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另册以注录之”的“乐户”身份

伶人从事伶业注销族籍，古代文献记载不多，到了近代时期才有较多详尽记录。古代文献对于伶人注销民籍，则多有描述。不过，民籍既无，已经打入另册，大概也不会为家族所容，族籍也该已是自动除名。这从近代转型时期仍然频繁发生此类事件，也可分析判断。因为到了近代，伶业生存环境已经有所改善，明代后期苏州地区许多贫苦良民已经认为伶业也是一个职业，也可成为谋生手段。明代张瀚《松窗梦语》称：

夫古称吴歌，所以来久运，至今游堕之人，乐为俳优，二三十年间，富贵家出金帛，制服饰、器具，列笙歌、鼓吹，招至十余人为队，搬演传奇，好事者竟为淫丽之词，转相唱和，一郡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²⁹⁾

“一郡之内”，“不知几千人”从事伶业，说明当时人们对于伶人族籍、民籍已经开始转变观念。当然，苏州地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商品经济程度较高，经济制度已经发生变化，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伶社会生态的变化。在如此情形下，入伶开除族籍仍然不断，上述程长庚的个案即是一例，况且它还发生在远在明代后期之后的清朝中晚期。

关于入伶注销民籍，《左传》即有相关记载：襄公二十三年（前550），有一“裴豹，隶也，著于丹书”。孔颖达释曰：“近世魏律缘坐配没为工杂乐户者皆用赤纸为籍，其卷以铅为轴，此亦古人之遗法。”⁽³⁰⁾“乐户者”，“著于丹书”，与民籍不同，说明已经“另册以注录之”，⁽³¹⁾而且，“此亦古人之遗法”，应该已经成为历史定例。《唐会要》载：乐人“婚姻绝于士庶，名籍异于编氓”，伶人名籍也是不同民例。长孙无忌《唐律疏义》曰：“诸乐工杂户及太常音声人。疏义曰：工乐者属少府；乐属太常，并不贯州县。……太常音声人谓在太常作乐者，元与工乐不殊，俱是配隶之色，不属州县，惟属太常。”⁽³²⁾因为“俱是配隶之色”，伶人也是“不贯州县”，已经失去民籍，其籍直属太常。

中国伶人注销民籍以后，“另册以注录之”，也就进入“乐籍”，伶人也就成为“乐户”。这里，又分为了两种情形：

一是一为伶业，即被纳入“乐籍”，成为“乐户”身份。此种情形，可以称之为“前强力性”。“乐户”名称，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魏书·刑罚志》载：

孝昌已后，天下淆乱，法令不恒，或宽或猛。及尔朱擅权，轻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为能。至迁邺，京畿群盗颇起。有司奏立严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百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³³⁾

此为国家机器一种统治手段，将已被镇压的强盗之妻“配为乐户”，作为一种“严制”方法，这些失去强盗丈夫的女性自然是被强制入籍。因此，这种“前强力性”入籍，已经纳入国家机器的统治秩序以及技术系统，作为刑罚征服的一种补充手段。“我国的乐户制度，其名称虽始见于北魏，但《周礼》《春秋》时期实已有之”，“我们后人所说之‘乐籍’，即由此来。”⁽³⁴⁾入伶即入“乐籍”，历史颇为悠久，而且，作为制度和观念形态一直延续下来。它作为一种国家专政手段，使入伶者从民籍转入乐籍，成为特殊管理的一个职业群体。

二是从伶以后，逐渐被纳入了“乐籍”。这种情形似乎复杂一些。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前所论及的流动艺人，例如“打野呵”的“路歧人”，由于其流动演出性质，身份管理比较困难，而且，他们大多来自贫苦农村，因生活所迫而从伶的。清代晋城梨园会馆《五聚堂纪德碑序》称：

窃人生各有执业，赖以养家糊口。凤邑西南一带，山多地薄。梨园一行，大抵皆自幼迫于饥寒所致，业虽不同于农工商贾，而恃以仰事俯畜，则无有不同。⁽³⁵⁾

在此，“业虽不同于农工商贾，而恃以仰事俯畜，则无有不同”，强调职业的正当性质，应该与时处清代颇有关系，作为梨园会馆立碑碑序，自然会突出表达自身的利益立场。但是，“梨园一行，大抵皆自幼迫于饥寒所致”，则表明了从事伶业的原因。正是因为如此，一些初涉伶业者可能属于半农半伶，农闲季节才外出卖艺，其身份比较模糊，如前面论及的周南《山房集·刘先生传》中称的：“市南有不呈者三人，女伴二人”，“市人曰：‘是杂剧者。’又曰：‘伶之类也。’”上述《五聚堂纪德碑序》所论的，也有因为“饥寒”为伶而将伶人列入“良民”的意味。“真正的大部分戏曲艺人多属于一些农民在荒年歉月以艺谋生，糊里糊涂而被视为和进而成为乐户者”，“虽然他们不是在籍之乐户乐人，然而集中起来之后，他们就自然地被纳入国家乐籍。”⁽³⁶⁾

