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朱德——“第一帅”老当益壮 “红司令”壮心不已

朱德：1886—1976。在十年动乱中，他也和其他老帅一样受到了冲击。他看了造反派贴他的大字报，用拐杖敲打着地面，说这张大字报只有两个字是对的，那就是“朱德”。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握着朱德的手说：“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听了这些话，朱德流泪了，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流泪啊！有一天，他收到一封群众来信，便马上转给毛主席：“收到人民来信一件，事关重大……。”90岁高龄的他，还坚持亲自上门去看一本书的翻译者。他逝世时，共和国另一位伟人毛泽东刚刚从生命垂危中被抢救过来，用低哑的声音问身边的华国锋：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

1.忧心忡忡

1966年至1976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新中国成立后空前的政治浩劫。它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朱德正是在这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

当“文化大革命”将要开始的前夜，国内的政治生活中早已处处可以感觉到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了。

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旨，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伪证，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借身体不好为由逼林“让贤”。同时，还对罗瑞卿不赞成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等提法进行批判。在会上，朱德实事求是地表示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提法。他也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的，不能讲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他没有料到，这次发言以后竟成为林彪、康生等人攻击他的重要口实。对于罗瑞卿的所谓“篡军反党的问题”，朱德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一样，事先毫无所知。康克清后来回忆说：“朱总参加上海会议（指那次中央紧急会议）后不久，到了杭州。当时，我正在江西搞‘四清’，便赶来看他。吃饭时，我发现他常常停住筷子，沉思、摇头。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看他这个样子，我很担心，就问他：‘老总啊，身体不舒服吗？’他摇头不语。饭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就不要多问了。’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么得了呀！’我听了觉得很奇怪。后来，他的秘书告诉我是因为罗瑞卿同志的‘问题’，我才知道朱总忧心忡忡的原因。”

这以后，局势发展得很快。1966年5月4日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以“反党集团”的吓人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提出：“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朱德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32本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二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泽东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攻击他有野心，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康生也攻击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党了，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

这次会议决定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并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同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席卷全国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

“文化大革命”会那样发展，是朱德原来所没有想到的。这一年，他已经80岁了。当他看到中央和地方许多党政领导干部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叛徒”、“走资派”，受到批斗、抄家，看到工厂农村的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整个社会陷入极端混乱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一个当时在朱德身边工作的秘书回忆说：“1966年冬的一天，我去给朱总送文件时，看到他仰靠在沙发上，紧闭双目。直到我走近前，他才睁开眼睛，他像是在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看来这次要打倒一大批人了，连老的也保不住了。’看他当时的表情，心事很重。”

但他在参加中央的会议时，还是坦然地说出自己的看法。12月6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群众已经起来了，我有点怕出乱子，特别是怕生产上出乱子。”9天后，他在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把你也打成反革命，把他也打成反革命。我看，只要不是反革命，错误再严重，还是可以改正的。一打成反革命就没有路可走了，这个问题要解决。”

可是，整个局势却越来越恶化了。1967年1月，从上海扩展到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全面夺权”的狂潮。“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造成比以前更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1月1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的，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这自然使朱德更被林彪、江青等视为眼中钉。

2.面对恶浪，泰然自若

1月中旬，在江青指使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戚本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地点）约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鼓动他们在中南海里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等人进行批斗。于是，这些造反派先后冲进刘少奇等家中对他们进行围攻和批斗，也包括了朱德的家。康克清回忆说：“一天晚上，我回到家，中南海造反团的造反派们围在楼前，高呼‘打倒’、‘炮轰’的口号，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到我们家里，墙上、地下，到处都是。还提出要把我们从中南海轰出去。当时，朱总还在玉泉山。他们一直闹到很晚才散去。”

当朱德从玉泉山回到中南海的家中，就接到造反派的“勒令”，要他必须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交待“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造反派在中南海内贴出了攻击朱老总的大字报。周总理闻讯赶到朱老总的家，安慰他要保重身体，劝说老总到比较平静的玉泉山休息。在老总身边工作的同志告诉我，朱老总已去看了那张大字报，边看边用手中的拐杖敲打着地面，说那张大字报只有两个字是对的，那就是‘朱德’，其他内容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造出来的。”

