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刘伯承——渊渊韬略成国粹 昭昭青史记殊荣
刘伯承：1892—1986。1958年的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使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已经66岁的他，不得不一边住院治疗，一边准备检查材料。当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他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时，全场热烈的掌声延续了半分钟之久，许多人眼窝里贮满了泪水。他常常说自己是一个“残废军人”，是军委的“编外参谋”。他身在北京，心系前线，几乎把作战部队可能遇到的问题全都想到了。他与4位元帅在西山会晤，聚在一起谈到深夜，认为在非常时期要使用非常手段，必须搞出几条命令才行。他的病情被误诊，毛泽东得知后亲自过问，周恩来迅速作出重要指示。
1.创办军事学院
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径情直遂的。
正当刘伯承领导军事学院不断前进的时候，1958年开展的所谓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使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也使军事学院乃至全军的军事训练遭到严重的挫折。
这场斗争从军事学院开始，进而涉及军队各个院校，并蔓延到各部队和机关，使全军的军事训练走了一段大的弯路，从而大大延缓了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议期间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也认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坚持全面评价斯大林的正确立场，同时又以斯大林的错误为鉴，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而写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同时，也提出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并明确地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5篇文章，“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教主义和党八股。”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发出了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的补充通知。
军事学院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就是在上述国际、国内背景下开始的。
在中共中央和总政发出通知之前的5月，刘伯承在中共军事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全面总结学院工作的同时，就提出了防止与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
8月，刘伯承赴京出席党的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从北京三次写信给院党委，明确地表示：“我们学了5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苏联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中，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经验），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
9月4日，刘伯承又一次写信给院党委，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他说：“在检讨时必须发扬民主，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肯定哪些是对的，就继续发扬；否定哪些有错误和缺点的，就改正。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作过火的斗争……如说有错误，那是院长、政委主要领导者的责任。”
由此可以看出，刘伯承对于反对实际工作的教条主义倾向，态度是明朗的、诚恳的，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勇于承担责任的。
从9月10日开始，军事学院党委学习五个文件，进行思想整顿。10月上旬，刘伯承在出席中共“八大”会议之后，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了院党委扩大会，总结检查全院工作，并召开战役系学员座谈会，听取对学院工作的意见。
当时，学员反映比较强烈、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吃不消；一个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感到太紧张，太严格。当初，刘伯承坚持制定这两项制度，出发点是对学员严格要求，让学员学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他考虑，学员都比较年轻，大部分在30岁左右，应该让他们多学点东西，这于国防事业，于他们个人成才都有好处。后来，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学员们一再提出意见，刘伯承曾多次派人到地方高等院校调查，不断加以改进。例如，在上午4小时课后加一餐点心，解决“吃不消”的问题。这次，根据学员们的意见，对这两项制度又做了更大的改动，把“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改为8小时学习制，在考试方法上，进一步增加了考查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内容。还对教材内容、讲授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类似这些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在所难免的，一经发现，也是能够很快纠正的。关键是要有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院党委和刘伯承的领导下，军事学院学习五个文件的初期，纠正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正是坚持了这种态度，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由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加之6年来创办军事学院的日夜操劳，64岁的刘伯承越发感到精力难支，脑子、眼睛都出现病症。于是，他向中共中央军委请假治疗，并建议由陈伯钧代理院长，钟期光代理政委。
11月6日，刘伯承赴上海就医。临行时，他对学院的其他领导人感慨地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喽！”
治疗过程中，刘伯承仍念念不忘军事学院的工作。他拖着病残的身体，多次给院党委和陈伯钧、钟期光等人写信。在信中，他或提议：“战史系的训练计划，必须靠我们本身根据目的、对象作出，不要多靠顾问”；或嘱咐：“对《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一书，请组织翻译，准确译出，我可作校正，这于国防事业的研究太重要了。”
早在1954年12月初，他曾应苏联红军的邀请，与国防部长彭德怀等人一起，赴苏联参观苏军“在使用原子弹条件下作进攻战斗的实兵演习”。在整个演习过程中，他看得十分仔细认真，对一些有疑问的地方还直接用俄语向苏军有关人员询问。因为他感到，自从1945年美国在日本长崎、广岛投掷原子弹以后，原子化学武器的研制和使用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对未来战争必然产生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回国后，他给军事学院的全体教研人员和高级系、战役系的学员做了长篇学术报告，介绍苏军原子化学武器的装备状况，阐述在原子化学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动作的重要性，强调在原子化学条件下作战，尤须加强集中统一指挥，提高各级指挥员的军事、政治素质。他还把从苏联带回的这本《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一书及其他一些资料交翻译室，让他们翻译出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件事一直没有完成。这时人在病床上突然想起来，就立即写信催促。拳拳之心，可叹可钦。
