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神经症的个体心理学治疗手段

概况

在对心理治疗原则的价值的讨论依然如此盛行的时候，对心理治疗的广泛领域进行简化处理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因此，请允许我在这里提出我的观点。同时，需要声明的是，这些观点来自从一九〇七年以来一直供大众使用的一些研究材料，其中包括我的经验。一九〇七年，我在《器官自卑》（Organ Inferiority）这本书中提出，遗传性体质异常不仅仅表现在退行行为上，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它所引起的显而易见的补偿行为和超补偿行为。这些行为主要是由强化的精神活动引发的。患者为了克服器官缺陷引起的心理紧张，继发性地强化了精神力量。这股力量会沿着新的、不同的路线发展。从观察者的视角看，这种代偿活动似乎经过了个体充分的检验，从而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掩盖了个体想象中的某些缺陷。为了防止童年时期产生的自卑感被揭露，患者最广泛采取的方法（一种权宜之计）是创造补偿性的心理上层建筑，也就是神经症的产生。这一上层建筑试图通过已被患者充分测试过的行为计划和防御方式，让个体在生活中再次获得有利的地位和优越感，其采用的所有方法和计划包括它所囊括的神经质性格、特质与症状——这些都在患者先前的尝试、经验、识别和模仿中获得了价值。即使是健康的人，也用过这些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我们能正确理解上层建筑的表达方式，我们就能确切地发现神经症源自个体想要努力获得他人认可的欲望。事实上，他是在强迫自己获得他人的认可。他不断地渴望着从不安和自卑中开辟出一个近神的领域，并让自己拥有掌控权。

我们先不考虑神经症行为的根源，因为我发现神经症行为是由各种各样的潜在的刺激行为引发的。这些刺激行为并不代表神经症的起因，而是其导致的结果。在一篇简短的论文《神经症患者在生活中的攻击性传播》[29]中，我试图描述这些被频繁强化的“情感活动”。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逃避某些危险，这些“情感活动”常常会转化为行为上的“攻击性测试”。我们通常所说的“神经质倾向”，其实已经是一种真正的神经疾病了。只有当内在需求强烈时，才会出现更加明确的、可以被称为疾病的神经症症状。患者出于以下目的，会特别需要疾病的症状，以及与之相关的“计划”：

