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整体而言，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贫富差别的原因分析较为全面，其中有些观点不乏理论深度。而关于国家应对贫富差别的职能定位和缩小贫富差别的诉求，则显示了特定的文化理性和道德力量。下面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角度，对人们提出的相关对策思路作一考察。
以等级制度作为财富占有的依据，虽然有着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各种理由，在经济上却存在问题。一方面，这种制度安排具有超稳定的特点，缺乏流动性，或流动性不足，除非发生社会巨变，既有利益集团很容易达成同谋，运用政治权力垄断资源，形成难以动摇的富豪阶层；另一方面，官本位导致的财富倾斜不但无助于社会经济发展，而且会扭曲人们的行为激励，正如林毅夫所分析的：“在前现代的中国，由于从各种意义上讲，在政府任职都是最为荣耀、最有利的职业，因而，传统中国社会把进入统治阶层看作是人们在社会中不断往上爬的最终目标。有才华的人自然被吸引到这一工作上来。为积累参加这些考试所需的特殊人力资本，他们具有将他们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用于这些方面的足够激励……而且一旦他们通过了这些苛刻的考试之后，他们又会忙于官场应酬，醉心于沿权力阶梯往上爬。做了官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激励在［再］积累科学研究所需的追加人力资本。”(104)可见，等级制度最多只能维持一种静态的贫富格局，却无力改善这种格局。
无疑，土地制度、税收制度、物价措施等都对缩小贫富差别、避免贫富悬殊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力，但这些制度是否有效，还受制于其他制度因素。如土地制度，农民能不能获得土地，还要看等级制度的规定和土地总量的限制。税收改革，如果官僚体制不改进，国家财政需求缺乏约束，仍然走不出黄宗羲所概括的“积累莫返之害”(105)的怪圈，就是说，每经过一次税制变动，农民的负担只会加重。至于“官商合一”的市场干预，由于人为干扰了供求信息和价格机制，其后果是严重的，傅筑夫认为：“由桑弘羊负责推行的禁榷制度，在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因为它给商品经济一个致命的打击，从此把商品经济正常发展的道路完全堵塞了。又由于它在财政上是成功的，给后世历代王朝解决财政困难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样板，故一直为历代王朝所踵行，并不断地变本加厉，以扩大禁榷的范围和规模”，问题还在于，“有利的工商业收归官营后，私营企业固然是被扼杀了，但是官营企业并没有成功……事实上也不可能成功。”(106)邓宏图在《历史上的“官商”：一个经济学分析》（载《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2卷第3期）一文中认为：“对帝国政府来说，‘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带来的制度收益大过制度成本，只要给定的历史条件不变，‘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就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持久选择，这样就使传统中国经常处于‘重农抑商’的制度陷阱之中。虽然‘制度陷阱’维系了帝国的政权安全，但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而任何在长期没有经济效率的制度，都无法改善和消除贫富差别。
在思想方法上，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农民起义军的“均贫富”口号存在着相通性。它们都认为导致贫富悬殊的起因是私有观念和私有制度，要实现社会公平，就必须取消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关心和追求。它们秉承整体主义的信念，断言人是具有同样欲望、禀赋和勤奋程度的社会群体，因而拥有同等获得财富分配的权利。它们把个人与群体等同起来，相信只要群体是以公共利益为组织目标的，这个群体中的个人就会像为自己一样为群体工作。于是，社会经济就可以按照一个由人们主观设定的机制运行，一般社会成员可以在预先计划好的位置，以人人相同的数量和质量从事生产。进而，市场就可以取消，只要有公认为品德优秀、智慧高超的管理者就行。这样，“大同”思想和农民起义军纲领就具有了空想色彩，其消除贫富差别的理想只能是望梅止渴。
正如中国古人已经认识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存在个人间的贫富差别，而且通过勤劳、禀赋和机遇成为富人并非坏事。显然，基于此而提出的富民主张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发展市场经济的可贵思想资源。现代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只要贫富差别是规范市场竞争的结果，就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这种社会制度承认财产分配的不平等现状，鼓励每一个人以最低的资金和原材料消耗生产尽可能更多的产品……假如人们消除了这种驱动力，生产量就会随之降低，从而导致在实行平均分配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将下降到今天最穷的人的收入水准之下的结局。”(107)“如果社会产品的规模使个人和群体产生一种道德要求，即使他们不再对其有所贡献，也可以分享那些产品，那么这种应当被正确地称为‘搭便车’的要求，会成为经济不堪承受的重负。”(108)
但是市场经济在扬弃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同时，并不否认法治对缩小贫富差别的意义，政府也不应无所作为。在这个问题上，对世界贫困问题有深入研究的阿马蒂亚·森认为：“有很好的理由把贫困看作是对基本的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109)“实践中产生的问题通常是由于其他原因——而并不是因为市场的存在本身——而导致的。这些问题包括：对运用市场交易准备不足，毫无约束的信息藏匿和缺乏法规管制，使得强势者能够利用非对称的优势来牟利。对这些情况的处理，不是压制市场，而是让市场更好地运作，具有更高的公平性，而且得到适当的补充。市场的整体成就深深地依赖于政治和社会安排。”“市场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条件就是，所提供的机会可以被合理地分享。为了使这种情况得以发生，需要有适当的公共政策（涉及学校教育、医疗保健、土地改革等等），来提供基本教育、普及初级医疗设施、使对于某些经济活动（例如农业）至关重要的资源（例如土地）可资利用。甚至在极其强烈地需要经济改革来允许市场有更大的空间时，这些非市场设施仍然要求细致的坚决的公共行动。”(110)