在1956年12月下旬的一封信中，他又就开展学术研究，以及反对教条主义等项工作提出意见与建议。他指出：“科学研究在军事上，若从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出发，即从适应现代国防要求出发，我们似乎应着重研究‘战史’，尤其是研究毛泽东的持久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同时，我们似应着重研究我们所学现代战争在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以上两种研究又必使之结合起来，以求适应于今后战争可能发展的情况。”并就此联系到反对教条主义问题，强调：“我们反教条主义，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正是为了善于学习，善于致用。现代国防需要的科学知识，我们实在太差，所以毛主席指示学院‘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党的‘八大’政治决议要我们解决主要的矛盾，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那我们只有在提高国防科学水平上去努力吧！”
这封信长达2000字。在信的末尾，他署名之后这样写道：“1956年12月26日眼花手抖书此”。
他这种为了党的事业而忘我工作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这一年的年底，原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第一期学员，后调回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任师长的崔建功，来医院看望刘伯承。
刘伯承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朝鲜前线打了胜仗回来，心里是非常高兴的。他招呼崔建功在小客厅坐下，和他拉起了家常，亲切地询问他的工作、生活和家庭情况。
谈到上甘岭战役时，刘伯承意味深长地说：
“军事原则，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吧，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如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谁不这样说？关键是要活用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来运用，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你在上甘岭打得好，但军事学院并没有教给你怎样打上甘岭战役，只教给你一些基本原则。到了战场上，就要靠你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
刘伯承还举例印证说：
“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
刘伯承这一番话，再次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取“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显然，这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而言的。
这一年，为了发展军事科学研究事业，刘伯承向训练总监部代理部长叶剑英作了关于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学衔章程、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学衔授予章程，以及学位学衔审定委员会组织章程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以促进研究生的培训工作和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这一年，刘伯承还领导创建了战史系和化学兵系。至此，军事学院设有战役、战史、高级速成、高级函授、政治速成、基本、情报、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化学兵等12个系，有学员3125人。成为一所既有陆军，又有海、空军；既有军事，又有政治；既有速成，又有完成；既有面授，又有函授的全军最高综合性军事学府。这是军事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
从1957年春开始，军事学院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2月下旬，国防部来人到军事学院检查工作。3月初，向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写了专题报告。报告中说：“军事学院自1950年成立以来，经过全院同志的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首先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的军事学术，并进行了传授，虽然不是介绍和学习了全部，但是一般的内容都已经学习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其次是，正由于对苏联军事学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使整理我军的经验，编写我军的条令、教范，具备了更好的条件。再次是建立起来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军事学院，……并为海、空、炮、装等军兵种分别成立学院准备了基础，这是经过该院全体同志艰苦经营缔造的结果。最后就是为部队、机关、学校培养了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对于合成军队和技术兵种的作战指挥、组织训练、战术和技术，都具备了一定的知识。这些成绩是显著的。”
报告接着说：“但是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想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编写材料和作业想定的根据，没有注意我军现有的装备技术条件以及我军最近的将来可能达到的装备技术水平，而是把苏军已经高度机械化的装备技术条件作为依据。在战术演习中，除了注意到一般地形条件下的攻防战术之外，很少针对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山地多、河流多、水田多的特点，忽视了我军长期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所采用的渗透、穿插、迂回、包围等战术活动，把大部分演习都设想在一般起伏地带，都设想为大规模的正面攻防战。这样教学的结果，固然一方面可以使干部取得一些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规律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就包含着一个危险，这便是一旦发生了战争，我们的军队就可能不会以劣势的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也可能不会在山地、水网、河川地带进行作战，将使我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报告在分析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时说：“在军事学院产生这些缺点，是有客观原因的。在学院开办的最初几年，没有适合我军情况的现成教材，因此许多教材不得不请苏联专家替我们编写；学院人力不足，忙于应付施教，不能兼顾研究我军自己的经验；我军的各种条令迟至今日没有编写出来，使教学无所依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学院方面来说，成立了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这个报告，对军事学院建院以来取得成绩与存在缺点的评价，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报告在肯定学院成绩时，并没有明确提出成绩是主要的，只是说“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在批评学院缺点时，武断地说“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对于学院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党委制、政治工作制，编写了我军的战史教材和战例汇编，三次派见学团去朝鲜学习志愿军的作战经验，以及在军政课程中都贯穿了毛泽东著作的学习等等均未提及，而是批评军事学院的教材和想定作业中“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没有注意我国的地形条件和我军现有装备技术条件，忽视了我军的传统的战术。一旦发生战争，我军“可能不会以劣势的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在战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最后，不提军事学院在学习五个文件、反对教条主义中工作有何改进，有何成绩，而是批评院党委“对反教条主义，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这样，就把军事学院实际工作——有的已经改正过来，有的正在改正之中的缺点，上纲上线为院党委和学院主要领导人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路线错误。
