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族权管理与国家管理的差异
“乐籍”是一种社会身份，关乎国家的制度体系，而伶人的族权是一种家族地位，关乎家族的群体利益。“乐籍”可以除籍，国家可以给伶人一个身份，但是，家族仍然要给伶人开除族籍，不能给伶人一个地位。这里，家族对于伶人的管理，似乎比国家还要严格。
因为家族具有“物质生活的相依性”和“精神生活的相依性”，是血缘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原来国家一直将伶人纳入“乐籍”管理，伶人已经失却“民籍”身份，属于“贱民”阶级，现在国家律令废除“乐籍”，家族却并不能够接纳伶人回到家族系统。由于废除“乐户”制度以后，“乐户”制度文化仍然存在，伶人从事伶业已是“玷污”家族，如果伶人获得族权，则有可能再次“玷污”家族，故而家族必然坚持只要从事伶业，仍然是开除族籍。“中国人的家族意识的坚固性甚至比万里长城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家族对于伶人的族权地位，采取了比国家制度对于伶人的社会身份更加严厉的立场，国家可以根据政治需要，赋予伶人一个“民籍”资格，它是一种国家行为，与某些特定群体并无特殊的利益关系，而如果家族使伶人获得族权，则严重影响整个家族的社会形象，具有一种特殊的利益关系。王沪宁在论述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保护功能时写道：“保护功能指的是对村落家族利益的保护，这是村落家族的一项基本功能，尤其是在村落家族文化呈强势的地方。村落家族的利益可以分为成员、财产、利益和名誉四个方面。村落家族在这四个方面的利益都是不能受到他人侵犯的，如果受到侵犯，村落家族有义务进行保护。”(78)这种村落家族文化的保护功能，在中国家族系统中具有普遍性，家族对于伶人的族权管理也应该是这种保护功能的一个方面，更多的是表现为对于“名誉”的保护。
家族对于伶人采取了比国家更加严格的态度，其实，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家族的力量有时也非常强大。先秦时期，由于分封制和宗法制结合，周王集宗族权力与国家权力于一身，“家”、“国”一体，以下的诸侯、卿大夫、士也是各自层级的宗族的宗长，集政权与族权一身，具有政治和社会的双重功能。到了汉唐时期，君统和族统分离，君权仍然力图控制族权，但是，族权则是进行了抗争，东晋时期甚至出现了士族与天子共掌朝政的局面，即所谓的“王与（司）马共天下”。南朝时期，寒人若想进入士族，必须征得士族首领同意，而天子不能过问之，也就是说天子已经难以干预宗族内部事务；士族之下有着政府承认的荫户，他们不在政府户籍名册之内，政府也不能够对他们征收赋役。“士族对天子宗室敬意不足，所以唐太宗开始制作《氏族志》，官员竟然将皇族列为族姓的第二等，经过皇帝运用天子的权威力争，才把皇族升列为第一等。李唐经历二百年的统治，大士族尚不以与皇族通婚为荣。这个时期宗族是宗室与士族的结合，政权要通过士族的族权统治宗族制下的民人，士族既是政权的依靠力量，又是它的某种对抗势力；臣民对尽忠与尽孝的孰先孰后问题，并没有先忠后孝的一致观念，而是尚在讨论之中。”(79)宋代以后，这种情形才出现了变化，虽然家族与政权仍然存在不协调因素，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政权将家族完全变成了附属物，到了清代则更为显著了。
由此可见，家族为了“家族利益的保护”，完全有可能采取极端的措施处置伶人的族权问题，“尤其是在村落家族文化呈强势的地方”。雍正虽然废除“乐户”制度，但是，家族仍然坚持为伶则开除族籍，形成了一种家族驱逐制度。伶人的社会身份和家族权利不能同时得到“解放”，显示了家族的力量，它的“利益都是不能受到他人侵犯的，如果受到侵犯，村落家族有义务进行保护”。
这种家族驱逐制度，到了清末民初依然余脉犹存。它的具体形态，与前面的伶人“另册以注录之”进入“乐籍”颇为类似，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入伶以前，事先注销族籍。例如清代，旗人票友“下海”，必先注销旗籍。德珺如是一个例子，他嗜爱京剧，经常以“票友”的身份“粉墨登场”，他的叔父萨廉将他革除家庭，注销宗谱。奚啸伯也曾谈道他当年“下海”遭受“族议”的情形：
我十九岁下海谋生（半票半钱），家婶大怒，以为玷辱家族，遂召全族，欲加抗议制止，时代已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族中各家均是朝不虑夕，穷困潦倒，吃饭还顾不上口，那有闲心办理此事。这时只有四格格仍高枕无忧，吃饱了没啥干，闲得难受。在我喜塔腊本家共有十二处，还有我先伯处（裕禄之子）生活还不错，清末时任某部尚书。这次四格格召集的族议，意见不一，众口纷纷，只有这位尚书太太（尚书已死）同意把我逐出族外，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我闻讯，在家等候审判，把发言材料准备妥当，不想缈无音信，久待无帖来请。我本拟以理相问，先母止之乃罢。这事出于民国十七年，倘若时在清末，我一定成了德珺如，被销革族外矣。(80)
奚啸伯“半票半钱”，可能还不属于职业从事伶业，即已招致“族议”，只是当时已是民国时期，如同他自己所称的，“倘若时在清末，我一定成了德珺如，被销革族外矣”。
旗人“下海”注销族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旗人在清朝乃是一个特殊的阶级，故清朝政府规定旗人不准演戏。其实，这种为伶以前，即先注销族籍并不普遍，因为伶业属于“贱业”，当事者不可能事先向家族报告，而导致家族“除名”。应该说，开除族籍更为普遍的现象，是第二种情形。
二是入伶以后，被注销族籍。从事伶业之后，或者被家族发现，或者续谱时考虑到族权问题，被家族除籍。前所论及的程长庚就属于后者。与程长庚同一时代的徐小香也是如此，“他本是官宦出身，只因父亲死得早，家道中落，不得已才事身伶界，不想却因此叫族人看不起，也像大老板程长庚一样不准续谱入宗，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儿”。(81)周信芳的父亲周慰堂原是布店的伙计，后来“下海”入了戏班，而且和一位女伶结了婚。他怕辱没祖族门楣，取了一个艺名叫金琴仙，挂牌演出。但是，家族发现以后，仍然极为震惊。周家乃是官宦书香门第，怎能如此自甘下贱，成为一个伶人？族长马上召集会议，以“缺席审判”的形式，宣布将周慰堂及他的子孙后代永远逐出祠堂。辛亥革命以后，周氏族人周仰山成为了族长，周仰山曾经参加光复会，参与反清起义，后来兴办实业，思想比较开明，在周氏祠堂董事会公开表示，戏子也是人，现在既然光复了，五族共和，国民平等，应该准许周慰堂重新回到祠堂，但是，这一主张受到一些族人的强烈反对，没有通过族议。官宦书香门第如此，贫苦家族也不例外。常香玉出生于河南农村，她的姑姑一辈都是童养媳，叔叔被卖给了他人，由于家庭贫困，父亲无以谋生，跟着戏班学戏、唱戏，导致舅舅不认外甥，姐姐不认弟弟。后来，由于父亲倒仓，嗓子塌中没有能够恢复，“只得随着戏班干些零活混饭吃，并带着女儿随班学戏，以致被族长开除族籍。常香玉不得姓张，以其干老常姓为姓”。(82)常香玉原名张妙玲，不但“开除族籍”，而且“不得姓张”，连姓氏也被剥夺了。