（1）如果生活否定了患者所渴求的胜利，疾病就成了一种借口。

（2）因为患病，患者可以百般拖延，不去做任何决定。

（3）疾病让那些已经达成的目标变得更为亮眼，因为它们是患者克服了疾病的痛苦而达成的。上述以及其他方法清楚地显示出神经症患者为事物的表象所做出的努力。

在每种条件下，我们都能够轻易地做出推论。神经质个体的所有行为都被一个想象中的目标所指引。为了确保他的行动取得成功，他会毫不犹豫地遵循这条专门为他设立的道路。神经质人格通过以下方式确定了它的表现形式：患者确定的、已适应的性格特征，患者已经验证过的情感准备，以及患者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神经症视角。这种确保自己获得优越感的冲动是那么强大，以至于每一种心理现象，如果从比较心理学的角度加以分析，都会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即将自己从无力感中解放出来，达到野心的顶峰。通过使用晦涩难懂的手段，神经质个体将自己从低谷提升到巅峰，成为至高无上的人。患者通过计划、思考，以及对世界进行把握，能够得到一种固化的秩序与安全感。因此，神经质个体会求助于他知道的每一条规则，每一种能够为他提供帮助的形式。其中重要的规则与形式，是那些与原始的对立图式（antithetic scheme）相一致的事物。因此，患者认为只有那些严格遵循优劣之别的情感价值才是重要的，而且据我所知，他会尝试将这些情感价值与他看起来非常真实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联系起来。患者会伪造有意和无意的判断。这种判断似乎会通过某种心理累加器（psychic accumulator）令人产生情感紊乱，而情感紊乱反过来又适应了患者的个人生活。对于那些感觉上“女性化”的精神特质，比如被动的态度、顺从、温柔、柔弱、对失败的记忆、无知、无能、温和，神经质个体都会试图以夸张的方式将它们推进到“男性化”的一端，从而发展出仇恨、轻蔑、残忍和自我主义的特质。他会在每段人际关系中寻求成功。有时，他也可能会明确强调自己的弱点，并用这种方式让别人为他服务。这一过程极大地增强了患者的预防能力和预见性，并让他能够有计划地逃避一些迫在眉睫的决定。患者相信，他有责任在生活中提供自己有着“男性优势”的证明，比如在每次与天性的斗争、每段职业、每段感情中，他都要提供这些证明。或者说，在这些情况下，他会害怕自己因为失败而变成一个“娘儿们”。在他偏离这一目标的时候，他甚至可能试图间接地解决这一问题。如此，我们总会在患者身上成功地找到他的生命线（life line），也会发现患者因为害怕错误和失败而偏离最直接的道路，转而寻找安全的旁道。神经质个体对性别角色的扭曲的结果，让他似乎表现出了“心理上的雌雄同体”倾向。事实上，他也相信自己具有这种倾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认为神经症的问题源于“性”。事实上，在“性”的领域中所产生的问题，在人的心理生活中也存在。我们身上原始的自卑感会迫使这些问题沿着旁道行进。对“性”的领域而言，这条旁道是自慰、同性恋、恋物癖、恋尸癖以及对性产生过度评价等行为。如此一来，患者就不会迷失，继而朝着优越感目标的方向进发。“我希望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的简略图式，就成了神经症患者既抽象又具体的目标。这也是补偿性的终结，终结了被解释为“女性化”的自卑感。以这种方式被感知到的、个体会遵循的图式，自始至终都是对立的。此外，患者会有意识地在图式中伪造出对立的元素。因此，我们总是会认识到下面两个条件，它们是神经症患者追求目标时的潜意识前提：

（1）在任何情况下，人际关系都是一种斗争关系。

（2）女性的性别较低等，她们的反应可以作为衡量男性力量的标准。

这两个潜意识前提毒害并且扰乱了人际关系，让人们内心空虚，无法坦诚相待。男性和女性患者身上都体现出了这一点。这种空虚，通常会在患者症状加重以及疾病被发现之后减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症状及其相关情绪是带有优越感的神经质欲望及其相关反应的替代品。在患者的情感生活中，这比直截了当的战斗、确定的人格特质以及反抗行为更能为患者带来对外界环境的虚假胜利。对我而言，了解症状的表现形式是心理治疗能够成功的主要条件。

由于神经症帮助患者实现了最终的优越感目标，同时患者的自卑感又明确地排除了他直接争取的可能性，因此他更倾向于采用迂回的办法。这种迂回的办法十分常见，却不容易被发现，有时还有着令患者受虐的特点，会让患者进行自我折磨。一般来说，我们会在患者身上发现心理因素干扰和疾病症状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要么会在患者发病期间同步出现，要么会接连出现。当这种混合体和疾病机制的语境分离时，有时会令人产生混乱的错觉，就像患者的人格发生了分裂。这也表明，患者能够在这两种对立的路线中找到办法，达到自己的平衡状态，也就是想象中的优越感。正如患者在面对目标的时候，会同时进行正确或错误的论证，他的判断和感受也会完全独立于自己的目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牢记，神经症患者身上所具有的对立的观点、感觉、记忆、情感、特征以及症状，其实都是患者作茧自缚导致的。