国防部的这个报告，打乱了军事学院正常教学秩序。院党委和各部、系都不得不成立中心组，全体学员停课一周，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教条主义。同时，国防部的这个报告，也为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定下了基调。
刘伯承对这个报告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虽因脑部旧伤复发一直在上海治疗，但仍指示陈伯钧、钟期光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并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提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认为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对于国防部报告中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和对解放军经验的估计，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基本方向和原则都是正确的，应该充分肯定。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是属于贯彻执行中具体措施方面的问题。
在当时反对教条主义已经形成气候，军事学院承受着首当其冲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刘伯承和党委一班人，只能用这种曲折婉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原则立场。
7月3日，刘伯承曾倾注过无数心血的战役系52名学员毕业了。他们经过3年的正规训练，在文化知识、政治理论水平及军事指挥艺术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成为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材。
战役系学员毕业后，军事学院开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7月底，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然而，刘伯承的健康状况使他实在难以担任此职。他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信中写道：
“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6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教材编审工作，不能更多参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层的民主生活、纪律生活和实习工作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无。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是担当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教育这么更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这个请求，后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
9月13日，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几千名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怀着难以形容的心情，倾听钟期光致词。刘伯承由于在上海治疗，未能出席大会。但是，钟期光仍然满怀深情，讲起了刘伯承创建军事学院的功绩。他动情地说：
“刘院长关怀国防建设，以国事为己任，60岁高龄，常带头学习；且战略眼光远大，常以有备无患，干部应向科学进军，学多学深一点作号召；特别谦虚谨慎，日夜工作，制军语、译外文、校条令、写教材、上大课，无一不是以身作则，特别关心与指导政治思想工作的进行，尤其注意检查效果。十次整风，常称‘为党作好事，开路单子，同何处去，过社会主义关’；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整风时，他就以此作警语来教育干部。这些模范行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番话，犹如一股暖流，在几千名与会者的身上涌动着。这是军事学院党委对刘伯承创办军事学院6年工作的实事求是的鉴定与评价。它，道出了广大教职员工的心声。
令人惋惜的是，这位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人民解放军院校建设的奠基人之一，国内外著名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竟从此离开了他浇灌过无数心血的军事学院，而且实际上也离开了整个军事教育与训练工作的领导岗位。
几个月之后，训练总监部代理部长叶剑英来到军事学院视察，在向2000多名教职员工发表讲话时，专门讲了一段赞誉刘伯承的话。他说：
“我们刘伯承同志40多年的战场生活、军队生活、俄文、中文、战斗经验，像他这样是很少的，很红、很专，但就是不健。他曾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负责国家大事。”
正当反对教条主义之风，已经“起于青萍之末”，即将“盛怒于土囊之口”的时候，作为刘伯承的老战友，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以来，就一直与刘伯承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肩战斗；全国解放以后，又一直与刘伯承一起，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共同工作的叶剑英，在大庭广众之中，讲的这番充满革命激情的话，显然是意味深长的，是发人深思的。军事学院2000多名教职员工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这一年，刘伯承病痛与忧虑交加。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老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未好又经几年过分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反教条主义运动更像一块压在他心头上的大石块，使他日益担心刚刚走上轨道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被迫中止。医生为了减轻他的病痛和缓解他的焦虑，建议他外出游览疗养。这年深秋，他前往风景绝佳的皖南黄山。面对巍峨耸峙的奇石，苍劲多姿的青松，变幻飘渺的烟云，涌突流淌的清泉，他感到无比振奋与陶醉。他进而联想到在这块雄伟秀丽的土地上曾经有过的革命风云，一种抑制不住的激情涌上心头，欣然吟诗一首：
抗日之军昔北去，大旱云霓望如何。
黄山自古云成海，从此云天雨也多。
沉浸在对往昔如火如荼斗争生活的回忆里，他似乎忘却了眼前的病痛和烦恼。
2.带病上台做检查
1958年春，中共中央在南宁、成都，连续召开了工作会议，继续大批所谓“反冒进”。结果，党内不切实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各地区、各部门“大跃进”、“放卫星”的计划争先恐后地提了出来。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断定当时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党的副主席。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了高级干部1000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把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从会议一开始就煽风点火、含沙射影、暗箭伤人，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林彪所指责的这些问题，事实上哪个单位也不存在。他这样说完全是别有用心，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