三是家族驱逐制度，还有一些连锁反应。张二奎，二十余岁为工部都水司经承，业余好戏，嗓音洪亮异常，为一些职业伶人所不及，故经常被邀请以票友身份在和春堂义务演唱。当时，清政府规定，凡在朝任职者不准粉墨登场，张二奎由此触犯朝廷规定而被革除。后来，为了生计，也就无奈“下海”了。刘迎秋原为宦门子弟，幼时常随父亲观戏，迷恋程派艺术，后来考上中国大学文学院。一九三九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在北京泰丰楼拜程砚秋为师，次日北京报纸纷纷刊出新闻。刘迎秋回到学校上课，却见到自己的处分布告：“文学院国学系二年级学生刘衡玑（刘迎秋）行为不检，有玷校誉，着记大过一次。”(83)刘迎秋跑去责问教务长，教务长竟宣称，一个大学生拜戏子为师，简直是侮辱“老师”的称呼。刘迎秋一怒之下，将布告栏玻璃打碎了，撕毁布告，从此退学。王鸿寿也是位宦门子弟，他的父亲是管理水道粮运的官员，不善官场应酬，却好玩票唱戏，而且，办了两个戏班，一个唱昆曲，一个是徽班，王鸿寿也在戏班里学戏。后来，他的父亲因事得罪上司，以“引良为优”被参劾，称将良家子弟教唆成为伶人，并称由此不理朝政，于是，满门抄斩，王鸿寿躲在大衣箱之内，才捡了一命，流落江湖，正式成为伶人。
从事伶业或者接触伶业者，不但家族驱逐，而且，职业、学业驱逐，甚至为此而被满门抄斩。山西蒲剧伶人，有一种三不回家的说法：“发了财不回家，‘金太谷，银祁县’，比南路富庶；倒了运不回家，怕乡亲们耻笑；死了不回家，唱戏系贱业，难入祖坟。”(84)因为已被家族驱逐，自然死了也是“难入祖坟”。
(1)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2)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三民主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页。
(3) 岳庆平：《家族文化与现代化》，《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
(4)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5) 汤为本：《家庭学的缘起和演进》，《百科知识》1986年第7期。
(6) 杨经建：《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页。
(7)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8)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1页。
(9) 莫聿：《家族文化与文学叙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10) 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1) 刘强、杨宏英：《程长庚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12) 刘强、杨宏英：《程长庚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13) （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四《论乐》，中华书局1960年版。
(14) （唐）刘采春：《啰唝曲》，见（清）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卷八百二，整理本，中华书局1960年版。
(15) （宋）范掳撰，唐雯校笺：《云溪友议》卷下《艳阳词》，中华书局2017年版。
(16) （宋）王曾：《王文正笔录》。
(17) （宋）刘邠：《中山诗话》。
(18) （宋）曾三异《同话录》。
(19) （宋）周密：《武林旧事》，见《笔记小说大观 第九册》，影印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93页。
(20) （宋）《西湖老人繁胜录》，整理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21) 題（宋）耐得翁撰《都城纪胜》。
(22) （宋）周南：《山房集》。
(23) 徐征等主编：《全元曲》第三卷《宦门子弟错立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6、1839页。
(24) 《汉钟离度脱蓝采和》。
(25) 《独角牛》。
(26) （明）都穆《都公谭纂》。
(27) （明）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五十七《义人列传》。
(28) （清）潘耒《遂初堂集》。
(29) （明）张翰：《松窗梦语》。
(30) 《左传》。
(31) 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32) （唐）长孙无忌等编纂，刘俊文笺解：《唐律疏议笺解》卷十四《户婚·奴娶良人为妻》，中华书局1996年版。
(33) （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百一十一《刑罚志》，点校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88页。
(34) （清）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35) （清）翟冲宵：《五聚堂纪德碑序》，见冯俊杰编著《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0页。
(36) 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
(37) （唐）蒋防：《霍小玉传》。
(38)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39) （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8页。
(40) （唐）蒋防：《霍小玉传》。
(41) （宋）刘邠：《中山诗话》。