1月底，戚本禹又煽动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把批判朱德的斗争引向社会。一时间，攻击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纷纷出现在北京大街上。造反派还贴出海报，准备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批斗朱德。

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头子聂元梓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召集北大造反派开会。她在会上说：“清华大学揪出刘少奇，我们这次也要搞一个大的。”会后，她给康生打电话，探询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康生回答说：“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要说是我让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于是，聂元梓几次召集会议，组织班子撰写批判朱德的文章，文章登在《新北大战报》上，印了50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面对突然袭来的恶浪，朱德泰然自若地向康克清谈了两点看法：第一、历史是公正的；第二、主席和恩来最了解我，有他们在，我担心什么。同时，他还劝慰康克清：“你不要怕他们批斗，要每天到机关去，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

造反派要揪斗朱德的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他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后，在开会的前一天要秘书通知戚本禹，必须立即取消“批判朱德大会”。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批斗大会没有开成。事后，戚本禹责备造反派们：“你们以为你们很聪明，其实最傻了。要不要搞，你们自己考虑。”

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环境，还设法取得毛泽东的同意，保护了一批被揪斗的老干部和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专家学者。这年2月，在他的具体安排下，正受到造反派批斗围攻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等，从外地被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江渭清回忆说：

“我到北京后，听到朱德同志也受到批判、攻击的消息后，很为他老人家担心，便拨了个电话给朱德同志。接电话的是康克清同志。我提出想去探望朱德同志，她很快答复欢迎我去做客。”

之后，我来到朱德同志的家中。一见面，他便亲切地询问我的身体和安全情况。说心里话，在当时那种处境下，听到他老人家的一番问候，我不禁热泪盈眶，紧紧握住他的手，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今天请你来，我们随便谈谈心。’朱德同志微笑着说。我更加激动。

落座后，我把自己心中的疑虑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我向朱德同志叙述了江苏省‘文革’运动的情况后，又谈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我说：“主席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可是现在是专抓革命，不抓生产，田里的稻谷没人收，工厂停工不生产，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朱德同志要我向主席反映江苏的情况。我说去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就向主席提到这个问题。接着，朱德同志严肃地说：‘停产闹革命并不是主席的意见，也不是中央的意见，是造反派要这样搞，而且他们整人也整得很厉害。”

他又说：‘渭清同志啊，你要能忍耐。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啊！’他老人家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启发了我。我想，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受到造反派的攻击，而他却十分坦然，使我不禁肃然起敬。

谈话后，已近午时，朱德同志留我吃饭。这时，我不免担心地问：“我是江苏‘最大的走资派’，会不会牵连到您？‘你这样老的同志，我是了解的，吃顿饭就会受牵连吗？’他开心地笑着说。我心中充满着感激之情，可还是犹豫不决。康克清同志在一旁说：‘老总啊，你决定吧。’朱德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没关系，他是主席、总理用专机接来的，怕什么？’我听了他老人家的话，心里踏实了许多，也很感激他对我的关心。”

3.毛泽东说：我要保他

可是，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就在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没有参加这几次会议。但从此以后直到党的九大召开，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不再举行，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职权。朱德的文件被停发了，他的保健医生被调离，他的行动也受到各种限制。只是由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朱德时表示：我要保他。他才没有遭到残酷的人身迫害。

这年5月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下，许多地方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公检法机关以及军事机关遭到冲击，银行、仓库、机要档案部门遭到抢劫，铁路交通遭到破坏，违法事件不断发生，整个社会处在大动乱中。康克清回忆说：“朱老总听到有些地方武斗很凶，甚至有的部队也参加了武斗的消息后，很痛心。他说，‘这种狂轰滥炸的方式解决矛盾，怎么行呢？’他的秘书在谈到当时情况时说：‘这一段时间，朱总一直很沉闷，他想去找主席谈谈，可是，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没有时间。有一次，朱总要我陪他去找总理，可到了总理门前，他又犹豫了，最终还是没有进去。’”

