挖出的黑泥抬到地里去，不减当年横刀立马的气概。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生活的第13天，10月13日的清晨，毛泽东打来电话，约他去中南海一晤。两个月前，在庐山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一面说彭德怀和他历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为此，彭德怀和他争得面红耳赤；同时毛泽东又问彭德怀：“三十年，难道就这样分手了吗？”彭德怀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和毛泽东分手。“大哥—先生—领袖”，这是在1944年延安整风中，他总结的自己看待毛泽东的著名“三部曲”，是发自内心的。但他对毛泽东也并非没有意见：“99.9%的正确，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吗！”他一直坚持着他那种与毛泽东的神化越来越不合调的看法。他对毛泽东太熟悉，他又太倔强、太求真，他始终拒绝把毛泽东的意见当成需要要绝对服从的旨谕。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也不只一次根据他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指示。毛泽东在他的心目中是伟大的、英明的，但仍然是人，不是神。
在庐山上，他从毛泽东的话中痛心地发现，毛泽东竟然想到要和他分手的问题，他倔强地回答：“分手不分手那是你的问题。”
毛泽东的电话打到吴家花园，使彭德怀重新燃起希望：还能和毛泽东心平气和地谈谈，是毛泽东并不想和他分手啊！他马上命车出发，连早饭也顾不得吃。
汽车直驶入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住地。彭德怀快步进入室内，发现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等在座，原来是以中央的名义找彭德怀谈话。
彭德怀向在座的人一一注目致意，然后在侧面的一张沙发上默默落座。
毛泽东态度从容地对彭德怀说：“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你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学习问题。中央同意你9月9日的来信，读几年书极好。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参观和调查研究也是很好。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人民公社劳动了。”
彭德怀仔细听着，答：“同意主席的话。”
毛泽东问：“准备怎么学习？”
彭德怀答：“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党校近，希望在党校参加学习，准备学四年。”
毛泽东表示同意，让彭真、杨尚昆两个负责安排。又说：“不要学那么长时间，两年就够了。”彭德怀答：“同意。”
毛泽东没有说下去，注视着彭德怀，似在等待什么。从庐山会议以来，批彭这根弦绷得够紧了，在座的人看出来，毛泽东是在等待彭德怀认错，以便有所表示。
彭德怀默不作声。他也感觉到，他此时“认错”，就能打开僵局，他的处境会好得多，但他决心不再作违心的检讨。庐山上的违心检讨是为了顾全大局，已使他痛苦到“如万箭穿心”。现在，他还为什么呢？他认为，错在毛泽东，而不在自己。
空气凝固起来。片晌，彭德怀起身告辞，感谢毛泽东和中央的关心。
两个历史巨人谅解的机会在彼此的倔犟和沉默中丧失。
2.挂甲屯村的“村民”
几天后，彭真和杨尚昆来到吴家花园，具体安排彭德怀学习的事。彭真不无遗憾地和彭德怀谈起庐山会议，说：“庐山会议对你斗争过分了一些。”
这是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第一次听到党中央有人这样对他说。彭德怀心如浪击，默然不语。
彭真向随后来到的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副校长艾思奇、范若愚当面作了交代。自此，彭德怀成为党校的学员。
彭德怀是高级党校的一名特殊学员。从建国以来，政治局委员到这里学习，彭德怀还是第一人。
他仍住在吴家花园，不和一般学员在一起。党校为他特别编了一个组，由党校党委成员等参加，还指定了两名教员为他担任个别辅导。教员的任务，除为彭德怀辅导学习外，还要把彭德怀的学习和思想状况向上报告。此事由杨献珍负责安排。杨献珍本来对大跃进中的错误做法就颇有意见，对彭德怀抱着同情。嘱咐两个教员：对彭德怀的谈话听听就行了，不要记，回来和我说说便可。
不多日子，杨献珍在接踵而来的“反右倾”运动中，也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被撤掉了党校领导的职务。
当一切都安顿下来之后，彭德怀才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他已从数十年为之奋斗的事业中被放逐出来，等待他的是看不到尽头的、与他整个战斗生涯格格不入的谪隐生活。
他生就的不屈从命运，也从未在生活中嵌进过“闲逸”二字。他绝不能就此优游岁月。党校每周集体学习两次，他准时到达，尽管一些人对他另眼看待，敬而远之。他自学时认真读书、作笔记；讨论时认真准备、积极发言，成为一个十分勤勉、遵守纪律的学员。
他把自己的生活日程排得很满，很早就起身，打拳、到园子里干活；早饭后整个上午专心读书、写笔记；下午除每周两次去党校学习，就看文件、报纸、杂志；4点左右出门走走，略事休息；晚上依然是看书，写笔记，只偶尔看看电视。
彭德怀是农民的儿子——他始终记住这一点。在1957年7月22日平江起义29周年举行的红三军团历史座谈会上，他曾说：“对于我，写上这样几句就行了：‘他是一勇敢的农民的儿子’。”时代和生活把他推上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他常说自己要“做人民的笤帚——人民需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他内心深处对土地的眷恋，却不时隐隐地浮上来，和妻子闲谈中常常半开玩笑地说要“解甲归田”。1956年，以曾开垦南泥湾闻名的王震将军被调往农垦部当部长，彭德怀笑着对王震说：“我则开三亩之荒，于愿足矣！王胡子，你的雄心比我大。”现在，他确实解甲了，何时归田呢？他已经提出了这个要求，毛泽东没有应允他，于是，学习反省之余，他就在吴家花园的小片土地上耕耘起来。
随彭德怀住进吴家花园的，有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司机赵凤池、锅炉工张来礼。这些人被告知仍留在彭德怀身边工作，但要“划清思想界线”。园内还住有一个警卫排，其任务是保卫加看守。
彭德怀似应在吴家花园闭门思“过”，因为他每迈出挂甲屯20号那个大门，警卫排就要向中南海报告。从入城以来，领导人和住宅四周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环境不存在了，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也少了，彭德怀总感到不自在。但现在，他走出吴家花园大门，发现自己又能回到群众中去，特别是他熟悉的农民中间去。他在挂甲屯到处走，和村里人亲切地打招呼，谁要带着好奇的眼光望着他，他就自我介绍：“我叫彭德怀，犯了错误。”开始，左邻右舍还把他当大干部、大首长，没想到彭德怀进屋上坑，聊得很随便。后来，孩子上前叫彭爷爷，大人就叫他老彭，和他无话不谈。
一天，彭德怀来到社员季秀兰家，季指着门前的一片地说，这是生产队1958年的试验田，把好好的十几亩稻子弄在一起，上面放了鸡蛋也掉不下去，冒充亩产万斤。彭德怀气得直摇头：“净胡闹！”
彭德怀在园内开荒种地，原为了自食其力，减轻人民负担。季秀兰的话使他想起自己也要种一块试验田。他收集报纸上介绍的增产措施；在园内小河边开出一块地，保证浇灌；封了自己有抽水设备的厕所积攒粪尿；土地深翻，施足底肥；又找来良种密插，精心管理。麦子抽穗之后，他清早起身就去赶麻雀，还扎了两个草人竖在地中心。麦子熟了，他到村里邀来一位老农，老农十分惊讶地说：“老彭，你当元帅，还种得这样好的麦子哟！我们庄稼人也比不上呢。”彭德怀请老农估产，老农搓了根麦穗在掌心一数：“嘿！你这一分地能打90斤。”
麦子黄了，彭德怀和工作人员一起，精收细打，一分地，正好90斤麦。彭德怀并不为他的丰收庆贺，他紧蹙一双浓眉计算，集体大面积种植要达到他这一分试验田的标准必定很少，即使如此，一亩也不过打900斤，一亩地按两季收成，充其量不过2000斤。
对于那些高产的“神话”，现在他更有理由不相信了。
冬去春回，彭德怀每日黎明即起，到园子里翻土施肥。晚饭后，仍然到园外去散步，有时到群众家访问。但他读书的时候少了，上午、下午、夜间，总是在想问题，写材料。
他是在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这是一个大计划，他要把庐山会议以来对他的过去和现在的指责一一说清楚，把他一生的历程、缺点、错误、是非曲直，通通写给党审查。两年多来，他写了许多笔记，其中有许多往事回忆，他决心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一份较完整的检查与回顾。
深夜，他的房间里总是亮着灯。透过窗帘，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他又在给中央写信，都为彭德怀捏一把汗。
司机赵凤池鼓起勇气劝他：“老总，我们看，还是别写了吧，免得再……”
彭德怀把手一扬：“杀头都不要紧！但事情要弄清楚！”“我这个人很渺小，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不能因为捏造于我的假历史给党的光荣历史抹黑。我有权利、有义务作这个申诉。”
赵凤池说：“老总呵，我们明白了。”
“也许现在没有用，留给后人作历史研究也好哇！”彭德怀补了一句。
浦安修星期六回家，他把写的信给她看，有时给她进一步解释其中的内容。浦安修默默地听着，一边看他写的信，有时给他校改几个错漏字。
1962年6月中旬，彭德怀写完了这封长达82000字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
6月16日，彭德怀去中南海，把这封信亲手交给杨尚昆，并附送了一封给杨的信：
尚昆同志：
我阅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后，实事求是的作了检讨，不符合事实的我也作了说明。惟时间长，问题多，加以写得了草，不便于中央同志审阅，请饬铅印多份送给中央领导同志为感。谨祝健康！
彭德怀
1962年6月16日午
杨尚昆根据彭德怀的要求，把信打印多份，分送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各成员。
彭德怀这封以后被称为《八万言书》、《翻案书》的长信，共分五个部分：“关于庐山会议问题”；“关于高饶联盟问题”；“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我的历史过程及其几个问题”；“关于军事路线问题”。
彭德怀在这封长信的开头，对中央为克服国民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而采取的一系列调整措施表示满意，说：“这些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党中央的这些具体措施”，“今后形势可以肯定会一天一天的更加好起来。”
彭德怀坦率地表白：“我对少奇同志的报告和讲话的绝大部分是拥护的，就连对我错误进行切合实际地批评的那一部分，我也是诚心接受的。可是我对少奇同志对我错误的不符于事实的夸大部分，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请求中央能派专案小组进行调查和审查，我是诚恳的感激。”
这封长信，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分内容已在1981年12月整理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披露。在第二部分“关于高岗、饶漱石联盟问题”中，彭德怀详细叙述了他和高岗的往来后说：“我并不否认我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首先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高岗在散布攻击少奇同志的言论时，我不应该品评少奇‘有时有点偏’。如果说这就是‘高、彭联盟’或者‘恐怕是彭、高联盟’，而作为一个当事者的我，是有点想不通。”
长信的第三部分“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中，彭德怀在详细叙述了他9次与外国人接触情况后说：“为了便于查对事实，我首先申明，我是一个完全不懂外国语言和不识外国文字的人，这就给查对事实的工作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同外国人的每次接触或谈话，都有翻译同志跟随着。……总之，是有充分条件来查我是否‘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的。”
9月，彭德怀得到中央的一份通知，要他不去出席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和10月1日的建国13周年活动。彭德怀淡然处之，认为早该如此。
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七千人大会后，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为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中受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短短三四个月，几年来被错批判、错处理的人，绝大多数获得平反。尚未得到平反的人也敢于提出申诉。这引起毛泽东的不快。彭德怀的长信，更被毛泽东视为非常，他不时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啊！”“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呵！”毛泽东把甄别平反工作称之为“翻案风”。
8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又点到了彭德怀，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十中全会上，除批判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新的进攻”，还添了两个冤案。一是批判中央主管农业工作的邓子恢所谓刮单干风，二是“揭发”所谓“高岗余孽”习仲勋“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
在这次全会上，彭德怀、邓子恢、习仲勋三人的冤情被定为当前阶级斗争的三个事件。全会决定成立两个中央专案委员会，对彭德怀、习仲勋二人进行全面审查。
专案审查采取“背靠背”的方法，即不与被审查者本人见面的秘密审查。但审查却是彭德怀期望的，也是他曾经要求的。
在递交《八万言书》之后，十中全会以前，8月22日，彭德怀曾因等候了两个月没有得到中央的回音，再次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信中说：
“我阅读了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以后，于6月16日写了一封信给主席和中央，想蒙审阅。我写那封信的目的，只是为了想把对我所犯错误的性质弄清楚，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企图。”
彭德怀重申：“我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是犯过一些错误的。”“但是，我诚恳地再次向党申明，我在党内没有小集团，没有企图篡党的丑恶野心，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复辟活动。”
彭德怀在信中“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那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藉，都是不会怨恨的。”“只要把这一问题弄清楚，以后，我就不会再来打扰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了。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泣伏呈辞，恳希鉴察。”
实际上，在十中全会召开前二日，即9月22日，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的审查委员会已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对彭德怀的审查开列了如下五个问题：一、历史上的问题；二、篡党篡军问题；三、里通外国问题；四、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五、大国主义问题。主要是所谓“里通外国”和“小集团”问题。
