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主义伦理与讲述中国的方法

社会主义伦理是20世纪以来中国的宝贵财富，由革命到改革的话语转换表明社会主义伦理必然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社会主义伦理也是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欧阳黔森在文学创作中对社会主义伦理的坚守与弘扬，为新时代讲述中国的方法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方面，欧阳黔森通过人民伦理和文化地理表现了对文化传统和革命历史的思考，表达了对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的歌颂，体现了社会主义伦理原则。另一方面，欧阳黔森描绘了改革时代的巨大变化，表现了对时代精神和自然宇宙的思考，强调了社会伦理和自然天理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尤其是他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体现了社会主义伦理在新时代文学创作中不断开拓与创造的可能性。小说文体对人生与世界的描写在理论上有其广度和深度的无限可能性，欧阳黔森借鉴诗词、散文、音乐、传奇等进行小说的文体实验和形式创新，通过小说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音乐化、小说传奇化，表现了小说文体具有包含小说以外各种文体的可能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来说，欧阳黔森在小说方面的跨艺术探索或跨文体写作既是一种审美化策略，更是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小说散文化还是小说音乐化，其实都是心灵、情感的再现；尤其是在小说诗化和小说传奇化中，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都被融合成形式的“意识形态素”。风景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它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欧阳黔森从感觉出发，描写了神奇的风景、牧歌体风景、荒原体风景和灵性的风景，表达了他的民族国家立场、反思现代性意识、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和对生命的尊崇以及对自然的热爱。欧阳黔森通过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风景描写，不仅批判了人性的贪婪与丑恶，而且在审美或想象层面上对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与问题进行了反思。在报告文学方面，欧阳黔森在诗骚传统、史传笔法和对话描写等写作手法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为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经验。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确有一条由启蒙到救亡的发展线索，那么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则经历了由革命到改革的主题变奏，革命伦理是与人民伦理紧密结合的伦理原则，它们一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刘新锁指出，“新中国建构的国家伦理秩序是具有全面覆盖性的人民伦理。在革命斗争中，‘人民’曾被作为强大的主体性力量对个体发挥过重要的威慑和控制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功能一如既往地被继承下来并得到强化，在新的国家伦理秩序中占据了核心位置”。[1]这种以革命和人民为核心的国家伦理秩序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一般认为，1949年7月2—19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标志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从第一次文代会到第四次文代会之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以人民和革命作为核心伦理的。正如毕光明所说，新中国文学“是以社会主义伦理为基础的”；在毕光明看来，“伦理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所应遵循的道德和准则”，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伦理的转向”[2]；人民和革命使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掌握了巨大的伦理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与现代化话语逐渐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核心伦理，但是人民和革命伦理在新时期文学中仍然熠熠生辉。欧阳黔森可以看作向社会主义伦理转型的典型作家，从思想内容方面来说，欧阳黔森继承了社会主义革命伦理传统，人民伦理和文化地理是这种叙事伦理的重要载体；他对文化传统和革命历史的思考，以及对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的歌颂，都体现了社会主义伦理原则。同时，欧阳黔森也描绘了改革时代的巨大变化，表现了对时代精神和自然宇宙的思考，强调了道德伦理和自然天理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尤其是他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体现了社会主义伦理在新时代文学创作中不断开拓与创造的可能性。社会主义伦理是一个丰富复杂的实践和理论体系，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的宝贵财富，由革命到改革的话语转换表明社会主义伦理必然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社会主义伦理也是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欧阳黔森在文学创作中对社会主义伦理的坚守与弘扬，为新时代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