1967年，对于朱德来说，是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中度过的。有些人不敢再接近他。个别曾在他那里工作的人甚至写大字报和揭发材料来批判他。他的夫人康克清被妇联的造反派弄去游街、批斗。他的子女被禁止进入中南海，他的儿媳赵力平回忆说：“这时，中南海已不让我们进去了。一次，我们到北京，是妈妈（康克清）从妇联来接我们，然后在前门外的一家饭馆里一边吃饭，一边交谈。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

然而，林彪、江青等没有就此罢手，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前，他们更加紧了打击迫害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

1968年7月，康生将他拟定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送给江青。名单中，刘少奇、邓小平等89个被列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朱德、陈云等29人被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此外，还有“靠边站的”7人，有病的3人和去世的28人，只余下37人（名单中漏了林枫和黄克诚）。前两项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61%。

同月，公安部长谢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调700多人在公安部清查历史档案。他对参加的工作人员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不久，康生在谢富治送审的报告上批道：“从现在清查出的材料，已经看出问题的严重，我想进一步清查，还会发现更多更大的内奸们的阴谋罪行。”他们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44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400余件，制造出一起起假案、错案。

这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9人。朱德参加了这次会议。当一些人在会上猛烈攻击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时，朱德在小组会上依旧坦然地说：“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怎么处理，主席有一整套政策，批评从严，处理按主席路线。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帅，是否真正反毛主席？”他的发言不时被吴法宪、张春桥等人打断。他们攻击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谢富治在10月17日的小组会上说：“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到批判。”“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

面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82岁的朱德始终泰然处之。正如肖克后来评价的那样：“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也作过检讨，只从自己主观上找原因，不用浮夸言辞哗众取宠……他的度量之大，胸襟之宽广，无不令人钦佩。”他在全会结束以后，用了近半月的时间，把自己从1950至1966年的380件讲话稿、文章重新认真地翻阅了一遍，检查自己的言行。

从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到九大召开的5个月间，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继续加紧对朱德等的攻击和诬陷。11年后，吴法宪、邱会作等被押上法庭时，在事实面前，承认他们所讲的话“没有根据，都是捏造的，就是为了突出林彪”，“完全是跟着林彪摇旗呐喊”。

在他们制造的种种冤假错案中，所谓“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就是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案件之一。1968年12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在办案人员的诱逼下，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另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说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9人，委员有王震、肖华、伍修权等16人。并且成立了“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各系统都有他们的人”。还说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这样一份荒诞离奇的供词，却引起谢富治的极大兴趣，他看到汇报后说：“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直到党的九大以后，谢富治仍对办案人员说：“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

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林彪还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且定为接班人。陈伯达、康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叶群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骨干和亲信占了半数以上。

朱德同志是抱病去参加“九大”的。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稍微动一下就喘得很厉害。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一时一刻也不肯放过他。就在这次大会期间，他们组织一帮人，多次围攻和批斗朱德同志，逼他作检讨。

一天，朱德同志开会回来，问康克清：“你认识吴法宪吗？”

康克清想了想，摇摇头。

“那邱会作呢？”

康克清又摇了摇头。

朱德有些急了，说：“你怎么会不认识邱会作？”

“我的确不认识他嘛。”康克清肯定地说。

“那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

“李——作——鹏？”康克清慎思了半晌，想起来了：“噢，就是过去在你的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

朱德“嗯”了一声。

康克清感到老总突然提到这几个人，必定是有原因的，便追问道：“你问这几个人是什么意思？”

朱德叹口气说：“这几个人呢，都‘左’得不可收拾哟！”其他的话，他咽下去没说。

群丑登台了，对老革命家们的打击和迫害也接踵而来了。

“九大”后的一天，林彪死党黄永胜的秘书，在电话上传达了“首长”的一道勒令：

“勒令：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必须老实交代反党罪行！”

朱德接到这个“勒令”，冷笑了一声，说：“不要理它！”