与彭德怀希望洗雪其莫须有的罪名相反，从专案人员的笔记中可以看到，审查的目的不过是要论证其“罪名”。笔记记载的第一次专案人员会议精神说：彭德怀向中央写了两封信，非常恶毒，把《决议》和自己的3次检讨全部推翻，是新的进攻，很猖狂。这个进攻不打退，党内过去有些反党分子、尤其是他的反党集团成员也露了头。
专案组成立后，彭德怀“旧账”升级，“新账”再添。连1961年的返乡调查也成了反党活动。1964年专案组成员去湘潭又进行了一次“详细”调查，凡在彭家围子与彭德怀有较多谈话的可查的来访者，都被一一查问，对66个被查问者做了“取证”。最后，向中央作了《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
在这个“调查报告”中，彭德怀的乌石之行被说成“别有用心、满腹牢骚”；他与社员的谈话被说成是“笼络人心、争取同情、散布毒素、混淆视听”的“反党言论”。与调查者的愿望相反，从专案组留下的近千页材料和“取证”中，再现了彭德怀当年和群众在一起的许多生动对话和场面，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农民疾苦的关怀，也使读者今天能获知彭德怀乌石之行的真实情景。
十中全会后，彭德怀不再收到中央发来的文件或通知。吴家花园门口的岗哨突然加严，荷枪实弹，高度戒备。哨兵记事本上写着三条任务：保证安全，不让反革命分子杀掉，不让他跑掉；彭德怀出去要跟紧，不让他接见外人；在国内有重大变化时，特别要注意他的动态，了解他经常接触的人员，谈了些什么，及时记录下来。他实际已沦为吴家花园里的政治犯。
彭德怀对这一切视若无睹，毫不在乎。每天仍然是早上拿起他的锹和水桶在院子里翻土、播种、锄草、浇水。但看起来，他显得苍老了，染成青色的旧军装也打上了补丁。
到了年底，他又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对加诸他头上的所谓篡军问题、所谓篡改军史问题、关于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所谓企图以后勤部作篡军基点问题、不同意军事博物馆朔毛泽东像问题、所谓收买人心等问题，一一做了说明。
他没有得到答复，他的信只是作为新翻案罪证又送到专案组去了。此后3年，他没有再给中央写信。
彭德怀在挂甲屯吴家花园，石砌的围墙和严密的警卫没有把他和村里的群众隔开，他和群众都熟了。
彭德怀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而且一定要走出村子。他散步又偏爱走田埂小路。村外有一座小桥，他常在桥上倚栏四望。田野、村庄，唤起他一些什么回忆呢？遇到社员在地里干活，他就爱去帮助干一会儿。转一大圈回村，顺便又拐到社员家去看看、问问。挂甲屯80多户人家，差不多他都了解。至今，老人们仍然记得他刚到村见人就说的一句话：“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啊！”日子长了，人们不在乎他“犯错误”，倒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好心的老头了。
吴家花园饮水靠村里的一口小土井，天旱井干，雨天井满，实际是饮用不洁的雨水。国务院管理局决定在园内打口机井，彭德怀提出要打井不能只给他一人用，要村里人也能吃上机井水。机井在吴家花园西北角打出水后，彭德怀站在大门口，招呼村民进院接水，看着人们笑盈盈地把水挑走。
十中全会后，门卫不许村民入院接水，彭德怀大发一顿脾气。可卫兵是奉令，彭德怀也就不和战士多说。一天，彭德怀把景希珍叫到大门口来，说：“你去找水管子，由我出钱把井水引到墙外去，再在下面垒个水池，不就行了吗。”几天以后，大墙外水池前担水的人排起队，阵阵笑语。彭德怀每次路过，遇上有小孩子打水，少不了还要上去帮助一下。
吴家花园四邻的居民没有安电灯，每到夜晚，园内灯光明亮，园外一片昏黑。彭德怀又想帮助邻居办电。时值困难时期，大家都摇头——没钱，没材料。1961年夏天，彭德怀自己花了五六百元，买电杆电线，把电引到四邻14户居民家里。
这年夏季多雨。一次暴雨连夜，凌晨4时，彭德怀突然翻身下床，披上雨衣，冲出大门，趟着深水，直奔村民卢兴院里。这时，卢兴家的两间老房正在暴雨中颤摇，卢兴一家8口畏缩在上漏下灌的危房内，听天由命。彭德怀站在院里大喊：“快走！都到我那里去！”卢家执意不去。他又冒雨跑回吴家花园，叫哨兵搬来芦席，自己手执电筒，像指挥战斗一样，指挥哨兵给卢家苫房。随后，彭德怀在雨中逐户查看，把住在危房的人家都叫到吴家花园来，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里坐满了老人和孩子，彭德怀把热姜汤一碗碗送到挨淋的人手中。
十中全会以后，彭德怀不管哨兵的劝阻、跟随，在外出散步后，仍然不时往挂甲屯那些熟悉的人家中走访。由于他的帮助，突患半身瘫痪的民兵队长李文林得到救治，恢复了健康。在李文林住院期间，李的妻子为给丈夫治病筹钱，让大孩子退了学，把刚满8个月的孩子忍痛送人。彭德怀得知此事，连忙给李家送去奶粉、白糖、饼干。自己订的鲜奶也不喝了，叫给婴儿送去。又给李家的大孩子送去书包、袜子等物，劝李妻把婴儿留下，让大孩子复学，由他来负担李文林的医疗费。公社领导得知，为李文林解决了医疗费问题，李妻几次对彭德怀哭道：“是您救了我们一家子呵！”吴家花园内有几户工作人员家属，也是彭德怀经常关心的对象。园内、园外，每遇到谁家有难处，他就帮助。说：“我看到这样的事，不能不管！”
彭德怀自己的生活标准却一再降低，常叹气说：“目前国家这样困难，我在这里吃闲饭，难受呀！”罢官以来，彭德怀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我不能白吃人民的东西。”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整整住了6年。6年中，彭德怀像当年在太行山一样，为自己“驻地”的群众做了许多好事：问疾送医，扶难救危，解决水、电，指导生产……。他认真当起挂甲屯的一个村民，遇有红白之事，他常常要去为婚者道喜，为生者祝福，为死者致哀。
1965年10月24日，彭德怀即将离开吴家花园，中央专案组派人前去挂甲屯调查，写出一份《彭德怀在挂甲屯的一些活动》的报告，结尾一段这样写道：“由于彭德怀利用群众的封建落后进行拉拢，加上小恩小惠，处处装出关心疾苦的样子，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成年人称他为‘彭老头’、小孩子们都叫他‘彭爷爷’。有的群众说，‘彭老头来了以后，挂甲屯有了福’，‘彭老头是好人，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彭老头给解决了（指按电灯）’，尤其是吴家花园周围的人，一提起‘彭老头’、‘彭爷爷’，真有点感恩不尽的味道，有的老太太甚至表示永世不忘。”
人们学习解放军战士雷锋助人为乐、为人民做好事；一贯助人为乐、为人民做好事的解放军元帅彭德怀却因此而增添了罪名。
彭德怀常说自己“没有崽”，他把全部父爱给予了在抗日战争中被国民党杀害的两个弟弟留下的8个子女。5个未成年的，在他的抚育下都已长大成人。大侄女彭梅魁和丈夫张纯一常带着3个孩子到吴家花园来，小侄女彭钢从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毕业回京工作，也住在吴家花园。彭德怀亲自为他们张罗饭菜，为彭梅魁的孩子洗澡，舐犊之情更深了。
彭梅魁至今保存着一张充满辛酸回忆的照片。那是1962年秋天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摄于吴家花园怀馨堂门前。
这天午饭后，彭梅魁全家都来了。彭德怀把3个孩子揽进怀里，逗了一会儿。彭梅魁提出，要孩子们和阿公一起照张相。彭德怀站在屋外台阶上给3个孩子摆好位置，彭梅魁拿起了相机，一看，伯伯转身藏到纱门后面去了。彭梅魁叫：“快来呀！伯伯。”彭德怀说：“现在我的名誉不好，孩子们还小，要让他们健康成长，不要因为我给他们造成影响。”彭梅魁听了一怔，眼泪跟着涌出来，忙按下快门。留下的这张照片，孩子身后模糊可见一个人的部分身影，那就是举世闻名的彭大将军。
晚上，彭梅魁给伯伯补衣服，彭德怀又嘱咐她：“我几次告诉你们别来了，你偏偏还来，现在我背着‘里通外国’的罪名，连下农村劳动的资格都没有了。但我实在冤枉极了，这样的冤枉要到何时才了结呢？”
彭梅魁擦擦眼泪，安慰伯伯：“我不怕，无论什么情况，我都要来看伯伯。”
要做到这一点多不容易呀。即令如此，当时的彭梅魁也想不到她今后为实践这句话，要拿出多大的勇气！但她确确实实做到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她仍给彭德怀以亲人的安慰和照顾。
1963年以后，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的生活显得更加孤寂和冷清。哨兵的记录本上，日常的记载只是“晚饭后彭钢来了”，“早饭后彭钢走了”，“彭梅魁来了”，“……彭梅魁走了”。
园内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党组织开会不再通知他。每当党小组开会的时候，他就在院子里静静地散步，远远注视着开会处的灯光。他知道，这意味着已停止了他的党内生活。
彭德怀这个高级党校的特殊学员，现在是更加“特殊”了。不让他去听课讨论，也不再有教员来辅导，只由校领导偶尔来过问一下，而且总是3个人一起来。回去还要追记他的谈话向中央报告。
在1963年的一段时间里，他用了许多时间写《读毛主席军事文选笔记》。这一年，全国的经济形势继续向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全国的工农业生产恢复了好势头。他再不为经济问题操心，仍然转回到几乎占据了他整个生命的军事上来。从抗日战争时期起，他就希望根据毛泽东的革命战争战略思想，总结自己在历次革命战争时期的建军经验和作战经验。于是，在平静的生活下，他的心又回到峰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不知什么原因，他的这件事情没有做完，只留下了一本未完成的笔记，刚刚论及他亲历的各个革命战争时期的作战原则，而且只完成了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两段。他没能留下他全部军事生涯积累的经验和体会，留下的只是他的作战部署、命令和一次次战争胜利的辉煌纪录。
1963年底，彭德怀的三弟媳龙国英从彭家围子带着她的小孙孙到北京来看望他，并给他带来了家人和乡亲的问候。
就在这一年，中央专案人员到湘潭去调查彭德怀1961年回乡的“反党言行”，使乡亲们知道彭德怀再次为他们而获罪。1962年彭德怀回乡时曾给乌石大队数百元钱植树，1963年乌石大队给彭老总寄去两袋速长早实的新疆核桃种。这一切都成为彭德怀“收买人心”的罪状。龙国英含泪向彭德怀诉说这些事情，也高兴地报告两年来家乡生产生活的上升情况。
龙国英打听彭德怀被指责为“里通外国”的问题，仔细倾听彭德怀叙述他出国的经过。彭德怀申明：里通外国“绝无其事”，是对他的“莫大侮辱”。龙国英劝他：“还是归老还田罢！”彭德怀没有作答，脸上浮着一丝苦涩又执拗的笑。
龙国英回家前，彭德怀和她及小侄孙合影留念。自搬到吴家花园后，他一直拒绝照相。这一次，他和心中的彭家围子与故乡人民一起留下了最后的身影——苍老的，却依然挺立的身躯；倔强的、坦荡的，带着一丝苦涩、沉思的笑容。
彭德怀的处境越来越严峻。也是这一年的秋天，他把《八万言书》的一部分手稿交给侄女彭梅魁，说：“我的问题看来一时解决不了，那包材料在这里不行，还是你替我保存吧。”彭梅魁接过纸包，说：“行。”彭德怀又叮嘱说：“这是我对自己一生历史的回顾和总结，等将来用得着时拿出来，为我争回清白。”又不放心地问：“你打算怎么保存它呢？”
彭梅魁想了想，说：“我把它送回老家，埋起来！”彭德怀点点头。
彭梅魁带着手稿回到湘潭乌石老家，将纸包放在一个磁坛子里，封好口，埋在灶房的柴堆下。
“文化大革命”开始，彭家围子遭殃。彭梅魁担心手稿安全，即回乌石，和堂弟彭康志商量，由彭康志把手稿埋在乌石峰下楠木冲水库旁的山坡上。以后，彭康志怕雨水浸湿，又偷偷将它挖回。以后，彭梅魁再次返回乌石，将它带回北京，藏在自己家中。
1978年12月，彭德怀沉冤昭雪，彭梅魁将伯伯生前郑重托付的手稿双手捧交给彭德怀的老战友、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黄克诚。经16年的曲折，这份珍贵的手稿，在彭德怀逝世4年之后，终于得见天日。
彭德怀自搬进吴家花园，就切断了和自己生命相连的军队的关系。“军事俱乐部”、“反党小集团”这些远远超过思想路线问题的罪名，使他不得不和党内的战友也断绝了来往。杨尚昆有时到吴家花园来，是藉着安排生活的名义。杨尚昆回忆说：“也是想去看看他。”朱德总司令来看他，和他对奕，他不要朱德再来了。解放军卫生部长傅连璋来看他，他说，我犯错误了，你来做什么？傅连璋说：“我是个医生，你是我的病人，我是来看病人的！”解放军上将李志民的儿子曾翻过墙到他屋子里坐了一会儿，他的父亲只要知道彭老总是否还在人间。另一个上将杨得志在颐和园偶然遇到彭德怀，彭德怀装出没有看见的样子。杨得志跟在身后，向警卫员景希珍详细打听彭老总的情况，走了很长一段路。解放军忘不了彭老总。在吴家花园的门外墙边，还曾发现过一袋大米、两条大鱼，悄悄放在那里。是谁送来的呢？没有留下一句话。
尽管彭德怀自己规定一个军人也不见，以免引起嫌疑，牵累来者，但几年来有一个军人的妻子常来看他，他却不拒绝，这就是1930年牺牲的红3军团纵队司令员陈毅安烈士的妻子李志强。李志强和儿子曾被国民党抓去坐牢，出狱后，母子二人在国民党统治区顽强挣扎到全国解放。多年来，彭德怀一直关心着这母子一家的生活。
十中全会以后，彭德怀劝李志强不要再来看他了，李志强仍不时带着全家人到吴家花园来。一天，李志强又带着儿子、儿媳、孙儿一起来了，彭德怀笑着问李志强：“我一个犯错误的人，你们又来干什么？”李志强也笑答：“我是个老百姓，不干政治的事。”这天，彭德怀心情似乎很好，邀李志强参观了他的菜园、果园，从一棵桃树上撷下几个大桃送给李志强，并口占四句诗相赠。多年以后，当李志强有可能和人谈起这件往事的时候，她已经年迈体衰，只能回忆起后面两句：
“平生戎马无暇日，
老来偷闲学种桃。”
这两句诗虽为自嘲，也确是彭德怀这一段生活的一个侧面。使人不禁想起南宋曾举兵抗金的词人辛弃疾晚年退闲后的名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为了给以后回乡生产自食其力做准备，彭德怀在吴家花园买了不少土壤学、栽培学等农业技术书，又拜附近果园的农艺师刘富先和孟瑞祥为师，学习果树栽培嫁接技术。吴家花园在几年内改了观，除有麦地、菜畦、鱼池，还种了桃、梨、核桃、苹果、葡萄、柿子等各种果树。他计划把北方能生长的果树都引进吴家花园作实验，他和13岁就学艺、曾培育出秋香、燕红等著名密桃品种的园艺师刘富先结下友谊，常相往来。不想，这一非政治性的友谊，也使刘富先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了一整年。
吴家花园岁月悠长又匆促地过去了。在漫长的冬夜，彭德怀也常常看小说，读历史，特喜欢读人物传记。他不再说自己是张飞，而常说：“我就像明朝的于谦。”
于谦在明朝曾官至兵部尚书，当北方民族瓦剌兵临明都北京城下之际，他受命于危难，举兵抗击，使局势转危为安。于谦为官清廉，性格耿直，生活简朴，不阿附权贵，后为瓦剌反间计所中，被明英宗杀害。《明史》载于谦被抄家时：“家无余资，萧然仅书藉尔。”
彭德怀十分喜欢于谦那首有名的《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惜，
要留清白在人间。
他几次对侄女彭梅魁、彭钢说：“我死后什么也不要留下，一身清白。”
3.处处受到监视的副总指挥
1965年3月，美国出兵南越，中共中央在4月12日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意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沿海为第一线，华中为第二线；第三线是指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为全国的战略后方。
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通知党校派人去和彭德怀谈话，了解他的学习情况。
7月7日，高级党校贾震等3名副校长一起来到吴家花园。
彭德怀简单回答了过去的学习情况，话一下跳到了庐山会议：
“党校的人对我说：‘你学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联系你在庐山会议上的一些问题。’我就是那封信写坏了，不写那封信，主席会改的。总的说来，那封信可以不写，但是按我这个人来说，当时不能不写！”
彭德怀说得声色俱厉：“对庐山会议我没有意见，也可以教育人，就是有两条我硬是不能同意，一条我没有和外国人搞颠覆活动。我这个人倒是有孤立主义，还有民族主义，一向反对外国人，和外国人谈不来，也不认识一个外国人。”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敲茶几，茶几震动起来：“如果查出有什么叛国活动，按国法办！”“还有一条，说我搞小集团活动，我历来没有，也未想到，请中央去查，如有，按党纪处理！”
彭德怀提高了嗓子：“十中全会以后，什么文件也没有了，我现在好像是一个脱党分子，我不会像高岗一样去自杀。我这个人不会开小差，最好到农村蹲点，到基层去做点工作。现在我想到云南或贵州山区农村去，……那里没有外国人。”
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事后由贾震等3人回忆追记上报毛泽东、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专案组负责人。
9月7日，彭德怀、习仲勋专案委员会常委开会研究今后工作，康生在会上讲话说：
“中央最近分配这些人（彭、黄、习）的工作，我们了解有两方面：一方面更便于我们审查他们的活动，所以我们不要松气（有人插话：他们一出去，就会叫）；二方面还表示希望他们转过来，转不转过来，全看他们自己。”
9月11日上午，高级党校副校长贾震又到吴家花园，通知彭德怀：中央有人和你谈话，现在就请你去人民大会堂。