6月23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汇报和召集有关人员座谈时，就一系列问题发表了意见。
在谈到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的时候，他说：“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谈到军队院校工作时，他批评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在谈到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时，他又批评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毛泽东还讲了一些错误评论刘伯承功过的话。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军队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等，开展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
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是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会议，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的、沉重的步子的刘伯承，刚刚出现在主席台角的时候，全场立即掌声大作，延续了大约半分钟，才逐渐停息下来。许多人鼻子酸了，眼睛潮了，眼窝里贮满了泪水。这掌声，这泪水，饱含着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爱戴，也伴合着会心的谅解和深情的叹惜。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感谢同志们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统治一切，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说了一些过头的、违心的自我批评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事求是同样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他在发言的前半部分，仍然客观地说明了一些事情的真相，全面总结了军事学院的工作。
刘伯承说，军事学院创办之初，中央军委即给予明确指示，军委发来了祝词，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训练方针。“据此，我们就抓住三个环节：（一）传统教育（党史、政治工作、战史、战例，并专设了战史系）；（二）现代作战训练（战术、战役、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和化学兵等）；（三）实行正规制度：即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和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毛主席训词），四大制度，四个共同条令。这三个环节以我军传统教育为基础，使之贯彻到现代作战训练和实行正规制度上面去。”
刘伯承还具体地说明了在传统教育方面，“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经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决议整风和做思想工作，教党史，教政治工作，编讲战史，并曾经三次组织赴朝鲜学习作战经验，和组织学员编出许多战例，汇集作为课业之用。成立战史系主要学党史，毛主席军事著作。”刘伯承还说，在校正苏联红军1944年野战条令时写了序言，着重阐述了以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思想方法，作为学习外国经验的指针。
最后，刘伯承强调指出，在训练内容、训练制度方面，如“六小时一贯制”和考试方法等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学习五个文件以后，在军委指示之下，在院内学员抵触和院外批评之下，大体改正过来”。
总之，刘伯承用大量事实说明，军事学院的各项工作，是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去做的。并不是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更不是如林彪所说的“专用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把本国的东西当作‘土包子’”，“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
军委扩大会议后期，“温度”越来越高，过火的批评斗争越来越凶。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军事学院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许多主管院校教育与训练的领导干部，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批斗，有的甚至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而开除党藉，清除出军队，或遣送边疆劳动改造，致使一些同志后来竟含冤死去。许多院校教授会、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甚至一些从事军事教学多年的老教员，也被指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而被调离院校，改行做其他工作或处理转业。
这样，就严重打击了院校干部和军事训练干部的积极性，使得他们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学习外国经验，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活动。建国以后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挫折。这，就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反对教条主义，开展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结局。在这场斗争中推波助澜的林彪，于这次会议之后的1959年9月，当上了国防部长，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上台后，打着革命旗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继续发展反对教条主义运动的恶果，更使军队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全军院校被砍掉100多所，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濒于夭折。其损失之大，是难以估量和无法挽回的。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刘伯承回到南京。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携眷从南京移居北京。离开南京的那一天，军事学院的许多领导干部到江边为老院长送行，并要送过江去，一直送到浦口火车站。
刘伯承执意不肯，他抢先上了船，向送行的人挥手告别。
渡船徐徐向对岸驶去了，而停留在东岸的人们久久不肯离去。他们远远地望着渡船，望着站立在渡船上的老院长的身影，默默无语。渐渐地，渐渐地，渡船看不见了，老院长的身影看不见了。
这时，军事学院新任院长廖汉生，慨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这位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出任过新中国第一任南京市长；又在南京创办了全军第一所高等军事院校的老元帅，就这样孤单单地离开了虎踞龙蟠的石头城。
历史毕竟有着它自己不可更易的规律。一切颠倒的真伪、善恶、是非，终将回复它们的本来面目，得到应得的评判。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和路线的根本转变，对一系列历史冤案、错案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平反昭雪。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个重要结论，最终解除了套在刘伯承身上的政治枷锁，也解放了当年跟他一起遭到冲击和批判的一大批人，更重要的，是对人民解放军一段辉煌的发展史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3.“编外参谋”
