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理性并不仅关乎历史
在综合考察了欧阳黔森全部创作的英雄主义基调与英雄叙事特征后，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理性的历史化”对欧阳黔森来说，就是一种对民族脊梁的期待，就是一种奔放、激越、奔腾的英雄主义激情。所以他才会如此关注红军的命运，才会在小说、散文、诗歌以及影视作品中，反复写到红军长征，写到贺龙、关向应、任弼时他们所创建的黔东革命根据地，写到旷继勋领导的蓬遂起义，也才会如此关注大后方的抗日战争，以至把目光投向了更为久远的彝族女英雄奢香那里。这样的情怀，当然并不仅因为贵州是他的故乡。准确地说，是对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苦难岁月的切肤之痛，决定了欧阳黔森历史题材创作的价值取向。他的历史理性，鲜明地体现在对历史过程的深刻认知与总体把握上。
但同时，欧阳黔森的历史理性并不仅仅关乎历史。对欧阳黔森来说，历史理性与价值建构的取义关联，既指向历史，也包括了他的全部现实题材创作。确定某个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是否有意义的钥匙，其实就隐藏在当代的思想意识和客观的价值观念中[21]。无论写地质队员和农场知青的情感，普通人物的命运，抑或是写决战脱贫攻坚，写贵州农民与石漠化恶劣条件的抗争，其内在的精神结构与气质，都与历史题材一脉相承，都有英雄情怀的寄托与英雄崇拜的情感郁积，其“理性的历史化”在现实题材创作中，并不采取理性与历史分裂、对立的方式，而是互为“始源”[22]，历史理性明确地联结着现实。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有所涉及。本节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欧阳黔森的纪实性作品，这类作品也曾被人称作报告文学，或是非虚构写作。它们的现实指向极强，所涉及的是当前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迁，是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阶段后的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以及由此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类作品包括欧阳黔森早年写的一些散文，但更主要的，是他发表在《人民文学》2018年第1期、第3期和第9期的“脱贫攻坚三部曲”:《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短短九个月，在素有文学国刊之称的《人民文学》接连发表三篇作品，这是创纪录的。
贵州历史上曾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闻名。即使在今天，贵州仍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决战场。但也正因为如此，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贵州贫困地区的关怀，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些地区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才特别令人心潮澎湃。一个非常突出的事实是：以城镇化带动、大数据产业支撑、高铁与高速公路建设、能源开发等为标志的一系列发展战略，正在深刻地改变贵州的山川地理以及经济社会与多彩文化的面貌。
《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写的是贵州遵义枫香镇花茂村实现精准脱贫的故事。花茂村原来叫荒茅田，从地名即可想象到其荒芜和贫穷的程度，那也是欧阳黔森当年的印象。如今这个村子花繁叶茂，生机勃勃，完全当得起从荒茅田谐音变化而来的名称。而在小山村脱胎换骨的后面，是红色文化的滋养，是领袖的关怀。用村民王治强的话说：“我们这里山区偏僻，但来过两个主席，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习主席。”1935年3月，红军在这里召开“苟坝会议”，进一步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用作品的话说：“在这里毛泽东主席用一盏马灯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花茂村，亲切地与村民们拉家常，他时常牵挂老区人民的生活。2017年10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九大贵州代表团讨论时，听到花茂村两年来发展变化的汇报，看到花茂村新貌的照片，他很高兴，又说了鼓励的话。
《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的取材角度和写法，在《报得三春晖》中既有延续又有扩展。这个作品写的是贵州毕节乌蒙山区的脱贫攻坚。在乌蒙山区，海拔更高，石漠化更严重，土地资源更稀少，自然条件更艰苦，1985年5月新华社记者在采访中所看到的贫困现实，也更为触目惊心。但正因为如此，当时主管农村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看到记者采写的报道后所作的重要批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接到批示后的迅速行动，1985年7月胡锦涛接任贵州省委书记仅8天就深入乌蒙山腹地三次，最终推动在毕节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故事，也就更感人。在这个作品中，欧阳黔森从管子的治国理念，红军在乌蒙山开辟根据地的历史，一直写到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整篇作品的文脉气势，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集中到了毕节地区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性巨变上。