4.是疗养还是软禁？

10月18日，林彪又擅自发出了所谓“第一个号令”，要把住在北京的“老机”（机会主义者）们，全部“疏散”到全国各地去。实行这一措施，嘴上说是“为了战备”、“为了安全”，实际呢？是为了对他们隔离监视。

一个多么阴险歹毒的计划啊！

康克清同志也曾怀疑地问过朱老总：“是真的要打仗么？”

朱德淡淡一笑，说：“战争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总会有很多预兆。可是现在根本看不出任何战争的迹象嘛。‘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根据这一“号令”，陈毅要去石家庄，徐向前要去开封，叶剑英要去湖南，谭震林要去桂林，而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则要去广州。并且限令在10月20日之前，必须全部“疏散”完毕。

就要离开北京走了。可是朱德身边什么人也没有。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正在被“专政”的康克清。

“康克清，你得跟我一起走啊！”

康克清同志为难地说：“对呀，我是该跟你一起走。可是，军代表要是不点头，我想走也走不了啊。”

一个革命几十年的中央委员、高级干部，一举一动还得经过一个小小军代表的批准，谁能相信这是真的？然而，事实却就是这样。

朱德拿着电话机，沉吟了半晌，无可奈何地说：“那我就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

电话打通了。康克清很快就回来了。

1969年10月20日，一架大型客机在广州白云机场平稳地降落了。朱德、董必武等被人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走下了舷梯。

迎面走过来的几个人，没有微笑，没有寒喧，只有伸过来的一只冰冷的手。

广州，这个四季温暖的城市，朱德过去也不知道来过多少次了。那时候，一下飞机，就会有很多人微笑着迎上来，亲切地寒喧，热情地问候，然后来到早已安顿好的驻地。因为那时候，他是人民解放军的统帅，国家的副主席，人民的委员长啊！可是今天，他是什么人？他成了“大军阀”、“黑司令”、“反党分子”！又有谁来欢迎他这个“老机”呢？

连续乘坐3个多小时的飞机，对于他这位83岁的老人来说，已经相当疲劳了。可是，他还不能马上去驻地休息，因为，驻地还没有收拾打扫。

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在候机室里等着。

对于朱德到底住在哪好，广州的那一伙子林彪的追随者们是作过慎重研究的。据说原来是准备让他住在广州市内的珠岛宾馆的，可是后来还是决定：不能让他进广州，让他到从化“呆着”去吧！

名义上说是到从化“疗养”的，但是天晓得这是什么样的“疗养生活”啊！

——前后9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负责人来看望过他。

——想去附近的工厂、农村搞点调查研究，人家说：“不行！”

——想自由地散散步，人家说：“不准超过桥头警戒线！”

——想找个服务员来帮助念念报纸，有人就批评服务员：“别给他念，他自己不会看？”

……

这样的“疗养生活”，与其说是“疗养”，不如说是软禁。

更加令人气愤的是，就在朱德在从化“疗养”期间，林彪的一个热心追随者却在几十里外的广州一个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朱德是“老军阀”、“一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

这样的软禁生活，一直持续到1970年8月。8月以后，朱德才回到北京。

5.元帅之泪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投敌，被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件事，使全国人民拍手称快，也使一些被他欺骗蒙蔽的人醒悟了过来。

朱德怀着激愤的心情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当我从文件中看到林彪及其一伙妄图谋害毛主席时，我感到异常愤慨。他们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林彪这颗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使我们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了。”

从这以后，朱德的处境才开始好了些。

1972年10月，忽然有一天，他老人家又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视察来了。朱德一下车，就和前来欢迎他的干部和工人们亲切握手。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说：“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在厂部办公室里，厂的负责同志向朱老总汇报了全厂这几年的生产情况。每谈一个问题，朱德都要详细地询问，一直问到彻底清楚为止。在谈到厂里的人员组成情况时，他老人家特别问道：“现在厂里还有多少老工人？”

“还有300多人。”

“占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多少？”

“大约30%左右。”

朱德点点头说：“嗯，还不算太少。老工人们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你们一定要注意发挥老工人的作用。”

