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把贫富差别作为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那么相应的政策主张必然以防止和消除为目标。一旦从另外的视角看待贫富差别，则会衍生出不同的观念演变。

《周礼》在列举国家的养民政策时，不仅关注到贫穷人群，而且考虑到富裕阶层，它制定的六条措施是：“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⁸⁷⁾

如前所述，桑弘羊对经商致富持肯定态度，这同他对贫富差别的独特看法有关。他回顾历史说：“子贡以著积显于诸侯、陶硃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称其仁。”⁽⁸⁸⁾这就意味着社会成员间的贫富差别不仅体现矛盾对立的关系，而且存在互相依赖的关系。唐代柳宗元表示：“夫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破坏。然使其太幸而役于下，则又不可。”⁽⁸⁹⁾他虽然不主张放纵富人，对其扶助贫困的社会作用是直言不讳的。

李觏指出：富人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如此而后可以为人之民，反疾恶之，何哉？疾恶之，则任之重，求之多，劳必于是，费必于是，富者几何其不黜而贫也。使天下皆贫，则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徭役，不专取以安之也”⁽⁹⁰⁾。他的意思是说，剥夺富人只能使大家都贫困，最终有损于社稷大业。

司马光继承了贫富依存的观点。他说：“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也。”他批评有关官员在发放青苗钱时，“欲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不仅如此，“州县官吏恐以通欠为负，必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仍以富者为魁首”。这些做法都直接侵犯了富人的利益，因为“贫者得钱随手皆尽，将来粟麦小有不登，二税且不能输，况于息钱？……富人不去，则独偿数家所负，力竭不逮，则官必为之倚阁”。这样做的后果是：“贫者既贫，富者亦贫，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富者既尽，若不幸国家有边隅之警，兴师动众，凡粟帛军须之费，将从谁取之？”⁽⁹¹⁾

南宋叶适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肯定了富人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县官不幸而失养民之权，转归于富人，其积非一世也。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徘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乃其豪暴过甚兼取无已者，吏当教戒之；不可教戒，随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则止矣……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⁹²⁾富人在农业生产、人口就业、城市消费、行政运作等领域都能发挥政府不能起到的作用，这是其获得并保持财富的正当理由，叶适的这一认识具有新的深度。

叶适不仅批评了各级官吏对富人的侵扰，而且揭露了封建国家干预政策剥夺商人的实质。在他看来，“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⁹³⁾

明代丘濬指出：“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税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乌有是理哉？夺富之所有以与贫人且犹不可，况夺之而归之于公上哉！吁，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他还说：“贫，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⁹⁴⁾他也提到了《周礼》中的“安富”思想，强调：“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小人无知，或以为怨府。先王以保息六养万民，而于王者皆不以‘安’言，独言‘安富’者，其意盖可见也。是则富者非独小民赖之，而国家亦将有所赖焉。彼狭隘者往往以抑富为能，岂知《周官》之深意哉。”⁽⁹⁵⁾以后，李豫亨说：“富民，国之元气”，“为人上者当时时培养。”⁽⁹⁶⁾

王夫之进一步强调了富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他同样以富人救济贫民为例，指出：“其他千户之邑，极其瘠薄，亦莫不有素封巨族冠其乡焉。此盖以流金粟、同贫弱之有无，田夫畦叟盐鲑布褐，伏腊酒桨所自给也。”“卒有旱涝，长吏请蠲赈，卒不得报，稍需岁月，道馑相望。而怀百钱，挟空券，要豪右之门，则晨户叩而夕炊举。故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故惩墨吏，纾富民，而后国可得而息也。”⁽⁹⁷⁾又说：“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⁹⁸⁾

清代唐甄对贫富差别表示不满，认为这种现象是违反天道的。他写道：“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为高台者，必有洿池；为安乘者，必有茧足。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费上农一岁之获，犹食之而不甘……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也。”⁽⁹⁹⁾怎样消除这种状况？唐甄的思路不是抑制和剥夺富人，而是保护和增加富人的数量。他指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而“国家五十年以来，为政者无一人以富民为事，上言者无一人以富民为言。至于为家，则营田园，计子孙，莫不求富而忧贫。何其明于家而昧于国也。”⁽¹⁰⁰⁾他断言：“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虽有皋陶、稷、契之才，去治愈远矣。”⁽¹⁰¹⁾

如何才能富民？唐甄主张经济自由。他在论述农业问题时写道：“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簑织席，皆至微之业也。然而日息岁转，不可胜算，此皆操一金之资，可致百金之利者也。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妇，死丧生庆，疾病医祷，燕饮赍馈，鱼肉果疏椒桂之物，与之为市者众矣。缗钱锱银，市贩贷之；石麦斛米，佃农贷之；匹布尺帛，邻里党戚贷之；所赖之者众矣。此藉一室之富可为百室养者也。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¹⁰²⁾这与孔丘提出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¹⁰³⁾的方针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