1959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成立了战略小组，任命刘伯承为组长，徐向前为副组长。战略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从此，刘伯承又以全部精力，夙兴夜寐地为国防建设特别是战备工作操劳。他撑着残弱的病体，深入部队，深入边防，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亲自动手给中共中央军委写报告。从世界战略形势到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场准备；从一种武器的研制、一条铁路线的修筑，到每个战士负荷的减轻无不精心擘画和周密思考，并及时向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参、总政、总后提出建议。他常常说自己是一名“残废军人”，是军委的“编外参谋”，所提建议仅供军委和各总部决策时参考。他一再反对人们把他的话当作什么指示。但是，实际上，他的一系列深思熟虑、远见卓识的建议，总是受到军委和各总部的重视，在加强国防建设和保卫边疆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4.深入边防一线视察
刘伯承在担任军委战略小组组长期间，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深入到东北边防一线视察，了解边防建设和战备工作情况。
1964年7月4日，他带领几名参谋人员先到沈阳，尔后经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北上，到达牡丹江市。他接见了黑龙江省委和公安纵队负责人，乘船巡视了镜泊湖周围的地形，参观了一个军工厂。他还专程到中苏边境城市绥芬河视察，饶有兴趣地寻访他在1930年从苏联回国时的路线。只是由于30多年的沧桑变化，绥芬河的市容已全部改观，当年他冒着生命危险越境返国的途径也不能辨认了。他向大家风趣地叙述了化装回国的经过情景，流露出不胜今昔之感。
就在这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了《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他听了广播，并在拿到报纸后的当天，从下午2点钟一直看到6点。他知道，自1957年以来，中苏矛盾逐渐激化，至今两党、两国关系已经彻底恶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两国边境局势的紧张。他这次出行，正是想通过实地巡视和考察，掌握东北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找出加强防卫的有效办法来。由于连日旅途劳累，加上每到一地，看书、看报、看地图，进行调查研究，同当地领导人商谈工作，使他的眼病又一次发作，终日头晕目眩。但他未予理会。
7月16日，他由牡丹江赴哈尔滨。在哈市，他听取了黑龙江省军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详细观看了省军区的农、林、牧、渔场分布形势图。回到住地，他结合边防情况进行了分析，然后向随行参谋提出：“你们研究一下，若是像新疆那样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按照黑龙江边境地区现有农场数目，在实际需要上够不够。哪些地区是战略要点，如何建设生产兵团，让沈阳军区考虑，请他们最近提出意见来。”他还视察了军事工程学院，在学院的书店里买了俄文书籍。在翻看这些书时，感到视力更加减退，头痛更加厉害。他不顾随行人员的劝阻，仍然决定到海拉尔去，现地勘察中苏边境布防情况，完成预定的视察计划。
7月20日，刘伯承继续北上，途经齐齐哈尔市，视察了两个军工厂。在观看试制的火炮、炮弹图样和实物样品时，他说：“现代战争机动性很重要，我们既要生产大口径的火炮，同时也要研究和生产轻便的、便于机动的、多种用途的火炮和炮弹，适用于山地、丛林作战，拆卸灵便，能打空中飞机、海上的轻型舰艇、陆地上的坦克和碉堡。”
7月24日，刘伯承到达了他东北之行的最后一站，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在市郊北山，他认真察看了当年日本关东军修筑的地下工事群。先是结合周围地形，详细研究了工事外部的结构和体系，尔后亲自下到工事里边，对其内部结构，包括进出口通道、射界范围、离地高度、抗击能力，以及容量、厚度、生活卫生设施等，都一一作了细致的观察。由于天气酷热，坑道内潮湿霉烂，臭味扑鼻，加之整整一个上午没有休息，钻出工事时，随行人员都汗流浃背，疲劳不堪。可是他却始终兴致盎然。一出工事，他就对海拉尔军分区负责人说：“听说苏军在这里进攻时，日本人死了不少，许多人是死在洞里的。苏军也受到很大的伤亡才占领了工事。你们要很好地研究一下，苏军是怎样打下来的，日军是怎么被歼灭的。据说苏军最后是用了水淹法才解决问题的。把实际情况弄清楚，调查研究后向军委写个报告。”他还对随行的参谋说：“我看了地下工事，又研究了日本军队当时总的布局。日军在满洲里、海拉尔这个方向上，可能是一个师团。以满洲里为前线阵地，布置有一个大队或者一个联队。海拉尔附近地域为基本阵地，布置有一个联队，预备队为一个联队。在海拉尔北山构筑了地下和地面相结合的碉堡工事：东面可能是弹药库，西面是指挥部，方向对着满洲里。这样的布势，可以研究参考。”
在返回海拉尔市的路上，刘伯承结合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谈了他对国防工事构筑的设想。他说：我考虑我们的国防工事，要地面与地下结合。弹药库、油库可放在地下，人员只能少部分隐蔽在地下。如把过多兵力放在洞里，就限制了兵力的机动，造成被动局面。打起仗来，从洞里出来再展开，就来不及了。我看过沿海坑道，有的太长，进出口太少，战斗设备太差。原子弹打来了，不是被炸死，而是被压死。因此，怎么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怎么发挥火力、隐蔽身体，要好好考虑。切不可把工事当作包袱背起来。进出口要多，要构成“丁”字、“之”字或“蛇腹”形进出口，以利于防御和机动。
视察中，刘伯承还就地调查边境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到蒙古包里作客，与牧民群众谈心，合影留念。向少数民族同胞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鼓励他们热爱祖国，反谍防特，军民联合巩固边防。
7月29日，刘伯承返回哈尔滨。在25天的行程中，他和当地党、政军的领导干部现地磋商，就工事构筑、武器制造、边防建设、战备工作、军事训练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而切实可行的见解，为中共中央军委、总部制定战略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不幸的是，在胜利结束这次视察活动时，他的眼病加重，眼压又高达70多度，最后确诊为青光眼急性发作，不得不专车返京，入北京医院。从此以后，他那赖以读书、看报、审阅文电、从事著译的左眼，视力急剧下降，虽经多方治疗，竟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了。
5.与四元帅共撑危局
1966年5月，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大劫难。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办公室被撤销，战略小组名存实亡，实际上中止了工作。从此以后，刘伯承不再有实质性的工作可做，完全处于赋闲状态。但是，他依然把国防建设、部队的战备训练，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挂在心上。他以自己衰残多病的身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和支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的工作。对革命事业耿耿忠心，一如往日。
这年秋，刘伯承不堪城里住所周围造反声浪的干扰，搬到京郊西山住下。不久，叶剑英和聂荣臻也搬到这里。陈毅、徐向前经常来看望他们。于是，5位元帅在西山时有会晤，一起谈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商讨保持军队稳定的办法。
一天，陈毅驱车来到这里，先去看望刘伯承。他一进书房，就向刘伯承亲切问候：“刘帅，你好啊！”
刘伯承放下手中的放大镜和一本大字号的《参考资料》，笑着回答：“是陈老总来了，快坐快坐！”
陈毅快走几步，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说：“怎么样，老同乡，最近身体可好？”
刘伯承摇摇头，叹息道：“不行喽！这不，我刚想试着看看‘大参考’，用了放大镜，还是模糊模糊，啥子也看不清楚。看样子，我这只左眼也快要瞎了。”
“瞎了倒好！常言道，眼不见心不烦嘛！”陈毅往沙发上一坐，气冲冲地说。
刘伯承和陈毅是肝胆相照、无话不谈的挚友，他最了解陈毅的豪爽性格，更知道陈毅说这句话的含义，便接过话题道：“眼不见心也烦嘞，谁叫我的耳朵还不聋呢！这也是怪事，眼睛不好，耳朵反倒灵敏起来。你听，又叫开了。”说着，他用手指了指东西的窗户。
原来，造反派的宣传车正在山下吼叫。刘伯承恼火地接着说：“每天这个时候就来‘上课’。要不是山下有警卫，他们的大标语说不定会一直刷到山顶上。到天黑，北京大学的高音喇叭骂大街，这里听得清清楚楚。”
