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对幻觉理论的贡献

根据最普遍的假设，关于大脑和神经刺激的内容，包括感觉、知觉、记忆碎片、神经反射以及运动刺激产生的兴奋等，都只停留在神经物质及其化学变化的波动和振动理论的层面上。对个体心理学家来说，在这些知识中构建可信的甚至不可辩驳的联系并不符合我们的逻辑。只有民间心理学才会允许这种行为。因为用机械、电、化学或类似的刺激来构建心理活动是如此不可思议，所以我更愿意回到另一种假设上去：自然界和“生命”的意义必须包括一个心灵器官（soul-organ）。心灵器官的功能不从属于其他身体器官，而是协调它们。它从人类个体年幼时开始发育，最终发展出可以让人对各种刺激做出反应的功能。[36]

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检视心灵器官的运作方式，我们就会发现它参与了对内部和外部印象的反应，同时为个体的行为和实践扫清障碍。但是，我们在这里不仅要考虑个体的意志，还要考虑外界刺激的产生顺序、个体对刺激的理解以及刺激与世界的联系（无论这种联系来自意识还是潜意识）。另外，我们还要考虑我们对个体特性的预测和指引。生而为人，个体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会遇到困难，烦恼与不安如影随形。人的性格发展有其变化规律，趋向于变得更健全、更具适应性，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也会见招拆招。我们认为，个体自身的不安全感源于过往的经历，个体对环境的反应反映出其当下的感受，个体的目标可以被解释为个体对未来的期许。我们不能假定个体的注意力总会以毫无偏见的状态运作，冷静地提取记忆，并且将记忆与没有特定倾向的印象结合起来，最终形成整体。对不精通个体心理学方法的实验者和观察者来说，他们会对个体最明显的差异视若无睹，也永远不会意识到个体潜在性质（under-tones）的决定作用。举个例子，对有的观察者来说，恐惧就只是恐惧。如果想了解人类，更重要的是知道这种恐惧是会促使一个人逃跑还是寻求他人的帮助。如果我只是考察一个人的记忆能力、接受能力或快速反应能力，那么我根本不会知道他的真实目标是什么。因此，实验心理学本身并不能教会我们理解一个人的天赋和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它永远不能告诉我们一个人会用他的精神力量行善还是作恶。事实上，有的人可能在测验中轻易成功，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难以成功，因为测验的成功也取决于主试和被试、被试和测试范围之间的关系。

个体的每一种知觉和感觉都涉及复杂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特殊的心理情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且会对注意力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是简单的感觉，也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印象或体验，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由人们的预期和其他错综复杂的想法构成，会引起整个人格的波动。知觉和感觉并不是本质上不同的事物，它们之间相互关联。我们在某个特定时刻所需要的、所期待的感觉，会融合成我们的知觉，帮助我们接近个人目标。我们所经历的快乐和痛苦，促使我们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即这些感受激励着我们走向自己的目标。知觉是一种有创造力的活动。这种心理的创造能力在慢慢放大，并且与外部世界形成明确的联系，也可以用来解释幻觉的产生。心理的创造能力蕴含着同一种精神力量，允许我们在感觉、知觉、记忆和幻觉中产生具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心理活动，尽管程度会有所不同。

这种在人类心理中可以被概括地称为“幻觉成分”的个体性质，在人的童年时期会更加明显，更容易被辨别出来。因为幻觉与人们的理性思维以及社会生活的基本功能和条件相矛盾，我们不得不在极大程度上限制甚至排除这一因素。它所包含的精神力量，是被感觉、知觉和记忆的框架制约的。感觉、知觉和记忆很容易被阐明，也具有社会价值的属性。只有当个体的自我从社会中分离，并处于一种孤立状态时，这些限制才会被移除。比如，在梦中，自我会试图压倒其他感受，从而让人产生梦境。当一个人在沙漠中面对死亡时，那种恐怖的不确定感会缓慢地折磨他，让他因此产生幻觉，比如看到海市蜃楼。神经症和精神病会描绘出这样一种情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在现实中为了自己的声望而努力奋斗。但是，他会带着狂热的情感冲进远离社会的虚幻领域，并构建出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理性思考没那么重要，幻觉就显得格外有价值。不过，社会情感作为一种规范，依旧会让他觉得幻觉并不真实。这在梦境和神经症的情境下都适用。