接下来，朱德又问到厂里有多少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的情绪如何？工作上和生活上还有些什么困难？最后他对厂的负责干部们说：“搞现代化，没有知识分子不行。要想大幅度地提高工农业生产率，要想开发石油、征服宇宙空间，要想确保祖国的安全……光靠镰刀、铁锤、大刀、长矛行吗？不行的！得靠科学技术。因此，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哩！你们一定要尊重他们，爱护他们，绝不允许歧视他们，排斥他们。”

听完汇报，朱德一定要到生产现场去看看。厂的负责人考虑到他老人家已经86岁高龄，想搀扶他沿着平坦的马路视察一两个主要车间就可以了。可是，朱德坚决不肯沿马路走，也不让人搀扶，自己按照厂里的生产程序，由堆放矿石的料场，一直看到炉火熊熊的炼钢车间。在车间的电炉旁，他了解到我国生产铁合金的品种还不够多，便说：“一定要想办法增加品种。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上应该有赶上和超过帝国主义的雄心壮志。”

1973年12月21日，朱德是不会忘记这个日子的。毛主席在召集参加中央各部委会议的同志们谈话时，向阔别日久的朱德走来了。他热情地和朱德握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听了这些话，朱德流泪了。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流泪啊！

1975年1月，康克清同志到首都体育馆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回来，对朱德说：“我刚才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要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

朱德沉思了片刻，自信地说：“你不用担心。军队里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地方上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也是好的。你想想，群众会同意再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让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们，做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赞成。别看有些人一时闹得挺凶，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民抛弃的。”

6.总理逝世之后

1976年1月，我们党和国家遭受到巨大的不幸——全国各族人民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时，朱德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眼睛直盯盯地注视着窗外灰蒙蒙的苍穹，任凭脸颊上的热泪一滴接一滴地流下来，嘴里还不断地念叨着：“恩来呢？恩来在哪里？……”

“老总！你要安静些！”

“爸爸！您有病刚好，千万可不能着急呀！”

康克清以及孩子们围坐在他的周围，想用各种各样宽慰的话使他老人家平静下来。可是，这一些都是徒劳的。

“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人们在门外急得团团转，搓着手，流着泪。

“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你们应该了解总理伟大的一生啊！”朱德在稍微平静下来之后，向周围的人们发问了。

人们频频地点着头，可是谁也没有说什么话。默默之中，让思绪回到那久远的年代里去……

在50多年的并肩战斗生活里，朱德和周恩来结下了无比深厚的革命友谊。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把这两颗伟大的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从柏林会晤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50多年来，他们一同挑起了多么沉重的历史重担，一同经历过多少磨难和风雨。艰难险阻中他们患难与共，惊涛骇浪里他们同舟共济。他们像手足一样，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更何况此时“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国际形势由于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恩来啊，中国怎么能没有你？世界怎么能没有你？然而，病魔却不管这一切，硬是从我们身边把你夺了去。这怎么能不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和你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悲痛欲绝呢？

1月11日上午，朱德支撑着颤巍巍的病体，乘车去北京医院，向恩来的遗体告别。一路上，他都在掉泪，坐在汽车里就要脱帽。到了恩来的遗容前，他庄严地向自己一生最亲密的战友敬礼告别，凝神注视，迟迟不愿离去。

从医院回来，他恍恍惚惚，仿佛觉得这只是一场恶梦，但又知道这都是真的。

为恩来举行追悼会的那天，秘书来问：“去不去参加？”

“去！当然去！”朱德毫不迟疑地回答。

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汽车已在门口等候了。可是由于几天来寝食不安，彻夜流泪，身体过分虚弱，两条腿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他不安地瘫坐在沙发里。

“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电视机里传来无尽的哀乐，呜咽的汽笛。朱德闪着泪光的眼睛，紧跟着电视屏幕上那系着黑纱的灵车，经过十里长街，一路向西，向西……

然而，巨大的悲痛并没有压倒这位坚强的革命老人。朱德对周围的人们说：“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又说：“人活着是干什么的？就是要革命，要工作，要斗争！”