陈毅吐出一口长气，看来，这里也并非清静之地。
“快讲讲，城里怎么样？听说国防部大楼也被冲了，这还得了！还有贺胡子，你这两天见到他没有？少奇、小平同志也还好吗？……”刘伯承一下子提出了许多问题。
陈毅告诉他，贺龙的日子很不好过，林彪、江青骂他“不是好人”，康生诬陷他搞“兵变”；刘少奇、邓小平的日子更是不好过，林彪、江青已经给他们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大帽子。至于冲国防部大楼的事，等一会儿问问刘志坚就清楚了。
这时，秘书进来向刘伯承报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3位元帅，以及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副主任刘志坚都来了。
在会客室里，陈毅对刘志坚大声招呼道：“志坚呐，冲国防部是怎么一回事啊？”刘伯承也催促说：“是啊，现在恐怕只有你还有点发言权，快讲讲吧！”
刘志坚望着在座5位元帅焦急的面容，心里很是感动。他详细汇报了个别军队院校造反派冲击国防部制造事端的全过程。会客室里笼罩着一种令人压抑的沉闷空气。
现在，党的各级组织已经被冲乱了，政府各个部门也已经被冲乱了。人民解放军一定不能乱。如果把军队也冲乱了，后果将不堪设想。5位元帅心急如焚。
1967年1月5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阴谋策划与指挥下，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一时间，“一月革命”的夺权之风在全国各地乱起。
军队决不能夺权，军队必须保持稳定，解决这个问题已是刻不容缓。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和刘伯承，又聚在一起谈到深夜。他们一致认为，在非常时期要使用非常手段，必须搞出几条命令才行。应明确规定军队不准夺权，不准随意揪斗各级领导干部，不准成立所谓的战斗组织等。最后，他们一起研究商定了八条命令，上送毛泽东审批。1月28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亲自签发，迅速传到全军。
6.接踵而至的打击
然而，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等人就把这几位元帅视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他们一直在窥测方向，寻找时机，图谋把这几位元帅整倒。
1967年2月中旬，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人，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错误做法强烈不满，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碰头会上，与林彪、江青等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林彪、江青蓄意歪曲事实真相，颠倒黑白，把元帅们的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随即发动了一连串的批斗与围攻。不久，聂荣臻病倒了，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
正在总医院治疗眼疾的刘伯承闻讯，不顾左眼接近失明，摸索着来到聂荣臻的病房。他紧紧握住聂荣臻的手，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良久，才说出一句：“老兄，你受苦了。”这在平常情况下只是普通的一句安慰话，可在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它的意义和力量是难以估算的。事过19年后，聂荣臻还满怀感激地说：当时我身处逆境，“老战友的这种安慰是多么珍贵！”
7月，刘伯承眼疾加重，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赴济南治疗。
后因济南社会秩序混乱，住地很不安宁，在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建议下，又转赴南京、上海治疗。治疗期间，他常常对前来看望他的部队领导干部说，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一定要防止过火的行动，内部要团结、不要出乱子。他还用历史上内忧外患的事例反复强调：内忧与外患总是联系着的，没有内忧，必无外患；如有内忧，终有外患。最要紧的是内部要一致，时刻警惕帝、修、反钻空子，在混乱中搞我们。
10月，刘伯承回到北京。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他“眼不见心也烦”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制造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诬陷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并罗织罪名，撤销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将余立金打成“叛徒”予以逮捕。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伯承，事先竟毫不知晓。对此，他感到非常意外和难以理解。于是，便坐车到叶剑英那里了解事实真相。叶剑英告诉他，由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已经取代了军委常委会。今后，军委常委将不会再开会了。听罢叶剑英的话，他默然不语，低头陷入了沉思。
1969年10月18日，林彪背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擅自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紧急指示”，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把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的许多老同志强行疏散到外地。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叶剑英到长沙，刘伯承则到武汉。
接到通知的当天，刘伯承向周恩来提出，如果真的要打仗，我愿意留在北京，给军委和总部当个参谋。如不行，就服从组织决定。10月20日，他处理了文件资料后始去武汉。以后，又由武汉转赴上海。在上海，他继续治疗视力极其微弱的左眼。
1970年5月，刘伯承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与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址设在高等军事学院院内。他得知这个消息后，把自己珍藏的2000多册军事理论教材与书籍，送给了军政大学图书馆。“九一三”林彪出逃殒命事件之后，他对前去看望他的军政大学校长肖克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也不行了。这些教材和书籍留给你们吧。希望你们把学校办好！”
1972年1月6日，是刘伯承极为悲痛的一天。他情深谊厚的挚友陈毅，由于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打击迫害，不幸离开了人世。对老战友的深切思念，使他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这时，他的左眼视力已完全丧失。他让人搀扶着来到医院，人未进门，哭声先传了进去。他只恨自己双目失明，不能最后见一见老战友的遗容。他走近床边，俯下身去，以手代眼，颤抖着从老战友枯瘦的面颊一直抚摸到冰冷的胸部，嘴里发出痛切的呼唤：“陈老总啊，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哟！”在场的人看着这位八旬元戎肝胆欲裂、痛不欲生的模样，无不潸然泪下，呜咽失声。
1971年林彪垮台后，中共中央撤销了林彪死党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叶剑英指示总参谋部，将刘伯承自1960年以来的讲话汇集起来，印发军委各总部、北京军区及各有关部门参照执行。
1972年2月，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罪行，研究加强军队建设的大政方针。这时，刘伯承给叶剑英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我的身体渐趋不好。但是，从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军队建设出发，凡是他们愿意问我的，或者我想到了的问题，我都以参谋的身份向他们提出来。当然，我的那些意见，都是些老经验、老生常谈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新的情况，而他们基本上是听了算了，很少给回过话。现在，我是个老弱残废的人，又总是休息不好，精力很差。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也想尽一份力量。但是，力不从心，难能给你们当个参谋了。……为了给会议研究问题提供点资料素材，我请作战部的同志，把我1960年以来说过的一些话（限于精力和时间未加校对），把那些‘古董货’翻出来，作为一孔之见，即送你们一份，供研究参考。”