因此，患者想要表现得非常恭顺，或者用他“歇斯底里的性格”来达成目标。他利用脆弱、恐惧、被动、需要关爱的特质绑架他人，他熟练地使用各种各样的技巧、情感和身份认同策略。这些策略伴随着恰到好处的适应性情感和性格特征。受到压抑的神经症患者会遵循明确且仅适用于自己的原则、规范和禁令。事实上，这些原则、规范和禁令都强化了他自己感觉到的、近神的人格。患者把获得某些理想化“收益”作为自己的目标，而为了达到这种目标，患者会用直接经验证明最合适的方法进行斗争。比如一位遭遇意外，苦受强迫行为折磨的神经症患者，会坚持不懈地试图获取一些物质上的“收益”。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患者身上主动的情绪因素，比如狂暴、愤怒和嫉妒，这些情绪会让患者更加安全地走在通往卓越的道路上。这些情绪通常会表现为疼痛发作、晕厥或癫痫发作。[30]所有神经症的目标都是确保患者认同的人格感受和生活轨迹是安全的。为了证明自己有应对生活的能力，患者会进行“计划”，也会产生神经症的症状。这些症状会成为必要的援助手段，或者说是一种“安全指数”，可以用来抵抗患者预期中会出现的危险。他也会不断地努力，防止他所预期的危险发生。在自卑感的影响下，他一直在为未来“制订”各种计划。

神经症患者的“计划”

患者有目的地坚持和重视从现实生活中萌生的自卑感，这使得他早在童年时期就不断地设立目标。这种目标是超越人类极限的，类似于献祭，会强迫个体按照自己严格规定的路线前进。神经症系统和神经症患者的生命计划处于患者的自卑感和他所追求的优越感之间。这种补偿性的心理结构，这种神经“意志”，会利用一个人自我产生的和外来的所有经验，并且有目的地对这些经验进行扭曲，有时还会篡改它们的价值。另一方面，只要这些经验满足神经症患者的目的，他也会对这些经验不加修改地采用。

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种完全可以解释的现象，即这些“计划路线”在各方面都设立了警告或鼓励的标志，会对患者的行动进行提醒或号召。因此，神经症患者身上确实存在着一个盘根错节的安全架构，他在心理上形成了一个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改变，他适应现实的能力会比儿童正常成长中的适应能力更强。神经症患者的每一种心理现象都被这个僵硬的系统所渗透——打个比方来说，就像河流的河床可能如同浮雕一般凸显出来一样。这些心理现象包括神经质的性格表现、神经症症状、个体的举止、个体的生活方式等，还有当个体做出的决策威胁到他的近神状态时，他做出了逃避的选择。最后，这些心理现象还包含他的世界观，他对男性和女性的态度，以及他的梦境。在一九一一年，我就针对上述现象做出了解释。我对梦的看法与我对神经症的看法是类似的。我发现梦的主要功能在人类早期的行为中有迹可循，梦能够对生命计划提出有效的警告和鼓励，梦的目标是解决未来的问题。这在本书第十七章《梦与梦的解析》中有更详细的解释。

心理现象中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如何产生的？心理现象中似乎存在着某种相同的事物，并且心理现象也被同一种趋势引领着。这种趋势是一种向上的，向着男性角色、向着近神的感觉而努力的趋势。这在我的神经学研究中有所阐述。[31]而从当时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来看，这一研究并不完整，并且走上了错误的路线。

从上述研究中，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得出答案：神经症患者的目标有着催眠的性质，迫使他的全部心理活动进入整合适应的状态。一旦确认了患者的生命线，我们就会追随他的预设和既往病史，发现他果然表现出了我们所期望的状态。他对人格整合的强烈欲望来自内在的需要，是由他保护自己的倾向造成的。在患者对自己的性格特征、情感准备以及自身症状进行图式性“规划”后，这种心理活动路线就会变得安全而不可改变。有一些对患者的“情感障碍”和神经质“敏感性”（sensibility）的评估，能够证明患者身上存在着潜意识的计划。这些潜意识的计划是为了让上述特质保持在患者的生命线之内，从而使患者能够达到目的。这是一种神经症的诡计。

