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柏林共和国——一段简短的概念史和观念史
如果柏林不是波恩，那么它们的差异不仅仅要归因于再次统一和议会与政府从莱茵河畔搬迁至施普雷河畔。柏林共和国的日历（Rubrum）不仅谈论前面简述的外部事件，还包括全球的和国家的发展。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新闻工作者和少许事件中的法学家都对德国人以及他们的新共和国的一种新的自我认知作出诊断。他们觉察出了社会和“共和国政治面相”的一种深刻的结构变化。注123人们应该更仔细地观察这些不同的话语，它们受经济状况所左右，且会被历史化。
在柏林共和国成立之初，人们赋予波恩和柏林这两座城市以象征意义，一个象征新的国家认识，一个象征对旧国家认识的坚持。注124曼弗雷德·格特马克中肯地说道：“地点同时也代表内容：波恩代表谦逊和民主的可靠性，柏林代表自大和一种权威的国家观点。”注125负面的联想影响着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概念：
如果说旧的联邦共和国被视为内部稳定、经济繁荣和外部可靠性的象征，那么与“柏林共和国”这个关键词相关的则是对历史遗忘、对议会民主和政党系统的危机、对傲慢和欠缺的节制的警示。曾有一段时期，人们都希望再度统一仅仅意味着一个围绕原先的民主德国扩展而成联邦共和国，此外的所有都照旧，“柏林共和国”在副刊文章和政治评论中都被视为1990年初以来大部分问题领域和社会赤字的投影。注126
这场辩论大部分由德国人主导，也主要发生在德国。伴随对德国新角色的担忧，巴黎和伦敦总体上视柏林的选择为德国统一完成的外部标志。注127尤尔根·哈贝马斯诊断出了新的德国民族主义的危险，他支持平和的规范主义，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任何一种“强权野心”。注128“与其由柏林来作出冷酷的决定，不如让柏林共和国在斯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赢得大多数。”注129
为了概念史上的胜利，政治评论家约翰内斯·格罗斯在1995年提出了真正的“柏林共和国建立”概念。注130在1995年真正“建立”之后，直到他1999年去世，格罗斯报道了来自柏林共和国的持续不断的新闻，注131这些新闻大多读起来都像是对旧联邦共和国的一种道别。他不再相信建立共识的机构如政党注132、教会和工会注133在柏林共和国中的角色。在柏林，社会、政治和经济精英互相碰面，注134政治明显更强地处于媒体控制之下，依据媒体法则运行，注135社会大部分被政治化的同时也被原子化，这妨碍了旧时的代议制民主。对于格罗斯而言，柏林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短期的真空，波恩的空气终究逃逸了，柏林的空气必须取代它。格罗斯发现很难描述这些。社会的个体化注136伴随自由权利的削减，并以一种家长式的国家主义的名义作出，注137国家规范主义的回归注138以及在无需消灭民族国家的前提下强化欧洲层面，对他而言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注139
随着议会和政府搬迁至施普雷河畔，更重要的是，随着科尔时代的结束和1998年第一次完整的政府换届，这一概念也由感兴趣的政党重新解释。因此，亲社会民主党（SPD）的新杂志《柏林共和国》的编辑、联邦议会的议员汉斯-彼得·巴特尔斯（Hans-Peter Bartels）在1999年杂志的第一期中如此写道：
在当下，柏林标志着一代政治人的巅峰和实现，这一代不同寻常地长，也不同寻常地成功。早前红-绿的学生政治家、社民党青年组织的官员和左翼分子最终完全接替了战争一代。虽然他们对不同的事物一直很敏感，但毫无疑问他们在掌权。他们用五六年的时间形成了第一批柏林的首都建制派。他们内部的那些清理斗争坚决果断，且隐藏了某些对他者的观点。在新柏林的起重机之下，在雅致的威廉时代布景前，在前帝国航空部、国家委员会大楼和帝国议会内部，所有人都能察觉到，西德人的世界在几年前就已经不复存在。注140
这种活力是1998年后几年的特点，尽管南斯拉夫战争、劳动市场明显的困境和“9·11”带来的些许亢奋很快便蒸发掉了。除了永久性的改革需求以外，它还以一个新民族国家的规范性为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被解读为德国在欧洲担任新领导角色的前奏。
转折点是辅助手段，它们加强了前后发生事情之间的对立，尤其对那些用历史眼光看待事物的人而言。它们大多都与重要的历史事件相关，这些历史事件被许多同时代人视为大事迹。20世纪末的同时代人最终承认，由苏联的衰落而导致的德国统一和冷战的结束就是这样的事件。当代史学者马丁·萨布洛（Martin Sabrow）是这样表述的：