步入大会堂江苏厅，彭德怀看到，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在那里等着他。
互相问好，漫淡数语，彭真说明主旨：“今天我代表党中央和你谈话，中央决定派你去大三线任副总指挥。”
事情未免太突然，彭德怀沉默了片刻，回答：“我是共产党员，服从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说错了人家怀疑，说对了人家也怀疑。”他表示对工业生产也没有经验，不愿去三线，仍希望去农村作调查。
彭真说明三线建设的战略意义，举出大三线总指挥是李井泉，彭德怀很熟悉的，干部则多是部队去的，“你到那里帮助李井泉，还是可以做很多事的”。
彭德怀仍然坚持想去农村做调查研究工作。谈着谈着，又把话说到庐山会议问题上来了。谈了两个小时，没有解决问题。
彭德怀独自回吴家花园了，彭真打电话向中央报告谈话情况，贾震、乔明甫二人整理了谈话纪要上报中央。
事情似乎是僵住了。从中央说，这是示彭德怀以宽大，但他偏不接受分配；从彭德怀来说，他体会到中央对他伸出了手，但他的顾虑也是十分现实的。
9月21日，彭德怀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允许他回农村去。
彭德怀的信当天下午便送到毛泽东案头。“解铃还需系铃人”，毛泽东看过彭德怀的信，决定亲自同彭德怀谈话，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参加。
9月23日早7时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约他8时半前去谈话。彭德怀答：“主席习惯晚上工作，上午要休息，我晚上去吧。”秘书答：“叫你上午来就来吧！”彭德怀马上乘车前往，8点15分到达颐年堂，毛泽东已在门口等候，看见彭德怀来到，远远就伸出了手。
彭德怀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向和颜悦色、专门等候着他的毛泽东问好。
毛泽东注视着彭德怀黑瘦的面容，斑白的两鬓，似生伤感，说：“几年不见了，你显老了。”
彭德怀勉强笑答：“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咯。”
毛泽东笑了：“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着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毛泽东继续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八万言。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等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吧。”
那么严重的“翻案书”，被毛泽东一句话就化解为轻松了。
彭德怀说：“好！”然后心平气和地向毛泽东解释了他向彭真、贾震等人谈过的不愿去三线，愿去农村的原因。
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彭德怀答：“搞工业是外行，完全无知，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
两人在院子里边走边谈，彭德怀谈到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提到的三条保证，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毛泽东大海般的气度使彭德怀敬服。
8点40分左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先后来了。大家略事闲谈，转入正题。毛泽东说：
“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彭德怀仍然未接受：“我去搞工业是外行，时间紧迫，恐有所负，我想去边疆搞农业。”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一起劝他说，搞工业都不懂，都在摸索。
毛泽东环视在座的人，斩钉截铁地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
毛泽东接着说：“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然后，毛泽东谈起了往事：“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反对张国焘分裂的斗争中，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不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
毛泽东转头对坐在身旁的刘少奇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谈话进行了5个半小时。毛泽东一夜工作之后，还没有休息，也没有吃早饭，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显得有些疲倦了。彭德怀依依不舍，起身向毛泽东和在座的同志告别。
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的心情还激动不已，立即提笔把和毛泽东的谈话追记下来。他感到毛泽东的谈话是诚恳的，支持他工作是诚心诚意的，态度是坚定的，他深受感动。在以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写的“交代材料”中，彭德怀提及此事，还写道：“主席谆谆教导使我终生难忘，去西南工作亦不便再拒绝了。”
然而，他的心头也被投下一些新的阴影。
毛泽东在送别彭德怀时忽然问道：“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吧？”
彭德怀迷惑不解，为何又来了这样一个大转弯？况且并无此事。彭德怀在一份回忆中写道：“反反复复回忆了两天两晚，睡眠时间很少，实在记不起有这样的事情。即或说过这样的话，也不能说这就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
整个会见的气氛仍旧压倒了临去突然这一问。彭德怀开始为结束吴家花园的生活、投入新的工作做准备。
10月6日，总书记邓小平请彭德怀到中南海怀仁堂，告诉他，等刘少奇从东北回京，还要召集西南区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负责人开一次会，要彭德怀为去西南工作先做些准备。邓小平对彭德怀说：“业务上大家都是外行，政治上照主席说，要互相信任。”
邓小平谈话后，彭德怀到杨尚昆家里，请他帮助办理离京前的事务，并向杨尚昆辞行。面对老战友，彭德怀一掬肺腑，说：“这次到西南，我很难过，我不想去，想要搞农业，担任王震那个角色。有人（因此）说我对毛主席这样仇恨，其实我只是对主席思想跟不上。……”谈话中，彭德怀怆然泪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由江青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直接主持、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执笔的文章，把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为响应毛泽东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精神，于1959年6月开始酝酿，1960年写成的一个剧本《海瑞罢官》，硬和1959年7月在庐山出现的彭德怀被罢官一事联系起来，说成是替彭德怀翻案。在中央安排彭德怀去西南大三线工作的同时，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也加紧进行。委员会下属的专案办公室写出了《彭德怀反党问题审查报告》第五稿，并进行了讨论：“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些人是反革命、阶级敌人”，专案审查委员会“实际上是审查反革命，审查他们的反党、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要这样来写（审查报告）”，“审查委员会的任务不是证明谁正确，不是审查他们的翻案有无根据，而是进一步审查他们的反党罪行”。
当天边向彭德怀透出一角希望之光的时候，在他的身后，正酝酿着一场席卷全中国的、以批吴晗为罢官海瑞——彭德怀翻案为发端的政治大风暴——“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一致支持彭德怀出来工作，对他表示了良好的祝愿。彭德怀带着“真理也许在你那边”的莫大宽慰和“毛主席没有给我平反错误”的隐隐不安，准备离京赴任。他的情绪看起来越来越好，他已经67岁了，他的身体还健壮，内心仍然像一团烈火。只有为他终身的崇高理想燃尽自己，他才能得到永恒的安宁。
行前，彭德怀把即将去三线工作的事告诉浦安修。从彭德怀上书八万言之后，浦安修也处境日艰，搬到师大去住，他们两年多没有见面了。浦安修从师大回吴家花园和他话别，彭德怀问妻子对今后生活的意见，浦安修说，等他去成都工作上了轨道，她可转到成都去工作，和他团聚。
还有一事使彭德怀颇为踌躇：小侄女彭钢在他走后住到哪里去呢？吴家花园就是她的家。左思右想，彭德怀才提出在他去成都后，希望组织上能给彭钢找一间住房，还不安地说：“我一辈子没有为个人私事向组织上要求过什么，这次破了例。”
1965年11月28日，开往成都的33次列车一声长鸣，从北京站驶出。彭德怀身穿染成黑色的军呢大衣，端坐在一节车厢内，吴家花园2250日如历史的一页轻轻翻过，他的心又跳动在新的战场上了。
1965年11月30日，彭德怀抵成都。
他终于又工作了，心中积聚6年的工作热忱迸发出来。他决心不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在国防重地的大三线军工建设上做出贡献。
刚到成都永兴巷7号住地，彭德怀就对接待他的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说：“明天就开始工作。”杨沛说：“一路辛苦，休息几天吧！”彭德怀说：“我已经休息多年了。”
从第二天开始，大三线各局负责人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大三线建委主任李井泉的指示，逐个向新上任的副主任彭德怀汇报情况。彭德怀对照挂图仔细记录、询问，最后发现，对他所关心的军工生产建设情况谈得很少，或避而不谈。
两个月前，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和他谈工作分配时，他表示不愿到三线去，说：“工业生产我是外行，到西南去能做什么？！”彭真说：“军工生产你不是很熟悉吗？”彭真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彭德怀和左权亲自筹划建立了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成为我军第一代军事工业。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接替了兵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此后7年中，兵工生产从常规到尖端、从原材料到成品、从军用到军民两用，都由他主持开会作计划、研究布局、批准产品定型。他跑遍全国各地的重要军工厂。就在他被罢官前，还研究过在成都、西安增建飞机工厂的计划。他原是新中国军事工业包括尖端工业的开创者之一。
可是，今天情况不同。他到成都前，西南局就确定了一条原则，有关军工生产建设的情况不让彭德怀了解；有关这方面的会议他不能参加；还不能让他参观军工厂。他外出时，得有一名局长陪同，以便“了解”他的活动情形。
彭德怀仍然认真听汇报。汇报中，建委第一、第二副主任建议彭德怀分管煤炭和天然气生产的后勤工作。这说明，确实不让他接近军事工业了，他心头一阵不悦，没有表态，来人就未谈下去，分工没确定下来。以后，建委不再提这件事。他和李井泉谈话，李不提分工问题，他也不问。
安顿下来后，他翻阅来成都前后积压未看的报纸，看到11月30日（正是他到达成都的那天）《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于11月10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看着看着，他一下把报纸摔在桌上，盛怒难当，说道：“简直是胡说八道！”思索了一会，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不管它，我们干我们的工作！”
12月10日，彭德怀在给彭梅魁的信中，表露了他孤独一人在远方迎接挑战的心情：“我即将外出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属于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实在遗憾，我将珍惜时间，以慰晚年。”他把这些不快和不安抛到脑后，马上出发到工厂矿山参观、做调查。
12月12日开始第一次外出，到重庆参加三线建委政治工作会议。会后去内江、自贡、威远参观天然气和煤炭生产情况。
1966年元旦刚过，政治风暴卷压而来，围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指名地、但越来越明白地把“海瑞”——反党分子——彭德怀作为目标。不久前，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按：指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德怀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成都参加1966年1、2月间在锦江饭店举行的三线建委年度总结计划会，他在会上很少发言，但对三线建设充满了希望，在笔记本上写道：“只要今后不再犯1958年至1960年那样大的主观主义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那就可以肯定会做出伟大成绩来，这应为我国经济建设前途庆幸。”
会议结束，彭德怀即起程第二次外出，去渡口参观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沿途视察了修建成昆铁路的现场、西昌专区、石棉县石棉矿。又特地去红军长征时抢渡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和他曾率红军攻打过的会理县城。
2月30日，彭德怀到达渡口市。渡口市原是金沙江畔一个只有7户人家的小村，时正兴建西南地区最大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彭德怀在山上山下仔细参观，走得汗流浃背，看得振奋不已，连说真是好地方，毛主席决断非常正确。
在参观建设中的宝顶山煤矿时，彭德怀不禁心情激动。他十分熟悉这些“乌金”，曾身受掘洞挖煤之苦，一再嘱咐陪同参观的渡口市委领导人说：“巷道支撑一定不能马虎，要绝对保证工人生产安全。”
渡口市火热的建设景象，使彭德怀这个不写诗的人也诗兴大发。他并未把写的诗给别人看，只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为今天的读者留下了他当日的满腔豪情：“天帐地床意志强，渡口无限好风光。江水滔滔流不息，大山重重尽宝藏。悬崖险绝通铁道，巍山恶水齐变样。党给人民力无穷，众志成城心向党。”
不想匆匆的渡口之行，惹出了两件是非。
3月25日，彭德怀在石棉县安顺场渡口，面对汹涌咆哮的大渡河，不禁缅怀当年英勇抢渡的红军战士和舍出身家性命为红军摆渡的船工。红军胜利北上了，当年的船工呢？听说只有一位船工帅仕高还健在，彭德怀很高兴，特地看望他，详细询问他解放后的生活状况。听出老船工生活上还有困难，临别时彭德怀送给老船工10元钱。
这件事后来被“揭发”，作为彭德怀“是伪君子，施行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例证，那位老船工也无辜受累。这使对老船工倾注了无限感激之情的彭德怀无法忍受，大声喝道：“人家是拚着命给红军干的！”“我们给什么能把人家收买得了啊！”
3月28日，彭德怀参观西昌螺吉山彝族畜牧场。牧场地处高山区，彭德怀为了解彝民的生活，在那里吃了一顿饭。回到西昌，彭德怀一打听，去了10个人，一共付了两元饭钱。彭德怀说，那是人家的血汗生产的，付这么少的钱不好，即写了一封信给畜牧场的干部。
田同志：
我们今天在你场吃过饭，每个只算两角钱，实在太少。以六斤肉计，每斤七角，即四元二角，还有其他饭菜，至少十元才公道。除每人已给两角外，另补八元，请查收。任何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核算制。
彭德怀
3月28日
这件事，连同他在其他一些场合的一些表现：如对造价每平方米为150元（高出当时一般建筑造价一两倍）、每位客人占用60多平方米的招待所不满意；对许多县市专区和工矿企业竞相修建高级招待所、特别是对四川省用西昌建设下马的钱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锦江饭店更为不满等等，都被指责为“借此吹嘘他是一向主张艰苦朴素”。
1966年4月19日，彭德怀第三次出行，视察川南煤矿。