(42) 徐征等主编：《全元曲》第三卷《宦门子弟错立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6—1837页。
(43) 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44) （宋）刘跂：《学易集》卷六《马氏园亭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 （宋）袁采：《袁氏世范》卷三《治家》。
(46)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中华书局1994年版。
(47) （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支癸卷三《独脚五通》，中华书局1981年版。
(48) 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页。
(49) （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五（内治）》，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50) （宋）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一》，影印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
(51) （宋）蔡襄：《福州五戒》，见（宋）吕祖谦辑《皇朝文鉴》，四部丛刊本。
(52) 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5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影印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
(54) （清）郭则沄纂：《十朝诗乘》卷二。
(55) 《雍正会典》。
(56) （清）张廷玉，（清）嵇璜，刘墉奉敕撰；（清）纪昀校订：《皇朝通志》。
(57) 王馗：《雍正解放贱民令与中国戏曲发展（初稿）——苏州梨园会馆碑刻研究之二》，见麻国钧、刘祯编《赛社与乐户论集 下册》，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第468页。
(58) 《皇朝文献通考·泰陵圣德神功碑》。
(59) 《朱批噶尔泰奏折》，见（清）《朱批谕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32页。
(60) （清）俞正燮：《癸巳类稿》。
(61) 《清世宗实录》卷五十六。
(62) 戴锦华：《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63)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点校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64) （清）范濂：《云间据目抄》。
(65) 王馗：《雍正解放贱民令与中国戏曲发展（初稿）——苏州梨园会馆碑刻研究之二》，见麻国钧、刘祯编《赛社与乐户论集 下册》，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第490页。
(66) （明）吕坤《实政录》。
(67) 《（乾隆）平阳府志》。
(68) （清）张廷玉，（清）嵇璜，刘墉奉敕撰；（清）纪昀校订：《皇朝通志》。
(69) 王馗：《雍正解放贱民令与中国戏曲发展（初稿）——苏州梨园会馆碑刻研究之二》，见麻国钧、刘祯编：《赛社与乐户论集（下册）》，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第492页。
(70) （清）昭梿撰，冬青校点：《啸亭杂录》卷一《杖杀优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71)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二十《食货志一·户口》，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491—3492页。
(72) 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73) （清）《皇朝文献通考》卷七十二，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25页。
(74) （清）安乐山樵：《燕兰小谱》，见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上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75) （清）华胥大夫：《金台残泪记》，见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上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243页。
(76) 王馗：《雍正解放贱民令与中国戏曲发展（初稿）——苏州梨园会馆碑刻研究之三》，见麻国钧、刘祯编《赛社与乐户论集（下册）》，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第494页。
(77) 王馗：《雍正解放贱民令与中国戏曲发展（初稿）——苏州梨园会馆碑刻研究之三》，见麻国钧、刘祯编《赛社与乐户论集（下册）》，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第493页。
(78) 王沪宁：《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79) 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80) 北京燕山出版社编：《古都艺海撷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页。
(81) 刘强、杨宏英：《程长庚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页。
(82) 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83) 陈培仲、胡世均：《程砚秋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
(84) 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