我的一个患者因为视神经萎缩而失明，一直忍受着幻觉的折磨，并坚持认为这种幻觉让他非常痛苦。我认为，他的视神经的易激惹[37]状态与这种幻觉疾病有关，即视神经被激活后又会被患者重新解释和合理化，让他回避自己的问题。在对患者特定的幻觉内容进行重新解释的时候，我发现幻觉的共同特征是都会让患者感到痛苦。因此，我假设在幻觉中有一种统一的工作机制，目的是将这种神经激活作为材料，让患者对其进行分配和利用。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得出了对（个体）心理学本质的解释。到目前为止，各种心理学研究一直在关注幻觉的本质问题，并反复强调幻觉是视觉范围内的刺激。个体心理学家在一开始就假定，我们不能把所有与生命和自然有关的基本特性单纯当作生命的客观事实、有机融合或电的形式来认识。我们会把幻觉看作心灵的一种表现：幻觉与感知和记忆所预示的真实而有逻辑的社会性内容相对立。幻觉的本质完全隐藏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因此，这种观察方式告诉我们，幻觉的受害者已经把自己带离了社会性感觉的领域，他通过逃避理性逻辑和感知真相，一直在为实现一个不同寻常的目标而努力。

对于这位患者，我们得费些心思，分析他产生幻觉的目的。每个心理现象与其语境分离后，似乎都有多重含义。[38]幻觉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幻觉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都是个体心理学所提出的问题。只有在对个体的整体人格和生活背景有所了解后，我们才能够得出答案。我们认为，幻觉是一个人处于特殊情景时的一种表现。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知道患者的视力消失了，但他的幻觉却得到了增强。患者不停地抱怨自己的“感觉”。在我们看来，这不是让他痛苦的根源。例如，他会“看到”颜色、树木，也会“看到”阳光跟着自己进入房间。在这里，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这个事实：这个人在生活中总会折磨身边的人，在家中横行霸道。从他早年的生活中，我们得到了这样一种印象：这个人相信自己的卓越之处在于他可以决定事情的发展趋势，并迫使家人持续关注自己。由于失明，他再也不能通过正常的为事业而奋斗以及维系家庭感情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于是，他转而通过不断提及他痛苦的幻觉来达成这一目标。他只是改变了策略。由于他的睡眠时断时续，他在夜晚也会产生对他人的控制欲。在他的视觉范围内，大脑产生了神经兴奋。基于这种神经兴奋，他构建了一种能够帮助他的“幻觉”，把妻子完全拴在他身旁。他在幻觉中看到吉卜赛人来抢劫并虐待他的妻子。可能是出于对自己失明的报复心理，他幻想中的吉卜赛人会对妻子进行非常残忍的攻击，所以他反复地把妻子叫醒，来证明自己的幻觉都是假象。这同时也能防止他那饱受折磨的妻子弃他而去。

患者因为失明而失去力量。他变得更加焦虑，产生幻觉，产生了对控制欲的渴望。经验告诉我，在产生幻觉的人中，许多人有着相同的病因。

以下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病例。这个男人家境很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非常自负、吝啬，不愿意直面生活。他在事业上遭到了重创。他没有能力抵抗这场可怕的失败，也无法接受，只能沉湎于酗酒。在几次由酒精中毒引起的震颤性谵妄[39]伴随着幻觉发作之后，他被送到了医院。这样他就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患者沉湎于酗酒的行为十分常见，也很容易理解——就像懒惰、犯罪、神经症、精神病和自杀行为一样，它们都代表了弱小、不稳定但雄心勃勃的人从失败的人生中逃跑的行为，也代表了他们对社会要求的反抗。[40]出院后，他完全戒掉了酒瘾。然而，他此前的所作所为已经被众人所知，这也使得他的家人不肯再关心他。他除了靠低薪的体力劳动谋生之外，别无他法。不久之后，他开始出现幻觉。这干扰了他的工作。他反复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个人对他做出嘲弄的鬼脸。这令他非常难受。有一天，他朝那个幻觉中的形象扔了一把锤子，想摆脱幻觉造成的恐惧。“那个人”敏捷地跳到一边，然后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这种明显的幻觉有时候可能会让患者把一个真实的人误认为是幻觉，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41]中所描述的那样。