比如，广场恐怖症患者会用一种复杂的机制提升自己在家中的威望，强迫他的环境为他服务，防止自己迷失。而在街道或者开阔的环境中，他那种热切渴望的“共鸣感”会在不知不觉中在情感上释放为一种“连接”（junktim）[32]。这种连接有关孤独、陌生人、购物、寻找目的地等想法，还有对中风发作、被关禁闭、被大街上的细菌传染疾病等的幻想。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患者夸张的安全指数和他的幻想之间的差距。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分辨出患者的目的，这一目的的达成会让他的最终目标以及他所认可的生命计划得以推进。焦虑发作的患者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与此相似。焦虑症患者在做决定时容易打退堂鼓，无论这种决定是关于考试、爱情还是事业。这会迫使患者伪装出生病的样子，让自己联想到处死、囚禁、深海、活埋和死亡等。

神经性强迫症患者通常会构建和利用宗教与伦理上的罪恶感来获得拥有权力的感觉。比如，“如果我晚上不祈祷，我母亲就会死”的想法。换一种方式来叙述，我们就可以理解其中近神性的虚构：“如果我祈祷，她就不会死了。”

这种夸张化的理想人格会伴随着神经质的焦虑情绪，患者用这种焦虑情绪来确保理想人格处于安全的状态。我们同时发现，在患者确定这种夸张化的“期望”会以失望告终之后，他会产生强化而明确的适应性情绪，比如哀伤、仇恨、不满、嫉妒等。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对原则、理念、梦想和空中楼阁般的理想的坚持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神经症患者会将这种坚持与某人或某些情况联系起来，并且剥夺这些事物的所有内在价值，从而显示出他的优越感。爱情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以及神经症患者对爱情有着不切合实际的期待，希望在爱情中拥有高于他人的影响力和地位，会让“对爱情的期待落空”这一“计划”频繁发生。这样，患者就会用这种方式来逃避性别角色的问题。手淫冲动、阳痿、性变态和恋物癖，是间接的表达形式。

第三种预防失败或表现出明显自卑感的心理构建方法，简单来讲是一种对知觉、情感和感觉的预估。预估的意义在于，当患者受到威胁时，预估能起到警告或鼓励的作用，并且在做梦、疑病症、忧郁症，特别是错觉、精神病、神经衰弱和幻觉中都会起到这一作用。[33]比如，儿童在尿床时通常会做这样的梦：梦到自己在厕所里。这样，儿童就可以萌生出一种带有复仇意味的遗尿态度。同样，患有肺结核、麻痹、原发性癫痫、妄想性障碍以及心肺疾病的人身上也会产生这种图景。患者用这种图景来制造恐怖的氛围，或确保自己的安全。

为了将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的心理趋向清晰地展现出来，我建议用公式来表现人们对待神经症的态度，然后将这一公式与代表上述观点的另一个公式进行比较，而后者更符合现实情况。

第一个公式如下：

个性+经验+环境+人生需求=神经症

在这个公式中，我们认为个体被自卑感、遗传、“性体质”（sexual constitution）、情绪性和个性所削弱了。此外，患者的经验、环境以及外部需求都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诱使他“在疾病中寻求庇护”。这一解释显然是错误的，并没有在继发假设中获得理论支持。继发假设认为，在现实中，神经症会对患者难以满足的愿望以及本能冲动进行调整。

更合适的公式如下：

个体对（个性+经验+环境）的评估+个体对（经验+性格+情绪+症状）的计划=理想中的人格

换句话说，公式唯一明确而固定的点就是理想中的人格。患者为了更加接近他心中的近神形象，会对自己的个性、经验和环境进行有倾向性的评价。但这并不足以让他更接近自己的生命线和目标。他因此会使用一些之前使用过的有力手段，这些手段更容易激活他的人生经验——一些关于挫败、欺骗和痛苦感受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他深信而长久渴求的攻击性特质的来源。神经症患者的生命计划，由追求优越感的强烈渴望来维持，并且患者会有目的地对其进行规划。他会谨慎地回避看起来危险的选择，沿着先前测试过的安全方向和被扩张过的安全网络漫游。因此，关于心理能量（psychic energy）的存留与丧失的问题，并没有什么意义。患者会创造出如此多的精神能量，让他在自己选择的优越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让他展现自己的男性角色和近神的形象。