这次川南之行，他了却了一桩历史上的心事：长征中，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命令彭德怀从红3军团中抽调三四百人，由得力干部率领，到川、滇、黔边开创新根据地。彭德怀选派了400余人，派师政治委员徐策率领前去。以后，这支队伍与红军失去联系，最后杳无音信。事隔数十年，彭德怀仍然挂念着这批指战员的命运，特借视察之机到珙县打听这支部队的下落，方知他们于当年（1935年）转战数月，只余数十人，最后被敌人包围，全部壮烈牺牲。彭德怀听后，为之停箸减食，痛悼不已。
1965年岁末到1966年年初，当彭德怀奔走于巴山蜀水之际，在遥远华北的太行山，有一个人默默地注视着他，深深地怀念着他，这就是和他一起在庐山被黜的黄克诚大将。
1965年11月，以相同的原因，在相同的时间，彭德怀被下放到西南，黄克诚被下放到山西省任副省长。抗战初期，黄克诚为八路军115师344旅政治委员。山西是他战斗过的地方。黄克诚重访太行、太岳，想到26年前的阎锡山发动十二月反共事变中，彭德怀从洛阳冒险回前方，路过高平县344旅的驻地，夜里，两人纵谈时局，不觉东方已白。就在这个夜晚，彭德怀下决心调集兵力，准备发动反磨擦战役，终于打破了抗日敌后根据地遭敌顽双方夹击的困境。想起这位忠诚革命、威震敌胆而横遭冤屈的老首长，黄克诚不禁感伤。遥望西南，赋成《江城子》一阙：
江城子 忆战友
久共患难真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岗。
经常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奔走呼号，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已偿，且共勉，莫忧伤！
这首词一直深藏在黄克诚心中。直到1981年9月的一天，《彭德怀传》的几名作者前去访问，他述及往事，才将这首词口诵出来，让大家记下。这时彭德怀已含冤逝世7年了。
4.残酷的批斗与折磨
1966年5月25日，彭德怀准备第四次出行，经重庆、遵义到贵州看六盘水煤炭基地。第一天刚到大足，突接三线建委的紧急通知，要他马上返回成都。
5月27日，彭德怀从大足急返成都，被告知是听传达文件，内容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于5月16日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这次会议决定重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康生任顾问，陈伯达任组长，江青等任副组长，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在三线建委传达《通知》后接着进行的座谈会上，彭德怀成了被批判的目标，座谈会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陪同彭德怀外出掌握情况的人，有的就出来揭发：“彭德怀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彭德怀说明、检讨，三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问彭德怀和彭真的关系，要彭德怀交代“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
彭德怀回答说：“庐山会议主席是要快一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我说三年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组织‘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要保留。”
批判彭德怀的座谈会暂时收场，西南局书记处决定建委成立一个批判小组，写文章在内部通报彭德怀的种种“问题”。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这些简报在各级干部会上传播，这就把我做调查的道路堵塞了。”
西南局三线建委“揭发”彭德怀的《情况简报》送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看过后，给顾问康生和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写信说：“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揭穿他的丑恶面目”，“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希望中央“在适当时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欢呼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世，《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兴起，“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神州。
8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共和国主席、党的二把手刘少奇岌岌可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也遭“炮轰”而自顾不暇，管不得彭德怀了，只是向他封锁了一切中央文件，也回避彭德怀的电话和约见。彭德怀不顾建委给他的“你就不要出去”的告诫，天天上街去看大字报。一次被红卫兵认出来，他就戴上一个大白口罩。9月1日，西南局书记处通知彭德怀立即离开成都，出去躲一躲。彭德怀对着话筒大喊：“我为什么要离开成都？共产党员哪有怕群众的道理！”“怕红卫兵找我算账？！算新帐没有，算旧帐不怕，算一百次也不怕！”
彭德怀密切注视着“文化大革命”，寄希望于“文化大革命”。他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现象早就深恶痛绝。毛泽东关于中国存在“国变色”、“党变修”的巨大危险的论断在他心中引起了共鸣。他对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心毫不怀疑。
经常有红卫兵闯进彭德怀住的永兴巷7号的院子里来。开始是请他讲革命历史、红军长征的路线、怎样打仗、生活怎样艰苦等等，他热情作答。有些人提出些责难，他耐心解释。他很喜欢和青年交谈，帮助他们了解革命。
然而，红卫兵运动却朝着和他期望的相反方向发展并摧毁一切，也包括他自己。
1966年12月，在江青、戚本禹的授意下，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组织“东方红”战斗队来到成都“揪（意为抓出来批判斗争）彭”，他们向彭德怀提出了几个问题：你对庐山会议持什么态度？对红卫兵有什么看法？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彭德怀一一作答。红卫兵听过彭德怀的回答，对彭德怀产生了好感，说：“你很直爽，我们回去了。”
红卫兵认为“老头子（彭德怀）是对的”，对要不要“揪”彭德怀拿不定主意，派两个人回京请示。戚本禹听了汇报，对“东方红”的头目很不满意，说：“你立场动摇，受了彭德怀的欺骗”，要“东方红”赶快再派人去成都“揪”彭德怀。
12月23日晨5时，天还没有亮，数十名经过再次“思想武装”的“东方红”红卫兵，按事先侦察好的路线冲进成都永兴巷7号院，直扑彭德怀住室。顿时，他们怔住了：室内无人，彭德怀不知去向……
原来，彭德怀在两小时前被北京另一个“响当当”的造反组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揪”走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一天凌晨3点，北航“红旗”八九个红卫兵翻越铁门进入永兴巷7号，把住在东屋的秘书綦魁英叫起来，硬推着他向彭德怀屋子走去。彭德怀闻声开门，问什么事，为首的说：“奉中央文革之命，让你跟我们到北京走一趟。”
“行，什么时候走？”彭德怀很痛快。红卫兵说：“现在就走。”
“红旗”红卫兵也是奉戚本禹之命，紧急来成都“揪彭”的。戚本禹怕“东方红”右倾动摇，来了个双管齐下、互不通气的计谋。总之，一定要把彭德怀弄到手。
“东方红”不甘失败，乘“红旗”不备，将被“红旗”拘押在成都地质学院的彭德怀劫走，还派人抄走了彭德怀住处的全部文件资料。双方争吵一顿，最后议定，对彭德怀实行共管，要求三线建委用飞机送他们押彭德怀去北京。
戚本禹得知“揪彭”成功，十分得意，马上派出一个记者组去成都，准备召开百万人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大会”，还确定在沿途组织若干次斗争大会。12月26日，戚本禹报告江青：“彭德怀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周恩来接到三线建委的紧急电话，心知“揪彭”一幕是江青策划的，非常气愤，又阻止不了，只得指示几点：不得开批斗会；由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彭德怀来京；只许坐火车，途中确保安全；到京后由北京卫戍区接走彭德怀负责安排食宿。周恩来还不放心，又让秘书将几点指示直接用电话通知“东方红”的“揪彭兵团”，特意说：“我亲自关心这件事。”
12月25日晚，被红卫兵控制了3天，已经十分疲惫的彭德怀，由一伙红卫兵推搡着，在成都军区的一名干部和几名战士的护卫下上了34次火车的一节专挂车厢。满身灰尘、爬满了“大串联者”的列车吃力地驶出成都北站。
从1965年11月30日至1966年12月25日，彭德怀在大三线度过了1年又25天。
从北京跟随彭德怀到四川的綦魁英和景希珍，这时也和红卫兵一起挤坐在车厢过道中。彭德怀本不让他们上车，说：“你们不要跟着我了，你们都有老婆孩子！”
红卫兵一路看守和提问彭德怀，彭德怀有问必答。景希珍劝他：“你少说几句吧，你就是吃的这个亏呀！”彭德怀摇摇头：“我现在一无所有，只有一张嘴了，不抓紧时间说，恐怕机会不多了。”
12月27日16时25分，34次列车进入北京站。北京卫戍区奉周恩来的命令派一连兵力到车站接彭德怀，红卫兵拒绝交人，说：“要请示中央文革”，当即在车站打电话报告戚本禹。这时中央文革正在开会，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报告戚本禹，机敏的周恩来已走过去，接过话筒说：“这事我来办。”周恩来在电话中对红卫兵说：“中央决定把彭德怀送往卫戍区。”戚本禹却指使红卫兵悍然抗命，强迫司机将列车退出卫戍区把守的北京站，停在一个叉口上，然后把彭德怀劫至北京地质学院。为此，周恩来直接质问了戚本禹，又不得不折中处理，把彭德怀交卫戍区，地质“东方红”和北航“红旗”可参加管理。
极度疲劳的彭德怀由两个战士撑扶着登上卫戍区的汽车，一路跟随着彭德怀的綦魁英和景希珍被留在车上。车轮转动，他们突然发现彭总比几天前苍老了许多，这两个在彭德怀身边工作了十几年的秘书和警卫参谋，禁不住痛哭起来。
彭德怀被带到北京西郊五棵松卫戍区的一处营房里。这是卫戍区的一个“监护点”，陆续有一些被打倒的“当权派”被关押在这里，叫做“监护”。在极度疯狂的红卫兵岁月里，这确实是既监管也保护其免受造反派的过度摧残。
彭德怀被安置在一间建筑队丢弃的简易工房里，屋内有一桌、一椅、一床、一炉。彭德怀拿出日记本，记下了几天来的经历，最后写道：“为什么揪我来京，一点也不了解。”
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真正失去了自由。不是红卫兵而是解放军战士在持枪看守着他，不许他出屋。他问：“把我弄到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是算旧账？”他着急：在成都的住屋内有许多绝密文件被红卫兵抄走了；他要求看报纸；……没有人答复他。
红卫兵住在他的隔壁，整天找他谈话。谈了几天，彭德怀问：“你们想干什么呀！”1967年元旦，红卫兵忽然气势汹汹骂了彭德怀一通，说他想翻案，声言要“敲打死你，揍死你”，说：“对你这样的人（指彭）就得武斗。”他们在彭德怀屋里夺烟斗，翻书包，辱骂彭德怀“老混蛋”。彭德怀本着毛泽东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教导，始终心平气和。当晚，彭德怀记下这一天的感受：“今天是1967年元旦，我处于另一种生活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来北京待审。时间已过7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写完，彭德怀从日记本上撕下一页白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仔细叠好，放到眼镜盒里，随后悄悄要哨兵替他转交上去。
彭德怀的信由“监护点”层层上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
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彭德怀在囚窗里翘首盼望毛泽东的答复，就此一等8年，直到他的生命结束。
1967年元旦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又一篇气势汹汹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彭德怀刚要休息，红卫兵进屋叫他写对姚文元大作的看法。
“我不写，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不发表（看法）也是我的自由。”
“你到底写不写？”
彭德怀叹了一口气。他想起来，此时，姚文元有诽谤他人的“自由”，而许多人已丧失了为自己申辩的权利。但经过数十年战火考验的彭大将军，还是“自由”地还了姚文元一“枪”。
彭德怀提笔给素不相识的姚文元写了一封信：
“姚文元同志：
读了3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同志要我对其中一段表示态度，即‘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如果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实事求是一些，我就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彭德怀在信中叙述了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那封信的经过和信的主要内容。
1月6日，彭德怀的这封信被送到彭德怀专案组，成为彭德怀的新“罪行”。
彭德怀按红卫兵的要求写了4份材料：《挖思想根》、《建军问题的错误》、《评军衔过程》、《为什么在庐山写信给毛主席》。材料送到中央文革，康生批：“彭德怀写的材料是又一次向党进攻，材料应送毛主席、林总、总理阅。”毛泽东阅后批：“林周阅后，退康生同志存案。”
红卫兵又提出高岗、饶漱石和“军事俱乐部”等等问题，对彭德怀说：“你就是高饶反党集团的干将！”勒令彭德怀：“把你们那个军事俱乐部写出来。”
“没有什么俱乐部。”彭德怀瞪眼答复。
“非写不可！”
“啪”的一声，彭德怀的手掌打在桌子上。他终于忍耐不住了，大吼起来：“杀掉头也没有！”
这时，彭德怀正受着疾病的折磨。由于心情焦灼，房屋阴暗潮湿，又没有衣服可换，在朝鲜战场矿洞里患过的神经性皮炎复发了，双腿长满湿润和糜烂的斑块，并向上身扩散。
2月中旬，彭德怀的腿、臀、背长满红疮，奇痛奇痒，不能弯腰，不能躺卧，这时他才向监护点的人提出能否治疗一下。
他身上仍然是从成都穿来的一套内衣裤，已沾满了脓血。袜子早破了，棉裤露着棉花。
监护点内，被监护的人都收到家人送来的衣物、食品，唯彭德怀没有人送。监护干部问他要不要告诉家属送些换洗衣服来，彭德怀总是说：“算了吧，算了。”他料想浦安修处境不会好，又怕连累侄儿侄女。想来想去，才给彭梅魁写了一封信。
在吴家花园时，彭梅魁曾对伯伯说，不管在哪儿，我都要来看你的。彭梅魁说到做到了。彭德怀到大三线，春节时，彭梅魁到成都看望伯伯，给伯伯洗衣服，缝缝补补。临走时，彭德怀问她1962年给中央的那份八万字长信的抄本保存情况，彭梅魁瞒着伯伯说：“烧了。”彭德怀用眼睛打量着彭梅魁，说：“这样好，这样好。”以后彭梅魁常写信问伯伯好。1966年12月，彭德怀又把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抄了一份寄给彭梅魁，让她保存。此后，彭梅魁就再没有收到彭德怀的信，不知道伯伯的情况。
2月底的一个晚上，监护点的两个参谋按彭德怀告诉的地址来到彭梅魁家里，交给他一封信。彭德怀在信中告诉彭梅魁，他已“被抓来北京”。“到京两月，红卫兵对我所追问者，还是庐山会议情形，此事无再谈必要，仍如既往，服从中央决定。其他一切愿受革命群众审查，请你放心吧”。“今冬皮肤炎变为疮疤，痛痒异常，近警卫部队负责人派医生专治，已见成效”。“在成都被抓时很急，未带日用东西，仅穿着黑棉布衣服，现已破烂不堪，春暖后无法换洗”。“如景希珍在成都，请他找两条短裤、上黑下蓝那套布制服、袜子、布鞋，还要寄一点钱。”
后面署名是：伯父清宗。
彭梅魁激动极了，一个多月以来，她寝食不安，为伯伯担心，今天总算有了下落。
3月6日，彭德怀和其他“犯人”被转移到距五棵松不远的罗道庄卫戍区部队驻地监护。
大门口有守卫，“案犯”（《哨兵日记》上对被监护人的称呼）门口各有一个哨兵，彭德怀屋内还有一哨兵。一言一行都被记录在案。
到了罗道庄，彭德怀发现对他的看管更严了，自言自语：“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我是在这里坐监狱。”冬日将尽，他还穿着那身破棉袄裤，无衣可换。他向哨兵要来一根针，一点线，自己补破袄。有时对着哨兵感叹：“今天我已经撤职8年了，这8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
3月19日，一个参谋拿着彭梅魁送来的衣物和水果来到彭德怀囚室。东西是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转来的。参谋让彭德怀签收，彭德怀在上面写“石穿”两个字。