刘伯承交给中央军委的材料，概括了他对军事训练、院校建设、参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对海空边防建设、国防战备工事构筑，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和建议。这些千锤百炼的经验之谈，深谋远虑的战略思考，是刘伯承60年军事生涯的结晶，也是他向党、向人民所做出的最后一次奉献。
7.革命家风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伯承自奉俭薄、廉洁奉公，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对子女、对亲属，他也严格要求，言传身教，让他们永远和人民群众同甘苦，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他的革命家风，一直被人们所称颂。
进城初期，刘伯承就对夫人汪荣华说，战争年代，我们与人民群众同甘苦，一打仗，就把孩子寄养到老百姓家里。我们许多老干部的孩子，都是吃乡亲们的红薯干和小米粥长大的。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的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决不能特殊，要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
1951年，刘伯承全家从重庆搬到南京，住在城东北北极阁一幢二层小楼里。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他经常检查家里的伙食账，看看有没有超出国家规定的供给标准。他还关照炊事员说：“黄瓜、西红柿这类蔬菜在刚上市的时节，不要买来吃。”他家孩子多，刚来南京时，有4个孩子：长子太行，二女儿弥群，三女儿解先，小女儿雁翎。到南京后，汪荣华又生了两个儿子：阿蒙和太迟。全家8口人，住房比较紧张。军事学院营房部多次提出给他加盖房子，或把房子改建一下，都被他拒绝了。后来，营房部趁他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在他家的楼房后面加盖了两间平房。他从北京回来，严肃批评营房部说：“你们总说我住房紧张，我一家住着一幢小楼，老百姓有这种条件吗？你们不能让我太特殊！”后来，他坚持把这两间房分配给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住。
刘伯承对用车问题要求更为严格。他自己用车从来不讲究、不挑剔，而且也很节省。当时，他用的是一辆旧轿车。车管部门为了他的安全，提出给他换一辆吉姆车。他坚决不同意。他平时喜欢步行，外出开会，办事，只要路程不远，时间来得及，他总是安步当车。
他的车一般不准家属子女坐。他的夫人汪荣华上下班，一年四季都是骑自行车。每年放寒、暑假，他的孩子们从外地回来，开学时从南京走，他都不准用车接送，还让他们坐公共汽车。有一年冬天，南京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汪荣华很晚还没有回家。司机不放心，瞒着他悄悄地把车开出去，从半路上把步行回家的汪荣华接了回来。这件事还是被他发现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批评司机不该私自出车。司机解释说，天气不好，又是晚上，汪荣华骑不了自行车。他说：“骑不了车可以走回来嘛！为什么非要开小车去呢？你要记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家属子女不能随便坐，办私事决不能用公车。”
刘伯承给子女们立下这样一条规矩：结婚以后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去住，不要再和他住在一起。儿女们都理解他的这番用心：父母这里生活条件优越，各种待遇优厚，这是党和国家为了照顾他们为革命所做的贡献而给予的。自己结了婚、成了家，应该独立生活，而不应该再沾父母的光。
1970年以来，刘伯承的6个子女先后结婚，他们都同本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节假日才回家看望父母。
太行同工人的女儿肖玉兰结婚后，住在工作单位分配给他的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里，厨房、厕所公用。肖玉兰生了孩子，她的妈妈从湖南老家来照顾她。房子实在住不下，领导上给他们调换了一个18平方米的套间，厨房、厕所依然公用。
一天，汪荣华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一起去看望太行一家人。太行在延安上幼儿园时，由康克清照管，太行是喊着“康妈妈”长大的。肖玉兰的妈妈对来看望的两位大姐说：“您看这么挤，没地方坐，没地方站。”汪荣华拉着亲家的手说：“单论住房子，城里甚至不如乡下，现在群众还有三代人同住一间房子的哩！”康克清也笑着说：“这比延安时候好多了。那时候我把太行从幼儿园领回来，还不是我和朱老总睡床，他就睡在拼起来的椅子上。”
肖玉兰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军队医院工作，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得用3个多小时，太行工作单位离家较远，不能天天回来，生活上很不方便。她要求搬到医院去住，但是医院解决住房也困难。肖玉兰见自己提出要求不管用，想请婆婆出面。汪荣华听了态度很坚决：“这种事我不能管！”
刘伯承的二女儿弥群结婚时，只在机关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事后，刘伯承提出用一个星期天，全家欢聚，庆贺弥群夫妇新婚。不巧，弥群所在单位利用那个星期天组织义务劳动。弥群有些为难地把这事告诉了父亲，刘伯承风趣地说：“家规依从国法，个人服从组织嘛！”
刘伯承的三女儿解先入党前，她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派人到家里来征询刘伯承的意见。刘伯承非常认真地说：“如果你们要了解她在家里的表现，我可以向你们介绍；但你们问我她能否入党，那完全是党组织的事，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
刘伯承的长孙降生时，他已双目失明，年满八旬。他非常高兴地给孙子起了名字，并催着汪荣华赶快把名字告诉儿媳妇。家里人每次把小孙孙抱到他面前，他都慈祥地抚摸着孩子胖乎乎的脸蛋。但就是对全家的这个宝贝疙瘩，刘伯承夫妇也严格要求，使他和普通人家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孩子在妈妈医院的幼儿园里长大，在一所普通小学上学，随后又考进西郊一所普通中学，口袋里揣着月票，脖子上挂着钥匙。
刘伯承对子女处处严格要求，为的是培养他们健康的思想和良好的品德。他常常对子女们说：“勤能补拙，俭以养廉，廉洁的品行要靠平时俭朴的生活养成。只有工作上廉洁奉公，政治上才能无私无畏。”
在家里，刘伯承冬天经常穿着袖口磨破、领口洗得发白的旧衣服，穿一双家制的黑色布棉鞋。他的一件毛衣，袖肘都破了，还一直穿在身上。夫人汪荣华看到这件毛衣实在不能穿了，便给他买了一件新的。他接过新毛衣，看了看，又放在桌上，说：“我这件旧的，补补还可以穿嘛，何必花钱买新的。”仍然舍不得把旧毛衣脱下来。
刘伯承孩子的衣服，往往是老大穿了老二穿，缝缝补补给老三。老五刘蒙上中学了，穿的还是姐姐穿过的女式黄军装。有一天，陈蒙放学回到家里，嘟着嘴对汪荣华说：“妈妈，以后我不穿姐姐的黄军装了，同学们都笑话我。”
汪荣华仔细端详着儿子：挺高的个头，穿一身女式黄军装，模样确实很滑稽。她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是啊，你长大了！等这件衣服穿破了，妈妈再也不让你穿姐姐们的衣服了。”
生活上刘伯承对子女严格要求，学习上更是毫不放松。他一再勉励子女们刻苦读书，掌握真本领，脚踏实地为人民服务，但不一定要当官。他严肃地告诫子女：“没有那个大德大才就不要去当那个官，即使当上了，也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1962年，他看到教育部的一个通报后，写信给长子太行说，这次教育部通报了一个高等学校的调查，“成绩优良者10人：8个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一个是农民儿子，一个是右派之子。而干部子女则一个也没有——可能这是不全面的调查，但是要警觉。干部子女生活优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认为学习没有意思，自甘落后，这必须大力教育，扭转某些落后的干部子女的坏意识，才能继承发扬革命传统。”就在这封信中，刘伯承问太行：“谦虚谨慎习惯在修养否？”