神经症的心理治疗

在心理治疗学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将患者的神经质问题或生命计划揭示出来。整体而言，因为患者成功地将神经质问题或生命计划这两方面与他的自我批评分离，这两方面才一直得以保留下来。神经症的某些潜意识过程与现实是对立的，它们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可以被我们最先理解的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患者为达成目标而采取的明确倾向对其进行解释。[34]潜意识过程与现实的对立，也是与社会要求的逻辑对立，存在于患者的神经质系统之中。患者的神经质系统与患者有限的生命体验和个体差异相关联，从构建生命计划的那一刻起，也就是自童年时期起就开始生效了。通过了解患者个性的艺术性和直觉性自我认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其生命计划的意义。我们因此可以觉察出我们是如何潜意识地把自己与患者进行比较的，又是如何潜意识地比较患者的不同态度和其他患者的类似行为的。运用我从研究材料中获取的两种经验，可以让我们所感知到的背景材料，即患者的症状、经历、生活方式和个体的发展情况看起来更有条理。

第一种经验，患者在刺激条件下建立的生命计划有着怎样的基础。这些刺激条件包括器官自卑、家庭压力以及遗传性的神经症。并且，我会把注意力放在患者在童年所产生的相同或相似的神经质反应类型上。第二种经验则来自上文所述的假设，这些假设认为，患者会通过经验获取以及虚构认同感。我会根据这些假设来预估我的感知。

我总是期望我的患者所表示出的态度，与其对自己的生命计划、在童年时期所遇到的人以及原生家庭的态度相一致。在患者与医生会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类似的情感连接。情感的转移或对情感的反抗似乎是后来才发生的，而且是基于一些错误而产生的。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可能在后期才会发现这些问题，但这时往往就太晚了。尤其是在患者意识到自己隐藏的优越感之后，他可能会结束治疗，或者因为病情加重而无法继续忍受治疗。经过正规心理训练的医生清楚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冒犯患者，因此以上情况可能是在医生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医生不清楚患者的问题性质，就要再三考虑自己的言论是不是无害的。因此，在治疗中，医生一定要小心谨慎，并且尽快了解个体的神经症系统，特别是在治疗刚刚开始的时候。一般来说，医生只要有相关的经验，是能够在治疗的第一天就发现相关信息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避免患者的主动出击。在这里，我只能给出一些建议，以防止医生陷入被患者“治疗”的境地。首先，即使是在最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保证能成功治愈患者，要明白治愈只是一种可能性。心理治疗中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把治疗的成功归因于患者，把患者当作医生的“同事”，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患者。患者根据治疗的结果来支付治疗费用的情况，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让我们无法做出完全治愈患者的承诺。我们最好在治疗的每一个阶段都能这样想：正如我们所知，渴望优越感的患者会利用医生的每一个承诺（比如医生对治愈时间的承诺）来让医生感到不安，所以医生要谨慎地做出承诺。因此，所有重要的问题（比如探视时间、友好和开放的接待服务、付款问题、免费治疗、医生的保密承诺等）都应该加以规范，并且要求双方都严格遵守。在任何情况下，对治疗疾病而言，患者主动去看医生都是很有帮助的。毫无疑问，在治疗眩晕症、疼痛感和广场恐怖症等过程中，患者的主动会在治疗一开始让我们省去大量的工作，因为患者身上通常会出现的攻击性不会在这些情况下产生。如果我们对治疗的阶段性成功表现出明显的喜悦，或因此而吹嘘的话，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如此一来，患者的情况马上就会急转直下。我们最好还是耐心地、不急不躁地、冷静而科学地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治疗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上。