彭梅魁的物品给他带来安慰，也带来了希望。4月1日，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被抓的经过和目前的情况。因报纸上有文章，不点名地说他到西南搞翻案活动，在这封信的最后，他向毛泽东声明：“我到西南区头7个月，大约走了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云南还未去），目的是想收集一些材料，作些研究，增加自己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提供领导参考，并无其他意图。”
仍然没有回音。
4月20日晚，他又提笔给周恩来写信。称呼“总理”，信中谈四川石棉石矿碴堆积在南岸，流失不少。他曾报告西南局领导人，此矿碴可加工成钙镁磷肥，成本低，肥效高，恐此事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该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下署名“石穿”。
彭德怀在囚室里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给中央文革写信，奇怪的是他没有给“副统帅”林彪写过信。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长篇谈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戚本禹说：“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为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人翻案，企图煽动别人起来同他们一道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
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报纸上已多次不指名地骂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闹翻案等，对他用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一词。戚本禹此文在报纸上第一次指“彭德怀”之名而攻击之。彭德怀坐在桌旁，先是看到文章中点了一串名字：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邓拓……怎么，都成了反革命？！他在这些名字下用红铅笔重重地划了一道又一道。再看下去，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在那一段话下面也划了重重的一道，喘了一口粗气，把报纸扔向一边，躺到床上唱起“国际歌”来：“起来，……起来，……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低沉而粗犷的喊声，震动了囚室内外冷凝的空气。
哨兵在登记本上记下了彭德怀以上的“反应”。
1967年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中国“全面夺权”，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人民日报》号召“革命派”痛打“落水狗”。一代民族精英、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被揪上批斗台，肆意凌辱。
江青十分“关注”彭德怀。在她的心目中，元帅——“海瑞”正需要痛打一下。她几次不阴不阳地提到：“彭德怀在卫戍区养得胖胖的，过去还没有公开批判一下呢！”“把他批倒批臭呵！”戚本禹连忙告诉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一个头头：“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把彭德怀拉出来斗”。红卫提出没有“炮弹”，戚本禹马上叫专案组给红卫兵提供材料。
野蛮的、可悲可叹的历史一页揭开了。
6月21日，“重新调整”后的专案组在戒备森严的八里庄审讯室里第一次提审彭德怀，要彭德怀交代怎样“里通外国”和组织“反党集团”。彭德怀说：“你们不了解，小娃娃不懂事！”主审人喝道：“老实点，要坦白交代！”彭德怀无可奉告。
专案组命令彭德怀写自传，他不愿意写，专案组说：“这是组织的决定。”彭德怀说：“既然是组织让写，我服从。”他面对一个无情的事实：专案组代表至高无上的党，代表他一贯膺服的组织。
7月19日早饭后，彭德怀正埋头写自传，被告知要去“开会”。彭德怀抬头问：“开什么？带纸笔吧？”
“不需要带什么东西。”
直到吉普车开进北京航空学院，他才想到，这是开他的“批斗会”。
中午，有人给他一个玉米面饼子。下午他被带到北航六系楼的一间教室里，面对着60多个红卫兵造反骨干。
“彭德怀，交代你的问题！”一个“头头”厉喝一声。
彭德怀态度温和，答：“我不明白有什么问题。几十年忠于毛主席，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出力。”
“你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
“打日本鬼子呗！”
“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
“嘿，不对的。打电报了嘛！毛主席、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祝贺，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在山东及其他地方组织一两次’？”
听到伟大领袖发了贺电，审问者不知怎么“审”下去——这是为开批斗大会而举行的预审会。
彭德怀给红卫兵讲为什么打百团大战，打得怎么英勇。一部分红卫兵入迷了。在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份《快报》上，描述了这一场面，说：“他竟恬不知耻，慢条斯理地吹嘘他当时如何英雄，打死打伤多少敌军等等，好像讲故事一样。”
有一红卫兵头头赶快扭转局面，喊：“彭德怀，交代你在庐山会议上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我没有罪行，只有错误。对庐山会议还保留我的看法。”
“你为什么写意见书？”
彭德怀板起面孔答：“我就不该写那封信。”“我有话就讲，憋不住。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毛主席反映情况，这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你万言书里骂毛主席，妄图篡党篡军！”
口出此言的红卫兵，根本没有看到过他说的那份“万言书”。
“我从来没有野心，我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
“那为什么毛主席要打倒你？”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打倒我。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这确是8年来彭德怀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无奈何地想到的理由，此时冲口而出了。
全场喧哗起来，有人带头高呼：“打倒彭德怀！”
“彭德怀早就被打倒了！”彭德怀挺身，在喧闹声中提高了嗓门。
那位红卫兵头头一拳出去，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呼啦围上去一堆人，拳脚交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红卫兵，说：“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事，……”话未说完，有人一猛拳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彭德怀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响声。
彭德怀忍痛喊：“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70岁的人！”
会场大乱。有了带头人，原来文明一些的也要表现“革命性”了，胆子小的也“勇敢”起来了。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七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了一声昏迷过去。
下午5时50分，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人架回囚室，勒令起身，连夜写“认罪书”。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晚得知彭德怀被斗的情况，打电话问那位红卫兵头头为什么不执行总理的“五不”指示。预审会前，卫戍区专人去北航向那位红卫兵头头等人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街，不准武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那位红卫兵头头听后，即打电话报告中央文革，戚本禹回答：“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限制过多。”
第二天，彭德怀伤重不能起床，被送到267医院检查，病志记载：“胸部正位像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右隔角内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叶部分不张。”
傅崇碧向周恩来报告彭德怀伤势，并附上胸片。周恩来看后，批评卫戍区有关人员没有尽到责任，指示马上给彭德怀治病，将结果报告他；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然而，风云日紧。彭德怀遭毒打的第二天，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武汉“七·二〇”事件。紧接着林彪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使已成为囚徒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报纸大造舆论，掀起“批彭高潮”。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的“造反组织”连续“揪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张闻天、黄克诚和解放军的一批被“打倒”的著名将领谭政、张爱萍、肖向荣、王尚荣、廖汉生、李志民等被拉来“陪斗”，和彭德怀一起在万千公众前遭受摧残凌辱。彭德怀不甘受辱，强直着头，挺立着身躯。一些彪形大汉被选来按低他的头，反提他的胳膊。长时间的伤痛、愤怒，使他在被“游斗”中几度昏迷。
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起，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就陷入更大灾难之中。尽管她原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早已经“落选”，被派去担任师大附校办公室主任，仍属“当权派”之列。而最关紧要的，她是彭德怀的妻子，这使她成了“造反派”的大目标。
1966年7月，浦安修的家被抄，人进了“专政队”，白天劳动，夜晚住在没有完工的一间浴室里，潮湿的水泥地面上铺着一床薄褥子。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红卫兵押到校内数学楼前。几个月来，她茫然地承受着一切。骤然间，她看到人群中一辆三轮车上押着一个人。纵然是衣貌全非，她一眼就看出是他——一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都痛苦地低下头。
当晚7点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拉上会台。由北京师范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主持召开的“批判斗争反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彭德怀和彭贼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万人大会在一片口号声中开始。
浦安修被两条粗臂反提着胳膊，两只大掌猛按着头，做成“喷气式”；耳里灌进了一连串彭德怀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和她如何与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浦安修心头阵阵酸痛，眼前一片漆黑，连怎么被拉下台，怎么被放回去都记不清了。
这一幕“史无前例”的悲剧，成为他们30年夫妻的最后一面。
浦安修被传去勒令交代彭德怀的罪行。一向温和文静的浦安修，这时顽强地闭口不答。1967年10月出版的红卫兵《大批判通讯》上，登载当时对浦安修审讯记录的按语说：“时至今日，浦妖婆拒不揭发彭贼，企图顽抗到底。还千方百计的为彭贼涂脂抹粉。”扁担落在浦安修的肩背上，她的头被揪着往墙壁上撞得咚咚响。造反派还给她下最后通牒：“再不交待，砸烂你的狗头！”
8月31日晨7点，北京西郊颐和园的朱红大门徐徐打开，浦安修低头匆匆而入。两小时后，有人发现了她。她静静地躺在昆明湖边，已经没有了回忆，没有了痛苦。衣袋里还有未服完的安眠药。
这时，北京师范大学浦安修专案组的头头，正在胜利的兴奋中仔细研究如何贯彻戚本禹关于浦安修的“问题”要“抓紧搞”的指示。
浦安修被抬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抢救，大夫从她身上发现一枚校徽，才弄明了她的身份。
半夜，浦安修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她又回到了多难的人世。
一天后，专案组头头下令将她从医院押回学校管制。
北师大批斗会以后，彭德怀因精神受到重大刺激，右半身麻木。但这个铁铸的历史巨人，两天后又站立起来了。
8月15日晚，彭德怀在囚室内听到部队在院子里集合。接着，窗外高音喇叭传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的播音。
从1959年8月在庐山上产生这个决定他命运、也影响着整个中国命运的《决议》以来，还是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个文件（摘要）。这意味着什么呢？彭德怀先是一怔，随即把椅子向门口移动一下，仔细听下去。他有时点点头，有时发出笑声。哨兵走到他身旁，可能是为了解他的“反应”，他说：“这叫我怎么活咯。”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决议》（摘要）和一篇题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的社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文化大革命”中，这两报一刊是传达最高司令部声音的，马上在全国掀起又一轮批彭高潮。
在北京，彭德怀再度被连续“批斗”，军内外各大单位争先恐后来押走彭德怀。不管哪个单位，只要申请的报告一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就批：“可以安排”。69岁的元帅被两个大汉拖着跑步上台，在烈日之下，在拳脚之中，在对一串串谁也不识真相的“罪行罪状”的声嘶力竭的揭发批判声中，他顽强地挺着腰杆，屹立于天地之间。
残酷的“批斗”一直进行到1967年末。
5.横刀立马，正气凛然
1967年11月，彭德怀专案组划归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掌管。彭德怀专案组是二办所辖专案中最大的一摊，管辖被认为是彭德怀“黑线”的17个对象：彭德怀、黄克诚、谭政、李锐、张闻天、王平、苏振华、李志民、杨勇、刘震、钟期光、饶正锡、洪学智、邓华、万毅、吴自立、浦安修。大摊称大组，下设有彭、黄专案小组，专审彭德怀、黄克诚二人。
黄克诚和彭德怀一样，先被关在五棵松，后又被转到罗道庄。在五棵松，黄克诚从他的高度近视眼镜片后发现哨兵押过一个衣服褴褛的人，正是他“经常相逢在梦中”的彭老总——彭德怀。黄克诚常常反抗监管，一次（也许是故意）在院中和监管人员顶撞起来，大吵大骂，彭德怀听出了是老战友黄克诚，激动得紧贴到窗户上去听。在批斗的高潮中，黄克诚有时和彭德怀被押在同一辆车上游街示众，被“揪”在同一个台上批斗。在目光中交换心声，共同承受这一时代的疯狂。
“大批斗”的暴虐过去了，1968年开始了一场更为残酷的隐秘的斗争——审讯。
中央专案领导小组的要求是对所押“案犯”在春节前定案，提出要“只争朝夕”，“歼灭战一定要打下来”。
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专案组8次审讯彭德怀的入党问题，目标是“彭德怀是假党员”，以达到对他的历史“一否全否”的目的。偏偏出现一份历史文件，证明彭德怀是1928年入党的真正共产党员。专案组初战失利。从新年开始，又突击审讯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彭德怀对专案组提出抗议：“对我的审查，用党内同志式的谈问题可以。审讯式的，拒绝谈问题。”主审人答：“对你就是这样，你要老实认罪。”对专案组来说，彭德怀是敌人，并非同志。