刘伯承经常对子女们说：“我打了一辈子仗，身边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我刘伯承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自己要自尊自立，自强不息。”他双目失明以后，有一次幼子太迟扶着他在院子里散步。突然间，他挣脱了太迟的手，自己摸索着向前走去，边走边对太迟说：“这叫什么，这就叫自强不息。我80多岁还要自强不息，你们年轻人更要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啊！”然后，他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太迟：“我们是打扫舞台的，把三座大山推倒了，把舞台整理好了，唱戏要靠你们。你们要想唱好戏，就要好好学习，唱戏要靠真本事。”
刘伯承的6个儿女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们都读完了大学，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才智。长子太行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4届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搞科研工作。他业务熟练，安心本职，曾主动放弃到部队当高级指挥官的机会，始终坚持在科研、教学工作岗位上。二女弥群是空军司令部业务部门的一名领导干部，以吃苦耐劳、勤于钻研著称于同事之中，曾多次立功、受奖，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三女解先、四女雁翎是医生。五子阿蒙在高级军事机关当参谋，幼子太迟在军事机关工作。
刘伯承夫妇爱子深切，教子有方，博得了人们的广泛称颂。汪荣华被评为北京市1986年度的“好家长”。
1972年刘伯承双目失明之后，健康状况日渐下降，不得不住院进行长期治疗。战争年代，他创伤遍体，头、眼、腿、脚等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残疾。解放后，为培养全军中、高级干部，为国防建设和部队的战备训练，他经常超负荷地工作，又使得左眼失明，伤残破损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
中共中央对刘伯承的身体状况十分关怀，周恩来3次亲临医院探视。医护人员也尽了自己的努力。因个别医生诊断失误，药不对症，致使病情逆转。毛泽东得知后亲自过问，周恩来迅速作出“停药，以养为主”的指示，才使他的病情得到控制。
然而，由于刘伯承年事已高，残弱多病的身体终于不能恢复而长期卧床不起。
1973年以后，刘伯承丧失了语言能力。
1975年以后，刘伯承丧失了自理生活的能力。
1980年8月17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了刘伯承关于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
1982年8月6日，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通过了《给刘伯承同志的致敬信》。信中说：“由于年龄和健康状况，您不能再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能再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崇高的品德，将为我们全党所永远怀念和敬佩。”
8.不朽的丰碑
1986年10月7日17时40分，94岁的刘伯承终因久病不治而与世长辞了。
10月14日，北京一个平常的秋日，凉风瑟瑟，阴霾满天。京西万寿路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前厅，被装点成黑纱缠绕圆柱、挽幛悬挂横梁的庄严肃穆的灵堂。
刘伯承静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着他高大的身躯。人民解放军战士持枪肃立，守护在灵柩两旁。
邓小平率全家最先来到这里。他向刘伯承深深地三鞠躬，然后久久凝视着昔日的老搭挡、老战友的遗容。太行山的烽火，大别山的险阻，淮海大地的硝烟，万里长江的怒涛，西南边关的征尘，一幕一幕地在他眼前闪现，……慢慢地，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聂荣臻右臂套着黑纱，坐着轮椅车，由工作人员推着攀上40多级台阶来到大厅。刘伯承卧病在床之后，聂荣臻多次到医院看望他，总希望他有所恢复，能跟他说上几句话。如今，物是人非，聂荣臻悲从中来，两行清泪潸然滚落腮边。
杨得志、秦基伟、王平、洪学智、肖克、宋时轮、陈锡联、张爱萍、杨成武、陈再道、尤太忠、向守志等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以及三总部、各军兵种、北京军区、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的干部战士，列队缓缓地走进大厅，默默地将右手举到额角，向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功勋卓著的老元帅致最后的军礼。
张震、李德生，带领全军最高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以及驻京其他军事院校的教员、学员和工作人员，迈着沉重的脚步，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军队院校的奠基人、最高学府的老院长作最后的告别。
中共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等部门的领导与群众，以及少数民族的代表，步入大厅，向共和国大厦的创建人之一鞠躬致哀。
……
大厅里哀乐阵阵，1500多人依次出入，呜咽声、哭泣声响成一片。
徐向前挥毫记下了首都军民沉痛哀悼刘伯承的感人场面——
日暮噩耗遍京城，泪雨潇潇天地倾。
垂首山川思梁栋，举目九天觅帅星。
渊渊韬略成国粹，昭昭青史记殊荣。
涂就七言染素绢，十万军帐哭刘公。
10月16日，刘伯承的追悼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沉痛悼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邓小平主持了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悼词简要概括了刘伯承一生的光辉业绩：在长达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既为推翻帝制、保卫共和英勇斗争，又为创建人民军队、实现社会主义艰苦征战，也为推进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建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悼词高度评价了刘伯承一生的卓著功勋。指出他对党无限忠诚，几十年来成为全党、全军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榜样；他的高超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他的精辟独到的军事论著，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位，权重不擅权，始终不脱离群众，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自奉俭薄，克已奉公，严格管教子女，廉风、家风，堪称社会的楷模。悼词热情赞扬他功高德重，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由衷的爱戴和尊敬。
追悼会上，胡耀邦、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徐向前、聂荣臻等献了花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北京市和四川省等领导机关，献了花圈。
这一天，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和外交部，都下半旗向刘伯承致哀。行人路过，纷纷驻足静默，向他们敬爱的一代元戎寄托自己的哀思。
中国古人有这样两句诗：“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说的是人生一世，做了好事善事，自有众人称颂传扬，用不着自己去立功德牌坊。刘伯承一生的光辉业绩，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在全军指战员的心中，矗立了一块不朽的丰碑。
刘伯承逝世后，他的夫人汪荣华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把刘伯承的骨灰撒向祖国各地。
1986年10月21日，刘伯承的长子太行、四女雁翎、幼子太迟一行三人，手捧父亲的遗骨，告别母亲和兄弟姐妹，去执行抛撒骨灰的神圣任务。飞机载着他们穿过重重云层，翱翔在祖国的万里长空。和着徐徐的清风，刘伯承的骨灰落在了太行山，落在了淮海大地，落在了南京，落在了重庆，落在了开县赵家场的黄桷树林。
这位从贫苦农民家庭走出来的一代名帅，最后又回到了养育他的故土，回到祖国山河大地的怀抱之中，回到了他指挥千军万马战斗过的地方，与长眠在那些地方的无数烈士，永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了！
（李曼村 黄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