在我们的治疗过程中有这样一个原则，完全符合上述标准：不让患者把我们的地位看得比他们高，比如把我们视作老师、父亲和救赎者等，除非他们可以提供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患者的这种行为常常代表着反抗行为的开始——他们会将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全部推下神坛，也会利用治疗过程中的失败来否认医生。这是患者一直以来的习惯做法。医生面对神经症患者的时候，坚持自己处于优越地位或拥有更高的权力对治疗也是不利的。对医生来说，最好的方法是开诚布公，避免对患者做出承诺，提防自己犯下错误会带来的危险。对医生而言，更危险的行为是让患者为医生提供帮助，向患者提出请求，以及期望从患者那里得到什么东西。如果你以为患者能够保守秘密，就说明你完全不了解神经症患者的心理活动。

以上这些方法，将医生和患者放在了恰当、适宜的平等关系之中，也使神经症患者能够在友好和自由的谈话中顺利地公开自己的生命计划。让患者采取主动总是更好的策略。我发现，最安全的方法就在于寻找患者的表达和思维方式中所表现出的神经质的行为路线，并将其简单揭示出来。同时，在不引起患者注意的情况下，医生要教导他做出同样的尝试。医生必须确信神经症患者的行为路线的独特性和排他性，才能唤起患者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且，医生还要事先告诉患者，在他身上存在着烦人的“计划”，进而解释这些“计划”，直到患者对这些“计划”感到沮丧，产生疑惑，从而放弃，并用新的且更好的“计划”来替代它们。医生无法预测这种变化是否能够真实地发生，但是在患者和医生的关系还没达到让患者完全放弃的程度下，患者会更容易妥协。

正如患者在通往优越感的道路上存在着这些“计划”一样，患者身上也存在着明确的错误观念。这些错误观念会加深患者的自卑感，进而为神经症的进一步构建提供刺激。因此，患者更加难以放弃这些错误观念。医生必须让患者看到这些错误观念以及它们的倾向。

患者的原始感知图式会清晰地评估其感受到的所有印象，并有目的地将这些印象进行分组，比如高级和低级，成功者和失败者，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一无所有和应有尽有，等等。之后，我们会说明、揭露、展示出这种分组方式是不成熟的、不可靠的，还会指出这样的分组会让患者对外界产生敌意。神经症患者通过自己的方式所获得的胜利，只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之中。我们必须向患者展示其他人的观点。患者感知他们的优越感，通常会以一种类似神经质的样子表现出来，如扭曲的爱情关系。同时，他们那不可企及的优越感目标会一步一步地被医生揭示出来。同样被揭露的还有他们是如何有目的地掩盖了这一优越感目标——这个目标关乎他们无所不能的掌控力，他们决断一切的力量。因为这一目标，患者缺乏自由和对人类充满敌意的症状也会显现出来。我们发现，只要手头有足够的资料，我们就可以证明所有神经症患者的性格特征、情感与症状都可以作为他们的手段，让他们既能沿着既定的生命计划走下去，又能保证这一计划顺利进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理解患者情感和症状的起源，正如上文所说，情感和症状通常靠的是没有意义的“连接”，而“连接”也是沿着这一计划运行的。患者常常潜意识地展示出自己的“连接”。在其他时候，我们必须要从患者带有类比性的解释、他们之前的人生经历或他们的梦中提取出关于“连接”的相关信息。

在患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展望和对经验的分类方式中，我们同样会发现这种相同的生命线倾向。在每个人生阶段，患者总是会遇到虚伪的“事实”、有意隐瞒的事情、有目的且明显片面的思考方法、无限的恐惧以及不可能实现的期望，这些东西会在患者身上“战斗到最后一刻”。只有在对患者生命计划的统一趋势有了更详细的了解之后，我们才能成功地发现他们身上那些离经叛道的行为。