1976年春节，他对人大常委会的几位负责同志说：“总理不在了，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不然，我们既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总理。”他针对“四人帮”的一系列罪恶行径，气愤地说：“有些人只要官做，当叛徒、特务。”揭露了“四人帮”一伙的丑恶嘴脸。有一天，他收到一封揭露了“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来信，便马上转给毛主席：“收到人民来信一件，事关重大，请主席酌处。”态度鲜明地给予了支持。

还是和过去一样，他从早到晚都是一个“忙”字。开会、看文件、找人谈话、接见外宾……工作一项接一项，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

孩子们看他老人家太累了，就劝他说：“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应该多注意休息。”

朱老总不爱听这个话，便反过来说他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注意注意共产主义运动。”

他的一个侄子从外地来看他，关切地说：“您都那么大岁数了，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一会儿。”

朱德回答说：“休息？把党和人民委托给我的工作做好了，就是最好的休息。共产党员只要一息尚存，就不容稍有松懈。你要我休息，我还要挂帅出征呢！”

“文化大革命”以来，朱德看到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行径，非常着急和气愤，更加强了学习和传播革命理论的紧迫感。1976年5月20日，朱德收到了成仿吾寄来的一本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他很高兴，急忙把老译本找出来，对照起来阅读。读完后，他连连称赞这个新译本通俗易懂，非常好。21日早晨，成仿吾突然接到朱德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朱老总要来看他。成仿吾惶惑地回答：

“不！不！这可使不得！总司令都九十高龄了，怎么还能让他老人家来看我，我应该去看望他老人家嘛！”

“不，总司令说过了，他一定要去你那里！”

上午9时，朱德果然准时来到了成仿吾的住处。话题很快就转到《共产党宣言》的新译本上来。朱德满意地说：

“你做了一件有世界意义的工作哩！你搞的新译本很通俗，很好，没有倒装句子，读起来很流畅，我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把这本书翻译好，是一件根本性的工作。因为这本经典著作里讲的都是一些根本问题，如阶级斗争问题、民族与国家问题、家庭与妇女问题等等，都讲得很清楚。现在许多问题讲来讲去，总是还要请教马克思、恩格斯，总得看《共产党宣言》是怎么讲的。这就得有个好译本哟！”

接着，朱德又问他现在有多少助手？翻译这个新本子共花了多长时间？告诉他应该多培养几个接班人，还说，今后要把这里当个“点”，时常来。

然而，遗憾的是，朱德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愿望。

7.病情突然恶化

1976年6月21日，朱德的病情恶化了。但按照原先的安排，他还要去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同志们建议他休息，请中央其他首长代替接见。他说：“这是党安排的，我怎么能够因为身体不好，就随便不去呢？”结果，吃了药，还是去了。

6月25日，经过医生会诊，决定他立即住院治疗。可是，在原定工作日程里，次日下午还有一次接见外宾的任务。他坚持说：“不要紧嘛，等明天我接见完了外宾，再去医院也不晚。”

可是，到了第二天上午，病情又突然恶化，他这才不得不同意去住院治疗。

7月1日那天，朱德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肺炎之外，又增加了肠胃炎和肾病，而且高烧一直不退。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在为他着急。可是朱德，躺在病床上，还把秘书叫到跟前，问道：“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

夜，静悄悄的。

病房里，医生、护士们忙碌了一阵之后，安静了下来。朱德打过安眠针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实在太疲乏了，也该睡一会了。

一直守候在病房外面的康克清，隔着玻璃窗，忧郁地望着朱德那双困倦的眼睛。她为他两天来总也睡不着觉而感到焦虑不安。几十年来他们甘苦与共，相濡以沫，没有谁能比她更了解朱德的心思和性格了。过去，他也常常失眠，半夜半夜睡不着觉，那多半是在考虑党的、国家的、军队的大事。而现在，“四人帮”把党和国家搞成了这个样子，问题成堆，满目疮痍，他怎么能静下心来睡觉呢？