从1952年抗美援朝期间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彭德怀5次去苏联谈判或访问，在专案组的方案中都当作“里通外国”罪行来审查。其中，1956年和1959年两次访问被列为重点。
1955年5月24日，彭德怀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让翻译费德林向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转达他的意见，他要和彭德怀谈话，主要是谈军事问题，因机密性大，建议苏方只由安东诺夫大将、中方只由刘晓大使参加，指定由费德林任翻译。费德林要刘晓向彭德怀解释，彭德怀听后说，应尊重苏方意见。会谈后回国，彭德怀将会谈内容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审讯开始，从彭德怀谈的情况中得不出“里通外国”的结论，审讯人火了：“我们看你是与赫鲁晓夫共同搞阴谋。”“由你们定，我无法说，你们说搞阴谋就搞阴谋，你们是客观的吗？”彭德怀回答。
1968年1月10日、11日、12日连续3天，6次审讯，彭德怀正患感冒，不断咳嗽。“过堂”回来满脸怒气，一次气得把收音机扔掉。
15、16、17日3天，又连审6次。审讯者追逼不已，彭德怀大声回答：“我不能满足你们的主观需要！”审讯人大骂：“你攻击！放毒！反攻倒算！抗拒审查！对审查怀恨在心！……”彭德怀忍无可忍，腾地跳起来，拍桌子大吼：“你们的目的达不到！”
从19日起，专案组策划一番，采用车轮战突击审讯彭德怀。每日从晚上7点左右，审讯到第二天凌晨3点。一堆人围着彭德怀，你一喝，我一喊，轮班无休止地追逼，一句话反复问，直至彭德怀极度疲劳，精神恍惚，“要什么给什么”。专案组天天向上报告“战绩”。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催促专案组的人，“想尽各种办法把进度搞快点……抓紧时间攻，大会斗，小会攻，专案审”。24日，专案组汇报战绩后，又指示：“专案工作最大、最难办的是彭德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解决问题时要人多一点，人多说得过他，人多压得住他。”“‘九大’以前定案。”
26日，从下午6时到第二天凌晨3时，专案组审讯彭德怀连续9小时。《哨兵日记》记载彭德怀从审讯处被送回囚室的情况：“东倒西歪，前扑后仰，精神处于昏迷状”。
春节后审讯的次数更多，时间更长。从2月5日从下午2点30分到6日凌晨1点钟，审讯人轮流休息、吃饭，彭德怀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休息，连续被折磨11个小时。
专案组车轮战的审讯，不是为了弄清问题，而是逼取口供以便定罪。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义、党组织的面目出现的。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曾经要求党中央审查他；“文革”开始，他衷心欢迎审查，相信审查会洗清他的冤屈，澄清事实的真相。残酷的事实使他认识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那从少年时代铸就的疾恶如仇的霹雳般个性，他一生一世只服从真理，不屈服于压力的刚烈气质，时而表现为对那些无端诬指的痛斥痛驳，时而爆发为对专案组的冲天怒气。他不顾灾难的后果，在被审时，对操生杀予夺之权的专案人员捶桌怒吼：“我就是顽固，顽固到底！”“你们把我枪毙了吧！我什么都不怕！”专案组恫吓说：“你这样做没有好下场！”他冷笑道：“好啊！看你们有什么下场！”
春节以后，专案组又逼彭德怀承认1959年在阿尔巴尼亚参加霍查举行的宴会前，和赫鲁晓夫在小休息室“密谈”，“勾结苏修”。彭德怀反复说明，当时有各国贵宾在场，他和赫鲁晓夫只是礼仪性的见面，交谈数语，根本不可能密谈什么。彭德怀把为这一问题被迫写的“认罪书”抄在日记本上，后面写上了一段话：“为此事费了半个月时间，有时搞到半夜。于是，我把平日里所想的和所说的，说成是同赫谈了。现在我知道了，一定要说成是与苏修勾结，反对毛主席……现在我懂得了这一条。我过去的了解是，审查是要弄清真相，实事求是，作出合乎事实的真理结论”。“入党宣誓时说过，为了革命利益，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是时候了，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和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应当坚决这样做。”
为了革命，为了党的利益，应当按专案组的要求“认罪”，以“巩固毛主席的威信”？还是“抗拒审查”以坚持实事求是呢？他在极度痛苦与极度矛盾中作出极度痛苦和极度矛盾的选择。
1968年3月，林彪的亲信黄永胜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接管了专案组，对彭德怀继续审讯。
5月7日，从下午开始到8日凌晨1时，专案组5个人“攻他的核心问题”，审讯室内彭德怀忍无可忍，火山爆发。他怒吼、痛骂。回到囚室，拿出一张纸条，写：“为了革命的利益，必要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入党誓词的最后一句，现在是时候了。”
江青直接控制的专案组经过10个月的审讯，用千古切齿的“莫须有”，“逼供信”手段，制造出了一个遗臭万年的《关于彭德怀里通外国问题的审查报告》，于9月18日定稿上报。报告中说：“1959年彭、赫在地拉那直接勾结，是有预谋的，他在同赫的谈话中，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露骨地向赫修表示了他的反党野心。赫鲁晓夫对我党也大肆攻击，支持彭德怀取而代之。彭德怀供认他到国外反对毛主席是为了制造国际舆论，取得赫修集团的支持，以达到篡党篡国，夺毛主席的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
1968年8月25日，彭德怀和其他“案犯”由罗道庄被转移至什坊院继续监禁。
从被揪以来，彭德怀忍受着红卫兵的批斗，哨兵的监视，专案组的审讯，期待着一个伟大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他期待“九大”使党的一切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他相信毛泽东驾驭历史的能力。冲动的热浪过后，定会有冷静的总结与处理。
1969年4月1日，彭德怀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当他在囚室里听到院外群众游行，高呼庆祝“九大”开幕的口号时，激动得不禁痛哭，这是被监禁以来，他第一次滴下英雄之泪。
“九大”开了24天，他深深失望。
他对自己的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但他不能不担忧党和国家的命运。林彪的政治报告不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认为，“这是比任何时候都担心的问题”。他对“文革”中只抓阶级斗争，不抓经济建设也有意见。这些都作为异说被哨兵记录在案。哨兵的登记上还记着，彭德怀在看到这次大会的公报后，常常彻夜不能入睡，有时叹气、流泪、摇头，有时“呆坐发楞”，“突自笑起来”。在看“九大”公布的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名单时，他发现“八大”的中央委员到“九大”留下的已不足一半，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留下的也不足一半，他“扳着手指头数”，“流泪4次”。
“九大”以后，彭德怀明显地衰老了，经常失眠。9月11至14日连续4夜，他几乎彻夜没有入睡。他常常自言自语，有时静坐出神，有时唱歌发笑，有时发脾气、闷声出气。
1970年7月2日，江青催促专案组对“主要案犯”定案。7月21日，彭德怀专案组上报《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并据此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藉，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除了开杀戒，一代元戎竟被几个由江青封为“无名英雄”的无名走卒判了最高徒刑。
与此同时，已被迫害辞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由专案组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阅后批示：“暂时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犯人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不妨请中央一议。”
毛泽东的指示于7月28日传达到各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还不甘心，又向上请示了两个问题：“①上报材料时对案犯提不提处理意见？②如果不提，去年10月政治局会议研究时提的意见，还提不提？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藉，长期关押。”
8月14日，黄永胜答复：“原来讲送材料不提处理意见，现在看还是可以提处理意见，判刑意见亦可以提。提了以后再写一段：‘以上意见仅供参考’。根据对王光美的批示，究竟如何判刑，请中央讨论审定。”
于是，9月17日专案组再次上报了对彭德怀“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藉，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意见。
11月2日，彭德怀专案组第三次上报：“可以结案，撤销党内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藉，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又加了一句：“未处理前，继续关押。”黄永胜批示“同意”。然后上报中央。
7月2日，江青在催促定案的同时，还指示专案组：“我现在还有点时间，希望七、八、九3个月把主要案犯的材料弄出来，向中央报材料。”“每个案犯都要摘一传记，要详细的。”
根据江青的指示，彭德怀专案组一面起草对彭德怀的审查报告，一面出提纲要彭德怀写自传。彭德怀答复专案组说：“在三年多受审过程中，已经写了两次简历材料，这是第三次了，我诚不愿意再写了，因为它毫无用处，也毫无意义。”专案组的人说：“不写不行，从8岁写。”“不准放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党的政策吹嘘自己。”
彭德怀从极度精神折磨造成的失态中挣扎出来，再从头“交代”——写第三次简历材料。
他把这种“交代”变成他为革命、为真理的最后一次搏斗。继1962年写《八万言书》之后，他再一次仔细回顾生平，将一世风云、毕生追求尽情倾注于笔下。从童年的苦难到青年的探索，从平江起义的怒潮到开创红军根据地的鏖战，从万里长征的奇迹到敌后抗日的烽火，从大西北的解放到抗美援朝的胜利，从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到庐山上的罢官，70年岁月像一幕接一幕的历史长剧在他心中重演。他一天天伏案写、伏案抄，似乎忘记了自己是身陷囹圄，而生活在回忆之中。他有时在12平方米的囚室内挥拳飞脚，转身跳跃，仿佛回到了昔日驰骋的战场。有时他沉思叹息，潸然泪下，也许他是在缅怀那些在他的简历中深情记述的为革命牺牲的战友。有时他兴高采烈，哼起湖南小调，那是他在过去的战争中，战胜强敌之后，常常情不自禁要哼起的。他时而点头自语，时而又横眉冷对。那些日夜监视他的人，对他那悲壮跌宕的思想旋律进行揣测。有的在记录中说，他“好像在搞回忆似的”；有的记录说，“案犯情绪反常”；有的又记载说，这是“狡猾顽固，不老实”。
彭德怀的第三次简历为人们留下了一份10万言关于他波澜壮阔一生的记录。彭德怀在这一份以及过去所写的几份“交代”材料中，对他一生所作的生动、忠实的叙述和对有关重大历史是非的坦率陈词，以及对那些强加于他的种种歪曲真相的“批判”的愤怒驳斥，被当作他拒不认罪的证据，收藏在“彭德怀专案”的档案里。9年之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人们发现了这些材料，才惊叹于它的珍贵价值。人们从这些材料中看到，纵然身为囚徒，彭大将军仍然是彭大将军——横刀立马，正气凛然。“交代”材料最后的一声呐喊——“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声问心无愧”将响彻千古。
什坊院的“案犯”各自进行具有个性特点的反抗。彭德怀写得最多。写出历史真实是他对专案组颠倒黑白的最大抗争。彭德怀的老战友黄克诚则拒绝写交代，拒绝回答专案人员的审问。专案人员为黄克诚专门准备过一次“打态度”的会，审讯室里挂着大黄纸写的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主审人对挺着瘦瘦的身子、坐在被审位置上的黄克诚喝道：“念墙上的毛主席语录！”黄克诚拖着长声回答：“我——知——道！”“知道也要念！”“看不见！”“你戴眼镜干什么？”几个审讯人一齐站了起来。黄克诚仍不理睬；主审人上前一把将黄克诚的眼镜抓下来摔在地上，一条眼镜腿摔断了。主审人骂黄克诚：“你是反革命分子，不老实绝没有好下场！”
黄克诚怒气填胸，喊起来：“谁说我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囚室严密隔离，“案犯”放风去厕所都要分开，以免互相见面。一天，彭德怀从附近囚室传来的一阵抗议声和剧烈咳嗽声辨出了是黄克诚。他千方百计利用一次去厕所的机会和黄克诚挨身而过，向黄克诚低声问好。
他们又走到一个“战场”上来了。
由于“案犯”的“不老实”，监视早已变成虐待。上厕所、喝水、站起、坐下，都要“报告”，哨兵（实际是看守）又故意拖延不理。彭德怀小便急，去厕所常常被看守用“等一等”三个字拖延。这使彭德怀不堪忍受，有时气得拍桌捶墙。哨兵记录说他“大发雷霆，发出虎叫狼嚎般的声音”。继而，监护点又规定“案犯”睡觉时必须面对室外的灯光，不许翻身向里。彭德怀痛恨抗议，倦极翻身，哨兵就连连擂门叫喊，根本不许他睡觉。1971年8月某日，《哨兵日记》写道：“犯想睡觉，可哨兵就不让睡着。只要犯一闭眼，哨兵就拍打柱子，犯只得睁开眼看着外边。”
1971年9月13日零点30分，彭德怀忍受着失眠的痛苦，猛叹一声，翻身朝里。哨兵在外敲门，不准彭德怀脸朝里睡觉，彭德怀回了一句：“我不得死！”伸伸腰，索性挠腿睁眼，盯着电灯出神，蓦然又唱起来：“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低沉嘶哑的声音，在夜空中震荡。
正是在此刻，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事情：副统帅林彪在山海关爬上一架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钻进漆黑的夜空，外逃叛国。
林彪叛逃丧命了，林彪的同谋心腹黄永胜等人被抓起来，经黄永胜同意的将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的罪恶方案终于未能执行。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极力纠正“文革”中打击残害老干部的做法，力所能及地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对不能解放的则设法改善他们的处境。
11月初，周恩来开始在国务院提出要检查北京监狱的待遇问题。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领导人奉命到什坊院监护点检查后向周恩来做了书面报告。
周恩来认为卫戍区各关押点的条件差，且分散。经过挑选，决定全部监护对象集中到德外监狱和政法干校两处。
原政法干校位于复兴门外木樨地运河畔。校内东北角有一座拐形二层小红楼，外有院墙，房屋宽敞明亮，被选为什坊院“案犯”的新监护地。
1972年1月5日夜，彭德怀、黄克诚等24名“案犯”被秘密押转到这儿。彭德怀被监禁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按房间顺序编号为“5”。他就被呼为“5号”。其实，他一直是这个监护点的头号“案犯”。
到政法干校后第四天，彭德怀又被“传讯”，专案组向他宣布林彪反党事件。长期与世隔离的彭德怀难以置信，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怎么会谋杀毛主席？怎么成了可耻的叛徒，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党和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很长时间心神不定，烦躁不安。
到政法干校后，伙食明显改善了，哨兵的态度也和蔼多了。他本来就爱战士，现在可以和哨兵——年青的战士谈谈话了。但是，他不明白哨兵的态度为什么有了变化，因为对他的审讯仍然继续着过去的一套。在一次提审中，专案组甚至提出，1950年11月在朝鲜前线牺牲的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不是美国飞机炸死的，而是彭德怀有意害死的。这种诬陷给彭德怀精神造成很大的刺激，使他既气愤又伤心，连续失眠，甚至发生了幻视幻听。