总之，缩小贫富差别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实现的途径是尊重人的自由选择权利，通过规范的市场竞争，推进经济增长，为达到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同时，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公共产品供给，使缩小贫富差别和体现公平正义既成为一个逐步接近的理想目标，又成为一种增进福利的实际过程。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发展方向，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任务。
（原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1) 《史记·货殖列传》。
(2) 《盐铁论·力耕》。
(3) 《盐铁论·通有》。
(4) 同上。
(5) 《墨子·尚贤中》。
(6) 《管子·国蓄》。
(7) 《史记·货殖列传》。
(8) 《盐铁论·力耕》。
(9) 《盐铁论·贫富》。
(10) 《读通鉴论》卷五。
(11) 《读通鉴论》卷三。
(12) 《噩梦》。
(13) 《韩非子·显学》。
(14) 《盐铁论·授时》。
(15) 李觏：《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0页。
(16) 司马光：《司马光奏议》，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页。
(17) 《荀子·荣辱》。
(18) 《荀子·礼运》。
(19) 《汉书·食货志上》。
(20) 《诗经·魏风·伐檀》。
(21) 《诗经·魏风·硕鼠》。
(22) 贾谊：《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1页。
(23) 《汉书·食货志上》。
(24) 《汉书·董仲舒传》。
(25) 《论语·颜渊》。
(26) 《中庸》第七十四章。
(27) 《老子》。
(28) 《史记·货殖列传》。
(29) 《韩非子·显学》。
(30) 《四书训义》卷二四。
(31) 《宋论》卷十二。
(32) 《周易·谦·象》。
(33) 《国语·周语上》。
(34) 《老子》。
(35) 《管子·国蓄》。
(36) 《管子·侈靡》。
(37) 《管子·五辅》。
(38) 《盐铁论·授时》。
(39) 《盐铁论·错币》。
(40) 《管子·揆度》。
(41) 《商君书·说民》。
(42) 《管子·牧民》。
(43) 《管子·国蓄》。
(44) 《管子·轻重丁》。
(45) 《管子·轻重乙》。
(46) 《论语·季氏》。
(47) 《荀子·王制》。
(48) 《荀子·富国》。
(49) 《荀子·荣辱》。
(50) 《春秋繁露·度制》。
(51) 《四书集注·论语》。
(52) 李觏：《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4页。
(53) 《汉书·食货志上》。
(54) 《后汉书·仲长统传》。
(55) 李觏：《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页。
(56) 颜元：《颜元集》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3页。
(57) 《魏书·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
(58) 《老子》。
(59) 《孟子·尽心上》。
(60) 《管子·治国》。
(61) 《管子·权修》。
(62) 《荀子·王制》。
(63) 《韩非子·六反》。
(64) 《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三条》。
(65) 白居易：《白居易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16页。
(66) 《商君书·外内》。
(67) 《史记·货殖列传》。
(68) 《后汉书·刘般传》。
(69) 《管子·乘马》。
(70) 《管子·侈糜》。
(71) 《管子·国蓄》。
(72) 《管子·揆度》。
(73) 《管子·揆度》。
(74) 《管子·国蓄》。
(75) 《盐铁论·本议》。
(76) 《礼记·礼运》。
(77) 《礼记·礼运》。
(78) 《论语·公冶长》。
(79) 《孟子·梁惠王上》。
(80) 《孟子·梁惠王下》。
(81) 《太平经·六罪十治诀》。
(82)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83)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
(84)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建炎四年二月十七日。
(85) 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七《毅宗烈皇帝纪》。
(86)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十一《李自成传》。
(87) 《周礼·地官·大司徒》。
(88) 《盐铁论·贫富》。
(89) 柳宗元：《柳河东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14页。
(90) 李觏：《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0页。
(91) 司马光：《司马光奏议》，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页。
(92) 叶适：《叶适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57页。
(93) 同上书，第659页。
(94) 《大学衍义补·制国用·市籴之令》。
(95) 《大学衍义补·固邦本·蕃民之生》。
(96) 《推蓬寤语》卷八《毗闾阎之政》。
(97) 《黄书·大正》。
(98) 《读通鉴论》卷二。
(99) 唐甄：《潜书》，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6—97页。
(100) 同上书，第114页。
(101) 同上书，第111页。
(102) 唐甄：《潜书》，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6页。
(103) 《论语·尧曰》。
(104)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270页。
(105) 《明夷待访录·田制三》。
(106) 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218页。
(107) ［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108)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页。
(109)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刘民权等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110)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刘民权等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