这个病例还告诉我们一件事：只是让一个人完全戒酒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让他从幻觉中清醒，否则他会成为其他逃避方式的牺牲品。因此，在第一个病例中，患者的家庭地位下降后，他不敢离开自己的家庭圈子，否则他获取威望的方法就会受到影响。在第二个病例中，患者因为害怕承认生活中的失败，换句话说，他害怕自己获取威望的方法失败，所以谎称自己病了，躲去了医院。

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理解上文所说的内容。也就是说，幻觉就像酗酒一样，是一种安慰，也是未能实现人生梦想的借口。要拯救这位患者，必须把他从孤立中解救出来，让他回归社会。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酒精中毒的现象和酒精诱发幻觉的能力。酒精既会导致幻觉的产生，也会促进幻觉持续产生。即使患者之前没有酗酒行为，他也肯定会存在一些其他问题或神经症症状。

第三个案例发生在战争之后。有个男人经历了不人道的、可怕的战争，然后出现了记忆丧失、易怒、焦虑和被幻觉困扰的症状。[42]当时，他正在接受一项与申请残疾抚恤金有关的医疗检查。他失去了谋生的能力，他认为自己完全有权利获得这笔抚恤金。他说，他经常发现一个人影跟着他，特别是在他独自行走的时候。这让他非常恐惧。这些症状以及他身上明显的失神状况，让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高效地工作。

当战争结束后，参加过战争的人常常抱怨自己的谋生能力下降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人确实会因为多年不工作而丧失大部分工作能力。尽管如此，丧失的部分能力也是可以恢复的。然而，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些人会为了恢复丧失的能力而做一些准备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甚至会一反常态地放弃希望。一旦了解了他们的经历，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是一群有着神经质特征的人，总是在需要做出决定时退缩。当面对新的考验时，他们会像以前一样退缩，因为神经症而“怯场”。[43]他们“犹豫不决的态度”在残疾抚恤金的诱惑下，在对特权的狂热追求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种态度可以让他们逃避未来的考验，也会让他们不再继续努力。他们把这种残疾抚恤金看作一种温柔和博爱，一种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对他们的正义行为给予的肯定。对他们来说，抚恤金只具有物质层面的价值，仅仅是这个社会对他们经受苦难的补偿。所以，他们会表现出一些神经症的症状，以充分证明他们已经失去了工作的能力。

我们面前的这位患者一直是孤独的，他没有朋友，没有恋人，和母亲过着避世的生活。他唯一的兄弟也和他断绝了关系。正是战争让他接触到一个社会团体。

有一天，他看到一枚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他害怕极了。这是他的幻觉，也可以解释为他的恐惧。他身上的病症让他可以再次远离自己不喜欢的社会团体。他对社会的态度变得更加充满敌意。这种“秘密”的反抗必须表现在工作之中，因为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讲，“工作”这个词就意味着个体愿意与社会合作。他比之前更讨厌工作了，他可能会认为这种厌恶源于自己丧失了工作能力。他心不在焉的态度也说明他对工作缺乏专注。他自言自语地说，他一直都是社会的敌人，并且社会现在要为最后一次对他的攻击付出代价。这一代价会以抚恤金的形式体现。他就像征服者一样，接受贡品。当他从前线回来时，他就丧失了正常思考的能力，转而躲在渴望被拯救的幻觉中。当战争结束后，这一切仍然伴随着他，直到他领到了抚恤金。对他来说，这是胜利的象征。正如我对前文所述病例的评价，只有患者适当调整了对社会的态度，治疗的目的才算达成。患者的症状消失只是表面上的好转而已。在紧张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有时甚至不接受治疗，患者也可能出现症状消失的情况。

（完稿于一九一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