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住

“日食三餐，夜眠七尺，所求此外无他”，这是明朝齐野东人的遗句。人生一世，想想也不过如此，吃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从生到死，每天坚持干三回的只是这一张嘴。此外就是住了，纵是立锥之地，也要有一处。乡野村人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给儿孙留传一处好房子。皇帝自有三宫六院，但是即位不久，就开始盘算着建造陵墓。尽管他权重九五，却不能保证到阴界还有房住，因而他要提前妥善准备。

我们中国人在住处上的讲究是十分严格的。帝王家为宫为殿，乡绅称宅称第，旧时的大户人家，发妻被娶进正屋，庶妾即便权倾一方，在扶正之前也只配住厢房偏院，这秩序不容有毫发的差池。而眼下的时尚是，局长住三室，处长往两室，公务员住统子房。如果一个厂长让老工人优先选择新居，这便是他的施政美德。美国总统的住处叫White house，原意是白房子，内涵公平理论、消除等级权限的美国精神，我们却译为“白宫”，这自然是出于我们的观念。婴儿最早的居住地叫“子宫”，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天之大德莫过于生”，我们每个人在落草混世之前是享受王者待遇的。

我从石家庄到西安，在一家杂志任编辑，一间小房，宿办兼并，却也怡然，因为我没有睡到马路上去。有一段时间，我曾急切地劝说妻子也调过来，前不久，妻子新分到了三室一厅的房子，我那念头便黯淡下来，理由充分地继续过两地分居的日子。

我认识的一位小说家，名气大，住房却小。亲朋好友来访，夫妻两个便在门厅走廊处搭一张简易床挤睡，窄仄的床，两人只好倒错了头脚对眠。一天夜至阑珊，小说家搂着妻子的腿不慎生了爱情一回的念头，便用手指在妻腿上划字：你过来。妻子担心惊羞了隔墙的客人，反手拧小说家的腿。欲念这东西是拧不走的，小说家便一遍一遍地划字，妻子也一把一把地拧。功夫不负有心人，无奈之中妻子转头过来，与小说家苟且偷美，仓促了事。后来，小说家将这细节写入他的一本小说，这本小说的名字叫□□□□□□。

我所在的这座城市郊区地带，耸起了一片片的新村或小区，这些建筑新颖而且奢华。通往这些建筑的过渡段落多为正改造的老城区。人老了叫人尊敬，房子老了却叫人感觉着危险。在这些段落上，打老远就能看见漆写的“改造旧房，造福人民”的红牌。走到近处，每处房的墙上又有白粉刷的圆圈，中间一律是粗黑的“拆”字。在这些“拆”字的旁侧，一片片残存的壁上，偶尔也见到“宁折不拆”的宣誓。老房子外人看着危险，自己却心愿固守，满脑子“祖宗留下来的”想法，这也是我们的传统观念。

一个朋友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情：在北方一处深山老区，散落而居的几百户人家为衣食所困，代代辈辈挣扎在温饱线上，是国家重点扶贫地区。无奈山瘦地薄，荒榛荆棘也不情愿在此落草而活，有关部门便设计了迁徙方案，在内蒙古河套区域选择水沃土厚地带建了房屋、学校、商店，以及必要的交通水利设施，几乎一应俱有。临到搬迁却有了障碍，所有人家都提出了迁祖坟的要求，至少上迁一代坟骨，迁不走的远祖由国家组织每年清明时节归土祭拜。此事由此搁置下来，四年不得解决。

中国文人也是有恋贫传统的，这从书房的题号中可见一斑，如苦雨庵、陋室斋、无为居、敝心斋、缘缘堂，与政客的“明镜堂”、“明正居”一比较，即可见出端倪。古人们居朴卧陋不是因为有了佛心，而是因为没有办法。杜甫的最大理想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的这首诗是在被秋风吹破的草堂里写就的。时下文化单位最难办的事是分房子，房子一年盖得，四五年分不下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单位分房子时，费尽心神，左右逢源，甚至不惜去主管领导家里每晚静坐，终于谋得一套三室房子。一天，他请我到新宅小酌，客厅墙上张挂着某名家题的“无为”横幅。我说“书法是好，只是字不妥帖”，朋友问什么字才妥，我提笔在一张废纸上竖书：战利品。朋友笑后小心收起，叠声连叹墨宝。

明代一位屡试不第的乡野秀才，在京都受尽冷落嘲讽后隐归乡里，写了一首得以传世的诗：“零落池台势，高低禾黍中。回看故宫柳，憔悴不成行。”其实，这样的诗该由朱元璋的后人写，这位秀才写了，我读着总有点诅咒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