其次，是王公富绅的家伎，虽然与专门从事伶业的乐户不同，没有进入“乐籍”，但是，他们也多以伶艺服务主人，而且，也少有人身自由，如同王公富绅的部分家庭财产。这些家伎，可以说是私家的“乐户”，或者说是社会上的准“乐户”，因为他们随时可能会以各种方式被补充到社会“乐户”之中，乃是正式乐户后备队伍。当年，鲁迅针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风靡全国，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其实，这些家伎离开王公富绅家庭以后，也是很有可能成为社会“乐户”的。唐代蒋防之小说《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及其母亲，“或入北里，干脆成娼妓乐户”。⁽³⁷⁾《东京梦华录》称：“教坊减罢并温习：张翠盖、张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称心等。”⁽³⁸⁾这些被皇家教坊“减罢”的家伎，即到瓦子勾栏从伶，成为社会正式乐户。家伎成为社会“乐户”，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家伎与伶人结婚，也就成为乐户。此外，家伎被“减罢”后，也有可能成为其他王公富绅的家伎，白居易《有感三首》一诗有吟：“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三年五岁间，已闻换一主”，⁽³⁹⁾或者从事与伶人乐户身份同等的职业。《霍小玉传》曰：“有长安鲍十一娘者，故薛驸马家青衣也，折券从良”，然而，她“性便僻，巧言语，豪家戚里，无不经过，追风挟策，推为渠首”。⁽⁴⁰⁾这位鲍十一娘，“折券从良”以后，干的却是为妓家“追风挟策”的媒婆营生，而妓家也属乐户，她仍在妓家乐户之间谋生，也应该属于一个有人身自由的“乐户”。

再次，还有一些散乐艺人，虽然没有被纳入“乐籍”，如同刘邠《中山诗话》中所称的“大抵不隶名籍而在河市者，散乐名也”⁽⁴¹⁾但是，在社会观念中仍然视同他们为“乐户”的身份，等同乐户一般对待。《宦门子弟错立身》中的王金榜一家，也是属于散乐，“大抵不隶名籍”，但是，延寿马瞒着父亲唤“官身”，“如今瞒着我爹爹，叫左右请它来书院中，再整前欢，多少是好！”“伊且住试听：唤取多娇金榜来，书房内等待。休道侯门深似海，说与婆婆休虑猜，只道家中管待客。展华筵，已安排，是必教它疾快来。”于是，王金榜一家便不得不来。

【同上】适蒙台旨，教咱来至。如今到得它家，相公安排筵席。勾阑罢却，勾阑罢却。休得收拾，疾忙前去，莫迟疑。你莫胡言语，我和你也棘赤。

（虔末白）真个是相公唤不是？（净）终不成我胡说！（旦）去又不得，不去又不得。（末）孩儿与老都管先去，我收拾砌末恰来。（净）不要砌末，只要小唱。（末虔）恁地，孩儿先去。我去勾阑里散了看的，却来望你。孩儿此去莫从容，相公排筵画堂中。（旦）情到不堪回首处。（合）一齐分付与东风。（并下）⁽⁴²⁾

由此，即使不属于社会乐户，没有正式注籍于国家教坊等管理机构，“一些平民以艺谋生，被看作乐人和纳入乐籍”，⁽⁴³⁾也是普遍的伶业现象，而且，此种文献记载也不少见。

中国“乐户”制度从周、秦时代，延续三千余年，使伶人脱离了正常的民籍而成为一个隔离的阶级，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独特现象。

在中国历史中，也曾经出现过可以改变个人及其家族身份的朝代机遇，例如两宋时期，社会流动较大。与传统社会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的非运动性比较，两宋体现出了一定的社会流动倾向，在政治方面“贱不必不贵”⁽⁴⁴⁾，没有士、庶之分，只有官、民之别，而且，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既可以由贱到贵，也可以从贵到贱；经济方面也是“贫富无定势”，⁽⁴⁵⁾既“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⁴⁶⁾由富变贫，也有“初以织草屦自给，渐至卖油。才数岁，资业顿起，殆且巨万”的从贫到富的社会现象；⁽⁴⁷⁾职业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分为士农工商四等，等级贵贱不同，士为最高，商为最末，但是，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许多商人积累财富甚巨，“商人为了集‘富者’与‘贵者’于一身，拼命挤入仕途，力争由商到士。其具体途径除了教子读书考进士、花费重金买官做外，与官员通婚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因此，在宋代热衷于攀高亲、结贵戚的，就社会集团来说，莫过于商人”，⁽⁴⁸⁾而官员为了钱财利益，也乐于与商人成为亲家，商人由此也可以谋到官场职位。商人除了与官员、外戚联姻，需要走门道才能够弄到一官半职，那么，与宗室结亲，则可正当地获得官位，当时朝廷有令：“皇族郡县主出嫁，其夫并白身授殿直接。”⁽⁴⁹⁾两宋时期，也存在一种“婚姻不问阀阅”的姻亲现象，⁽⁵⁰⁾具体而言，士庶通婚颇为普遍，“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⁵¹⁾甚至后妃也不全出自名门，宗室联姻不重门阀，由此，商人也凭借经济优势，纷纷与官员组成婚姻关系。可以说，“‘婚姻不问阀阅’既是宋代社会流动的一种表现，又是其结果。”⁽⁵²⁾

但是，两宋时期的这种社会流动却与伶人及其家族无缘。伶人及其家族由于乐户身份，在社会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之中，都没有资格列入，已被隔离成为“乐籍”，属于“贱民”范畴，而且，政权系统在政治、婚姻、职业等方面实现强力封锁，使伶人及其家族不可能通过科举、婚姻等方式改变身份。这里，需要关注一些两宋时期商人子女科举考试情况，起初商人属于社会四民之末，子女也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宋太宗时期却规定：“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⁵³⁾所谓“奇才异行、卓然不群”，难有统一的标准和尺度，其实，也给商人子女参加科举考试编造了借口。作为乐户的伶人及其家族却无此可能，相反国家机器以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直对此严加管理，甚至到了清朝，仍然不准伶人“僭越”参加科举考试。应该说，“乐户”制度包含着颇为深刻的政治及其人性的规则与潜规则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