不同于“9·11”的袭击，1989年到1991年德国和欧洲所发生的世界历史的转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突破，因为它废除了过去事物秩序的有效性。它设立了行为和思考的新的规范标准，这些标准无法诞生于旧的条件，它还形成了一个不可或缺（unhintergehbar）的视角，将其自己的历史性和闻所未闻（Unerhörtheit）迅速转化成自然而然的规范性。注141
用描述重大的历史转折来有意忘记过去尤其会招致批评。例如，阿克塞尔·希尔特（Axel Schildt）因此怀疑，柏林共和国是否只是一个针对1990年之后联邦共和国的新质量的评断，他坚持为这个概念“打上引号”；注142政治学者埃克哈特·耶瑟（Eckhard Jesse）同样完全拒绝这个概念，并用一个扩大的波恩共和国来取代它。注143这些批判性言论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在这期间人们主要围绕着柏林共和国概念的政治侵占，并想要尽可能避免一种民族意识过度的印象。然而与此同时，这个时代称谓广为流传，并与发生于1989年和1991年间的重大转折紧密相连。倘若有人对此怀疑，那么就由文学史家维尔弗里德·巴尔纳（Wilfried Barner）来回复他：“时代幻觉就是历史事实。”注144
随着2005年到2009年的大联盟和2009年到2013年黑-黄联合政府的统治，人们不久便再次清醒。柏林共和国的概念如今明确少了政治的意涵。既有对这个概念的拒绝，如赫尔穆特·科尔（“我认为这个概念毫无意义”）或者沃尔夫冈·朔伊布勒（“柏林共和国如同波恩共和国一样不能说明什么”）注145所表现的，也有在内容上对这个概念进行了重新设定。正如已经明确的，它更是一个时代的称谓。当代史学家和政治学者的辩论如今已经转而仅仅关注波恩共和国和柏林共和国之间变化的幅度。当代史学家埃德加·沃尔夫鲁姆（Edgar Wolfrum）这样说道：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挑战——德国的再统一、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建立、东部的拓展、国际社会的重组、经济的去边界、战争的回归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与过去几十年有着天壤之别，对德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是显著的。我们不能仅靠回忆成功的波恩模式为生，这种模式受益于特殊的框架性条件，如世界的分割和冷战。“柏林共和国”的称谓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象征性表达：联邦共和国在应对1989年以来所发生的变化时自己发生了改变，因为它长期的发展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注146
概念史上的转变区别于有关柏林治理和立法新条件的论述，也不同于近25年来对柏林共和国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重要辩论。
首先出现的是迁至施普雷河畔之后和世纪之交以来不断增强的一种加速和媒体发热之感，有时甚至可以称之为“过热”。随着印刷媒体的危机和新的互联网编辑速度的不断提升，德国新闻界的结构性变化不仅在政治参与者和新闻从业者那里变成了柏林的表征，也被视为一个“紧张的区域”。注147在这些描述中，人们反复缅怀和美化波恩的安宁。无所不在的政治脱口秀和同样无处不在的重要的大人物成为这种发展的主要见证人。注148政治家如格哈德·施罗德、吉多·韦斯特韦勒（Guido Westerwelle）或者克里斯蒂安·武尔夫（Christian Wulff）也试图去对抗政治化了的首都新闻界的建制派，或者通过图片报和马路小报的支持来达成政治上的功成身就。金融和国家债务危机，以及快速推出的纾困政策强化了一种在它固有的规律中很难一望无际的平行宇宙的印象。因此，与柏林共和国紧密相关的还有治理和立法的新的媒体条件。
伴随着历史解释，柏林共和国找到了一种新的民族国家的规范性，它与一场新的特殊的德国爱国主义辩论有关。
在波恩共和国中，关于爱国主义的谈话始终与过往联系在一起。鉴于纳粹的罪行，任何一种过于动情和建立在一种百折不挠的国家情感之上的爱国主义想象似乎都不足以满足过去的教训。注149
弗兰克·布伦森（Frank Brunssen）在柏林共和国的历史自我认识中诊断出了一种深刻的改变：
在1989年到1990年的巨大变革之前，在战后两国分立的几十年中，1945年发生的根本转折形成了观察德国历史的真正焦点：许多德国人在1945年首先经历的是国家的崩溃，知识分子也将其理解为文明的断裂，而自80年代中期以来，之后出生的德国人则主要将其理解为是从国家社会主义中解放出来。注150