11月17日，专案组又为毛岸英的问题提审彭德怀。据哨兵记载：彭德怀回来时神志模糊，走错了地方。哨兵叫住他，领他回到屋里。他倒床时昏迷，“扑通一下，头朝下磕在床板上。”哨兵扶起他，他两眼含泪说：“我认不清你是谁了。”
11月21日下午，带班员又来通知彭德怀，专案组找他谈话。彭德怀问道：“是审查委员会的吧？来审个啥，再审也是顽固，越审越顽固！”一进审讯室，没几句话就顶起来。彭德怀气得敲桌打椅，咆哮声震撼了整个楼房：
“什么反党集团！？我是反错误路线！”
“我又没跑，我又没有自杀，是什么反革命？！”
审不下去了，只得放他回去。哨兵记载：“他气哼哼，上不来气”，毕竟是70开外的人了。
走到4号房门前，他故意停了一下。他已从隔墙的咳嗽声辨出来那是黄克诚。他们竟住到紧邻来了。咫尺如山，无法见面，他就常常故意弄出些响声来传递友情。哨兵回忆说：一天，彭德怀问他：“我的战友情况怎样？你给我问好。”又说：“他的一举一动，说话咳嗽我都听得出来。”黄克诚也早从隔墙的各种声音中知道，那就是他——彭老总。
彭德怀进到屋内，还在大声抗议：“骗子！骗子！……”把满腔悲愤之情传向隔室的“案犯”。
1971年12月30日夜晚，彭德怀看着表，送走旧岁，迎来新年。当时针指向12时正时，他自言自语：“又一年！”
从1967年6月21日到1971年末，据不完全统计，对彭德怀的残酷审讯达200多次，直至他的身体完全崩溃。
6.生命的最后呐喊
1972年新年过后，彭德怀突然沉默了，不说不笑，也不骂人。他脸色青黄，每日大便四、五次，便前总重复着一句话：“肚子不好，要快！”
从转移到政法干校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从1972年3月16日起，从各大医院抽调医生为“案犯”做全面身体检查。彭德怀拒绝检查，说：“我不检查，我现在也不工作，是反革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看什么病！”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
第二天，医生来到5号屋，只说服他抽了血，验血结果正常。实际，致命的癌细胞已在噬蚀着他的生命。
不久，他的右手指剧痛，长了一个小疙瘩，他经常便稀；失眠加重，每日凌晨一两点就醒来，睁眼到天明。
之后，他常常便血，昏倒两次。
1973年4月10日16时，彭德怀一次便血800—1000毫升，经驻点医生检查，发现有一处痔，做了止血处理。专案组想到周恩来关于案犯有病可住院治疗的指示，报告了彭德怀病情，建议送医院检查。
当晚，彭德怀又便血。监护点联系送阜外医院，医院拒收。联系卫戍区一师医院，又拒收。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彭德怀才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第九诊室就诊。经内外科会诊为直肠癌，已属晚期。
苦难拼搏的历程即将结束，伟大的囚徒即将落下生命的帷幕。
在这样一个时刻，谁敢来关心他的命运，给他以最后的安慰呢？
6年前，1967年6月，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曾被允许给彭德怀送衣物食品，但不久，就开始全国大批彭德怀。彭梅魁和他的弟妹们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几乎人人受审查、挨批斗”，“我们继续给您送东西，一次一次又一次……三年五年又过去了，我们仍得不到您的消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想到了周总理”。
1972年底，彭梅魁鼓起勇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打听伯伯的下落。
信落到专案组手里，专案组上报说：彭德怀“经党的多年教育至今仍不认罪，……暂不准探亲”。只允许寄送食物及日用物品，仍由卫戍区转交。以后彭梅魁就继续给伯伯送东西。
彭德怀经确诊患晚期直肠癌的当晚，专案组在关于彭德怀的病情向中央的报告中才提出：“鉴于彭德怀病情严重，准其侄女彭梅魁等家属探视。”报告附301医院对彭德怀病情的诊断书说：
“便血原因可以相当肯定为此癌瘤破溃所致，癌瘤位于直肠左后壁，离肛门缘约6—7厘米。癌约5厘米，中心部有一溃疡，癌瘤较大，已属晚期。”
4月18日上午，监护点要彭德怀去301医院住院，彭德怀说：“我只需要把政治问题搞清楚，给我治政治病，不要住院。请示审委不要住院了。”下午，彭德怀3次便血，病势严重，监护点不得不紧急送彭德怀去医院。
是夜，残月昏黄。彭德怀脸色苍白，向日夜监视他的战士说“再见”。至此，他结束了长达6年零3个月加23天的囚居生活，走出了铁网高墙，走向生命的最后途程。
翌日，彭德怀躺在301医院14病室的第5病床上。这是一间单人病房，雪白的墙壁，雪白的床铺，只是窗户从底到顶用报纸糊着，昏暗、郁闷。病房门里门外都站着哨兵。按周恩来的指示，彭德怀应“保外就医”，但并未被遵循。
21日早晨，护士来扫除，打开一扇窗户，病房顿时明亮起来。彭德怀对医生说：“帮我把窗户上的纸去掉。”医生说：你给警卫战士说。彭德怀勃然大怒，拍桌说：“我不是‘145’（为在医院保密，对彭德怀不用名，而用14病室5床的编号，一如对犯人一般），是庐山那个彭德怀！住院了，你们还不放心！？我不住这个月婆房（指像产妇房不透风不透光）！我回去住监狱！”哨兵说，以后有什么事给专案组说。彭德怀气得把桌子拍得更响。他发现，他仍然是囚徒，住进了新的囚室。
22日晚，医院通知他，按病情需要做手术。彭德怀提出要上面派人来与他谈话，与侄女彭梅魁见面。
第二天下午，专案组两人领彭梅魁到病房。彭梅魁见到病床上分离7年过了6年囚犯生活，终于被摧残病倒的伯伯，一阵心酸，张着嘴，怎么也喊不出来。彭德怀伸出颤抖的手，紧紧握住彭梅魁。因专案组的人在旁，彭梅魁不能多问多说。一会儿，在专案人员的催促下，彭梅魁向伯伯挥泪告别。彭德怀说：“走吧，以后不要来看我，免得妨碍工作。”彭梅魁来探病如探监，彭德怀怕连累侄女。
周恩来得知彭德怀患直肠癌已到晚期，十分着急，指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自强带着他的批示到301医院了解彭德怀的病情，查问：为什么便血一年多没有发现？在一年多的时间中看过多少次病？哪个医生看的？并问：彭德怀同意手术吗？
24日，医院开术前会，决定26日手术。晚上，彭德怀拒绝做手术。25日，专案组的人匆匆去找彭梅魁，让她去动员彭德怀做手术。彭梅魁一听伯伯病势严重，五内俱焚。进了病房，只见伯伯坐在病床上，紧闭双唇，凝视着墙壁。彭梅魁悲唤一声：“伯伯！”彭德怀先是不作声，慢慢扫视一下，才说：“我不做手术。”彭梅魁刚要劝说，彭德怀转头对专案组的人大声说：“手术前我要求去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明天手术，我今天去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讲清楚……”越说越激动，从床上下来穿鞋就要向门口走去。医生劝道：“不要生气，咱们慢慢再商量一下吧！”彭德怀把手一摆：“我就走，现在就走。”“问题搞清楚了再手术！”“背了一身黑锅，莫须有的罪名，死了也不甘心！”
彭德怀提出要见医院领导，301医院副院长和副政委一起来了。彭德怀郑重提出：“一、推迟手术，我有一个材料要写，关于三线建设与战略防御方针问题。趁手术前头脑清醒写出来。二、今天晚上你们打电话联系，让主席、总理接见我。”医院领导人答应替他反映要求，坚持手术还是得做，然后和专案人员一起故意退场，留下彭梅魁一个人。
彭梅魁搀扶伯伯坐在沙发上。彭德怀问当医生的侄女：“梅魁，我这病只能手术吗？”“对，手术是最好的办法了。”彭梅魁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能去见毛主席吗？你现在就得和医生配合，争取多活些年头，一点坏处也没有，你还是做了吧。”彭德怀静下来，听彭梅魁说下去：“伯伯，你冷静点，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解决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术有好处！”
彭德怀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看着彭梅魁，说：“那我就做手术吧。”
26日7点15分，手术开始。301医院外科主任陆维善大夫主刀。切片检查确诊为恶性肿瘤。即进行根除，并做结肠造瘘。
下午1点40分手术完毕。
彭德怀在病床上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凄怆的一声：“我成了一残废人！”
由于手术后虚弱，心绪恶劣，大夫的努力未能阻止癌细胞的迅速扩散。
专案组说彭德怀“常常放毒”，不让侄女正常探视。护士对彭德怀的照顾不能等同于其他病人。彭德怀在病床上读书，以抵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从1973年初搬政法干校，“案犯”被允许委托监护点代购食物和书籍、用具。在被囚25人中，他买食物最少，买书藉最多。说，只要有新书就给我买。他读《马恩选集》，读《史记》，读完了《史记》，又要读《隋书》、《唐书》，想把二十四史都买来读。
读书也不能平复他心头的愤怒。一次，买来一本小册子：《我们正在前进》。书中又指名道姓骂彭德怀。彭德怀看着看着，把书一搁，愤愤说：“不讲真理！不调查乱写。”
半年过去，彭德怀的伤口仍然红肿，10月24日拍片检查，癌扩散至肺部。11月19日开始化学治疗。
化疗一个多月，反应日益严重，呕吐出汗，大便从稀到水，彭德怀坐立不安，心绪缭乱。医生决定停止输液，彭德怀说，“输吧，可以吸取经验教训。”
1974年元旦，彭德怀躺在病床上。没有人来看他，他自言自语：“又过去了一年”，“这是最后一个年了！”他预感到1974年将是他生命的终点。
新年的《人民日报》送到他手中，他阅读着，元旦献辞又是“大批判”，又点了彭德怀的名。他把报纸一扔，气得胸脯一起一伏。
癌细胞迅速扩散到全身，进行了第二次化疗。彭德怀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了。专案组允许彭德怀的侄儿女在星期日来探视。彭梅魁、彭正祥、彭康白和彭钢在《泪水沾湿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当我们去看望您时，您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没有坐起来，您躺在床上悲怆的喊道：‘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彭德怀嘱咐侄儿女们：“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埋在地下，上面种上果树，骨灰可作肥料。”他永远忘不了养育他的人民。
在医生的要求下，病房窗口上糊的报纸撕下来一半，彭德怀可以看到阳光了。经医生要求，准许他晒太阳，但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阳台，进出还要回避和其他病人见面。总之，要他与世隔绝。
14病室是301医院的高干病房。在这里住院的几个老将军发现5号这间被严密封锁的病房里住的是彭老总，他们的心被强烈地震动了。彭老总就在这里！他怎么样了？能不能去看看他？有的人在他去阳台晒太阳时偷偷从楼下张望；曾跟随他参加平江起义的解放军上将李聚奎装作走错地方，闯进病室，看了他一眼，向他致以无言的慰问和敬意。
1974年2月，彭德怀的右手指又开始剧痛，接着刀口疼，右肩疼，剧烈的疼痛折磨得他大汗淋漓，在床上翻滚。
被剧痛折磨到1974年6月，彭德怀已消瘦不堪，神志昏迷。“晚上不得天亮，白天不得天黑”，哨兵记载，他一遍遍说着这句话。他想和护士握手，护士不伸手；他要和战士握手，战士也没伸手，他说：“告别了！”
他不再有任何拘束，在病床上使尽全身的气力发出吼声：“我没有里通外国！”“把我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看，究竟是不是攻击？”
8年了，他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孤军战斗，坚持真理，坚持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大无畏的精神敢言、敢怒、敢骂，正气凛然，视死如归。他的鲜明个性，为中国现代史上的这幕政治悲剧留下浓重的色彩，历史将永远回荡他最后的吼声。
人类在她漫长的发展道路上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人更是一种群居动物，孤独是其难耐的痛苦之一。然而，彭德怀在“文革”8年中，被强制脱离大自然，脱离人类社会，长期关闭，生活单调枯燥，没有阳光，没有正常的人际关系和家庭生活。尤其，他受到疯狂野蛮的批斗，残无人道的审讯，他所承担的精神折磨是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长期的精神抑郁和痛苦、长期的慢性便秘得不到治疗，人身必需的含于蔬菜、水果中的纤维素严重失调，故直肠癌在他身上发生了。
两年前，他已有直肠癌早期症状，大便次数增多，里急后重，患处隐痛，粘液血便。他自己把这种病状不当回事，说是早在抗战时期敌后的华北山沟就得了肠火病，就开始便秘，他认为是因为痔疮经久不愈的缘故，他说自己没有病。而只有医学才能证明他健康与否，直肠指检是简而易行又是诊断直肠癌最重要的方法，80%以上的直肠癌均可在直肠指检时触及。他作为关押在案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号“罪犯”，有谁给他治病，有谁给他检查身体呢？直肠癌在常见的10种恶性肿癌里治愈率是较高的，如能早期诊断及手术，术后享有一般人的权力，合理安排饮食，健康充实的生活内容及正常的生活节律，坚持化疗，可使病情变好。而这些，他根本无缘，一直等到1年后的1973年4月10日在监护点大便大出血时，才送医院检查，这时直肠癌已到中晚期了。
术后仅1年多，医生的努力没有阻止癌细胞迅速扩散，癌细胞转至肺及骨内。
从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开始，右膀疼、左膀痛，继而后背痛，前胸痛，由间隙性逐渐变为持续性的深部疼痛。他每天的病情明显加重，每天在极度痛苦中挣扎着。
他头昏，站不住了，眼睛发黑看不见了。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并已转移。7月3日对护士长说：“你给我扎上两针，一针把我扎死算了，免得我这样受罪。”
他又对医生说：“我的病是癌症，这病不好治，至今世界医学界也没研究出来，如果我的病症转化了，就把我处死，马上进行解剖研究，看他是什么原因，这个事我给你们讲过多次，你们都没有回答我。”
医生护士每天按时查房、治疗，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了。哨兵24小时看守着，控制了他这个垂危病人的全部自由，他只觉得他见不着人，见到的几个人，对他只作冷眼旁观，也无所谓爱，也无所谓恨。
7月5日的早晨，他挪动着不听使唤的腿到洗脸间，洗罢脸出来，向前一栽，差点撞到墙上，被哨兵一把抓住，扶着他坐在沙发上。
这天早上，他的疼痛平伏一点，又恢复了对生活期望，他唯一的权利和享受是看书看报，一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本小说《沸腾的群山》，消磨着生活的无聊和孤独。旁边摆着昨天的《人民日报》，他打开看，第二版赫然醒目一行大标题：《批孔与路线斗争》。他知道“路线斗争”必有同他彭德怀的斗争。
他艰难地举起《人民日报》，把饱含痛苦的已经看不太清楚的眼睛睁大，在密密匝匝一大版文字中从头找他的名字。找到孔老二、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的名字，又看到孔孟之徒反动人物曾国藩、蒋介石、汪精卫的名字。他休息一下，喝口茶水，接着往下找。在一版的末尾，找到了他的“彭德怀”三个字，看完批判他的长长一段黑文，气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两手拿着报纸发抖。
在他被癌魔折磨的行将结束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个拿着软刀子署名“靳志柏”的“刽子手”无疑是兵不血刃地在他的病体上又刺进一刀。彭德怀在4个月之后带着长恨离去了，他死了也不能忘记这段长长的攻击他的话：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迅速前进，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彭德怀之流十分恐慌和仇恨。”“1959年，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赤膊上阵，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领导全党及时地粉碎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在斗争中深入地揭露了彭德怀的反动世界观。”
在靳姓“笔杆子”的一阵切骨之恨的声讨后，把彭德怀和二千多年前的孔子联在一起：“彭德怀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鼓吹什么‘自由、平等、博爱’，鼓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孔孟之道。”“在革命胜利前，鼓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要搞阶级调和，反对用战争和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取消革命；在革命胜利后，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就在这里。”