医生的治疗会被患者认为是不利于自己在神经症的道路上实现自己优越理想的障碍。因此，每一个患者都会试图与医生对抗，比如质疑医生的资格，诋毁医生的治疗，向医生隐瞒自己的真实情况，找一些新事件来反对医生的观点，等等。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因为在医生所精心计划的治疗方案中，这些问题才能够清楚地揭示出患者是如何通过神经症的方法来保持自己优越感的倾向的。我们还要特别留意，随着患者的情况得到改善——当医生和患者总是可以达成友谊与和平的时候，患者的攻击行为仍会继续——患者的反抗尝试也会更有力量。患者会通过迟到早退、在治疗过程中浪费时间或不继续配合治疗的方法，来阻碍治疗的成功。这种明显有敌意的行为和所有其他抵抗方式一样，都表现出相同的心理倾向。只有当患者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非常自然的时候，这种敌意才会消除。我发现患者的亲属总对医生抱有敌意，而我有时会在不经意间将这种敌意激发出来。因为一般来说，患者的整个家族都可能会有神经症的传统。通过对神经症的传统进行揭露与分析，我可以最大限度地帮助我的患者。患者最终要得到治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坐好了，端正态度，完全相信我的患者只要认清了自己的生命计划，那么无论我在那一刻说什么，他作为患者都能够更好地理解我的意思。

附录

在附录中，我会节选一些关于上述神经症患者的生活类比方式的笔记——一位二十二岁患者的心理活动。他求助于我，是因为他遇到了强迫性自慰、抑郁、厌恶工作、总是感到胆怯和尴尬的问题。让我打个比方来解释：患者对自己的评估越极端，他就越需要提前计划，寻找能证明这一评估的证据（这种对自身的评估与自身的相关经验、性格特征、情感与症状有关），无论他对自己的评估是有意识的，还是在生活中失败的压力下进行的。这样一来，患者的神经症发作和他对神经症的选择就可以得到解释了。从鉴别诊断的角度来看，洞察这种联系是非常有必要的。由于混合型的症状表现总是存在的，医生对器质性神经疾病和病理学有确切的了解就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让读者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个问题，像解决数学问题所需要的技巧那样，我们先假设案例的问题已暂时得到了答案。现在，让我试着用答案的草图来反推这一案例材料及其解决方法的正确性。让我们从一个暂且成立的前提条件开始：患者正在努力追求一种折中的办法，让他达到完美、优越和近神的目标。在我们不加限制的谈话中，患者很快就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这一假设。他描述了他家族特殊的贵族地位以及这一地位的排他性和“贵族义务”，还有他的哥哥是如何因为娶了比自己地位低的女性而成了家里的众矢之的。这样一来，我就理解了他对贵族身份的执着，因为他也认为贵族身份不但很重要，而且会提高他自身的地位。此外，他试图用温和的态度或者强硬的手段来支配家中的所有成员。一种外在的行为也体现了这种“上升”的冲动：他特别喜欢爬到自己家的屋顶上，但他不允许家中的其他人这么做。只有他可以。在童年时代，每当他被惩罚时，他都表现得很兴奋，并且会与各种外界的强迫形式做斗争，不允许这些惩罚在他身上施加哪怕一丁点影响。他一般会违背其他人的要求，特别是他母亲的要求。他会在街上或公共场合自顾自地哼歌，来表示他对世界的蔑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在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在治疗开始时，他称他梦到了一个警示，提醒他不要被我唬住。他特别注意不去踩别人的影子（这是一种常见的迷信），因为他不想吸收其他人身上的愚蠢（这可以被明确解释为：我比你们都聪明）。对于一些奇怪的门闩，他只用手肘，而不用手掌触碰，因为他认为所有人都是肮脏的。也就是说，只有他自己是干净的。这种想法也是强迫性洗漱、对清洁的狂热追求、害怕感染、害怕与他人接触的心理动力。他的职业幻想是成为宇航员、百万富翁，让所有人都崇拜他。他还做了关于飞翔的梦。综合这些事件，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对自己的高度评价。