贵州铜仁市万山地区因盛产汞，有着近千年开采冶炼的历史。1966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万山成为国内最早的县级行政区。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汞矿资源逐渐枯竭，矿区逐渐陷入困境。欧阳黔森的《看万山红遍》写的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起死回生。在这里，万山是地名，是欧阳黔森的故乡，但“看万山红遍”更是毛泽东诗词的壮阔意境，是伟人博大的英雄主义情怀。借如此宏大的意境来写乡愁，一定不是传统意义的游子思乡，也不仅仅是在为地方、为家乡立传，而是融入了生态自然、现代化速度、脱贫致富、社会和谐等愿景在内的乡愁，是蕴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乡愁。作品给人的最深印象，是万山汞矿的干部职工面临企业困境时的顽强坚持，是2008年那场持续时间长达两个多月的特大凝冻灾害带给万山汞矿干部职工和普通农户的严峻考验。在大家最困难的时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冒着严寒来了，他带给大家的，是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慰问，是直透心田的温暖和鼓舞。《看万山红遍》把这一个时间节点当作万山区所有变化的新起点，不仅万山区发展规划的新高度，招商引资的新速度、新机遇从这里重新开始，就是新时代农民讲习所老龄学员余秀英、普通职工李来娣的新生活，陈昌旭、田玉军、吴泽军、杨尚英、田茂文这些从市委书记到社区支书，从副镇长到普通干部的新思想和新追求，也从此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一幅新时代万山建设的新画卷，从那时起便在万山人的心中酝酿了。欧阳黔森所写的，正是万山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历史性巨变，其中最为感人的，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生动情节与细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领袖情怀、国家意志与人民心声。这是与历史理性紧密相连的现实情怀，对新时代历史巨变的及时反映，是其价值理性，而历史担当则是其实践品格。
尤其要提到的是，还有欧阳黔森在文体方面的实验和探索。
我们知道，当前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并不仅仅反映在一系列图表和数据上，而是实实在在写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一个突出的事实是：作为国家地情资料最权威也最为完备、最具连续性的地方志，即便最新编撰，也已经明显跟不上新时代巨变的节奏。在这样的形势下，欧阳黔森敏锐地察觉到了文学反映现实并及时记录“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的必要，《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这样的作品，既尊崇以文学方法反映新时代巨变的美学规律，又是对方志记录地方舆地、物产、风俗、传说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明显具有“新方志文学”的特征。在这里，对“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的文学性、时代性、连续性、史志性记录与描写，便是我们对“新方志文学”的一个基本界定。
方志与文学的关系，自古以来就非常密切。有些地方志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水经注》 《洛阳伽蓝记》 《两京赋》《三都赋》。在《三都赋》的序言中，左思明确说：“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不少地方志的“艺文”部分，或收录文人、诗人的作品，或关乎他们的经历、传记，是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至于地方志所记载的“一方之事”（谭其骧对地方志的定义），则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与地方自然地理、名胜古迹有关的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中大量收录的“景观诗文”即是突出的例子。直到当代，这样的作品仍不少，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之类。显而易见的是，融入了时代变迁内涵的独特自然地理、山川名胜，能够唤醒诗人沉睡的诗兴。反过来，景观诗文亦能提升地方的文化品相，让它们享有更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便是“诗以地兴”“地以诗传”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鲜见。
文学与方志还有一层关系，那便是乡愁。不少地方志对“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动的书写，都有乡土情感的最终依托。由于地方志所记载的主要是“一方之事”，故修志者中，一般都会有乡邦人士参与，有的还是担纲者或主撰者。作为中国地方志中的名家名作，《遵义府志》的主要纂修者郑珍、莫友芝就是遵义人。至于诗人、作家以故乡的“一方之事”来寄寓乡愁者，那就更多了。
在讲述花茂村、乌蒙山、万山的脱贫攻坚故事时，欧阳黔森显然没有脱离特定的历史语境，无论从地名到环境，还是从历史到现实，他都在不时地“验之方志”“稽之地图”并“各附其俗”。同时视线又常常越过“一方之事”的边界，从更广阔的背景上，来描绘小山村的未来。其中最具新方志文学品格的，是《看万山红遍》。与前两部作品相比，《看万山红遍》有更明显的方志意识，其着眼点始终离不开《万山志》《铜仁府志》等地方志，不时以地方的建置沿革，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山川地理、物产、风情、风物、风俗的今昔对比作为参照，以衬托新时代的巨变。这就是新方志文学极有代表性的写法。
当然，尽管有着鲜明的方志文学品格，仍不能把欧阳黔森的这些作品直接等同于地方志。文学与方志毕竟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功能，写法不同，成规也不一样。其中，文学不仅要记录地方性知识的变迁，而且要有对当地风俗、传说、物产、舆地的追叙和介绍，它更在意的，是与人的行为、心理、性格描写等有关的典型情节和细节，是感人场面或画面的诗性呈现。如果说旧地方志的一大特点是只关注地方性知识变动的成果、结果或现状的话，那么，用文学的方法来描写地方事物，叙述地方的历史巨变，最注重的就是现实变革的过程和细节。因此，文学需要以充沛的激情呼应时代精神，需要撷取历史性变迁过程中时代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人的性格、行为、心理与精神风貌。