在柏林共和国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传统的宪法爱国主义被其他试图保持冷静的爱国主义图景抛掷在了一边。对“德国是移民国”的描述，以及对其反思性的反抗最早失去了力量。在不断回溯的自我证实过后，首先出现的是日常政治的辩论，然后是一种普遍的去政治化。多米尼克·格佩特如此描述道：
另一方面，话语的转变涉及了知识辩论的转移，从关于国家的自我发现和寻找认同的轻度社会心理学问题，从关于德国的特殊道路和规范化的讨论，到更为困难的经济、人口和社会问题：关于健康政策和福利国家、人口发展、孩子和家庭、防卫和公正、银行系统、金融秩序和国家债务危机的辩论——对于所有这些可以想象的“无聊议题”，一代又一代的德国知识分子可能都会冷漠地耸耸肩。注151
自从国家债务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政治辩论又一次地明显改变。至今为止都顺利且深入发展的欧洲一体化进程遭受了阻碍，尤其是欧盟的制度逐渐受到了批评。尽管如此，直到2015年，整体的爱国主义话语似乎丧失了一些。虽然在近几十年中，人们很少宣传民族国家的消失，但其经典特征仍旧被相对化。国家边界逐渐模糊，边境管制程度也越来越低，申根区域不断扩张，与一个国家单纯逗留相比，国籍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在许多人看来，难民危机突然成了对这种平衡趋势的考验。在时常不知疲倦寻求安宁的地方出现了某种不安分，它持续改变了政治辩论。部分德国民众不信任民族国家的制度和媒体。许多人观察到了感受中的或真实的国家失效。如果说，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超过十年的不对称的分化（asymmetrischen Demobilisierung）是一种社会去政治化，那么，大批难民的涌入则导致了一种暂时的政治化（Ad-hoc-Politisierung）。虽然难民危机、英国人民的脱欧决定以及唐纳德·特朗普被选为美国总统在极短时间内持续改变着德国的辩论，但这种改变的原因肯定更加深刻。支持国家的德国公法学者协会在2012年的基尔年会上讨论了“危机中的代议制民主”这个议题后，它就变得值得人们关注。注152如今看来，波恩共和国旧有或现实的确定性似乎正在柏林共和国的第三个十年中逐渐消失，如同约翰内斯·格罗斯早在1995年就略带忧郁地，也许还有些草率地与它告别那样。
也许新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更强的离心力，它不像在波恩共和国中那样促成了一种统一且有助于形成社会共识的辩论。但这样的评断也许是草率的。毋庸置疑，前述经历过1945年的人不断恳求的欧洲和平计划在后几代人眼里已经失去吸引力。无需争议的是，传统的政治程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政治厌恶与对国家的高期待密不可分，特别是在接连不断的危机发生之后。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会产生一种印象，即法律在最近这个时期不得不让位于政治决断。然而，在极为严重的灾难警告前，我们猜测，这些或许已经是柏林共和国规范性的明显症状。没人能成为自己事件的法官（Nemo iudex in causa s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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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凡·鲁珀特（Stefan Ruppert），生于1971年，曾在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法学、政治学和历史，2001年博士毕业，2012年获得教授资格。直至2017年兼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法律史与法理论研究所研究员，2017年起任德国联邦议会议员。
郭逸豪，浙江温州人，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史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领域：西方法律史、西方政治思想史。
杨若濛，山西太原人，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民法、法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