让我们从患者间歇性的努力行为以及他的特殊性出发，更详细地看待这件事。我们能感觉到患者是非常不快乐的，也非常没有安全感。他总是回到自己体质虚弱的话题上，详细叙述他像女性一样细瘦的身材，强调他总是因此受到责备。在童年时代，他因为担心自己无法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而备受折磨。有人说他要是个女孩子就好了，而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生命的早期，一个神经症的系统就已经发展出来了。这一点可以从他早期产生的反抗行为、愤怒的态度、对权力的渴望以及残忍的个性中得到证实。这些特征都有男性化的倾向，尤其会针对他的妹妹和母亲。这些特征有时候会变得很明显，例如，当有人建议他在一些小型戏剧表演中扮演女性角色时，他就会勃然大怒。他怀着巨大的恐惧，情绪激烈地指出他身上的体毛是很晚才长出来的，还有他身上的包茎问题（器官自卑）。他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扮演一个男性角色有着深刻的怀疑。这促使他在很多方面都会夸张地表现出他所认为的男性化特质，并从事自恋的职业，关上通往爱情和婚姻的大门。因此，他发展到了强迫手淫的地步，且一直没有好转。无论他是如何公开而明确地表现出这种优越感的，只要我们审视他在行为上的预设前提，就会毫无疑问地感知到他身上根深蒂固的、被强化的自卑感。为了获取安全感，他被迫用间接的方式——手淫来解决恋爱的问题，这样他才能找到满足自己欲望的方法。他不得不稳定他的强迫手淫行为，让它作为一种安全措施来防止女性对他产生任何威胁。在产生抵抗情绪时，他就会头疼，因此他会用嗜睡来改善这种头疼。对他来说，爱情和婚姻的可能性尚且存在，因为他舍弃了一些原则，比如他不再认为自己只能和“贵族”[35]或一个即使在他看来也无法触及的理想对象结婚。

除了在半睡半醒中自慰之外，他还尝试了一些其他方法来扰乱自己的社会活动：他改变了自己的职业道路，甚至完全不去工作。这两种行为都很容易解释。他认为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是有用的，能够让他暂时从处理婚姻问题上转移注意力。他对伦理和美学的认识，让他不会去与他人搭讪或召妓。但是，这些偏见不能让我们对他内在的神经质倾向视而不见。

他身上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所衍生出的“计划”，让他进行了第二次安全感构建，也就是强烈的家庭感构建。他总会想起自己和独断专横的母亲之间的特殊关系。正是他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让他的母亲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这让他感觉到，确实有一个女性受到他的“专制统治”。他知道如何巧妙地描述自己的疾病，以吸引母亲的注意。他会夸大其词，无病呻吟。对他的母亲而言，这些话就像手枪中射出的子弹一样致命。他充满敌意的攻击和偶尔展现的温柔，总会让他的母亲言听计从。这些都是他的武器，是他支配母亲的手段。在这个病例中，当关于性的问题被排除在外，这种亲子关系中存在着的他生命计划的缩影就是他想获取自己的统治力。为了避开其他女性，他养成了对母亲的依恋。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引起有关乱伦关系的争议。另一些人会认为，这也反映了患者生命线的“乱伦关系类比”（incest-analogy），一种神经心理上的“虚张声势”。这些都骗不过心理医生。

因此，心理治疗的目的是向患者展示他清醒时或梦中为实现优越的、理想的生命计划所做的努力。我们也要向患者展示，他首先可以否定那些生命计划，然后依托自己的自由意志，改变自己的生命计划和体系，从而与人类社会及社群的需求达成和解。

（完稿于一九一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