“护士同志，老总睡着了么？”康克清的声音轻极了。

护士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口，微笑着朝康大姐点了点头。

趁朱德酣睡的这段时间，康克清回想起最近几天朱德对她说过的一些话。这些话，她越来越觉得意味深长，至关重要：

“……文化大革命中，军队里虽然出现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军队来说，林彪、‘四人帮’是拉不走的。干部中，也有少数人被他们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是不会跟着他们跑的。至于广大人民群众，则更是反对他们一伙的倒行逆施，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真理，不管是在什么艰难复杂的情况下，对革命都要有坚定的信心。”

“……几十年来，我尽心尽力地去工作，去战斗，扪心自问，对党和人民是无愧的。我唯一不放心的是咱们的晚辈。如果将来晚辈们的思想染上了恶习，经过多方教育，仍然不肯悔改，那你就同他们脱离亲属关系，免得他们打着招牌做坏事。我们积蓄的钱，你要全部交给党，不给子孙们留下分文……”

经过几天的综合治疗，朱德的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7月初的一天，党中央的一位负责同志赶到医院来看望他时，朱德说话已经很吃力了。他拉着这位同志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你要抓经济！……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威望只能上，不能下！……我们的生产也只能上，不能下！……无论如何也要把生产……搞上去！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安详地睡了，永远永远地睡了。几十年来，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兴旺发达，风里雨里、没日没夜地冲啊，杀啊，忙啊，累啊，从来也不肯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下。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不得不休息下来。

康克清松开了他的手，把一块宽大的白色罩单，轻轻地盖在他那刚毅的脸上。尔后站起来，看了看他的周身。猛然间，她想起了不久前他亲手书写的“革命到底”四个大字，一连串晶莹闪亮的泪珠又噗噗簌簌地滴落在她胸前的衣襟上。

这时候，共和国的另一位伟人毛泽东也刚刚从生命垂危中被抢救过来。病榻上的毛泽东听到华国锋向他报告朱德逝世的消息时，用低哑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

向朱德的遗体告别那一天，元帅躺在鲜花翠绿之中，那么沉静，那么安详，似乎是工作疲劳后的一次小憩，似乎他马上就要醒来，用他那种坚定的声音去指挥千军万马……

从北京医院出口到八宝山的马路两侧，挤满了臂缠黑纱、胸戴白花的悲痛的人群。朱德元帅的灵车徐徐开来。灵车四周，饰有用黄、黑两色绸带扎着的花球，垂着长长的丝穗。丝穗随着灵车的行进和哀乐的节拍而飘动，把人们的心都搅碎了。多少人抹泪，多少人抽泣，中国人民再一次沉浸在悲痛之中……

朱德元帅逝世，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领导人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深切哀悼，高度评价朱德元帅是：

“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

“中国红军之父”

“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象征”

……

10年以后，胡耀邦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朱德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高度评价朱德元帅的一生。胡耀邦说：

“朱德同志的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功盖千秋，更令人怀念的是，朱德同志既是伟大的统帅，又是普通士兵，堪称楷模，他的德行与日月同辉。”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又是平凡的。他一生思想的高尚，人格的伟大，给全党、全国人民留下了亲切难忘的印象。它将传诵千古。对新一代年轻的领导者的成长，更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17年以后，江泽民在中央军委举行的《朱德传》出版发行暨纪念朱德诞辰107周年座谈会上，心情十分激动地说：

“朱德同志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是我们人民共和国、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我们党和国家、军队的卓越领导人。在20世纪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奋斗史中，朱德同志的名字是不朽的。他给我们留下了光辉的业绩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朱德同志是一个慈祥、淳朴、敦厚的长者，同时又有着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得来不易的。它经历过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难曲折。但是，愈是在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的危急关头，愈是在极端艰难的时刻，朱德同志就愈是充分显示出他那无所畏惧、沉着果断的大智大勇。他从不因困难而气馁，更不因挫折而灰心。”

“朱德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他为中华民族战胜外敌入侵和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立下了丰功伟绩，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但是，他从不居功，永远那样谦虚谨慎，把一切功劳归于群众，归于党。……他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顾全大局、严守纪律，这种高尚的人格和革命作风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姚建平 刘启光 青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