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传统家族的驱逐伶人制度（下）

第一节
政治及其人性的玄机

家族驱逐制度，使伶人成为了“无家可归的人儿”。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既是一种秩序和等级，使人的行为具有一种规范和约束，同时，也是一种物质和精神安全的保证，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家族感情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天然情结，对于每一个人都具有重要性和诱惑性。在此，中国人和西方人表现出不同的民族特征，“西方人更侧重皈依宗教，特别强调个人在精神上与上帝同在的‘我们’之间的联系，在宗教教义与宗教社团中找到自己的寄托和位置。中国人更侧重依恋家族，把自己视为连续不断的家族世系中的一个发展部分，力求争取来自家庭和亲属等社会关系的支持，使自我从这些关系中获得力量和安全感”。⁽¹⁾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家族是精神价值的终极关怀，“无家可归的人儿”不仅仅遭遇有形家族的消亡，更加可悲的是精神家园的丧失，承受生命意义无所寄托的惶惑和茫然。在家族驱逐制度下，中国伶人难免内心惶惑和茫然。

前所论述的程长庚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周信芳的父亲周慰堂被逐出祠堂以后，等到周信芳出生，还是按照家族的辈分给儿子取名。尽管族籍已除，但是，周慰堂仍然无法摆脱对家族的眷恋之情。在周仰山公开提议五年以后，族议才同意周慰堂回到祠堂。周信芳22岁时，父亲带他回到故里，准备扫墓祭祖。“谁知那些管理祠堂的同族通知慰堂，必须拿出三千块银元作为修缮之费，方能进入祠堂祭奠祖先，后来虽然价钱降到二千，但周慰堂咽不下这口气：‘难道因为我们是唱戏的，就要罚这样一笔钱，才能承认我们是周家子孙？’他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他对儿子说：‘等以后，我们自己出钱另外修造一座祠堂！”⁽²⁾1925年，周慰堂终于在县城置下一块土地，花费五千银元，建造一座周氏祠堂“全恩堂”，并以周慰堂的名义立了重建全恩堂碑。

需要注意的是，程长庚和周慰堂的案例发生在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转型，在此之前的家族驱逐制度必然更加惨烈，况且程长庚和周信芳都非普通伶人，族权和扫墓祭祖问题发生时，程长庚和周信芳都已声名鹊起，也有一定的经济积攒，普通伶人估计连他们的待遇都不可能享受。在如此情形下，“无家可归”的伶人，家族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力量和安全感”，恐怕只有惨痛的经历和悲愤的记忆。荀慧生曾说：

我们唱戏的不敢说自己的出身，我们知道唱戏的让人看不起，生时不能入宗祠，死后不能进祖坟。⁽³⁾

潘光旦也曾写道：

伶人不但是一个职业团体，也是一个特殊的卑微阶级；所以成为这种阶级的原因，是社会一般的歧视和伶人自己的随波逐流，不能自己尊重、自己振拔。⁽⁴⁾

这种“不能自己尊重、自己振拔”，恐怕也与家族驱逐制度之下，伶人内心的惶惑和茫然有关。钱穆写道：

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重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中国人所以不很看重民族界限与国家疆域，又不很看重另外一个世界的上帝的，可以说全由他们看重人道观念而来。人道观念的核心是家族，不是个人。因此中国文化里的家族观念，并不是把中国人的心胸狭窄了闭塞了，乃是把中国人的心胸开放了宽大了。⁽⁵⁾

必须关注的是，中国家族对待伶人，并不是“把中国人的心胸开放了宽大了”，而是“把中国人的心胸狭窄了闭塞了”。在中国政治制度设计中，为何要将伶人打入“贱民”阶级？在“贱民”阶级中，又为何要对伶人实行家族职业世袭制度以及其他五种隔离政策？中国家族为何要将伶人驱逐？在国家已经废除“乐户”制度下，又为何要继续延续家族驱逐制度？如前所述，它包含着深刻而微妙的政治与人性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