彭德怀看完这段话后，终于喘上几口气，骂声“猪压的”，将桌子上的饭碗狠狠地摔到地上。碗是苹果绿塑料碗，噗哧一声钻入床底，他对着《人民日报》说：“日寇侵占华北，我在华北敌后打日本鬼子；敌人大举进攻延安，你们在哪里？难道华北打日伪军、延安的收复并取得世人皆知的胜利，都是执行的王明、孔老二的路线？百团大战是左倾冒险，躲在山沟里不打日本鬼子才是正确的吗？批判孔老二，批海瑞罢官，为什么把我彭德怀挂进去，还批什么周公，中国最大的儒，你们到底要将国家引向何处，还嫌国家不乱吗？”
彭德怀又喘不上气了，只听到他一阵令人害怕的咳嗽声。他用生命最后一点力量，喊出了长久憋在心里的话。他又像指挥八路军、野战军在冲杀，在驰骋，在横扫残敌。
这是他在医院临终前最后一次发火。
7月19日，7点半开饭，约8点钟，下床换假肛。由于做了近侧结肠造口术，失去了肛管，使粪便完全分流，从左腹部一个人造肛口里流出。大便稀得利害，假肛不知什么时候流满了，流得地上、腿上都是，他摇摇晃晃地给脸盆里接点热水，用纱布擦洗身上，哨兵要帮助他，他说：“臭，不用。”
到夜里下两点，举世闻名的钢铁元帅彭德怀在床上疼得不停地翻滚，咧着嘴强忍着，心里烦躁得很。他自言自语：“晚上不得天亮、白天不得天黑。”他坐起，下床走动一趟，坐入沙发，对两个哨兵说：“白天不得天黑，晚上不得天亮。”
当黑夜将尽，又恨晨光之熹微，而当夕阳西下时，又怕暗沉沉的长夜。
第二天，疼痛加剧，他起床坐在沙发上，叫些“五七八糟”的声音，这时监护哨兵由一个变成两个，由门外移进病房内。哨兵知道彭德怀时间不长了，但仍要严格执行命令，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记录并汇报日常生活情况，特别是如“放毒”等重大政治问题。有的哨兵帮助他做一点事。彭德怀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又没有任何家属陪床照顾的危难中，能得到哨兵一点帮助确实感激不尽，常拿出他爱吃的硬糖块要哨兵吃。
他疼得哎哟哎哟地叫夜里12点多了，躺床上睡不着，护士给他吃了一片止疼药、两片安眠药，起床坐一会儿又躺下，没10分钟又起床坐在沙发上，拿热水袋放在右臂上。
第三天，早饭后拉稀，护士送来药服下。
晚上，医生来查房，送止疼药、安眠药服下。他背痛得更厉害，张着嘴呻吟：“为什么今天这么疼，疼得厉害，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剧烈的疼痛造成全身抽搐。他从床上滚到地上，疼得实在忍受不了，就把自己的头往床边上撞。他求站在身旁的战士：
“战士同志，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他把床上的棉被揪到地上，棉被在地上堆成一堆，他用牙撕棉被：“战士同志，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你快帮我打一枪吧！”
他口口声声要求去死，可他实在不甘心这样死，他还想去做很多事情，他想党和国家会需要他彭德怀的。一年前入院准备手术时，他怕出不了手术室，要求暂缓手术，先把三线建设有关问题写出来，供给党中央、毛泽东参考。手术后，一直盼望着出院，能继续为党工作，或去农村劳动，当一名公社社员也好。可进了医院就出不去了，又疼的如此厉害，只得以死解除痛苦。
哨兵和护士把他抬上床，被子也被扔到床上。他用那只还能动的左手对着牙齿继续撕被子，把被面撕得一条一条的。
他在庐山会议上曾向毛泽东保证三条，其中一条是“不自杀”。15年批的判、囚禁、迫害，他经受住了，可在经历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再也抵御不住癌魔折磨的痛苦了。
哨兵没理他，只是下意识地摸了一把腰间的手枪皮套。
他起床下地，要摔倒，被哨兵扶住，走动要摔倒，哨兵又扶住。护士送来止痛药3片，仍不起作用，护士又送来进口止痛药，服下稍有缓和，不一会儿，又大疼起来……
9月2日，彭德怀病房进来两个专案审查人员，是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指示，到医院看望彭德怀，作临终谈话的。
两人看着躺在床上身体瘦小、面容干黑的彭德怀说：“我们今天来向你传达叶副主席指示，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彭德怀听清“叶剑英”三字，一阵激动，眼泪流出来。他模模糊糊地看到站在床边两个熟悉的面孔，心想，他们是代表党啊！
他多想在临终前亲眼见见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叶剑英，亲自和他们谈几句话，这就是他唯一的希望。这个机会没有了，他请两人向中央转达他的话。
他流着泪，舌僵硬，讲话已很困难。但他还是吃力断断续续地说出临终遗言：
“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了马列主义，他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八大”时是这样说的，庐山会议后直至“文革”中被定为“里通外国”、“反党分子”仍这样认为，他对毛主席的感情至死没变，对毛泽东的错误在最后的日子里曾几次提出来，并说可以报告毛泽东。
“周总理，我们相处30多年，他是我们党内最能掌握和运用毛主席思想策略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胜利。”
“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点上我是清白的。”
一句话，说出了他一生光明磊落，爱党、爱国、爱民，他对自己的一生，曾经大喊一声：“问心无愧”。
“我们国防建设，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备，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这是我最担心的，只要我们有计划，有准备，敌人的物质力量是可以战胜的。”
他奋斗一生，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关心人民的幸福和疾苦；二是关心国家的安危。他临终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国家安全。凭着戎马一生和长期领导国防建设的经验，他深知我国的国防力量还不够强大，在世界形势变化后，我国战略防御问题还没完全解决，国防工业还比较落后，特别是“文革”中耽误了时间，这是他临终前最着急的事。
“已经审查我8年了，现在还没有作结论。”
他没去想“文革”8年如何受冤屈受摧残，没去说今天是怎样死的，没有埋怨，死而无憾。他只是恳切希望党对他的历史有一个公正的结论。而这句话，他没有说出来。
9月16日以后，彭德怀失去了痛觉，进入深度昏迷状态，顽强的生命在死亡线上又抗争了两个多月。
1974年11月29日14时50分许，彭德怀的脸上突然出现一阵红晕，随之鼻口出血，呼吸停止。14时52分，心脏停止了跳动，他静静地躺在301医院14病室5号病床上，再没有愤怒，没有呐喊。身旁没有亲人，没有同志。
窗外北风呼啸，大地呜咽。
彭德怀逝世后，专案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如是说：
“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批示：“照报告上所提办法办。”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由301医院送北京火葬场火化，申请表上写着：“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女，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〇〇一二六九〇。”
专案组的人带着上面贴了一张纸条、写着“王川，男”三个字的骨灰盒和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到成都，指名见四川省委、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的3名主要负责人，说明骨灰由来，交代要绝对保密，放在一般公墓即可。又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地方，以免查找时弄错。已身患癌症且亦处境险恶的周恩来总理，可谓用心良苦！
彭德怀的遗体被秘密火化。火化遗体的费用，是从彭德怀那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的。当他的遗体化为灰烬时，他在监护中、病榻上读过的、做过批注的62本书也被付之一炬。
专案组秘密将彭德怀的骨灰运往四川成都。押运者奉王洪文之命，告诉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和省委书记段君毅，只许他们两人知道这是彭德怀的骨灰，不准告诉第三人。
没有举行任何简单的安放仪式，没有灵堂，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哀乐，没有吊唁的人群……
彭德怀的骨灰盒按当地风俗装在一个大坛子里，封死存放在殡仪馆的暂存处。
“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说过的，这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家喻户晓，可是彭德怀这位为共和国的诞生浴血奋战，为人民的利益犯颜直谏的元帅，竟没有享受到“村上人”的权利！
7.沉冤昭雪
1976，神州大地被全民族的巨大悲痛、不安和惊喜接连震动。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文革”结束。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
19年的批判，8年的囚禁，4年的徒骨灭名，终究未能把彭德怀这三个大字从历史上抹掉。随着“左”倾错误、“文革”灾难日益被人们认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直言也在亿万人心中叩响。人们从实践中、从历史的惨痛教训中重新认识、重新发现了彭德怀。他的崇高品德和伟大精神使人肃然起敬，他的惨遭迫害、含冤逝世使人悲痛沉思。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陈云的提议，审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所做的错误结论，重新肯定了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树的伟大功勋，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委决定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彭德怀元帅忠魂何处？中央军委指示查找彭德怀的骨灰。化名为“王川”的骨灰盒存放在成都市东郊火葬场273号骨灰架上，寄存单上写着的是：王川，男，终年36岁，籍贯四川成都市。
为什么“王川”又成了36岁的成都当地亡灵了呢？原来是经手寄存的人在填表时想，这份骨灰非同寻常，当代名人中并无王川其人，想必是个化名，于是就临时改填了一下，觉得这样更不引人注目一些。
火葬场负责保存骨灰的一位老工人也意识到这骨灰必有隐情。到1977年10月退休之际，把它慎重交待给接班的人，又谆谆嘱咐：“千万要慎重对待全部寄存的骨灰，不要轻易处理。”
1978年12月22日，当年跟随彭德怀来三线的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受命护送彭德怀的骨灰乘飞机去北京。从火葬场到飞机场，得知消息的干部、工人和乘客自动向6尺红绸包裹着的骨灰盒默哀、洒泪致敬。
飞机在首都机场着陆。根据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指示，綦魁英、景希珍捧着骨灰乘飞机在已是万家灯火的北京上空绕航一周，然后作为专机在西郊机场降落。等候在机舱下的人——彭德怀的亲属、老战友、老部下泣不成声。党的、政府的、解放军的代表挥泪肃立，向彭老总的英灵致敬。
12月24日，新华社发出电讯：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彭德怀。
电讯还说：
彭德怀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曾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他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1974年11月29日不幸逝世。今天，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给彭德怀作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
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场正中悬挂着彭德怀的遗像，安放着彭德怀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的花圈分别放在彭德怀遗像两侧。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参加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王震、韦国清等。
送花圈的还有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军事院校、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北京、广东、湖南、陕西等省市党委和革委会。
下午3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参加追悼会的全体人员在哀乐声中肃立。
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含泪致词。
同志们：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
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曾担任过党政军的许多重要职务，他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今天，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给彭德怀同志做出了全面的、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
彭德怀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
彭德怀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
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
我们要学习彭德怀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为实现新时期的任务，为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勇前进！
彭德怀同志永垂不朽！
追悼会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向彭德怀同志的夫人浦安修以及他的亲属表示亲切地慰问。
经中央决定，彭德怀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以供后人瞻仰。
一代伟人终于得到了历史的公正评价，他安眠在八宝山下的苍松翠柏之间，与他生前的战友们朝夕相伴。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深刻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沉冤昭雪，正义伸张。
1981年，彭德怀在被囚禁中写的“交代”——简历材料，以《彭德怀自述》的书名整理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感动了千百万读者，发行290余万册，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革命回忆录中的最畅销书，并被译为英、日、俄、朝等文字。
彭德怀的亲密战友、曾任红3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在《读〈彭德怀自述〉》一文中写道：“他临阵对敌的雷霆之威，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忱，政治上的松皙之节，生活上的冰雪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华，使他不愧为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表率，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
（何定 门吉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