《看万山红遍》就是这样，它写的是万山的历史巨变，是铜仁万山在汞矿资源枯竭后以旅游扶贫、文化开发实现的华丽转身，是以绿色生态产业取代曾经的“汞都”，让家园起死回生的故事。在描述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变动时，作品虽然离不开今昔对比，离不开《万山志》《铜仁志》这类地方史志的参照。但是，作品的感染力，全部来自精准扶贫及脱贫攻坚过程中感人的情节和细节。2008年2月习近平亲临万山指导抗冻救灾，时隔5年后总书记专门针对万山的脱困、脱贫发展作出指示，以及在参加十九大贵州代表团讨论时，总书记再次关怀万山的发展等，就是作品最生动、最感人的情节。除此之外，在写到具体的地方历史、地理、物产、风情，包括刻画人物心理、性格和精神风貌时，《看万山红遍》也常常借助民间故事、传奇、传说、掌故等，让自己的叙述变得更加形象和生动。这种史志与文学相结合的写法，是一种新的尝试。说得夸张一点，是面向世界的中国故事的中国式表达。也许欧阳黔森并没有新方志文学的自觉，但他的地方文化自信非常强烈，作品的新时代方志文学色彩也非常明显。铜仁、万山将来修志，《看万山红遍》或许是重要参考。从这个意义说，为地方志编撰积累资料、素材，甚至提供视角和思路，也是新方志文学的一大价值。
由欧阳黔森这类作品，可以看到历史理性与现实情怀本来就并不矛盾。不能将历史和理性对立起来。从理论上说，历史固然总是同时间，同一切个别的、偶然的、变灭的事物相联系，而理性则往往具有超时空的、永恒的、普遍必然性的意义，但“历史与理性从根本上讲是完全统一的：理性是具有运动、发展和历史本性的理性，或者说到底，理性就是运动、发展和历史的过程，而历史（包括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理性自我显示、自我生成、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的方式”[23]。
另外，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看，一切历史的本质，其实就蕴含在当前的现实之中，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现实的合法性来源，本来就蕴藏在历史的本质之中。欧阳黔森的现实题材创作，反映贫困地区人民为改变自身命运所作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恰恰就包含了历史理性的要义，因此，他的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创作在精神结构上必然会一脉相承，必然都有奔放、激越、奔腾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豪情。“新方志文学”固然是一种实验，但其中也包含着历史与理性的统一，也是一种理性自我显示、自我生成、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的方式。这样的文体实验和探索，因此也就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在文本形式、文类、体裁的演变中，显示的是意识形态的历史理性。
[1]于可训：《主持人的话》,《小说评论》2015年第5期。
[2]杜国景：《二十世纪文学主潮与贵州作家断代侧影》，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136页。
[3]“融入野地”是山东作家张炜的一种创作追求。参见文敏《将心灵融入野地——作家张炜访谈录》,《书城》2013年第5期。
[4]舒晋瑜：《欧阳黔森：创新与突破，必须置身于自己的沃土》,《中华读书报》2014年7月30日第3版。笔者亦曾受邀参加过与此相关的学术会议。
[5][德] 马克思：《博士论文》，贺麟译，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序文第3页。
[8]参见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9]陈平原：《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千古文人侠客梦》，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10]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郭绍虞、罗根泽：《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89页。
[11]《墨子间诂·经说上第四十二》,《诸子集成》卷五，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58页。
[12]（汉）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第六十四》,《史记》卷十，传（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
[13]卡里斯玛（charisma）原意为“神圣的天赋”，指得到神帮助的超常人物，引申为具有非凡魅力和能力的英雄。
[14]王诒卿：《张炜：地质是我的文学富矿》,《中国国土资源报》2014年3月25日。
[15]童庆炳：《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6]J.C.Adams:《卡莱尔和他的英雄观》，该文为英国学者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的前言，何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7]何士光：《欧阳黔森短篇小说选·序》，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8][德]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3页。
[19]林同济：《千山万岭我归来》，施康强：《征程与归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228页。
[20]刘兆吉：《西南采风录·闻序》，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21]俞吾金：《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历史主义批判》,《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期。